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和平等都是以维护个体人的尊严和权利为出发点的，如果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就会危及社会公正的基本原则。从新闻事业史上看，新闻自由将言论出版的权力从封建贵族专制中解放出来，本是为了言谈之善，但同时也为言论之恶提供了可乘之机。自由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价值，言论与表达的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前提，但是任何自由都是有限制的自由，作为各国宪法所保障的表达自由的必然延伸，新闻自由也不例外。
第一节 表达之自由与社会之责任
西方新闻自由的提出，是在近代报刊出现之后。在欧洲中世纪不存在新闻自由问题。十五世纪，手抄小报首先出现于文艺复兴运动发源地意大利，其反封建、反教会的倾向引起了罗马教廷的恐惧和干预，为了防止反梵蒂冈印刷品的流传，教皇曾命令各国大主教对报纸一律实行原稿检查，方许公开传播。十六、十七世纪以后，近代报纸在欧洲诞生，欧洲封建阶级对近代报纸制定了严格的限制政策，新兴资产阶级为了摆脱封建专制制度对舆论的束缚，同封建势力进行了反复的激烈的较量。
在英国，都铎王朝自近代报纸开始出现，就制定了出版许可证、建立星法院和事先检查制度等以加强对出版的审查和限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兴起后，星法院被撤消，但国会在1643年又制定了新的新闻检查法。1695年，检查法宣布废除之后，1712年，国会又通过了印花税法，以加强对出版物的管理。直至19世纪50年代，陆续废除各项“知识税”，新闻出版自由才在英国确立。
法国的新闻出版始终是王室的特权，由王室绝对控制，不许其他人随意染指。国王和王室可以将出版权作为一种特权授予他人，获得授权者必须保证不违背王室的一切规定并且缴纳各种税金。当言论自由思想在英国流传并影响到欧洲其他国家时，法国王室加强了对出版业的规范，王室授予获得授权者对出版物进行事先检查的责任，出现了最早的新闻出版检查官。其后，随着法国革命、复辟的曲折进程，新闻出版自由历经了将近100年的磨难，才最终得以确立。
美国的新闻出版自由运动，比欧洲各国要发展顺利得多。新闻史上关于新闻自由的丰碑式案件，就是发生在1734-1735年美国殖民地时期的曾格案件。曾格是一个中小印刷主，由于刊登了批评皇家总督的消息而被指控犯下煽动诽谤罪。在开庭审判他时，费城德高望众的律师安德鲁·汉密尔顿指出，美国印刷人员有权利刊登揭露强权专制行径的消息，他们具有自由表达的权利，新闻印刷事业是“最重要的事业，是自由的事业。”他要求陪审团释放曾格，他在辩护结束时说：“我毫不怀疑，你们今天的正直行为将不仅赢得你们的同胞们的爱戴和尊敬，而且将受到每一位宁要自由、不要奴役生活的人的赞美和钦佩，因为是你们挫败了暴政的企图；你们以公正清廉的裁决奠定了一个崇高的基础，保证了我们自己、我们的后代、还有我们的朋友应享有的那样东西：即大自然和我们国家的法律赋予我们应有的权利：自由——就是把事实真相说出来和写下来，用以揭露和反抗（至少在世界上的这些地区）专断权力的自由——和真理。”通过答辩，汉密尔顿胜诉。陪审团作出“无罪”裁决，曾格获释。
在争取新闻自由的历史进程中，第一个对出版自由做出理论论证的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卓越的政论家、诗人约翰·弥尔顿。1644年，他在为抗议英国国会恢复检查制而发表的著名的演说词《论出版自由》中说：“让我有自由来认识、发抒己见、并根据良心作自由的讨论，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其后，洛克、李尔本等继续就言论和出版自由做出论证，并且予以广泛传播。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前美国总统托马斯·杰弗逊1787年在给他的朋友卡林顿的一封信中写道：“民意是我国政府存在的基础，所以我们先于一切的目标就是要保持这一权利；若由我来决定我们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迟疑地立即回答：我宁愿要后者。”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美国于1789年通过宪法修正案即“权利法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的法律”。美国的宪法修正案成为美国新闻自由最深厚的土壤。
