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军委和总参日常工作
★推行军队全面改革
★以我为主，学习苏联先进经验
对黄克诚在军委的工作，1958年6月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讲话时曾说过：“我四年未管军事，一切推给彭德怀同志。不是军事工作都搞坏了，基本上搞得好。讲责任，第一是我，第二是彭德怀，第三是黄老，因为他是秘书长。”
负责军委和总参日常工作
朝鲜战争结束，历史处于新的起点上。国防和军队建设面临新的转折。
此一阶段，建设全面铺开，工作千头万绪，对帮助彭德怀主持军委全面工作的黄克诚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黄克诚后来忆起这段时间的工作，感慨地说：“处于开创时期的军委、总参，工作问题多得不得了。”
第一个问题，也是首要的问题，就是明确今后的军事战略方针和任务。
在解放战争期间，我人民军队的军事战略方针曾有战略防御、战略进攻和战略决战的重心变化。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当奉行什么样的军事战略方针是一个必须回答的急迫问题。它不仅关系到政治、外交、经济等各项政策和建设，也直接关系到国防和军队的发展方向及今后军事工作的主要任务。
这是毛泽东主席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是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在思考的问题。同时，苏联领导人还曾专门向我们询问过这一问题。在彭德怀访苏期间，毛泽东还特意嘱咐他要就此征求苏方的意见。
我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我们的战略方针应是“防御”型的。经过长期思考和广泛讨论，逐步确定了“积极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并由彭德怀在1957年作了专题报告。
中央军委决定，我国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即是要我军在防御中，仍需处于积极主动的地位。具体说，就是我们必须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争取制止侵略战争于未发，使敌人不敢冒险来犯。如敌人悍然发动侵略的战争，我们就坚决回击，把敌人打出去，打得它不敢再来。恰如毛泽东说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为此，中央军委进一步明确今后军队的任务：对外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犯，对内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还要准备在时机成熟时，解放我国的领土台湾。建军任务是：把原来单一的陆军，建设成为现代化诸兵种合成的强大陆军；要从无到有地建设一支强大的空军和强大的海军；要尽力加快各种军事建设的步伐，加强空防、海防、边防；加强各种军事训练；加强各种军事设施、军事装备；规定一系列统一的军事条令、军事法规和各种制度。我们要尽快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强大的革命军队。
明确提出军事战略方针和今后的任务，就有了纲，纲举才能目张。这其中凝结了包括毛主席、彭总在内的多少人的智慧，也凝结了黄克诚许多心血。
明确了方针、任务，各项工作就有了方向，但具体问题又来了。
黄克诚刚到总参工作的时候，感到最伤脑筋的问题，就是军费分配问题。
当时，国家初建，财力有限而且百事待举。国家要现代化，就必须工业化，就首先要建设重工业，就需要大量投资。军事建设虽然重要，也不能多拨经费。我们只能在有限的军费中想办法，尽量把钱用在最重要的地方。同时还得照顾全局，平衡各方面的需要。我们不但要会省钱，更得要会用钱。同样的钱使用得当，便可更好地发挥效益。
黄克诚回忆说：“那时，我们的各军、兵种都在初建，领导者都是身经百战的将军，魄力大、个性强、工作积极性非常高，都要在新岗位上作出新贡献。他们都向军委、总参、总后强调自己这个部门的重要性，争取多拨一些经费。他们要钱、要物资、要外汇，争论得不可开交。这只能由军委、总参会同总后来解决，总后主要是执行者。”
在军委、总长的领导下，黄克诚确定了基本方针和办法：第一，不向国家伸手，不上交矛盾，只在国家批准的范围内，自行调节、安排、处理。第二，先做政治思想工作，先讲国家的困难，讲顾全大局的重要性，鼓舞大家要有克服困难的决心，把过去艰苦奋斗的精神拿出来，千方百计，打一个“少花钱、多办事”的胜仗、好仗。第三，把经费分配的情况摆出来，全部公开，使大家都了解全貌，才便于从全局着想。同时，向大家讲明这样分配的理由，求得理解和谅解。
