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在听了柴可夫斯基“如歌的行板”之后，竟抚在柴氏的背上哭了。在俄国的艺术家中间，把自己的泪水抛洒在别人衣衫上，是向对方的创作表示一种敬仰。
吾国的白居易先生，官拜谏议大夫，也是朝廷的大官。他听了月夜轻舟嘈嘈切切的琵琶声之后，泪水竟也濡湿自家的“司马青衫”。
这是说“可歌可泣”极合人情。
音乐这东西，无论吹拉弹唱，总在演示人之心声。孔子调教弟子的“六艺”中，除了驾驶马车、射箭之外，亦有音乐一项。这位极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又“食不厌精”的孔夫子，在听了韶乐之后，可以“三月不知肉味”。这说明音乐不独使人泣，又能弃绝口腹欲念甚至减肥了。
歌与泣的关系还有一个例子是庄子在《大宗师》中说的，子桑户去世之后，他的莫逆扩友孟子反和子琴张两位老人家坐在死者身旁，意气风发地弹琴而歌：
“子桑户你可真有福，一撒手就啥也不管喽，归呀么真啊又返璞，把我们丢这块儿遭罪受苦。”
这可谓是以歌代泣了，是庄子极洒脱极达观的艺术化的说法。庄太太去世之后，他也曾鼓盆而歌，让好多吊唁的人们目瞪口呆。
古诗词中曾有“长歌当哭”的说法，人若悲愤至极，哭已不能化解胸中块垒，便要以歌来舒释之。
然而可歌与可泣除了人我之间情感的转换之外，又能区别创作题材的不同选择。
可歌者，不妨作大众文学或浪漫主义手法观之。平湖秋月、崇山峻岭、喜剧小品、模范事迹，均宜以歌歌之。这说的是宣传。
可泣者，则多是殷实厚重的巨制或瞩目人生的忧患之作。情发于中，已然难禁，令人掬一把热泪祭之奠之，就成为打动人心的力作了。
兼有可歌可泣功效的作品，必属史诗。
人们久已呼唤史诗，这是对英雄的赞美，又是对社会的全景嘹望。
除非时代需要英雄，除非全社会人的血液中都奔流着那么一种激情，不然史诗难以产生。文艺的悲哀是那种既不可歌又难可泣的平庸调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