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家户村的家庭经营和发展态势可谓是“五花八门”。存在着多种类型和结构，反映了该村家庭经营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不断分化重组、自我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
一、家庭经营的运作方式
家庭分工，包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个家庭之间的专业分工与合作及家庭内部劳动力的分工与协作。
家庭专业分工从纳家户村的情况来看，这种分工与合作有个渐进发展的过程：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头几年，由于大部分家庭还是从事着传统单一的农业生产，这种分工虽然出现，但并不明显。1984年，在抽样调查的113户中，从事专业生产的只有5户，占4.4%。有工副业收入的家庭也不到家庭总数的30%。以此推算当年全村的专业户只有34户左右（这里所说的“专业户”，在当时是指家庭的主要劳动力投向某一商品的生产，并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与本志后面所说的“专营户”不尽相同）。而且这些专业户之间和其他家庭之间基本上是各干各的，彼此间的分工与合作并不紧密。例如，当年的一些屠宰专业户，从购进、加工和销售大多要靠自己，只有从事清真饮食业的家庭与屠宰业家庭有着供销联系。然而到1996年时，情况大有不同。103户的抽样调查表明，以非农产业为主（以劳动力的主要投向和收入的主要来源分类）的家庭为92户，占调查家庭户数的89.3%，初步形成了以家庭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的生产、加工和销售的一条龙体系，各个家庭之间的生产分工和合作也日渐密切。以最为发达的屠宰业为例，以这一产业为中心，初步形成了多业连带发展的格局。有些家庭从事产前服务，从远处产羊区把羊只贩运到本村供给屠宰户，从中赚取“差价”；有些家庭从事产后服务，把屠宰户宰好的羊肉运送到批发销售市场，从中赚取运输劳务费；有的把屠宰户宰好的羊肉批发购进，然后按与用户（一般是银川和永宁的大饭店和餐厅）订立的合同，定期送货上门，或自己开肉铺子从事零售，从中赚取零售利润；还有一些家庭从事屠宰后副产品的加工和销售服务，如肠衣加工，皮毛收购和销售，洗羊下水，或购进羊肉和羊下水从事清真饮食业；等等。用村民的话来说：有事共同做，有钱大家赚。又叫做：各干各的事，各赚各的钱。可以说，纳家户村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正是得益于这种家庭间的专业分工和合作的发展。这种以中心产业带动多种产业，多种产业反过来推动中心产业的联动发展模式，是该村家庭经营运作方式的一大特色。
家庭内部分工在大集体时期，家庭劳动力由集体统一支配和使用。对于家庭而言，由于那时家庭不具有经济功能，分工更是一种自然性质的分工（如男女的分工），在家庭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家庭作为一个独立的商品经济的生产单位之后，家庭内部的分工和协作不但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而且是家庭进行专业化生产和扩大家庭经营、增加家庭收入的一种必要条件和运作方式。纳家户村在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一些家庭正是通过家庭内部劳动力的合理分工走上了多业经营的发展道路。然而在1985年以前，大多数家庭这种分工还不明晰，家庭劳动力多半集中在种植业上。1984年，在调查的113户310个劳动力中，从事种植业的劳动力占82.3%，从事养殖、加工、商业、运输、建筑和服务等业的只有48人，占15.5%，其余为从事家务劳动。到1996年，家庭内部的社会分工几乎波及所有家庭，对103户家庭303个劳动力主业状况的调查表明，从事种植业的只占52.8%，比1984年下降了29.5个百分点；而从事其他专业经营和到县乡企业当工人的占43.8%，比1984年上升了28.4个百分点。