在此基础上，黄克诚常常向各级部队领导解释：我们也要顾军队全局，只强调某个局部是不行的，平均主义的分配也是不行的。我们都是高级将领，都懂得战时不能平均使用兵力，必须从全局考虑，有主次、善配合，才能打胜仗。现在建设也一样，要全面考虑、区别缓急，先抓重点、急需的工作。
他还详细地举例分析说：“海军要建设舰队，当然是合理要求，但费用大、时间长，不是我们目前力所能及的，就应把它当做长期任务来考虑。海军目前重点是海防，可以先抓急需，搞那些既能加强海防，又建设较快、费用较低的。如潜艇部队、快艇、小型舰艇等，就实际可行些，又能较快发挥作用。空军在建军中是当务之急，我国因没有空防，抗美援朝时牺牲极大。建设空军队伍比海军舰队费用要少一些，而需要更急一些。所以我们应考虑重点先建空军。”
像这样摆情况、讲道理，同时虚心倾听并吸收大家的合理意见，一般就比较容易解决问题些。但对个别坚持己见，仍然争论不休者，黄克诚也决不妥协，坚持说服，慢慢就解决了。
黄克诚总结说：“重要的在于保持冷静，不怕吵、骂，坚持不动摇。如对吵骂凶狠者稍有退让，那就只会鼓励大家都来吵骂，弄得更乱、更无法处理了。”
当然这样做要得罪不少人，使一些军队高级干部不满，也只得听之任之了。
总后有些干部，常常被不留情面地斥责，感到很苦恼，甚至不愿干这个工作。黄克诚就主动开导他们：“我们不要怕挨骂，当面骂就和他讲道理，背后骂就只当不知道。共产党员只要做的事对国家、对党有利，就要能任劳任怨，挨骂、受委屈都是光荣的。对工作要从党性原则出发，不要计较个人的得失。”
这样，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我国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很快地建立了一套军事工业体系，建立了各种军事工厂，建立了国防工办，并建立了军事工程学院。不但能够自制先进的常规武器，自制飞机、舰艇，而且设立了国防科研系统，开始研制国际上先进的尖端武器，并在短期内就屹立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其巨大成就令美苏等世界大国都为之震惊！
推行军队全面改革
朝鲜战争结束后，我军从战争状态转入全面和平建设时期，战略重心发生了根本转移。
军队和军事全面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
——精减整编
过去，由于战争需要，我军形成了庞大的队伍，各地建立了许多军事机构，国家战略重心转变后，必须整编裁减军队以适应从战争到和平、从落后到先进的重大转变。
为此，黄克诚经请示中央军委先规定了总定额，然后，层层动员精简，并确定了1954年裁军百万，以后逐年继续精简的方案。为抓好落实，黄克诚进行了深入研究，制定了相关的规定，下发了指导性文件，使工作有序地开展了起来。至1956年，精减整编工作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按军委的设想积极推进着。彭德怀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作的军事报告中指明了这项工作的成果：我军已实行了有计划的整编，先后集体转人生产建设部门的部队，有31个师零8个团。转业干部、复员士兵已达500万人。目前我军员额，包括征集的新兵在内，比解放初已减少270余万人。我军已在原来步兵的基础上，建立了空军、海军、防空军、公安军，以及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通信兵、防化兵等诸军兵种……
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内外形势继续缓和，精简军队员额的需求进一步加大。同时，适应新的战争形态，调整军队编制体制的工作也提上日程。1956年10月，中央军委又责成黄克诚研究更大力度的精简、整编方案。1957年1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黄克诚作了裁减和整编军队的报告。此后，1958年军委扩大会仍把精简整编作为重要议题之一。
从四年多的精减整编工作中，黄克诚深刻认识到，要与现代战争需要相接轨，要在和平时期建设精干高效的军队，“精简、整编工作就要具有经常性”，“和平时期，机构、人员总有一种不断扩大的趋势，这种趋势不但导致机构臃肿，军费膨胀，而且导致官僚主义、文牍主义，使工作效率低下，办事不灵，互相推诿，无人负责。所以精简、整编是个做不完的工作”。因此，精减整编工作又是一项“繁重的”的工作！
——兵役制度改革
兵役制改革问题是与精简、整编密切联系的重大问题，在实行一段时间的精简整编工作之后，这就成了黄克诚经常思考的问题。
黄克诚认为，我军历来实行志愿兵制度。全国统一后，就不能这么做了，必须适应新情况有所改变。因为现代化战争往往规模极大，技术要求又高，国家不能在平时保持过于庞大的军队，那不但人民负担不起，而且真到战时，兵力还是不够用。必须平时常备军有定员，战时又能源源不断地补充，而且补充的还得是经过训练的预备人员。这只有实行义务兵役制才能解决。
