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赵宋皇朝的太庙里有一块碑，是开国皇帝赵匡胤立的，规定凡是新皇帝继位，都得到碑前跪拜默诵，接受祖训，谓之“誓碑”。因为它是立于太庙寝殿的夹室里的，所以臣子们只得远远地站在阶下，自然不知道誓碑的内容，猜想不外是经邦济国的总路线吧。
直到靖康之变，金兵攻陷开封，宫门洞开，人们才有幸一睹这块神秘的誓碑。原来所谓的“总路线”竟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以誓碑这样绝对神圣而庄严的形式，并且将“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作为一个王朝的立国方针，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我于是纳闷了：岳飞难道不是士大夫？他为什么被杀了？难道宋高祖赵构不是赵匡胤的子孙？胆敢违反祖制？说赵构不是赵匡胤的直系子孙倒也不错，因为宋朝开国之时确立了“兄终弟立”的嗣位制度，赵匡胤老老实实或者是无可奈何地传位给了兄弟赵光义，而被后世称为宋太宗的赵光义却没有那么老实和无奈，他接了“球”后就不再传回去了，而是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儿子再传儿子，整个地就没有赵匡胤的直系子孙什么事了。所以，赵构是赵光义的直系子孙，但他的继承人宋孝宗倒是赵匡胤一脉的。因为赵构唯一的儿子在立国初年的一次宫廷军事政变中夭亡后，赵构就再也没有儿子，眼看皇位要失传了，而他的兄弟子侄又都叫金兵抓去了，只得到叔伯兄弟的子侄中去挑选，江山终于又回到老大家去了。
说赵构不是赵匡胤的直系子孙并不等于说赵构就可以不遵守赵匡胤立下的祖制，这一点我想大概不用多说大家都能理解，毕竟在同一个皇朝同一片蓝天下。有的人可能还要说，赵构是在金兵破开封后在南方登基的，他没有去参拜过开封的太庙也没有去跪过誓碑，所以他不晓得。确实，赵构倒真的没有去跪过誓碑，因为开封已经沦陷了。但因此说他不晓得这条祖训，却也说不过去。因为连民间都晓得誓碑的内容了，他作为一个继位的皇帝能不知道？誓碑毕竟只是一种形式，作为大宋朝的立国方针，应该会有更有保障的传承体系，用不着担心誓碑一丢大家就都漠然无知这样的事情发生。
从历史上看，宋朝的皇帝包括赵构和他的后世继承者大都能够善待士大夫，“优容文士”，很少斩杀大臣。那么岳飞为什么被杀？作为朝廷最高军事长官枢密使（相当于国防部长）的韩世忠曾经就这个问题责问过当朝宰相秦桧。秦桧回答说：“莫须有”。莫须有，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或许有、大概有”。那么，“莫须有”什么呢？这句话里还缺少一个重要的宾语呢。谋反！宾语就是“谋反”这个词。唯有谋反的臣子历朝都是可以诛杀的，宋朝也不例外。所以，精忠报国的岳飞被杀的罪名竟是“或许有谋反的事实”！这当然是千古第一的冤狱，所以韩世忠当时就抱不平了：“莫须有三个字怎么能服天下的人心呢！”
天下人自然是不服的，从高宗朝开始到现在一直没服过，大家都为岳老爷喊冤。但在宋高宗、秦桧看来，岳飞的谋反情节不仅“莫须有”，甚或还“真的有”！南宋理学家朱熹在与陈亮谈论怎样成为“真正的大英雄”这个问题时，曾说了这样一段令人深思的话：“真正大英雄者，却从战战兢兢、临深履薄处做将出来。若是血气粗豪，却一点也使不着也。”这对理解岳飞之死应当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关于岳飞之死，史学界多争论究竟是宋高宗要杀岳飞还是秦桧害死了岳飞。其实这根本不是问题的实质，也根本不值得争论。试想：要没有宋高宗的首肯，秦桧杀得了像岳飞这么高地位的大臣吗？杀岳飞的朱批圣旨明明白白：“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令杨沂中监斩。”上面高宗的御玺清清楚楚。
