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歌谣的老人说到这儿，必定要停下来，补上一段传说：话说来了个南蛮子，眼气这里能出大官儿，出皇后，要破掉俺们的好风水。他走到一块倭瓜地，指着一个瓜，跟种瓜老汉说：让它长够一百天，你要多少钱给多少钱。到了日子，南蛮子来取瓜，抱到孤山前，朝山上一扔，一时间电闪雷鸣，山崩地裂，破了风水，可又没有破尽。原来，算错了日子，瓜只长了九十九天就摘下来了。”于是，紧接着的后两句歌谣是：
娘娘都督都没出，出了一窝箍漏锅。
听了，糊里糊涂地，人就咯咯笑，笑那合辙押韵咕噜咕噜的尾音。笑着问：什么叫“箍漏锅？”
原来那“箍，是锔的意思，锔盆、锔碗、锔大缸。挑着挑子的手艺人挨村转，喊：“箍漏锅，箍漏锅。”喊着喊着，就成了个“咕噜咕，咕噜咕”的调儿。最早确是锔破铁锅，锔好了，抹点石灰接着使。乡下人喜爱铜锔子那金颜色。白磁碗加几个铜锔子，金晃晃，破了一回，反倒添了财气。手艺巧的，能将个破碗锔得比新的还好看。到后来，竟成了风气，专有村里的富人买了值钱的花瓶、大碗，敲碎了，再锔一溜溜金灿灿的小锔子，供着显摆。干这行能来俩钱儿，于是，出了许多，比作一窝、一窝。也许，农民打心眼里根本没敢想象家乡能出戴凤冠霞帔的女子或者省委书记以上的干部什么的。不过非把点子并不指望的指望记恨在山东人特别不喜欢的南方人身上，落一个心理平衡？也许，能当一个箍漏锅那样串四乡，不种地，吃“商品粮”，不断见现钱的手艺人，才是老家祖辈农民最高的、最现实的理想境界。有女儿，争着嫁“箍漏锅”呢！
确实埋葬过一位娘娘。权妃，陪伴着大明永乐皇帝游江南，水土不适，病死在这里了。是高丽人。从孤山往东南望，守着座宝顶那村，就是娘娘坟；偏西，还有个城台，那是当年的一个国，薛国皇帝的宫禁所在。现在，也是个小村子，不惭大名：薛国台。
在山上放羊，我们村的孩子常和孤山的孩子对骂。
我们村的孩子就不住气地喊：箍漏锅，箍漏锅，箍-漏-锅！
孤山的孩子呢，朝山下这边望望，便喊；秃子，秃子，不长毛！
猜，准是我们村的地种得赖，不长什么庄稼，好像个不长头发的人。
对骂是父亲小时候的事。没准儿父亲的父亲小时候也这么玩。
到了十几年前我回老家，离临城车站八里地的村子，还没使上电！天入黑，人们看不见地就收锄回家，摸黑吃口干煎饼，喝口凉水，早早躺在床上犯呆。有一晚，我听见使干电池的有线广播讲，就在山东，一个农民科学种花生，每亩地打千斤以上。我爬起来喊：
“叔，你听，花生能长千斤！”
“信那！”叔在黑处淡淡地应。
“科学呀！”
“啥也不行。”
我又倒下睡。
村子里静静的，像没有人气。那年月，似乎小伙子们夜晚不喝酒，也不打牌，姑娘媳妇也不串门儿，不纳鞋底。仿佛连黑暗中才更火热的放纵也没有。黑天是一片暗灰色。村子里是黑黑的影子。也许黑暗中有人？但留给我的，的确是这样一个记忆。
虽然有个抱犊岗，虽然有座孤山，老家地不险。站在平地上看，四处是几座心平气和的小山。山是黄色的，是青灰色的，是砂和石。有片片点点的深绿，那是封山育林的成果，显着说不出的艰难。天是蓝的，高的，悠悠远远，没有什么能挡住视线。也许，因为我两次回老家都是秋天。
缓缓的山与山之间有一棵孤零零的树。依然。
站在坡上看，一丛丛密集的灰色屋顶和一块块红、黄、绿的田，那是一处处村落跟分到各家种的五花八门的地，上次来，全都种白薯。
我最要命的问题是不记路，不辨东南西北，可又素来不为这个短处所困扰，相信路在鼻子底下——问呗。走完令人惊喜的新马路和新楼们，就碰上分成三股的土路，老天爷恰好准备着一个矮墩墩的半大孩子站在那儿，推着辆加重车，车上驮着沉甸甸的口袋。一问，还正是我们那村的，要回去呢！跟上走，聊着闲话。