在家庭内部的分工中，存在两种趋势：一是家庭的男性劳动力更多地朝向第二、三产业方向发展。从事种植业的只占男性劳动力总数的29.5%，占从事该业劳动力总数的28.8%；而女性劳动力依然有77.6%分工从事农业种植业，占从事种植业总劳动力的71.2%。二是具有初中以上较高文化素质的家庭劳动力更多地转移到非农产业。从事非农产业的，在具有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的劳动力中占41.1%，而在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的劳动力中占57.7%；从事种植业的劳动力中，小学文化以下者占70.6%，而初中文化者只占29.4%。
在绝大部分家庭中，劳动力的从业趋于多元化。往往在一个家庭中，几个劳动力分工各把一方。有的主要从事种植业，有的从事屠宰业，有的从事商业或运输业，致使全村出现许多混合型经营或多业经营型家庭。然而，这种家庭分工相对于社会化的大分工，往往缺乏稳定性，分工往往依市场的变动而变动，有的今年从事某一行业的经营，明年也许转到另一行业；甚至在一年中变换几种角色，即使在一些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家庭，分工也具有相对性。也正如此，这种分工具有较大的灵活性，不仅有利于家庭劳动力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有利于提高农村的劳动生产率，而且有利于家庭内部各产业之间协作关系的发展。例如，当某项经营出现劳动力紧张时，家庭中从事其他各业的劳动力，会及时地从各方面进行帮助。特别是在家庭的种植业上，这种协作尤其明显。这种家庭内部的分工和协作，由于出自每个家庭成员的自愿选择，同他们自身的素质、条件和要求完全一致。因此大多数人对自己选择的职业比较满意。
二、经营机制的特点
利益驱动与控制这里的人毫不讳言“利益”二字，什么有利就干什么，这是支配所有人行为的一条根本原则，而且尽可能追求最大利益。但还有一条追求利益的务实原则，即积小利为大利，只要能挣钱的活不论挣多挣少都愿意干。大到办企业，小到拉黄包车和摆小摊、经营小饮食、小商品，修理小农具，洗羊杂碎，哪里能挣上钱他们就出现在哪里。
然而，纳家户村赚钱并非没有原则。这个原则就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去谋取正当的利益，反对以不正当的手段去获取财富。损害他人利益，赚“昧心钱”，在他们看来是有罪的；“不洁的”钱是“万万使不得的”。因而，他们以鄙视的口气抨击社会上和本村个别人以不正当的手段去谋取钱财的行为。这种价值观理念一方面来源于他们虔诚的伊斯兰教信仰；另一方面，来源于对国家法律的认知。可见，信仰、道德与法律对绝大多数人的经济行为起着调控的作用。正因此，纳家户村的家庭经营在搞活的同时显得十分有序，绝大部分人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而不该干什么。诸如贩毒、造假卖假等等违法经营活动在这里还从未发生过。
