为了主办《德法年鉴》杂志，刚刚度过蜜月的马克思夫妇于1843年10月底，来到了异国他乡——巴黎，随同的只有他们忠实的女佣人琳蘅（heng）。他们很快把家安在塞纳河左岸瓦诺街38号的一所公寓里。
夜深了，马克思居住的房间还亮着灯光。马克思仍紧张地伏案工作。
燕妮为丈夫送上一杯热咖啡，关心地问：“都后半夜了，还不休息呀？”
马克思无奈地笑笑：“不行啊，万事开头难，杂志刚刚创办，千头万绪。卢格又病了，作者队伍目前也不理想，我只好多承担些工作。”他看看燕妮又说：“就像你肚里的孩子一样。”
“如果你对我们未来的孩子能像你对杂志一样关心，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好爸爸。”
“我一定会成为好爸爸的，这难道还会有疑问吗？”
“我相信你不会让我失望的。”
“噢，燕妮，你快要生孩子了，还是注意休息，快睡吧，别陪着我点灯熬油了。”
“那我就先睡了。明天一早，我再帮你抄写稿子。”
“我的字可是太潦草了，全靠着你重新包装。没有你的抄写、誊清，我的稿子只能说是半成品。”
1844年2月的一个晴朗日子，马克思家里像过节一样。平日不修边幅的马克思今天穿得整整齐齐，头发和胡子也梳理得一丝不乱，脸上洋溢着兴奋、激动的笑容。已经怀孕七八个月的燕妮里里外外忙碌着，正在准备一顿丰盛的庆祝酒宴。马克思家今天有什么喜事呢？
噢，是第一期《德法年鉴》杂志出版了。
马克思拿着一本带有墨香的《德法年鉴》，不断抚摸、翻看着，尽管杂志上的文章他已在编辑和校对时看过多遍。
当燕妮坐下休息时，马克思马上又同她谈起这第一期《德法年鉴》来。
“这期杂志上刊登的恩格斯的两篇文章写得真是不错，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对德国的专制制度进行了有力的抨击。”
“是呀，是很不错，给这期杂志增添了光彩。你写的两篇文章也很不错，我看不次于恩格斯的文章。你不好意思夸奖自己，我替你说了吧，知夫莫若妻嘛。”
“谢谢，谢谢夫人的夸奖，我真是有些受宠若惊了。海涅的这几首诗也写得好，他不愧是当代一流的大诗人。”
“是啊，是写得好，我都能背下来了。”
“我向费尔巴哈约了稿，请他写批判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谢林的文章。可惜他正忙于写哲学专著，目前抽不出时间来。”
“是很可惜。如果费尔巴哈能写来文章，那这期的《德法年鉴》又会增光添彩。”
杂志发行一周后，各地报刊便纷纷发表文章予以评论。
“卡尔，你看，”燕妮指着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兴奋地呼唤马克思，这篇文章评论《德法年鉴》说：它比《哈雷年鉴》上最好文章要强出几千倍！…她又拿起另一张报纸说：“还有，这篇文章是俄国青年学者别林斯基写的，他说从《德法年鉴》中找到了真理。”她又拿起第三张报纸，“这还有一篇法国学者写的评论，说你的文章是德国的天才人物给予法国人民的最伟大、最优秀的礼物。”
马克思搂着燕妮的肩膀一起看报纸上的评论，他感慨地说：“我们要把《德法年鉴》办得更好，不辜负各国读者们对我们的厚望。”
但是马克思的热切愿望没能够实现，因为《德法年鉴》只出版了一期便被专制政权扼杀了。
这一天，马克思收到了一封德国朋友的来信，看着信，他的脸紧绷起来，眼睛里也喷出怒火。
“怎么了？信中说什么了？”燕妮关切地问。
“普鲁士政府严禁《德法年鉴》在德国发行，已经入境的几百本都被没收了。普鲁士政府还通令各省省长，说《德法年鉴》犯有预谋叛国和侮辱圣上的罪行，命令各地警察机关在马克思、海涅和其他撰稿人一跨进德国国土就不事声张地予以逮捕，并没收他们的证件。”马克思眼中闪着怒火。
“这个专制政府，越来越专制了！”燕妮气愤地说。
“我最心疼那几百本被没收的杂志，每一本都像我们的孩子一样。”马克思脸上显出痛苦的表情。他气愤地说：“由于经费紧张，这一期《德法年鉴》只印了一千来本，可一下子就让德国警察没收了几百本，真像割我的肉一样啊。”
“这本杂志让专制者这样害怕，说明它具有战斗力，我们的工作没有白做。”燕妮安慰马克思说。
对外部的打击，马克思可以坚强地抵挡住，但内部的打击，却使他又一次陷入了无奈的困境。
卢格来到马克思家，郑重地说道：“卡尔，我们的《德法年鉴》不能这样办下去了，要改变方向。”
“怎么改？”马克思用探询的目光望着合伙人。
“《德法年鉴》，顾名思义，要谈德国的问题，但不能再这样锋芒毕露，不能再刺激德国政府了。”卢格说。
“刊物如果没有了个性，没有了锋芒，那它就会平庸，就会逐渐和街上流行的那些所谓‘通俗’杂志结伙相伴。可我们是思想者，是自认为担负着人类和社会责任的。”马克思不赞同卢格的观点。
“你看你，总是这样激进，你已经成家了，应该逐渐地更成熟、更稳重了。”比马克思大了近20岁的卢格摆出了大哥哥的架势。
“如果成熟就意味着向庸俗看齐，那我宁可永远幼稚。”
“你已经看到了，我们的这一期杂志因为抨击德国政府，被没收了几百本，不但没挣到钱，还赔了本。这样下去，股东们谁还愿意给杂志投资？没有钱，杂志还怎么办下去呢？”
“如果只为了赚钱，就去做买卖好了，不要办杂志了。”马克思冷冷地说。
话不投机，不欢而散。
“燕妮，我看《德法年鉴》难以办下去了。”马克思心情沉重地对燕妮说。
“是因为卢格的缘故吗？”燕妮问。
马克思点点头说：“我是杂志的主编者和主要撰稿人，我不能同意卢格改变刊物方向的想法。屈服不是我的性格。但卢格是杂志的主要筹款人，没有了经费，我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燕妮心情沉重地说：“没有经费杂志是难以办下去了。还有，由于第一期《德法年鉴》杂志赔了钱，原先卢格答应付给我们的工资也不能兑现了。”
“是吗？”马克思有些意外地问。
“是的，卢格悄悄对我说的。”燕妮说。
“巴黎是世界大都市，物价很高，没有工资，我们怎么生活呢？”马克思望着就要生孩子的妻子，忧虑地说。
“卢格也不是一点报酬也没给……他说给我们一些《德法年鉴》，充当工资。”燕妮接着说。
“给我们杂志？可杂志并不能当饭吃啊。”马克思的心又沉重起来。
“没关系，我们再想办法，会有办法的。”燕妮安慰丈夫说。
“嗯，会有办法的。我们再从头干起。”马克思也鼓励说。
就这样，获得了超国界影响的《德法年鉴》只办了一期便停刊了。杂志虽然停办了，但它的影响是深远的。马克思主办这期杂志，也获得了更多的工作和斗争经验。沉重的打击并没有使马克思灰心丧气，他准备投入更大的精力，继续探索已经初步形成的新的世界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