“这么沉，驮的是什么东西呀？”
“豆子。”
“这么多豆子做什么用？”
“磨豆腐。”
“这么说，你家是在村里做豆腐，卖豆腐的啦？”
“是咧。”
我看重他言语和个头儿相般配的老成。不过他却不知我叔这个我。赶紧拿出叔的几个儿子来问，一问摇头，再问，还摇头。远远，见了村，客客气气，我请他先头骑上走，好再问别人。他疑疑惑惑看看我，跨上车去，够不上座子，腿骑在车大梁上，尽心竭力的驮着那百十斤的豆子，往前去。迎面来了几个半大孩子，冲他喊：“嘿，你弟跟人打架，哭着咧。”
“在哪儿？”他从车上掉下来。
“地里。”人家指。
我站下，看他会打架不会。他往那地里看了看，突然，扯开嗓子大吼：“蛋儿——你候着！”远远地有个孩儿，地老鼠似地顺着水渠逃窜。于是，这男孩又把腿跨在车大梁上，尽心竭力驮着豆子。
孩子们都伸着脖儿站在那儿，还等着看阵呢。我打听叔的孩子，问谁，谁都不知道！突然想起来：“这村中间有一条大沟吗？”
“那是后村！”
怪我自个儿，我早忘了这本是同名的前后两村！我不指望能认得老家。何况，远远看，后边的村子也扯了电线！添了那么多新房。
村边有条河，深深浅浅，沿河的桥，却没有。脱鞋过河，穿鞋仍是问路。不问孩子，专问老人。不远那家门口有个老汉，在摆弄秫结。大声问路，他紧忙着慢慢起身，弓着腰，手搭在耳背上，凑过来听。好容易，许是听明白了，伸出个干姜似的手指，点点这儿，指指那儿。你必须很有礼貌地赶紧点头，道谢，不管心里有多么糊涂，乖乖照着走。一拐弯儿，学精了，改问两个晒粮食的中年妇女。
人家扭过身，仰着脸，不答话，先问：
“大闺女，打哪儿来呀？”
“北京。”
“！打北京那老远的到这儿来！”
看个稀罕。
再问，两人两手争着指一处：“那不！”
沟对面阴阴凉凉的大树底下，有群花花绿绿的小媳妇儿，扯着、抱着一堆更花花绿绿的小孩子。越走近，越叫人发。
花绿丛中有人叫：“是我姐来了吧？”
挨个寻着看，认出我们张家的人来。五丫头凤巧，还是小时候眉目清秀的样儿，身子变宽子，怀里抱着个胖孩子。见过世面地从人群里抽出身，“走，家去。”想起来，她嫁人了，丈夫在海岛上当排长，如今她也算个闲闲存在的小官太太呢。
一错眼，进一条短短的小巷。巷头是一座新房，圈在院里，比墙高好多，看得出那平顶的新式样。巷中又是一座新房，还没垒完院墙。二步便差不多抵到尽头，尽头是一面土墙，中间有两扇紧闭的旧木门，往左边一扭脸，是个门。撞到鼻子上，不认得也认得了。
婶子在门洞里的灶前拉风箱。
“娘，看谁来了？”
婶子扭过脸，背着院子里的光。
我站在门口，背着巷子里的光。
婶子站起来，拉拉我的手，端详一会儿，便说：
“我儿，咋长得这么赖啦！”
赖是方言，就是瘦。
“老了，婶儿。”
“！”
一个细溜溜儿的小青年正推着车往外走，俩人都发怔，是小弟延伟，可谁也不敢认谁。我上次来，他还小得说不出个整话呢。
“干什么去？”
“姐，我去厂里上班。”他怕生，红着脸笑。
“不是说你们厂停产大半年了吗？”我听爸说过。
“又开工了，姐。”
“那半年你干什么来着？呆着？”我成心逗他。爸来家时，他正在干公路上查机动车执照的差事。一帮人，一大早就等着罚司机的钱。
“断路去啦。”婶子实心，替他说，“咱家不让他干那行子，那成个啥？不是把左右的乡亲都得罪下啦！”
他光笑。
从院里另一灶屋里钻出一个年轻女子，膝下拥着一对小儿女，脆生生地叫：“是我姐来了吧？刚到家呀？”二弟延平的媳妇。
“延平呢？”
“上集上去卖鲜花生儿去了。姐，屋里坐，怎么事先也不写个信来，好去车站接你呀！壮壮，叫大姑。”
那个一点儿也不壮的小儿子，脸口顿时皱起点怕见人的苦纹纹儿，直缩到他娘的腿缝缝里。
“静静，叫大姑。”
五六岁的女儿立刻仰起脸大声叫，“大姑！”