实行义务兵役制，合格青年适龄入伍，定期退伍为预备役。这样，可使国家积蓄大量的、受过军事和技术训练的预备役兵员，战时不愁没有补充。
更为重要的是，黄克诚从深远的意义上认识到：“义务兵役制还可以培养青年人的爱国主义精神，体现‘保卫祖国、人人有责’的观念。适龄青年入伍受训，不但可以获得军事、技术知识，而且可以在严格的集体生活中，得到组织性、纪律性的锻炼，得到平时得不到的良好素养。”
中央军委决定1 954年试行《义务兵役法》，1 955年正式颁布。同时颁布了《军官服役条例》，使我军的战士与军官都有预备役人员储备，而我常备军则长期保持着年轻的朝气。
——正规化建设
随着军队精减整编和义务兵役制的实行，军队的正规化建设成为军委的又一项重要工作。
黄克诚意识到，过去因战争需要，各战区因地制宜，自行规定一套制度、办法。现在我们已经是统一的国家，应制定统一的、合乎现代要求的条令、规章、制度，使军队走向正规化，完成从分散到统一的转变。
但对我军而言，由于没有高水平的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装备还普遍停留在从苏联进口和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战场上缴获这两个来源上。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和在与西方国家没有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的情况下，依靠苏联成了我国快速发展国防和军事力量的主要途径。
硬件的依赖，直接导致软件的依赖。
黄克诚说，“我们向苏联学习了不少东西”，我军借鉴了苏军的各种条令、规章，结合自身的经验，发布了一系列的规定，如：“纪律条令”、“战斗条令”、“政工条令”、“战备训练规定”、“军衔条令”、“军队的薪金制度”等。
其中，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就是军事训练正规化。
过去是通过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来提高军事水平。现在和平时期，就必须依靠正规化的军事训练，特别是必须迅速适应现代化战争所需要的水平，这就更需要加紧现代化军事训练。
在1954年初的军事高干会议上，彭德怀在报告中提出：以军事训练工作为全军军事工作的长期的、经常的中心，以培养、训练干部为中心的中心，争取迅速提升军队战略、战术、军事技术的现代化素养。
在黄克诚的实际主持和领导下，军委颁发了一整套训练计划。实行了五统一：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统一纪律、统一训练。建立了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军事工程学院以及各军种的专业军事学院。各兵种也建立了各种专业学校，以培养各种军官和军事技术人员。甚至把培养干部的重要性提到“干部决定一切”的高度。
——实行薪衔制
我军（包括根据地地方工作人员）一向实行供给制。但现在全国解放，全国职工都实行工资制。从长远考虑，军队也必须实行工资制。地方干部首先改革了。军队在实行义务兵役制后，除义务兵定期退伍仍实行供给制外，职业军人就必须改行薪金制。
研究军人的薪金制时，黄克诚发现了一个问题，世界各国军官待遇均高于地方甚多，而我们的传统却是同等待遇。
黄克诚想，这就不大好办了。我们虽再三强调不要学人家的样子，尽量减少军队和地方的差别，但职业军人的待遇，仍不能不较高于地方。这就不免引起一些人的意见。从军人方面说，与世界一些国家比，待遇差别已经是低的。
经仔细的研究和思量，黄克诚还是定下了决心，“事难两全，这就需要使人民理解军人这个职业的特殊性。军人得随时准备上前线，得随时准备流血牺牲，而且平时边防、海防、空防、训练以及试验基地的任务、生活条件，往往十分艰苦。作为军人自己，则应严格自律，不可脱离群众，时时注意军人的声誉。”
他后来深有感触地说：“薪金似乎是个具体的小问题，但又是个最容易引起意见的大问题。所以决定这个薪金制的办法（先是暂行办法），也颇费了些斟酌。”
与薪金一样令黄克诚颇费心思的就是建立、实行军衔制度。
我军过去从来不设军衔，军人只有职务的区别，没有军阶的差异。但军衔却是世界各国普遍实行的制度。以致当我们与外国军官接触时，党中央不得不临时授给我方代表以适当军衔，使其便于和对方以对等之礼相待。
在这种情况下，黄克诚带头研究，以苏联的制度作参考，拟制了我军军衔制度与执行计划，决定由军委颁布军衔制，并授予全体军官以适当军衔。
1955年，我军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授衔、授勋仪式。