新闻自由既是指一项基本人权，又是指足以实现和保障这项人权的制度。随着西方各国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取得胜利，在十九世纪，源出于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新闻理论达到顶峰，自由主义新闻体制也在西方各国先后确立。然而，在自由主义的新闻理论及体制下，由于难以确定对传媒的正当限制的范围，也难以确定政府在传媒社会控制中的正当参与范围，西方社会形成了基本上对传媒放任自流的立场。例如，在美国政党报刊期间，联邦党人和民主党人为了党派利益而利用各自的报刊相互攻击和诽谤，习以为常，以至曾为新闻自由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杰弗逊总统也愤怒地说：“报刊随心所欲和撒谎到放肆的程度，从而使它完全丧失人们对它的信任。”
与此同时，自由主义的新闻理论并不涉及垄断资本力量对传媒的操纵问题，其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以及对“观点的自由市场”及其自我纠正过程过度相信，从另一方面强化了社会对传媒的放任自流立场。西方传媒的放任自流，孕育着滥用新闻自由的危机，其商业化又孕育着滋生赢利至上的倾向的危机。商业化的传媒的自由放任的操作，使广告费、赞助费的诱惑，成为影响新闻传播的因素，广告商和赞助商成为左右新闻传媒信息把关决策的一股势力。这对于传媒业的独立与公正的性质不无影响。自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商业报刊成为报业主流之后，新闻媒介及其从业人员转而一切向前看，以牟取最大利润为目的，不择手段，不顾廉耻，广告可以冒充新闻，新闻可以借助幻想，甚至以讹传讹，诲盗诲淫。1835年，美国《纽约太阳报》（New York Sun）记者理查德·洛克捏造的一系列关于“月球人”的报道就是一个典型。1835年8月，美国《纽约太阳报》刊登该报记者理查德·洛克伪造的关于一位英国天文学家约翰·赫谢尔爵士在非洲好望角以特大天文望远镜观测月球的连续报道。该报利用人们急于想了解观测结果的好奇心，一连炮制了七篇报道，先是论述月球的地形、山脉、湖泊，后又报道说发现了月球上的鸟兽，并绘声绘色地描述有翼能飞，状如蝙蝠的“月球人”。这一系列假报道使《纽约太阳报》名声大噪，销量激增，许多读者伫立街头等待出报，一天印十个小时还供不应求。其他报纸则竞相转载，惟恐落后。其实，这些报道全部都是《纽约太阳报》老板本杰明·戴一手策划的，为的是从轰动效应中获取利润。
更为严重的是，商业化的高度放任自流的传媒业，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煽情主义乃至黄色内容泛滥成灾的现象，践踏了新闻道德，并对社会道德造成严重危害。美国新闻史上出现了黄色内容盛行的“黄色新闻”时期。“黄色新闻”的缘起，同美国报界为争夺读者展开的激烈的发行量大战有关。为了在竞争中获胜，以《纽约世界报》和《纽约新闻报》为代表的报纸都大量刊载色情、凶杀、暴力、伪科学等耸人听闻的刺激性报道。“黄色新闻”的代表人物威廉·赫斯特，为了扩大他的《纽约新闻报》，尤其不择手段。著名的新闻狂语“你提供速写画面，我就可提供战争”就发生在这一时期。1898年，为了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美国挑起对西班牙的战争。惯于刊登耸人听闻的报道的《纽约新闻报》不惜在事先大肆渲染战争气氛，散布美国人的自豪和自由正受到威胁的论调，煽动战争情绪。战争发生后，又全力推波助澜。据说，赫斯特于1896年派出了一位插图画家去哈瓦那做暴行和战争速写。这位插图画家抵达哈瓦那后，发电报给赫斯特：“这里一切平静，没有动乱，不会发生战争。希望返回。”赫斯特复电给插图画家说：“请留在那儿。你提供速写画面，我就可提供战争。”虽然对这一电报事件，美国一些新闻史著作称难以查考，但是赫斯特的报纸曾为煽起战争情绪推波助澜，并乘机在战争喧嚣中扩大发行量以牟利，确是公认的事实。《纽约新闻报》每期发行量1896年为43万份，1897年为60万份，美西战争开始后一度达到150万份。
除了色情、暴力内容泛滥外，揭人隐私、虚假报道等违背道德原则的做法也屡屡出现。加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西方报业也开始进入垄断阶段。由于传媒所有权日趋集中，传媒巨头在媒介信息市场上处于主导地位，传播渠道减少，西方自由主义者所宣扬的多样化的“观点的自由市场”，实际上已经成为镜花水月。总之，在西方各国，由于新闻自由的滥用使得新闻道德问题日趋严重，引起社会的强烈不满，如同伯恩汉勋爵讽刺当代的英国报刊所说的：“大多数英国报纸就像伦敦西区（伦敦的资产阶级住宅区）那些风雅的妇女，她们热衷于自己那窈窕的身型，对自己的道德品质却漠然处之。”