市场主导下的决策方式面向市场，随时根据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来安排家庭经营，是纳家户人的一大特长。20世纪80年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当时农村市场上最紧缺的是农具和耕畜。有些头脑反应敏捷的人很快就瞄准这一市场，办起农具修造铺，做起了贩卖役畜的生意；有的家庭看到城市建筑运力不足，贷款购车从事运输；有的则趁着当时落实民族宗教政策的大好时机，瞄准“清真”饮食业市场，或搞屠宰，或经营清真饮食业。这些最先走向市场的家庭都大获成功，如今差不多都已成为该村最富有的家庭。其成功的奥秘，还在于这些家庭当市场情况发生了变化时，很快就转向其他经营。例如，当农具市场趋于饱和时，一些从事农具修造的家庭便及时把资金和劳动力转向农副产品加工或其他非农产业。当城市和农村运力趋于饱和时，有的卖掉车辆转向其他行业。当然也有一条路走到底的，但也是在不变中求变，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调整家庭经营的规模和产品结构，使自己在市场的不断变幻中站住脚跟。也表明在市场主导作用下，并不完全排除其他非市场因素在随机决策中的影响。
充分发挥家庭传统和资源优势根据自己家庭劳动力的特长及土地、资金、技术，乃至社会关系等条件，合理安排家庭经营的项目，即坚持从实际出发，选择既有市场又适合自己的家庭条件和经营特长的经营方针，是该村灵活经营的又一特点。
以纳家户村最为发达的屠宰业为例，最早从事这种经营的家庭大多数对干这一行早就有经验，有这方面的能手，会看羊（能较准确地估计每个羊的重量），能准确预测市场行情，且有技术。这种本领大多是家传的，有的祖上就干这一行，一代传一代。在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前，有这种特长的一些家庭就开始了这种经营，即使在大集体时期，有的人也偷偷地干。因此，在实行家庭经营后，这种特长就成为这些家庭的一种传统优势。干这一行对于这些家庭来说“轻车熟路”。由于干这一行资金可多可少，技术要求不高，而且可以就地学到，对场地也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加上市场需求不断扩大，销售一直看好，资金流转快，利润可观，故干这一行的人越来越多。有的家庭即使后来又干了别的，仍兼营这一行。
另一方面，由于坚持“有什么条件办什么事”和“各走各的道”的经营原则，每个家庭所具有的各种资源大多数得到合理的开发和利用。例如，土地多的家庭多半在土地上下工夫，在种植业内部搞多种经营，既种粮，又种蔬菜，又经营果园；劳动力多的家庭实行合理的分工，向多种经营方向发展，既种田，又务工经商，或搞劳务输出；有能工巧匠的家庭运用自己的传统手艺和技术从事修理服务或从事建筑。利用社会关系所提供的便利条件，开展某些特色的家庭经营，在该村也不乏其例。有一家经营很好的面包加工专业户，就是通过在银川一家食品厂当技术员的亲戚在信息和技术上提供指导和帮助下办起来的；有一户先是从事养鸡后来转为养狐狸的养殖专业户，是由于家庭中有人在县畜牧局工作。可见，他们得益于亲戚和好朋友的支持和帮助。
竞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日渐强烈，市场的竞争也波及到这里的每个家庭。
竞争首先是在家庭之间展开。表现形式是相互间“不服气”：你能，我要比你更能；你家有来钱的门路，我也要找一个来钱比你更多的门路。你有钱，我要想方设法变得比你更有钱。似乎谁都不愿示弱，即使明知自己竞争不过别人，也要把超过别人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人的身上。正是这种不声不响的暗自竞争，促使每个人都尽可能地发挥出自己的最大潜能，去掌握一两种挣钱的本领，从而使纳家户村出现了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多元发展格局。这些竞争在一些方面也以畸型的方式表现出来，表现为一种盲目攀比，从而引发出一些负效应。例如，你盖的房子漂亮宽敞，我要盖得比你更漂亮更宽敞；你家屋子地基高，把风水占了，我家屋子的地基比你还要高，致使该村的住房出现了“高的高，低的低，骑着骆驼拉着鸡”这样一种怪现象。
竞争也常常由家庭之间扩大到家族之间。家族内部的联合常常是为了与其他家族展开致富竞争。