我们张家女孩子都比男孩子能说会道，连我们叔家娶来的媳妇和儿媳妇的女儿也不例外。奇不奇！
婶子忙不迭进正屋去洗杯子，又从里屋什么地方，翻出个纸包包，打开来，哗哗地往杯子里倒，白生生的，是糖。冲上水，端到眼前。糖水立刻招来苍蝇，大胆点儿的蝇子钻到杯子里边去舔舔尝尝。我赶快把糖水一口喝下去，不让苍蝇占便宜。婶子紧的又拿起白糖包往杯子里下。不好直说，只说我不爱吃糖。差不多情恳辞切地央告了，婶子审视我的脸，不知是怕我在替她节省，还是盼我这瘦兮兮地赖样儿快快补起来。“少搁点儿，啊？”说着，又下了小半杯白生生的糖。或许，在婶子眼里，不论眼下糖已经怎样地遍地都是，不论它会落到什么价儿，不论别的东西怎么新奇，怎么可口，怎么贵重，怎么大张旗鼓地做些个益寿延年的广告，糖，永远是靠得住，老牌子的好东西。
张罗完喝水，就张罗叫你洗脸，这是待城里客添的项目。第三件事儿，必定该是吃饭，不论是个啥时候，上午还是半夜。
菜谱呢：土豆炒肉丝，肉丝炒韭菜，青椒炒肉丝。
自家院里添了一口井。用块磨石盖住井口，竖着红色的小铁筒，是个压水机。添上几瓢水，压一压，嘴儿里就源源不断地吐水，清清亮亮。这也是新鲜。
“什么时候添了井？”
“二年了。”
“井深吗？”
“不深，五六尺吧。”
“嘿，原先怎么就没想起挖个井呢？”
“人也是，越能，越能呗。”
“家家有吗？”
“差不离儿。”
也不知是谁最先想起在院子里挖一挖？
脚下五六尺是清水。
一直是到大沟对面去挑水。天下雨的时候小脚女人们穿着木头刻的小鞋，顶多从屋走到院儿，抱一捆湿柴，再从院儿走到灶房，守着。木头小鞋跟小脚都走不到沟对面。要等下地的男人回来去挑水才能做饭。女孩儿家不缠足了，穿上橡胶雨鞋了，要挑水，还是要走到大沟对面！
“这井原先是那个地瓜窖，你那年来家咱挖的，你手上不是还打了两个泡！”
一只燕子飞进屋里。在正对门口的梁上，有一个燕窝。小燕子从空中突然扎下来，一低头，过了门楣，立刻向上滑翔，带出条优美，急速的弧线；那燕刚要进窝，另一只燕又从梁上滑下来，交错着，掠过门楣。燕儿飞过西边柴屋顶，射入空中，不见了。
仰着脸，瞧一会儿，渐渐觉得心中有一丝惊奇。印象中那个挤巴巴，闹哄哄，嘈杂杂的老家院子，怎么这样清静了？
一聊，一算，虽是二弟娶媳妇进家，大哥却自己盖了房，阖家五口搬出去了，叔的三个女儿出嫁了，两个嫁在外村，叔和老六凤鸾天天去石灰窑上干活，小儿子延伟早当了工人师傅，住厂里。
那挤、那闹、那嘈杂，不过就是一大群孩子！高高矮矮个儿挨个儿，加上个蹭着人腿的小小子儿。
叔所有的孩子，我最喜欢凤姐。脆脆的言语，咯咯地笑。她是老二，前些年，大哥征兵走了，弟妹都小，全靠她和叔在地里干活，什么都能干。说起来，她真是这家里的功臣，可是真倒霉，全家孩子个个上到初中，就她没念过几天书。但不管累成什么样儿，总是那么一幅圆鼻子、圆眼、圆圆脸，胖乎乎，红乎乎的快活样儿！
想着了，便追着正忙活做饭的婶子问凤姐。
“咱凤姐更胖了。”凤巧抢着说。
“胖得要命？”
“要命！”凤巧搂着儿子笑。
“她丈夫景全对她好吗？”
“可是好！部队下来，当个果园场长呢。”
“什么都好，就是生了俩闺女，没个儿！”婶子说。
“那不也够了吗？”
“哪行。咱农村风俗不好，没儿不行。”
“敢再生一个？”
“生不了啦，叫结扎了。”
“那么厉害的嘴，她就乖乖儿去了？”
“人家上房扒房顶了。你姐夫是党员，那还不乖乖的。”
“这可太彻底了。”
“可不，管得严咧，咱们四丫头凤英第三胎生了男孩，叫人罚了一千块钱去。还是咱延平的壮壮便宜，才罚七八十块。”
“一千块！拿得出来吗？”
“拿不出来也得拿呀，咱们家也帮着凑点。那帮‘计划生育’，跑到家里来，你要是交不出钱，就把桌子、条案、门什么行子都扛跑了，去折价。政府也不是知道不知道老百姓这些事儿呀？”