十九世纪上半叶起，西方新闻界许多有识之士在反思中开始认识到：新闻从业人员需要行使新闻自由的权利，但是绝不能滥用此项权利，必须加强社会责任感和自律意识。与新闻自律思想的出现几乎同步，西方新闻职业道德建设也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步，其中以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创办人与首任院长沃尔特·威廉斯在1908年主持制定的《报人守则》最具代表性和通行。然而，早期的新闻自律思想并没有为西方新闻从业人员所普遍接受，新闻职业道德建设也未能遏止住新闻职业道德水平的下滑，例如在美国，新闻职业道德准则虽然为数不少，且应用范围也十分广泛，但在实践中却因新闻界积习太深而收效甚微，究其原因，主要是新闻自律与新闻职业道德建设还缺少一个可资依托的坚实的理论基础，因而无力与自由主义新闻理论相抗衡。
实践是理论的催生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哈钦斯为代表的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哈钦斯委员会），在经过为期两年多的认真的学术性的调查之后，于1947年出版了一本著名的小册子：《自由与负责的新闻业——关于大众传播系统报纸、广播、电影、杂志和书籍的报告》。这份小册子的问世，标志着一个较自由主义新闻理论更为成熟的新闻理论——社会责任论的诞生。社会责任论的创立是建立在对新闻自由问题重新加以检讨的基础之上的，概括起来，社会责任论者认为：新闻业必须是自由的，不能受到来自外部特别是政府的限制。但新闻自由也不是无条件的自由，而是应该受到道德责任的约束。在继续享有不受政府任何干预的自由的同时，必须要承担起社会的义务和责任。报刊的自由不能损害公众的自由，甚至公众的自由要高于新闻媒介的自由。报刊必须约束自己的行为，不能为所欲为，不然就是对新闻自由的滥用。尽管美国《时代》杂志的创始人亨利·卢斯所提议并提供最初资助的这个调查最终所得出的结论违背了他的最初愿望，尽管当时多数传媒的老板对哈钦斯委员会提交的调查报告表现出恐惧或蔑视，不予理会，但是社会责任论还是逐渐为社会所重视，并最终得到多数传媒道义上的承认。
第二节 永恒之价值
所谓自由，自是自己，由是听从、顺从，自由者，听从自己也。表面上看来，自由似乎是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千百年来人类却一直在努力追寻着，并且自由的问题也似乎依然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现实社会中的人们仍然对于自由充满激情和向往。
现代社会常以自由作为文明进步的标志，言论与传播的自由便成为其中应有之义。当今世界上，虽然如何寻求一个使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够充分享有新闻自由的制度，迄今尚未有理想之答案，但是公然否认新闻自由作为一项基本人权的地方也绝无存在。《国际新闻道德信条》序言开宗明义地指出：新闻及出版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是《联合国宪章》及《世界人权宣言》中所尊奉与宣示的所有自由的试金石；因此，和平的增进与维护，必须靠新闻出版自由。新闻出版自由与人类所有自由权利构成为一个整体，是人类全部自由权利最敏锐、最显著的标志。对于人类各种自由权利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曾作过分析：“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自由的一种形式制约着另一种形式，正像身体的这一部分制约着另一部分一样。只要某一种自由成问题，那末，整个自由都成问题。”
不过，现代文明的成果也可能产生负面效应。瑞士著名学者C。荣格对现代社会的弊端进行尖锐批评时指出：“每种好的品质都有其坏的一面，因此凡是世界上的善一定也有其相对的恶。”在纯粹自由的市场环境下，人类的经济行为往往具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和无止境性，这种盲目的无止境一方面使人们看似越来越优裕舒适的生存环境潜藏着巨大的生存危机，同时还会加剧社会分化，而这些后果的弥补仅靠经济本身的力量是不足的，因为现代社会对于经济的依赖已形成一种惯性。自由的市场经济在某些时候却会本末倒置，人们往往为了牟利而去制造需求，或者千方百计地挖掘需求，而有些需求本身并非生活所必需，甚至是弘扬人性之恶。这些现象同样表现到新闻领域。从新闻事业史上看，新闻自由将言论出版的权力从封建贵族专制中解放出来，本是为了言谈之善，例如民众通过报纸上登载的时事新闻、社会报道、知识小品、产品广告等内容，较为及时和广泛地知晓社会的方方面面，并做出一定的讨论和反应；但是新闻自由同时也为言论之恶提供了可乘之机，例如一些报纸在市场竞争中，为了争夺读者、压倒别的报纸、谋求利润的增长，便滥用新闻自由的权力。不难看出，本书后面所讨论的新闻领域几个实践难题都在某种程度上与新闻自由的滥用有关：新闻客观性问题提出的背景，是美国政党报刊期间各报肆意相互攻击、捏造歪曲事实；隐私权问题是在美国报刊商业化和大发展时期，为了取悦读者，新闻媒介争相刊载隐私，肆意干扰人们的私生活的背景下提出的。布兰蒂斯和沃伦的隐私权文章，正是对当时波士顿报界报道了关于沃伦家庭私人事务的文章的闲话的回应；隐性采访问题则是随着偷窥时代的到来，以及舆论监督权力的滥用而引起的。