竞争在另一个层面上是行业的竞争。表现形式是在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上争优劣，在价格上争高低。例如，一家养殖专业户在介绍自己的成功经验时说：“为了与同行竞争，我们的办法就是节约成本，搞薄利多销。比如鸡蛋，别人批发价2元5角一斤，我批发2元4角，而且送货上门。这样，我的产品就有了竞争力。”一户从事面包加工的专业户，为了与周围的同行竞争，争先购进先进设备，不断开发出新产品，在成本上升的情况下，亦能保证批发销售价格不变，从而使自己多年来立于不败之地。正是这种竞争使该村经济充满了活力。
政策诱导在家庭经营过程中，有些产业之所以有飞速的发展，是因为政策起到了诱导的作用。例如，政府为了鼓励和支持农民发展养殖业，对于养殖业及其相关产业，如饲料加工业，予以免税，并从信贷资金上和土地的批租上给予一些优惠和照顾。有些家庭正是利用这一政策所提供的有利条件，开展规模养殖业，并使该村的家庭饲料加工业和骨粉加工业也相应地发展起来。
三、资金筹措、信息来源及雇工
资金筹措资金是家庭经营的要素之一。1984年，缺乏资金最为关键。到1996年，大多数家庭通过多年的生产积累，都能靠自有资金解决扩大再生产的问题。一般是根据自己资金的条件开发一些经营项目，有多少钱，办多大的事，成为大多数人的经营原则，以不欠债为好。少数经营大户，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所需资金较多，需要通过银行贷款解决，最大贷款规模达到一年200万元。但前些年由于贷款的利息高，一般家庭不敢贷；对于信贷偿还能力低的家庭，银行也不愿贷，故能够在银行贷上款的家庭不多。少数农户在春耕春播时，缺乏资金购买化肥，信用社给予少量农贷。解决资金紧张的另一个途径是利用亲情关系，向亲戚朋友借贷。现在，家家户户都想扩大再生产，闲散资金很少，即使有，一般也不愿借，因为碍于情面，不好讨债。故能够通过这一途径解决资金的也不多。由于大多数家庭不愿负债经营，故高利贷现象在纳家户村也不像有些地方那样普遍。
信息来源对信息的重视是纳家户村人近些年来形成的一种意识，也是经济搞活并获得较大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了解市场信息成为每个家庭经营决策时最重要的一件事。为了做到信息灵通，到1997年，全村在两三年内有40%的家庭安装了电话，在全区第一个实现了“电话村”。电话的普及为他们与外部世界沟通取得信息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一个从事塑料制品生产的经营大户，他出差到外面看到有的城市正在兴起“呼拉圈“热，一个电话打回家里，马上组织呼拉圈生产。待产品出来后，果不然这股风传到宁夏，它的产品大批量地抢先推向市场，供不应求。仅仅三个月，就赚了16万元；等他看到生产的厂家多了，立即转产，避免了盲目生产带来的损失，像这样靠信息发财的不乏其例。
正因如此，人人处处留心信息，处处事事都能成为他们了解市场的信息源。比如，在一块相互聊天许多人不再扯东家长西家短，而是谈论市场，交流互相了解的信息和对信息的判断，谈论生意经。通过交谈达到信息资源共享；亲戚间互相来往也成为互通信息的机会；看电视、听广播更成为他们获取信息的基本途径。
雇工经营随着家庭经营向广度和深度的发展，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并且在一些家庭中出现了劳动力不够用的问题。雇工经营随之产生。1984年，雇工现象已经产生但还不普遍。当时的雇工经营户有15户，雇工58人，雇工最多达25人，而且雇工大多来自本村，大部分是季节性雇工。时过10多年，这种现象大有发展。一是雇工经营户增加到10多户；二是雇工人数超过200人；三是有些家庭雇工的规模扩大，最多的一家雇工达到32人；四是雇工多半来自外县外省，大多是通过亲戚朋友介绍来的，也有从劳务市场招聘的，但一般不缔结用工合同，当面说清，雇工干不干有自己的自由。
雇工待遇。1984年时雇工除包吃包住外，月工资60元左右，最高达100元。1997年，雇工工资，管吃管住的在150元左右，不管吃不管住的一般在300元左右。在一些较大的家庭企业中，实行计件工资加奖励的办法，平均月工资达380元。而且每年发一套工作服和劳保用品，有的甚至还按月发5元医疗费。