以我为主，学习苏联先进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从经济建设到国防和军队建设，我国展开了大规模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高潮。
黄克诚时常在想，军队建设发展，怎么才能响应国家号召，既学好苏联的经验，又保持和把我军光荣传统发扬光大呢？
他说，毛主席号召我们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我们很清楚不学习科学的、先进的经验，就不可能实现军队现代化。但对如何学习苏联经验，我们还是有自己的考虑，并不一律照搬。
于是，黄克诚建议：必须考虑自己的国情和历史，决不轻易丢掉自己的好经验、好传统；对苏联的经验我们要从实际出发，或采用，或不用，或修改后再采用。我们的方针是：以我为主、学习先进。
这正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方针。我们党已经30岁了，在政治和军事斗争方面可说已很有经验了。学习人家，而丢掉了自己，如何能自立于世界，如何能在学习中有发展和创造，而赶超先进？
在“以我为主”方针指导下，我军并没有学习苏联的“一长制”。中央军委于1953年9月，正式确定我军的领导体制为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
黄克诚对此解释说，司令员和政委有分工之别，无上下之差；意见有分歧，特别是对待关系重大的问题，由党委会作决定。有的还需报上级党委请示。军队的政治工作，保证我军永远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革命军队，这决定着我们军队的性质，因此是不可以削弱的。我军的上下级关系、官兵关系、军民关系都有非常优良的传统，决不可以丢掉。长期艰苦斗争中创造、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应当世代相传，并不断地充实提高。
但1958年以后，军队反教条主义迅速受到党内和国家“总路线”、“大跃进”的影响，偏离了原有轨道。
军队反教条主义最终走出军队和军事领域，打上政治风云的烙印。
1958年是“大跃进”的一年，毛主席信心十足地到各地视察、开会，鼓舞生产、建设的干劲。随之，“总路线”、“大跃进”搞得轰轰烈烈，接着又出现了“人民公社”，被总称为“三面红旗”。举国上下，热血沸腾。
但军委各项工作在彭德怀和黄克诚的领导下没有盲目跟风，甚至对目前出现的一些不切实际的狂热产生了怀疑。
毛主席认为军队落后于形势，落后于地方。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主席提出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又明确提出，军队应开一次整风会。
主席在地方上的讲话，传到了军队。军队中早就有人提过，我军仍有教条主义。到这时一些同志就更忍不住了，首先在军事院校中，不断有人提出“反教条主义”问题。
1958年5月，军委召开扩大会议。彭德怀在开幕发言中说：会议主要任务是整风、整编，方式是大鸣放、大争辩。
黄克诚在小型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的号召：“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
自此，军内风气与政治气候息息相关。
彭德怀对军委前一段时间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评与表态：苏联那一套大都为了巩固“一长制”。我们虽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没有抄袭他们的“一长制”，但还是有些东西照搬了，所以要严肃批判“教条主义”，维护军队的优良传统，否则老干部死后，可能会像匈牙利那样出问题。
此后，中央委托有关领导召集各位元帅开会，并指出军委扩大会议温度不够高，决定采用整风方式开会——会议发言与大小字报相结合。
空气紧张起来。
毛主席召集主席团和组长座谈，指出：这次会议主要是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大鸣大放，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吸取教训，着眼于团结全党、全军。会议中，整风、反教条声势日大，整编已提不上日程。
这次会议，实际是中央领导军委整风，为彭德怀始料不及。他们未能领会中央精神，所以主持会议显得很被动。这可能是：毛主席在匈牙利事件之后，开始担心我军领导出问题。也许这就是庐山会议的先兆。
这次会后，粟裕总长请假休息，军委决定让黄克诚继任总长。
但是，随后召开的庐山会议改变了黄克诚在军委工作的航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