尽管如此，关于自由，至少有两点是可信而肯定的，那就是：其一，自由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价值；其二，自由不是无限度的。也就是说，自由是可贵的，但并不意味着可以滥用自由。自由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享有自由从来都是以不妨碍他人自由为前提的。自由是一项基本权利，但它同时又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成果，必然受社会的制约，比如受制于法律和社会制度。如同德国学者奥特弗利德·赫费所认为的，不加限制的自由必然导致不可避免的自由之冲突。如果每个人都坚持各方面的自由，那么“每个人也就‘自动地’处于别人的行为自由之中，即处于别人进行残杀、偷盗和侮辱的自由之中。因为一个人的自由的保持，无非是有权利要求在可能情况下干预别人的生命、财产、名誉或宗教活动。受害者和致害人这种社会的对称性表现在：当每个人都要求有伤害别人的自由时，那他也正好牺牲于别人的这种自由。生命、宗教、名誉、财产和一切对人来说是重要的东西，都受到威胁。”只有对人们的某些自由加以限制，才能保障人类社会的生命、财产、名誉、言论等权利的完整性。所以，“自由的限制换得了自由的保障，对自由的放弃回报以对自由的权利要求。”当然，这种回报不能理解为放弃自由这一原因的结果，由于受害者和致害人的对称性，自由的保障只有通过自由的限制才是可能的，放弃是保证完整性的可能条件。
作为各国宪法所保障的表达自由的必然延伸，新闻自由也是如此。从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上看，新闻自由主要是一个存在于政府与大众传播媒介关系模式中的概念，自产生伊始，也主要是在这一领域中起作用。例如，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是针对当时英国国会中推行书报检查制度的政治势力而作的；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一系列关于言论和出版自由的主张，反对的是普鲁士专制政府的书报检查令；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曾格案也是由于报纸对政府的批评而起，以及著名的“五角大楼文件案”，也是发生在政府和媒介之间。然而，当新闻事业在与政府的对抗中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后，当传媒巨头希望获得更多的自由权利（权力）时，专家学者们却针对新闻自由的滥用而提出社会责任论。可以说，新闻自由从最初作为封建政府的对立面，意在不受政府阻碍发表意见的自由，到作为表达自由的必然延伸，不得妨碍他人的自由和基本权利，需承担社会责任，并非自由价值的失落，而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美国是一个自由精神深植人心的国家，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订法律……剥夺人民的言论或出版自由。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新闻界享有绝对自由的法律环境。例如美国赫夫斯蒂德勒法官在1971年的“迪特曼诉《时代》公司案”的判词中明确地写道：“宪法第一修正案不是侵犯行为、偷窃或借助电子设备侵扰他人家庭或办公室区域的许可证”，它也不会仅因受侵扰的人是被人合理地怀疑犯了罪而成为这种凭据。也就是说，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不保护新闻界运用窃听窃照器材在私人住所或办公室展开的秘密采访，即使记者有理由怀疑被采访对象是有罪之人。新闻媒介应当运用好新闻自由赋予的权利，应当始终注意道德自律，实行自我约束，当新闻自由与隐私权发生冲突时，应从尊重他人人格权出发，有限度地使用新闻自由，防止滥用权利而造成的对他人或社会利益的损害。
中国的宪法同样保护言论和出版自由，尽管对于目前中国的新闻界来说，新闻自由的价值和意义更为令人关注，但是也并不意味着可以滥用新闻自由。前路可鉴，既然自由而负责、自由而有度的新闻业已经早已在西方提出，我们有必要学习和仿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