雇主与雇工的收入差距。1984年，差距比为1：17，1997年，对从事油坊作业的家庭调查，只有1：3左右。
除长期雇工外，短期雇工更为普遍，每年到农忙季节时，约有半数种植业的家庭都要临时雇人进行播种和收割。管吃管住，按亩付给报酬。
四、家庭经营类型、结构
家庭经营形式与范围分类按经营形式和范围分类，该村家庭经营有两种基本形式：专一经营型和混合经营型。
1997年，据对从事家庭经营的101户的抽样调查，此类专营户8户，占7.9%。其中从事植种业的专营户6户，从事某一项非农产业的专业户2户（土地转让给别人经营），分别占5.9%和2.0%。其他为多业兼营户。种植业专营户是指专门从事种植粮食、蔬菜和经营果园的家庭，其产品除一部分自用外，大部分要在市场上销售。由于从事的也是商品生产，大多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农户”。非农专营户（据村干部说，全村此类户约有20余户），一般是从多业兼营户发展而来。当从事多种经营劳动力顾不过来，或觉得资金、劳动力分散所获得的效益不如集中投向某一效益更好的产业时，有的家庭就会主动放弃兼营，改为专营某一产业，从而使那些具有优势的产业规模得以扩大，产业化程度和效益得以提高。可见，这种由多种经营向专一经营的转变是家庭经营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表明家庭经营进入产业化发展的更高阶段。它使得农村中各种生产要素得以重新组合和合理配置，从而使各种生产要素发挥最大的效能。一些走上企业化生产和经营的专业大户，一般都经历了这个过程。
混合经营型（多业兼营型）。是指在一个家庭中，分工经营两种以上的产业或经营项目，其中一种为主营，其他为兼营。自然主营和兼营的位置也是相对的，也是可以置换的，有时亦表现为多业齐头并进。这种情况一般表明家庭经营尚处于无定型时期产业化水平还不高的初级发展阶段。
1997年的家庭经营形式大体上是一种混合型的经营模式。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双业兼营型，占65.3%，三业兼营型占24.8%，少数户甚至达到四业兼营。
家庭经营结构分类与特点从上表中可以看出该村家庭经营呈全面发展的格局。与1984年的情况相比，可以清楚地看到纳家户村家庭经营结构呈现如下几个特点和发展趋势：
家庭经营的范围大大拓宽。1984年时，有两种以上经营项目的家庭不超过家庭总数的1/3，70%以上的家庭依然是从事单纯的种植业。多业经营的家庭占家庭总数的92.1%，即使单业家庭，大多也与1984年的情况大为不同，如前所说，其内涵大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种植业依然是家庭经营中最基本的一种产业。在101户中，依然经营着种植业的家庭98户，占97.0%，其中纯种植业6户，主营或兼营种植业的92户。只有3户脱离了种植业，实现了与土地的分离，与1984年调查的情况相比，变化不大。说明大多数家庭依然眷恋土地，重视农业生产。对于这些家庭来说，种植业收入依然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据对101户经营收入统计，其中69户仍以种植业收入为主，占68.3%。
农副产品加工业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发展最快的一种产业。据1984年调查，当年从事农副产品加工业这一经营项目的家庭，全村只有50户左右，占全村总户数的6.6%左右。1997年，从事粮油加工和畜产品加工的有350户左右，占全村总数30%以上。其中尤以榨油业和屠宰业发展最为迅速。仅开办油坊的家庭就有40余户，从事屠宰业的家庭约占全村的近1/4，达240余户（1984年仅有36户）。在抽样的101户中，从事农产品、畜产品加工经营的家庭26户，占25%，其中有21户兼营屠宰业，占抽样户的20.8%，是仅次于种植业的第二种基础产业。
