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登米德格 著 额尔敦仓 朝格图 译校
1937年，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派驻额济纳旗军事专员办事处的第一任专员李才桂率军队前来额济纳旗到职。在此之前，在额济纳境内只有本旗王府及其所属为数不多的保安兵丁，尚无国民党的军事和党务方面的常驻机构。继设置军事专员办事处后不久，额济纳旗防守司令部也宣告成立，司令由旗王图布新巴雅尔兼任，后由其胞弟塔旺嘉布继之。该防守司令部实属徒有其名的空架子，所属官兵总计不过三四十人。
国民党政府特在额济纳旗派驻军事专员及军队，有其背景和政治意图。这一点，可从军事专员办事处的三项任务看得十分清楚。其负有的三项任务是：（1）防范已图西进的日特势力。（2）防范蒙古人民共和国。（3）侦察共产党在额济纳旗境内的活动，镇压当地人民的反抗。
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特务机关为觊觎我国西北地区，曾一度侵入额济纳旗境内，在老东庙设立特务据点，修建飞机场，妄图在额济纳旗建立其西进的军事基地，前后活动达一年多。日特势力在额济纳的侵略活动，当时引起国内各方人士的注目后，国民党方面遂派兵前去加以围捕。因日特势力被肃清在先，设军事专员办事处在后，故派驻额济纳旗的该军事专员办事处将其主要力量投入到反共反人民及防范外蒙古方面。
国民党军事专员办事处在额济纳旗活动了近13年。在此期间，其第一任专员李才桂离任后，继任的专员、副专员有连钟山、杨焕文、常荫森（有的史料上记载为常景山）、吴继高、王某某、郭永年、周国良等七八人。该军事专员办事处的全称先为“军事委员会驻额济纳旗军事专员办事处”，日本投降后，1946年改称“国防部驻额济纳旗军事专员办事处”。其组织、人事情况如下。
专员：周国良（最后一任）。
参谋：狄蒙惠（狄为国防部二厅情报人员，参谋是公开掩护身份的名义职）。
秘书：胡某某
副官：贺某某、张宏业、郎德贵、彭某某
班长：焦发泰（所属士兵10多人）
电台：其业务电台直接与国防部第二厅的总电台联络，台长姓李（另有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额济纳旗电信局一电台，系一般民用电台）。
此外，专员办事处副专员是掩护身份的名义职务，实际是国防部保密局（军统）河西站直属工作人员，另该站还设有二里子河情报组。于1944年或1945年后，朱德刚、李生年、尼玛等先后任该情报组的正、副组长。其工作人员有杨万贵、王建瑞、杜古尔、扎那、道尔吉拉布登等，电台台长是吴祺明，其任务是搜集境内外的有关军政情报（注：国防部二厅及保密局分别独立执行业务，没有统属关系）。
专员办事处为完成其使命，从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加紧对额济纳旗的全面控制，除了欺压当地老百姓外，还干了许许多多监视、跟踪的特务勾当。如：
1.侵入额济纳旗的日本特势力于1937年被肃清后，李才桂等严密监视全旗各界人士，特别是对图王（图布新巴雅尔）及查干朝尔吉、云登章京等少数亲日派上层人士实行监控，以防不测。当李才桂察觉图王等以赴阿贵庙进香拜佛为名，东行与日特势力联络的企图后，立即出动军队进行围堵，将其强行押回旗。由此图王（图布新巴雅尔）整日担惊受怕，坐立不安，其病躯一蹶不振，不久于1938年在青海塔尔寺病死。
2.李才桂等初到额济纳旗暂居八窑桃来、色尔川吉一带。后占据扎木次布那木德楞庙（老西庙），将专员办事处设于该庙内。老西庙众喇嘛被李专员赶出庙门后，流离失所，无处安身诵经，只好驮上蒙古包辗转奔波于查查、沙巴日图、那木格之间，最后落脚于沃布格德音淖尔南端，颇费周折才勉勉强强得以重建一座庙宇，将该庙仍称札木次布那木德楞庙。
3.专员办事处霸占老西庙后，继之于1938年末又向旗王府提出了征用地方蒙古包10顶、骆驼25峰、马20匹、羊200只的苛刻要求。旗府无奈，只好派旗参领巴音、章京陶克陶及翻译塔斯木等将其索要物资如数缴纳。此后，专员办事处不断向地方摊派徭役，索要礼品，加重了广大牧民的经济负担。
4.1938年秋，当旗府为公爷塔旺嘉布举行颇为隆重的承袭王位大典时，军事专员连钟山、杨焕文代表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朱绍良特来祝贺。在大典上，连、杨2人代表国民党政府授予塔旺嘉布旗札萨克和防守司令部大印及委任状的同时，令其往后须向专员办事处请示报告边务要事，不得自作主张。
5.1941年，应外蒙古有关当局的要求，额济纳旗方面派出郭永年（军事专员）、德贵、阿格东嘎（防守司令部秘书）、嘎瓦等前往蒙古敖包图军营，与外蒙古方代表巴达拉呼、巴德玛等谈判有关双方移交越境人畜的事项。经谈判双方形成了《二月二十二、二十三日谈判》文件。起初，双方恪守此文件，在指定时间、地点尚能交换越境人畜。如：额济纳旗方面曾向对方移交过其越境人员额尔德尼、堂盖两人，在其格雅又移交其23头牛。后双方均不能履约，违约的事屡有发生。
6.约在1941年间，被外蒙古方驱逐出境的旅蒙商人王吆三、赵文元来到额济纳旗。王、赵2人原在酒泉经商时，有一次以28斗米的价钱将旗官员赛伯英的一骟驼拉走，但将米久欠未付。他们从外蒙古来时给赛带来两个鹿茸角，以抵所欠28斗米。专员办事处获悉此情后，怀疑赛与外蒙古方面暗中有来往，遂派兵将其传来，追问其与外蒙古有何联系。追问了两天因无结果，最后没收鹿茸后才将其放回。
解放前夕，在军事专员办事处供职的大部分特务人员，见大势已去，便自寻出路，四处逃散。解放后，其末任专员周国良被传至酒泉，所余特务人员前后被旗公安机关处理。在“镇反”、“三反”、“五反”运动中，潜伏特务尼玛被政府逮捕（1952年），后押送酒泉惩处。杜古尔、扎那、道尔吉拉布登等数名特务在旗里也受到了相应的处理。
此史料来源：
1.作者本人在旧社会的见闻。
2.旗里一些老前辈提供的有关情况。
3.作者于1985年拜访原国民党军统派驻额济纳旗情报组组长尼玛（于1975年被宽大释放）时收集到的有关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