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盈
十年前的那一天，父亲像一朵苍白的蒲公英，为太阳做了标本，落在乡下那一座山上，就在那座山上荒芜了。
十年中，最怕人问我父亲做什么，在哪里。一问，心就绞成了绳子。十年中，我无数次坐在桌前想写点关于父亲的文字。一铺开稿纸，眼睛就下起了滂沱大雨。
一个女孩子不能没有父亲。即使为人妻为人母，做了成熟的女人，也不能没有父亲。因为，人可以同时面对各种感情，每一种都是唯一的，绝对的。
是初秋的一个早晨，我坐在办公室里看报纸。看完了，又一份一份装订上。办公室里散发着清扫后那种整洁的气息。这是我留校工作的第一天，非常祥和。
老师们上班来了，检阅我一个早晨的辛苦和不安。我的脸发烧。这时楼下有人喊我接长途电话，声音似不对头。
我飞起来跑到传达室。
大弟在电话里哭得断断续续：“姐，快回来，爹不好了，晚了就看不见了……”
我已记不清我是怎样跌跌撞撞由校区跑到市里，又怎样跌跌撞撞爬上那列即将出站的特快了。当我跑进县医院急救室时，家里许多人都在，一个个垂头丧气。整个房间只有一张大床，父亲像陷在白色泡沫里，等待人去救他。床边，无数条管子通向他的身体，喘息很弱，双目微翕，像在竭力延长着那个最甜的梦。我如叶地飘到他的身旁，想从这片安详里寻找死神蠕过的痕迹。可是什么也没有。
父亲的头发像年轻人那么带着油光，且带着自然的卷曲。额头宽而白净，皱纹又浅又淡，回到乡下一比，就知道是城里住地方的。父亲的鼻子挺秀，像女人。嘴唇略厚，线条很温柔，平时总是紧闭着，一闭，下巴就裸露出一片雨点般的肌肉坑儿。不了解父亲的人，就以为他一天总在生气。
可是现在，父亲的嘴唇关不上，下巴松弛得一点波澜也没有。我多么想生出一只神手，捉住父亲身体里支撑生命的那几根神经，让他从此醒来！
醒过来就一定是那次栽葱的记忆。父亲让我把葱根摆整齐，我急着去玩就摆得乱七八糟。“摆成什么了！”父亲第一次朝我发火，我扭头就跑。吃晚饭的时候，父亲慌了，一头钻进棉槐壕里，叫魂儿似的找：“素儿，里面有蛇，别吓着……”他知道我最怕蛇。
醒过来就一定是那个雨季。老师带我和另一个女学生到县里学跳舞。午睡时，天下起小雨，我偷跑出来闲逛。没想到，在商店门口遇见父亲。他惊喜万分，像绿蝴蝶似的张开雨衣，抱住我淋湿了的小脑瓜。看我一双家做的布鞋变成水鞋，转身走进商店，阔气地买了一双塑料凉鞋。只记得，中午喝汤早晚吃咸菜的父亲，却让我在乡下的那个夏天，变成了公主。
醒过来就是一个严冬漫长的故事：
高考体检的路上，车翻了，伤亡惨重。在我整个的头被绷带裹住理想摔得皮开肉绽的时候，父亲生平第一次那么无所畏，舍了工作陪护我两个月零六天。那是1978年元旦与春节之交，我住在大连的一所大医院里，枕头下藏了一面小镜子，每天以泪洗面。
父亲每早总是最先一个进病房，给我倒了尿盆，陪我吃了早饭，然后就搬个小方凳，守在床边用一双慈父的目光端详着我。屋子里住的全是一起受伤的女孩子，有几次她们想解手，憋得眼神儿都不对了，父亲也没察觉，最后被女孩子们公然“驱逐”。等父亲明白过来，脸就红得像喝了酒，于是一天就在走廊上站着，不喊不敢进屋。
父亲执意回乡下一次，背来一包母亲包的酸菜肉馅饺子。趁女孩子们不注意，父亲把一个小布包塞进我的被子里。一看，居然是女孩子用的东西。母亲说，他那次回家就是为了取这些东西，饺子在其次。
父亲每早进屋时总是显得又冷又饿。我问他夜里睡在哪儿，他说，在医院车库一间打更小屋找的宿儿，那屋里有暖气，床也干净。我就信以为真。出院才知道，父亲就在医院前大厅空旷的长椅上，躲过门卫老头一次又一次的“清剿”，披一件大衣睡了66个无眠的冬夜……
在母亲眼里，父亲醒过来就一定是他23岁参军走时的样子。穿一身黑棉袍，戴一顶黄毡帽，怀抱两岁的姐姐，对母亲说：“听枣树上喜鹊叫，不是我的信儿到了，就是我人到了。”让母亲后悔昨晚上没把那壶烧开的水浇到他腿上，却煮了路上吃的鸡蛋。
在姐姐眼里，父亲醒过来就一定是她出嫁那天的情形。父亲抱着小弟逃出送亲的人群，走到大柳树下像小孩子—样哭泣。
在弟弟们眼里，父亲醒过来就一定是那一次生死关头。他正和母亲烧豆腐汤，大弟小弟爬上柜子，把母亲对好的一碗卤水当红糖水喝了，喝完了问：“爹，怎么不甜？”父亲一听脸色变了，差了声喊救命，倒是母亲镇定，用手指去抠两个淘气的喉咙……
许多往事积淀在心里，许多泪水一触即不可收。我断不相信，贫穷的时候，幼小的时候，我们有父亲，生活安定，事业成功的时候，父亲会离我们而去！
我不相信。
父亲的身体好极了，他所在的劳改管教支队就有医院，院长丁伯伯是父亲的老战友。他说父亲甚至没有一册病志。他还说，假如他不开那个玩笑，父亲就不会病成这样。