养殖业有了较大的发展。1984年在调查的113户中，达到一定规模的养殖业家庭只有3户，占抽样的2%。而1997年抽样的101户中，达到一定规模的家庭就有8户，占抽样家庭总数的7%。目前从事规模养殖业的家庭近百户，约占全村总户数的10%左右，并且规模有日益扩大之势。其中，养鸡大户就有11户，养牛的家庭达20户，最大规模的一户养奶牛就达到30余头。
第三产业（商业、服务业、运输业、饮食业等）在家庭经营中得到相应发展。一是经营范围扩大。如，从事商业的在1984年多为小商贩，如今多为开商店，从事零售和批发，经营的范围和规模均大有扩展。二是经营第三产业的家庭增多。1984年时，经营第三产业的家庭在当年的抽样调查中只有20%左右。1996年调查101户中有49户家庭有第三产业的经营项目，占总数的48.5%，其中有商业经营活动的家庭18户，占总户数的17.8%；有饮食经营业7户，占6.9%；兼营运输业的户23户，占22.8%；兼营服务业的14户，占13.9%（因家庭往往兼营2项以上第三产业，故百分比的计算有重叠现象）。
从事劳务输出（包括到县、乡企业当临时工、合同工）的家庭增多。据1984年的统计，当时外出打工和到县乡企业、私人企业当临时工的寥寥无几；1996年，在101户中有此项内容的家庭15户，占14.9%。
家庭经营组织方式分类 按家庭经营的组织方式分类，存在两种基本类型：分散型的个体经营与聚集型的企业式经营。
分散型个体经营。这种形式的家庭经营特点是：家庭劳动力按各自的特长分布到适合自己的一种产业中去，往往家庭中每个劳动力代表一种产业主向。所谓多种产业，不过是劳动力分工从事不同的工作而已。在一个家庭中，经营的范围虽广，涉及的产业虽多，但由于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向分散，故每种产业均属“小打小闹”，规模一般都比较小，且变动性大。其优点是：每个劳动力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和特长选择自己的职业，有高度的自由，同时经营的风险较小。一种产业不景气，可以由其他产业弥补其损失。上面所说的那些混合经营型家庭就其经营方式而言，90%以上属于这种分散型的个体经营。它是与家庭经营的总体水平和各种经营条件相适应的一种经营方式。
聚集型的企业式经营。这种经营方式是指家庭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均集于一种产业，并按照企业管理的模式和生产方式组织生产经营的一种家庭经营方式。这种经营方式虽然仍以家庭为基础组织生产，但其组织生产的方式已超越了家庭的界限，它能从社会中聚集少量，把社会的生产要素组合到家庭中来。如，生产资金可以通过贷款，劳动力不足可以通过雇工解决，家庭成员主要不是直接的生产者，而是直接的管理者。由于有固定生产场所或厂房，配有专门的生产设备，故生产经营的规模较大；但由于对市场的依赖性大，故风险也较大。然而在一般情况下，其经营的效益普遍比分散型经营要高得多。不过在该村目前此类聚集型的企业式家庭经营数量还很少。据统计，能达到按企业化标准进行经营的家庭企业在该村不超过30家，即不超过总户数的3%。纳家户村最为著名的家庭企业有雷金丰的塑料厂、纳树德的房地产公司、纳金龙的养鸡厂和饲料加工厂、丁耀成的皮毛加工厂、纳金林的制醋厂、阎翠梅的奶牛场、沈光武的面包加工厂、张国孝的电焊修理厂、马正寿的骨粉加工厂、闫中孝的商业批发公司等等。
此外，就家庭经营的地点，还可以分为就地经营型和扩散（多地）经营型。前者指经营范围不出纳家户村，后者指经营范围扩大到纳家户村以外。据调查，仅在永宁县城开办商店、饭馆、修理及摆摊设点的就有54户，在银川和其他地方开业经营的亦有20户以上。
五、家庭经营效益
经营收益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家庭经营的全面发展，人均收入逐年提高。1984年，平均每个家庭的经营纯收入2320.7元，农民人均纯收入411元（113户抽样）；1997年对抽样103户的调查表明，1996年此项收入户均达到9294元，人均2137元，人均收入比1984年增长了4.2倍。年均增长14%，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年平均增长为9%。