其实，岳飞之死，既是政治悲剧，也是性格悲剧。性格决定命运，从一个方面分析，岳飞“血气粗豪”的性格是造成了他的悲剧命运的重要原因。
宋高宗对于岳飞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不可谓不亲信和重用。在南渡诸将中，像张浚、刘光世、韩世忠、张俊等都是北宋朝遗留下来的武官，官场关系千丝万缕；唯有岳飞是宋高宗一手提拔起来的，从行伍底层做起，到绍兴七年，已经官居太尉、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其提拔之快更不是其他诸人所能比拟，一些昔日的上司很快成了他的同僚甚至下级。岳飞自己对此亦深为感恩：“陛下录臣微劳，擢自布衣，未曾十年，官至太尉，品秩比三公，恩数视二府，又增重使命，宣抚诸路……敢不昼度夜思，以图报称。”
不仅如此，高宗也丝毫不掩饰对岳飞的偏爱和恩宠。绍兴三年（1113）秋，岳飞从前线回朝觐见。高宗亲笔为他题写了“精忠岳飞”四个字，并且让皇后娘娘亲自动手绣了一面锦旗，让御林军们持着这面御书锦旗为岳飞开道，在京城临安的四街游行。这种荣耀，古往今来能有多少将领可以享受到？可是，从绍兴七年到绍兴十一年，为什么短短四年后，昔日的“精忠岳飞”却被朝廷疑为谋反，视做心腹大患呢？岳飞“血气粗豪”的性格致使他在政治上的不成熟是很重要的原因。
首先，岳飞性情刚直，他只是单纯地从一个军事指挥官的角度力主北伐，口口声声“迎还二圣”，却没有从一个政治家或者说一个政客的角度去思考一下，如果“二圣”真的被迎还了，对他宠信有加的高宗皇帝怎么办？这个问题，岳飞没有去想，自然也不会去找答案；三百多年后的明朝，明英宗与景泰帝却对此交出了答卷，赔掉的也是一位叫于谦的大臣的性命。但对于这个问题，宋高宗这样的“职业政治家”是可以预见到答案的，所以他深深地被触犯了。他不仅担心“二圣”被迎回，这种情况恐怕还好办些，他更担心万一金人在军事上失利后，会在故都汴梁扶立钦宗或者钦宗的儿子登位，另立朝廷。金人既然已经前后扶立过张邦昌的伪楚、刘豫的伪齐朝廷，难道就不可以扶立钦宗重新上台？那时候，南北两方，谁算正统、谁是伪宋都弄不灵清了，这种状况是最叫人担忧的。事实证明赵构倒不是多虑，金将兀术在病重时所写的遗书里就提到了这种“挟宋故天子以定中原”的策略。平心而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倒真可能极大地分化汉人的力量。岳飞，自己宠爱有加的岳飞，为什么对这些问题都想不到呢？这无疑使皇帝伤心、失望乃至怨尤、愤恨。在封建社会的体制下，触犯皇帝不就够得上“谋反”了吗？其次，岳飞锋芒毕露，更因屡立军功而滋生骄横之气，在处置一些事情上显得桀骜甚至跋扈也是有的。朱熹就曾批评岳飞“恃才不自晦”，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恃才傲物、不善自律。与岳飞同时的大臣辛次膺也曾预言：“飞握重兵，为保身之策，祸将作矣。”
我们的传统道德观提倡“为长者讳”“为尊者讳”，所以对岳飞不利的事情都被“讳”掉了。比如岳飞参军之前，曾在家乡娶一刘姓女子为妻。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他随同杜充军队渡江移驻建康时，家眷都未随同。不久，刘氏抛弃婆婆和儿子岳云，改嫁别人了。所以，当岳飞后来派人去河北迎接家属时，只有老母与儿子被接了去，而岳飞随即也在江南与一李姓女子结了婚。这段历史在《三朝北盟会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都有记载，而《鄂王行实编年》却把它当做丑闻而讳莫如深，只字不提，以致从《宋史》开始，都把岳云说成了岳飞的“养子”。
