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住的高等法院看守分所里的这个病室，因为是新造的，所以比较地清洁。墙上的白粉和墙上下半截的黑漆，都是簇簇新的；尤其侥幸的是，没有向来和监狱结着不解缘的臭虫。房前有个较大的天井，可以让我们在这里走动走动，也是件幸事。我们早晨七八点钟起身以后，洗完了脸，就都到这个天井里去运动。我们沿着天井的四周跑步。跑得最多的是公朴，可跑五十圈；其次是乃器，可跑二十五圈；其次是造时和我，可跑二十圈，虽然他后来减到十五圈，大概是因为他的肥胖的缘故；其次是千里，可跑十七圈，他很有进步，最初跑九圈就觉得过于疲乏，后来渐渐进步到十七圈。就是六十三岁的沈先生，也有勇气来参加；他最初可跑五圈，后来也进步到七八圈了。跑步以后，大家分道扬镳，再去实行自己所欢喜的运动。沈先生打他的太极拳，乃器打他的形意拳，千里也从乃器学到了形意拳，其余的都做柔软体操。早餐后，大家开始各人的工作。有的译书（造时），有的写文（乃器和我），有的写字（沈先生和公朴），有的温习日文（千里）。午饭后，略为休息，再继续工作。晚饭后，有的看书，有的写信，有的下棋。有的时候因为有问题要讨论，大家便谈做一团，把经常的工作暂搁起来；有的时候偶然有人讲着什么笑话，引得大家集中注意到那方面去，工作也有暂搁的可能。在准许接见的时期内，几于每天有许多朋友来慰问我们。本来只认识我们里面任何一个人的，进来之后也要见见其余的五个人；这样一来，经常的工作也要暂时变动一下，虽我们都很希望常有朋友来谈谈，换换我们的单调的生活。但是自从西安事变发生以后，竟因时局的紧张，自12月14日以后，完全禁止接见，连家属都不准接见，于是我们几个人竟好像与世隔绝了！直至我拿着笔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民国26年的1月13日），还是处在这样与世隔绝的境域中，我们的苦闷是不消说的。
不幸中的幸事是我们共患难的有六个朋友，否则我们恐怕要孤寂得更难受。我们虽然是在羁押的时候，却也有我们的临时的组织。我们“万众一心”地公推沈先生做“家长”。我们都完全是纯洁爱国，偏有人要误会我们为“反动”，所以不用“领袖”，或其他含有政治意味的什么“长”来称我们所共同爱戴的沈先生，却用“家长”这个名称来推崇他；我们想无论如何，总没有人再能不许我们有我们的“家长”吧！此外也许还有两个理由：一个理由是我们这几个“难兄难弟”，在患难中的确亲爱得像兄弟一般；还有一个理由便是沈先生对于我们这班“难兄难弟”的爱护备至，仁慈亲切，比之慈父有过之无不及，虽则以他那样的年龄，而天真，活泼，勇敢，前进，却和青年们没有两样。除了“家长”之外，大家还互推其他几种职务如下：乃器做会计部主任，他原是一位银行家，而且还著过一本很精彩的《中国金融问题》，叫他来管会计，显然是可以胜任的。关于伙食、茶叶、草纸等等开支的财政大权，都握在他的掌中。造时做文书部主任，这个职务虽用不着他著《荒谬集》的那种“荒谬”天才，但别的不说，好几次写给检察官请求接见家属的几封有声有色的信，便是出于他的大手笔；至于要托所官代为添买几张草纸、几两茶叶，更要靠他开几张条子。公朴做事务部主任，稍为知道李先生的想都要佩服他的干事的干才。他所管的是好好贮藏亲友们送来的“慰劳品”，有的是水果，有的是菜肴，有的是罐头食物，有的是糖饼，他尤其要注意的是今天吃午饭以前有没有什么红烧肉要热一下，明天吃晚饭以前有什么狮子头要热一下（虽则不是天天有肉吃）！大家看见草纸用完了，也要大声狂呼“事务部主任！”所以他是够忙的。千里是卫生部主任，他的职务是比较的清闲，谁敢偶然把香蕉皮和橘子皮随意抛弃在桌上的时候，他便要低声细语道：“卫生部主任要提出抗议了！”我被推为监察，这个名称怪大模大样的！我记得监察院院长似乎曾经说过，打不倒老虎，打死几只苍蝇也好；在我们这里既没有“老虎”可打，也没有“苍蝇”可欺，所以简直有“尸位素餐”之嫌，心里很觉得不安，便自告奋勇，兼任文书部和事务部的助理，打打杂。会计部主任和事务部主任常常彼此“捣乱”，他们每天要彼此大叫“弹劾”好几次！
（原载1937年4月上海生活书店《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