婶子一手拉着风箱，一手拿个小铲往灶里送煤末。我蹲在一边，看那火。
“有扔女孩的吗？”
“可不有呗。”
我好喜欢婶说话的这股劲儿。大概凡是触到这边沾着国策之类，那边沾着人情的事儿，她就爱用轻声轻气，小心翼翼，慢慢出口的腔调，尾音还带着试探。
也不知道我那胖乎乎、笑嘻嘻、没有儿的凤姐，如今还笑不笑？
叔来了。
边支车边说：“咋长得这么赖啊，穿的也怪寒碜，你那半长的裤子，叫咱乡里人看着，以为是布不够呢。”
说着，又推起车走。
“忙啥？”
“赶集去。”
我想起我的秘密——酸辣汤。
村边有人盖房，村中间也有人盖房。村边起了一溜溜老式样的新农舍，村中间藏着十几座竖起不久的平顶房。外路来的明白人一看就明白，盖平顶房的更富有本事，用钢筋、水泥，全是议价货，议价比平价贵着十倍，有钱还得有大门路。老式样的新农舍也不含糊，青砖到顶，顶铺全瓦。这地方石头不如砖价儿，砖又不如瓦价儿。只有这地方的人才明白，全砖全瓦是白薯煎饼换了白面煎饼，是这二年的事。只有这地方的人才明白，整天吃白面做的煎饼，那，二年前，敢想？！
只有这地方的人才着煎饼那东西好吃。
垫三块小瓦片，在地上支一个大大、扁扁的鏊子，鏊子下边是一堆黄澄澄的烧火的麦秸，鏊子上边薄薄、匀匀地摊一层白白的面糊糊，剩了一圈黑黑的鏊子边。做煎饼的妇女蹲在鏊子前，在轻烟中，眯着眼，两手忙活，一会儿，手边的秫秸盖帘上就摞起高高一摞煎饼。做一回，吃上三五天。吃的时候，拿一张，叠了又叠，用筷子一顺，一折，夹上菜，厚厚的，一口得咬十几层！刚做的煎饼脆，放上半天回了软，搁上一两天，吃着就拉嗓儿！然而这地方的人只是认煎饼。夸媳妇的能干，那准是说煎饼摊得薄又匀；伤了和气，结上伙去砸人家，进门先奔鏊子去，那就是要人命呢！吃上麦子煎饼，就代表着富裕。活到七老八十，耳聋眼花，指指仅剩的两颗牙，说：行，还能吃煎饼呢。
爸小时候，见教书先生吃饭，顿顿炒个鸡蛋辣椒卷在煎饼里，便立了大志；我长大也要当教书先生！
还是没有电！
去年就架了杆子，扯了线，家家户户花二十多块钱装个电表，房梁上悬着个电灯泡。总共亮过一个月。村里的磨面机，轰轰转了几天，停了，成了摆设，家家户户，一月半月的，扛上粮食去外村磨面。
什么原因，问家里人，各有各说法。问叔，叔说：电费太贵，七八毛钱一度，不使了。问婶，婶子说：谁知道呢，说是收的电费都叫电工贪污了，人家电业局就不给电啦。问二弟，二弟说：不知咋回事儿，管它呢。问小弟，小弟说：村里有两个电工，一个公社的，一个大队的，大队上的坏，管着事儿，公社的告他状，但不管事儿。父亲来家时，专门到公社问过电的事。公社书记请吃饭的时候，在席间爽快地说：这个问题很快就可以得到解决。吃饱了，回到家，传递公社书记的话。家里老小个个撇嘴笑：那是怕您，糊弄您。父亲又听谁说，可能是包产到户时，集体财产的责任不明确。各人的说法似乎相去不远。
他走了。我来了。家家户户，照样扛上粮食去外村磨面。有一天那磨面机也叫人当废铁卖了，卖了二十来块钱。
村里也有那么几家，晚上亮着电灯，那几户人家，自己从前村扯了一股线。
心里掂量掂量咱家的份儿，问准离我叔家最近的有电灯的是哪一家，便有了个不惹大事，只管解决自家亮的主意。去跟婶子说。
“咱们跟那家关系怎么样？”
“挺好。”
“咱们去跟那家商量商量，接根线过来吧。”
“哪能管？”
“管，我会弄。”
“会呀？！”
“会。拉上十几米线就有电了。”
婶子把我佩服得不得了，晕晕乎乎：“那跟你叔说说。”
叔下了工，忙不迭跟他说。
“不管。”不管就是不行，可是比普通话不行有分量似的。
“这事不难。”
“咱农村的事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