至于岳飞本人做得不对或者说做得不太聪明的地方，后世更是不大讲的。于是我们只知道岳飞受冤枉，却不知道岳飞究竟如何受冤枉，为什么受冤枉。我总觉得这不是我们今天纪念岳飞的最好办法，所以还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说一些也许大家不太爱听的话。
说岳飞处置不当的主要有这么几件事。
一是议立太子。
绍兴七年，岳飞回朝觐见高宗，当面向高宗奏请立储。据说岳飞是从谍报处得到金人欲放宋钦宗的儿子赵谌回来，所以建议高宗早日立嗣以绝敌人非分之念。这在今天的人看来也是一片好心，无可厚非。但在古代，将领一般是不能干预朝廷政治的，像立储这样的大政更是忌讳武将们参与，否则就有可能产生军阀擅行废立的事了。所以宋高宗听了岳飞的进言，极不高兴，当面训斥岳飞道：“卿虽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与也。”（《中兴小纪》卷二十一）连一向支持岳飞的宰相赵鼎也摇头了：“大将总兵在外，岂可干预朝廷大事，宁不避嫌？”连赵鼎都嫌怪岳飞在政治上太幼稚了。二是淮西易帅的事。当时的宋金交界地区，南宋朝廷主要划分为四大战区：淮东战区，主帅韩世忠；淮西战区，主帅刘光世；荆襄战区，主帅岳飞；川陕战区，主帅吴玢。刘光世出身将门，却怯弱无能，他本人胸无点墨，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书写，他的军队战斗力也很差，还不大听调度。宰相兼任都督的张浚（不是跪在岳飞墓前的张俊）看到这种状况，就奏请更换淮西军主帅。赵构开始想让岳飞兼领淮西军，他甚至心血来潮地下诏给岳飞：“中兴之事，朕一以委卿，除张俊、韩世忠不受节制外，其余并受卿节制。”（《金佗续编》卷二十七《百氏昭忠录》）但宰相兼督军事的张浚认为岳飞为因此兵权太重，因为此时岳家军总兵力已超出10万人，岳飞手下有将领84名，其中统制官22人，而同一时期另外的将军张俊只有统制官10人，韩世忠手下只有统制官11人，岳家军的规模已为诸军之首，张浚怕武将重兵在握，“尾大不掉”，所以从中阻止。宋高宗也很快变卦，改派文官去领淮西军。对于朝廷的中道变更、出尔反尔，岳飞十分不满，一怒之下弃军独赴庐山为母守墓去了。张浚乃派都督府参谋官张宗元到岳飞军中监军，企图乘机夺岳飞兵柄。但岳家军将领不买他们的账，被岳飞任命“提举岳家军一行事务”的大将张宪首先称病不理军务，诸将也都如法炮制。后来宋高宗出面优厚劝慰，岳飞才重新出山。这一事件，虽说岳飞面子扎足，但也不可避免地加重了朝廷对他的猜忌。后来，岳飞又要求增兵、表奏举荐某人出任某地知州，宋高宗都一律不准了。而岳飞在悲愤难抑时也说过“官家又不修德”这样近乎“指斥乘舆”——矛头直指皇帝的惊人之语（事见《金佗粹编》卷二十四《张宪辩》）。三是十二道金牌。这是大家都晓得的故事：岳家军取得郾城、颍昌大捷，岳飞正欲“直捣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朝廷却下令班师。被下令班师的当然不只是岳飞一路军马，张俊、韩世忠、杨沂中等部也都被令班师。但唯独岳飞要朝廷以快马传递十二道“金字牌”才肯回师。岳飞当然有岳飞的苦恼和不甘，因为那样就“十年之功，废于一旦”，但由此加深了朝廷、加深了宋高宗对岳飞不大听话的认识，却是肯定的。
四是擅自带亲兵回京。
吾乡杭州城里有一处地名叫“岳家湾”，据说是因为岳飞回朝时带来的亲兵驻屯那里而得名的。岳飞被十二道金牌召回，朝廷以论功行赏为名，改任他为枢密副使（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明升其官，暗夺兵权。同时被征召回朝的韩世忠、张俊都乖乖地低调行事，交出兵权去当虚职的国防部长了。而岳飞回师却搞得轰轰烈烈、大张旗鼓，他带着爱将张宪、儿子岳云还有一大队亲兵浩浩荡荡地开进了京城临安府（今浙江杭州）。想一想：张宪他们名义上都是朝廷的将领，朝廷没有旨意叫他们进京，你怎么可以擅自带他们进京？他们难道真的都是你的家将？再者，私置亲兵本身就是宋朝的法律所不允许的，你还带着亲兵进京？所以，岳飞在政治上实在太不成熟，乃至有些冒冒失失了。而后来的冤狱就是以张宪、岳云为导火索、为突破口的。