我不明白他说的什么，我只知道父亲是因为我才病的。毕业时，学校通知我留校工作。过几天，学校又来信说不留我了。记得那天，当我把一切都找回来，重又向父亲报告喜悦的时候，他显得疲惫，脸色苍白，不论我情绪怎样飞扬，他已经激动不起来了。中午的饭也办得潦草，吃几口便放下筷子，一个人看报纸。我也跑累了，打一盆凉水泡脚。要到1点钟了，父亲说他得去开会，我便看着他走进那座森严的院子。
其实，父亲那几天一直感冒。那个中午，他懒得说话，我也懒得说话，我们都以为这世间有的是供我们父女说话的时光。就在那天晚上，父亲倒下便再也没有起来。他一个人在小火炕的蚊帐里发着高烧。他试图起来过，后背都磨烂了，可是夜太深，太遥远。他烧得口干，喊不出来，烧得骨软，挣扎不起来。那个时刻，父亲的神智一定是清醒的，他心里想些什么？他才53岁，连一次生病的经验也没有，他怎么会处理这急来的恶魔呢？
父亲在大院里有一间办公室，里屋便是宿舍。或许是那里面的气氛使他梦中也不轻松，就选择在院外农场的一间平房里住。那天早晨，总与父亲散步打拳的丁伯伯见屋里没动静，以为父亲又熬夜了，便拣来一块木板顶在门上。他想和父亲开个玩笑，他们以前常开玩笑。
第二天早晨，丁伯伯又来了，他想听听父亲如何骂他。可那块木板没人动过。他感觉到了什么，忙招呼人踹门。门开了，父亲已奄奄一息。就是说，在地狱与天堂之间，父亲整整奔波了两夜一天……
然而，不论丁伯伯怎么说，我的心仍疚疼难当。父亲是个性格内向情感脆弱的人，他太以子女为重。我考的是大学，却因车祸“照顾”到中专；留校的事，已人人皆知，突然又不留。一个乡下女孩，没有父母一点蔽护，路全由我自己独走，他因为无奈而难堪。如果那天我问问父亲哪里不舒服，如果由我陪他进一次医院，也许就什么都不会发生了。在生命的十字路口上，只需伸伸手就可以拉住父亲，我却无动于衷，任由死神大摇大摆地邀请父亲！
我去大连请教名医，要求把父亲转到市里来治。名医说病人已经不起转院的颠簸。我急忙挡住他的话，怕父亲的灵魂正跟在我身后，一旦听见会痛不欲生。那个夜晚，我无助又无望地踟蹰在滨城的大街上，不知路在哪里。
父亲单位首长派人到沈阳买来两颗牛黄安宫丸。我把那贵重的药丸捏成碎末喂给父亲，然后大家围过来等待奇迹。一天过去，两天过去，父亲仍跋涉在死寂的沙漠里。他走不出来。
来人了，他们做了一个小菜板，把翠绿的小白菜洗干净、剁碎，放在一块纱布里挤出汁儿，又在酒精炉上熬八分熟了，让我给父亲喝下去。父亲的喉咙咕噜了几声，他似乎感觉到了那生命的泉。但他仍然滞留在谷底……
住院日记写到第14天，想不到那就是世界末日。像尼采当年目睹了父亲和小弟的死，然后对生命产生恐惧一样，我第一次被死亡的力量震慑了：父亲从始到终，就不会睁开眼睛看一看，就会没有一句分别的话，就会气息一点一点弱下去，弱下去，最终消失在那片无边无垠的黑暗之中……
父亲他真的就一个人远行了。
那个秋意浓重的夜晚，我们的哭声响彻了名叫瓦房店的小城。
首长为父致悼词时，我才知道，他是省公安战线连年的劳动模范，刚刚当选为省劳改总队党代会代表。我才知道，父亲很会贮藏白菜，农场的白菜够支队的人吃三个季节，连县蔬菜公司也要跟父亲讨教……可这一切，父亲从未流露过，他的嘴总是紧紧地关闭着，就那么轻松地带着一个一个荣誉的行囊上路了，就那么淡漠地带着阳光和骄傲，带着不该只属于他的秘密，背着手走了！
我心里一定是保留了什么，有一次梦游时与父亲重逢，就问：“爹，你最爱吃啥？”他笑着说：“你忘啦？我最爱吃红皮地瓜”于是，梦中就有了姐夫和大弟赶来的白马车，上面装满了红皮地瓜……
父亲的模样，我刻在心上。有时在街边走，无论是匆匆地穿行，还是闲闲地散步，目光总在寻找。偶尔，就会惊异地站在一个酷似父亲的长者面前，呆一阵，陌生而又绝望地离去。
父亲三周年祭的时候，我从城里回到乡下。父亲的骨灰安葬在西山后的祖坟地里，那颗从23岁就开始流浪的灵魂，去了另一个世界才得以与家人长相厮守。
那天上坟的人很多是长辈，他们认为女儿为父亲所能做的就是烧香磕头。当我宣布说我要在父亲坟前说几句话时，全体目瞪口呆。姐姐在烧纸，大弟小弟在添土，其余的人懒散地坐在草地上。他们以为我读书读迂了。可是，当我一笔一划雕刻出父亲的塑像时，山坡上男人女人哭成一片……
前不久，接母亲到城里住。母亲说，现在乡下时兴给过世的人祭十周年。我明白母亲的意思，就劝她不要流俗，父亲生前是个平凡的人，但他不是一个平庸的人。母亲点点头补充说：“一个老实人。”
父亲平凡但不平庸，他的一生像一朵苍白的蒲公英，最后的那刻为太阳做了标本，落在乡下那一座山上，就在那座山上荒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