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顿商学院的管理学教授彼得·卡普利从管理的角度上指出，在管理中，如果以牺牲公司的整体最佳利益为代价，过度专注于个人财务目标，那正是领导力衰败的根源，而领导力的衰败震撼了整个金融服务领域。这种由人性的弱点导致的领导力的衰败，也让美国政府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也大为纵容。
找到走向经济繁荣和社会福祉之路的关键在于政府决策、经济活动与伦理道德的结合。我们都很清楚，政客与道德一向势同水火，但是也一定有办法将代表公众利益的道德伦理通过公众推选的政府代表融入政府运作之中。
经济活动与自由市场同样也与道德伦理天性不合，正如亚当·斯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备受推崇的自由贸易理论所主张的，虽然也能够有利于社会，但是人类的行为完全是基于狭隘的自我利益。我并不是说为自己谋利的行为有违道德伦理，但是，任何忽视公众利益或者损人利己的行为肯定不符合人类道德。通过有效提供传统产品和服务，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有效性早已得到证明，但是这个制度却难以清楚展现出，究竟是哪种利己行为恶化而非缓和了现有形势。这样的问题是否充斥着我们的社会？答案当然是“是”！
让每个人都感到困惑的是，所有现代经济理论都立足于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假定人类行为完全基于理性——对于这样的所谓理性行为，一部分意思是指人类的任何行为都是基于他们的自身利益。然而，这种自我中心理论又该如何来解释人类的另外一些行为？例如，年轻士兵们出于对自己国家的热爱而在战场上视死如归；国际义工们冒着生命危险，在薪酬微薄，甚至完全义务的情况下，在世界各地救死扶伤；母亲们放弃事业，花更多时间在家中照料自己的孩子；人们通过抽烟喝酒缩短自己的寿命；穷人们在中奖机会渺茫的彩票上浪费他们宝贵的金钱；教育工作者们仅仅因为从帮助下一代学习知识的过程中获得的满足感，于是放弃了其他薪水更高的工作，选择拿起教鞭。
自由市场经济的鼓吹者们应该意识到，假如没有政府先前所做的工作，使得契约能够履行，争端得以解决，违法必受惩处，垄断受到限制，以及其他各种针对市场参与者的规范和制约，那么他们所钟情的市场根本就不可能正常运转。自由市场经济之所以难以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得到推行的一个关键因素，也是自由市场经济拥护者们没有认识到的一点是，在进行商业贸易活动之前，必须首先确立有效公正的规章和法律制度。这些社会、政府以及商业规章和法律，来自于公众为解决在集体行动中产生的各种问题而合作制定的对策，也就是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交易。
虽然这些商业和政府机构对于社会的合理发展，以及经济的健康成长非常重要，但它们还不是人类社会所拥有的最重要的共同财富。一个独立的司法制度，也就是所谓的法制，才是人类社会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无法有效地反映正义和公平等社会价值，那么这个司法制度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也就一钱不值。这些重要的社会价值包括正义、公平、机会均等、自由、基本人权、生命的神圣，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
最初，有一部分遗传学家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主张，这种利己而非自利基因违反了进化论理论，并且无法在人类行为中得以维系。他们鼓吹，在一个适者生存的世界里，贪婪对于生存来说至关重要。许多社会生物学家已经开始逐渐认识到，在人类以及他们的祖先当中，可以找到证据证明，互助行为具有遗传学上的诱因，这种互助诱因存在于那些延续下来的群体，以及构成这些群体的个体基因库之中。
另外，即使互助行为没有任何遗传学上的诱因，凭借人类自身的自由意志和创造力，只要他们发现互助行为有助于有效构筑和推动社会发展，并为他们自己提供更多机会，人类同样能够后天自发地产生这种行为。基因并不能决定人类的所有行为。
电影《蜘蛛侠》里有一句很正确的台词：“力量越大，责任也越大。”这个定义对于人类道德行为的挑战在于，它将更多的责任赋予了社会精英，而非普通大众。一名取得了辉煌业绩的成功人士如果放弃事业，去做社会援助工作，机会成本是巨大的。但是，在组织解决众多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的过程中，这个人的价值或许更是难以估量。你要怎样才能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是坐在某家《财富》500强企业行政楼的斗室之中，还是发起一场清理华盛顿、终结院外集团的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