如果说“迎还二圣”的主张是在政治上触犯了当权者；那么，后面的这些作为则是在体制上触动了统治者。
众所周知，宋朝的基本国策是重文抑武。因为，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本人在做皇帝前是人家的军官，夺了人家孤儿寡母的江山后，同样也怕后世像自己这样有野心的军官来夺自己后人的江山，所以宋朝的皇帝最怕军官“尾大不掉”，即使是在军队里也制定了“将无常兵，兵无常将”的规矩。而南宋诸将在时局十分动荡的情况下，网罗、收编甚至用武力征服、兼并了大量的散兵游勇、盗寇和民军，改变了太祖的家规，相对固定了将帅与士兵的隶属关系，后来又长期驻守一地，专人、专权、专地，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军事集团，这已与唐末五代的方镇有了很多相似之处。处于宋金严重对抗的战争状况，宋高宗对此也只得默认了，但担心总还是有的。秦桧就曾向高宗密奏：“现在诸军号张家军、韩家军，将士只知有将军，不知有天子，跋扈有萌，不可不虑。”宋高宗在接见大将张俊时，也特意问张俊：有没有读过《郭子仪传》？什么意思呢？就是透露一个信息：要将领们向循分守节、居功不傲、功成身退的唐朝名将郭子仪学习。对于宋高宗来说，为自己的皇位计，将领尊重朝廷比收复失地更重要。
为了消磨武将的野心，赵宋一朝的祖宗之法是鼓励武将聚敛财富。从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后，宋代武将的贪财黩货，大事兼并田地在历史上是出名的。到了南宋，宋高宗也大力鼓励“武人嗜利”，像韩世忠、张俊、刘光世、杨沂中、吴玢这样的将领无一不是金钱巨亿的豪门、兼并田地的好手，他们越这样皇帝倒越放心。但唯独岳飞以清廉自任，他受害被抄家时，仅有水田七百亩、旱田一千余亩。这个数目在现代人看来也是不得了好大一个房地产项目！但在当时，比起韩世忠等人，只能算个零头。高宗尽管口头上表扬岳飞的清廉，但却不能不担心他的“志不在小”。
另外，朝廷最害怕武将和文人交往，担心双方互补，共同觊觎朝政。南宋诸大将中，韩世忠素有“不亲文墨”之说，“起于诸盗”的张俊更缺少学问，而岳飞“在兵间，独以垂意文艺称，字尚苏体，室有邺架，故奸臣特忌之，不与他将比。”这些都增加了朝廷对他的猜忌。
这许多的因素汇总起来，不由得宋高宗担心岳飞谋反的事实是“真的有”了。再加上，金人在议和的条件上就开出了必诛岳飞这一项。为了不至于让自己陷入与兄长（钦宗）对峙的尴尬局面，宋高宗决定牺牲岳飞了。等到岳飞被杀，韩世忠等被解除兵权后，南宋军政形势遂由初年大将专兵、地方权重的现象，转回到“强干弱枝”“重文轻武”的传统国策上来，为此高宗还得意地说：“今兵权归朝廷，朕要易将帅，承命奉行，与差文臣无异。”这一下，宋高宗他们放心了！金人当然也放心了。
探究这些历史倒不是想为高宗、秦桧之流说项，他们早已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铁板钉钉，我跟他们非亲非故，何必自绝于人民。说说这些往事的目的，其实是想就岳飞之死从性格和心理的层面作一番讨论。
岳飞的悲剧不仅深刻揭示了南宋政治的昏庸和残酷，也以其直面人生的大悲剧丰富了对中国传统社会官场作风、人际关系、处世哲学的思考。从这一角度讲，岳飞之死的内涵要更为复杂而沉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