家庭经营在家庭收入中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以来，家庭经营收入始终是家庭收入的最主要和最基本的来源。经营收入在家庭的总收入中所占比重1984年为92.70%，而在1996年为91.23%。由于在家庭经营中，除种植业外，其他各业均无成本核算，居民在报收入时，多半是除去成本及税费后的纯收入。故家庭经营收入一项准确性较差，而纯收入相对较接近实际。在1996年的家庭纯收入中，有86.84%来自家庭经营收入，比重比1984年下降了1.5个百分点，反映了同期非借贷性收入的增长速度超过家庭经营纯收入的增长速度。
家庭经营纯收入结构，在家庭经营纯收入中种植业的纯收入依然占首位，占30.52%，与1984年相比，1996年在家庭纯收入中的地位下降了27.68个百分点；其次是商业、饮食业占22.54%；其他依次是农副产品加工业、运输业、养殖业、劳务输出、服务业。从三个产业来划分，1984年第一产业与第二、三产业（当年的工副业生产包括二、三产业）之比为1：0.59，1996年三个产业（劳务输出被列入三产业）之比分别为1：0.45：1.04.可见，在家庭经营中，第二、三产业发展最快。与1984年相比，第一产业在家庭纯收入中所占比重下降了22.59个百分点，而第二、三产业所占比重相应上升了22.59个百分点。
种植业经营效益。根据103户的调查，1996年，共拥有土地569.77亩，其中转出土地22.3亩，转入11.1亩，改为其他用途的11.1亩，实际经营土地547.47亩。其中最大值10.8亩，最小值0.5亩。与1984年相比，户均土地经营的面积减少2.34亩，人均减少0.18亩，分别下降29.6%和14.8%。
粮食种植业的经营状况。种植粮食的效益较差，而且呈逐年下降趋势。1996年与1984年相比，产值每亩虽提高了1.69倍，但利润只提高了1.2倍，而期间粮食两次大提价，1996年的粮食综合价大约比1984年提高2.3倍（按小麦、水稻、玉米三种产品1984年平均价0.20元，1996年平均按0.65元）。相对照，实际每亩利润下降了23.9%。若每亩用工平均按28个工日算，每个工值1984年为3.2元，1996年为8.8元。与农民说的“种一天地不如宰一只羊”情况完全符合。
抽样调查表明，1996年98户生产的粮食总产达到29.8万公斤，亩产达到585.5公斤，户均生产粮食3041公斤。按103户的人口计算，人均占有粮食665.2公斤；按160个从事种植业的劳动力计算，每个种植业劳动力生产粮食1862.5公斤；如以人均300公斤口粮计算，即一人生产的粮食足够6个多人吃一年。生产效率至少比大集体时提高1倍。在粮食的分配中，除去口粮、籽种和役畜饲料及公粮外，粮食的商品率大致在50%左右。由此可见，无论是从经济效益，还是从社会效益来看，粮食种植业都是目前家庭经营中一项最重要的基础产业。如何从政策上巩固和发展粮食种植业是家庭经营面临的一个问题。
蔬菜、经济作物及果园的经营状况。蔬菜、经济作物的效益比粮食种植的效益要高得多。按亩平均的综合经济效益，1984年相当于粮食种植效益的3.9倍（当年主要是套种复种的蔬菜面积多），而1996年达到5.9倍。提高的幅度大大高于粮食种植业。但从种植的面积看，1996年明显低于1984年（1984年113户蔬菜、经济作物及果园所用耕地107亩，占耕地面积的11.94%；而1996年98户此类经营的土地面积只有49.2亩，占总耕地面积的8.99%），反映出种植业内部的多种经营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是经营此类作物用时用工较多，且比较效益不如有些非农产业。此外，资金和技术要求较高，且受市场的影响大。尤其是果园，近几年来市场饱和，果品价格下跌，亦影响到果农积极性。
蔬菜基地。2008年，有温棚种植户80户，品种有：辣椒，番茄，黄瓜，萝卜等。
养殖业经济效益在纳家户村家庭经营中，养殖业的发展效益较好。1996年底，有一定规模的养殖专业户有40户。全村的饲养量及孵化的鸡达35万只，存栏圈羊711只，奶牛400多余头，王华在贺兰养殖430头，养殖的品种还增加了狐狸、鹌鹑、鹅、鸭。由于从过去的零散饲养过渡到规模饲养，特别是有些养殖大户过渡到用现代化设备和现代企业管理方式进行饲养，使效益大大提高。如纳家户村最大的一个养鸡大户，实行种鸡、肉鸡、蛋鸡一条龙生产。机器孵化种鸡量最高年达60万只，蛋鸡存栏最高达到1.5万多只；年销售鸡蛋上万公斤。过去影响养鸡业发展的主要障碍是疫病，在实行规模养殖后，由于实行严格的防疫措施，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村饲料加工业的兴起也为养殖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由于国家免税，大多养殖户获利可观。一些养殖大户一年获利达到上万元甚至数十万元。一家养鸡大户最高时年获利10万元，但有时因价格下跌，或饲料价格上涨，也有赔本的时候，有时一年净赔10多万元。一个养奶牛的专业户告之，从一头奶牛身上一年至少能赚2000元左右。狐狸养殖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1996年前，国际市场需求量大，国家和私人高价收购出口，一张狐狸皮能卖到上千元。1997年，价格猛跌，一张狐狸皮只能卖到500元～600元；出售狐狸，也由前几年的三四千元一对，下降到1000多元一对。据养殖户介绍，即使这样，养几十只狐狸一年赚一二万元没问题。
农户集畜牧养殖、科研、改良、繁育、推广为一体的正规化畜牧养殖。2005年以来，每年通过各地畜牧扶贫部门调往全国的良种牛、羊10万余只（头），使上万农户脱贫致富。一年四季，购牛羊客商，络绎不绝，牛羊购销两旺。纳家户村长期供应的良种有：西门塔尔牛、利木赞牛、夏洛莱牛、鲁西黄牛、改良肉牛、育肥小公牛、肉牛犊。成年牛体重可达到1800斤左右、育肥期日增重4.5斤～5.6斤。品种有高产奶牛、鲁西小尾寒羊、波尔山羊、夏洛莱羊、杜泊绵羊、无角陶塞特羊。
农副产品加工业效益农副产品加工业形成规模的主要是榨油业和屠宰业。榨油业投资不多（1万元即可），一台榨油机一天可榨一副油，一副油用原料150公斤，出油率为34%～36%。1997年夏秋季节，胡麻购进价3.6元/公斤，油的批发价10元/公斤～10.4元/公斤，售油的钱高于购进原料的钱，每公斤油渣卖出价1.2元左右，毛收入40元左右。除去电费、雇工（一般一台榨油机雇一个人）和其他费用，一副油最多可净赚30元。一年下来，一台榨油机多则可赚到8000元～10000元，少则也能赚4000元～5000元，一年多就可收回投资。一般不用贷款，也不纳税，赚多赚少归自己。
屠宰业的效益可观，故全村从事这一行业的家庭逐年增多。屠宰业需要的资金可多可少，对场地、技术也无太高要求；一只25公斤左右的羊1997年冬季的购进价280元左右，屠宰后出肉20公斤左右，批发价每公斤10元～11元，一般拉到永宁或银川批发。另外，一张羊皮可卖到80元左右，羊肠由加工肠衣的业主收购，每副10元～15元。羊下水由专门从事洗羊杂碎的家庭收购（目前全村洗羊杂碎的户上百户，一副下水洗净后可增值3元～5元）。此业除去税费（买羊时每只交1元～2元的综合税，卖肉时每只羊交1元屠宰税，1元工商管理费，0.5元过秤费），屠宰一只羊可净赚10元，好的可以赚到20元，但也有不赚甚至赔本的时候。屠宰大户旺季（每年9月至第二年2月）一天的屠宰量达20只～30只，一般的户宰杀5只～6只。淡季（2月～8月）屠宰量大大减少，一般只宰几只。有些家庭此时停业。一个屠宰大户一年的屠宰量可达5000只以上，一般户在1000只以上。秋冬季全村每天宰羊在1000只以上，其余时间每天300只～400只，全村年屠宰的羊只在20万只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