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6月14日，蓝天白云，阳光灿烂。宁夏大学的校园里鲜花盛开，芳香四溢、绿树成林、郁郁葱葱。
宁大会议厅进门处的两侧摆了一字形的桌子，桌上放着家麟写的十几本书和他在上百本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还有他多年的各种获奖证书、荣誉证书、各高校的聘书等。这些展品凝聚着家麟平反以后的足迹；这些展品述说着家麟辉煌的成果、学术界的地位以及广泛的社会影响。这是他的追求，这是他的理想，这是他70年充实的人生。
会议厅里，主席台的上方挂着“庆贺吴家麟教授从教四十五周年”的横幅，两侧是一副对联，上联是“从教笔耕四十五载”，下联是“桃李芬芳硕果满园”。
能容纳五六百人的大厅座无虚席，连过道都站满了人，几乎到了水泄不通的地步。台上坐着家麟，自治区人大主任马思忠，副主任文力、王燕鑫、杨惠云，自治区政协副主任吴尚贤、强锷，自治区高级法院院长邹献朝，原自治区人大秘书长李云桥，银川市市委书记陈育宁以及本校其他领导人；台下坐着家麟的各方好朋友、老同事、原人民大学支边的老同学和宁夏大学历届学生代表，还有几位记者。
身着红色服装的宁大上百人的军乐团早已坐在大厅的后侧，调试好各种乐器。当主持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时，鼓乐齐鸣，热烈而欢快的乐曲回荡在大厅。这些乐曲既柔美抒情又高昂激越，是赞美，是鞭策，是鼓励。它催人奋进，它令人遐想。
在鼓乐余音之中，家麟的好友和学生纷纷向他献花，家麟起身接花，握手致谢，会场掌声不断。主持人宣读了来自各地的礼仪电报、贺卡、贺信之后，家麟再次起身向来宾鞠躬致谢，全场爆发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马思忠第一个讲话，他以幽默的语言对家麟的双喜临门（从教四十五周年、七十大寿）表示祝贺，又以热情洋溢的语言赞扬家麟对自治区人大民主法制建设作出的贡献。
校党委副书记李树江说：这样的庆祝活动在宁大尚属首次，意义重大，影响深远。随后，对家麟来宁大工作35年的贡献作了充分的肯定。
校长张奎在贺词中说，吴教授教书生涯45年，建树颇多；古稀之年，仍老当益壮，锐气不减。我们衷心祝愿吴教授老有所为，实现自己毕生追求的夙愿。
政法系系主任张秉民在致词中说：“吴教授45年从教道路，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吴教授信念坚定，理想执著，知识渊博，耕耘不辍，表现出著名法学家的大家风范和献身精神。”
家麟的学生杜力夫在祝辞中说：“什么是不朽？不是金钱，不是地位，不是阿房宫，也不是兵马俑，《左传》上说，立德、立功、立言，谓之不朽。吴先生为人正直、谦和、虚怀若谷，教书育人、诲人不倦，视逆境如坦途，爱学生如赤子，可以说是‘立德’于世！先生滋养了这一方土地的莘莘学子；于晚暮之年，又从事兼职律师工作，仗义执言，取人间公道。可以说是‘立功’于世！先生于1954年国家第一部宪法出世之际，撰写第一部新中国宪法讲话，逻辑著述为世人瞩目。打倒“四人帮”后，先生以笔为旗，为思想解放运动呐喊，其关于实践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论显示出先生深厚的哲学功底。80年代初，先生主编两本法学统编教材。先生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依法治国、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选举制度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的许多远见卓识，为实践所检验，也被学术界所看重。先生笔耕几十年，硕果上百万字，可以说是‘立言’于世！”
会上，记者闪光灯不断。有学生当场赠送条幅，其中一个条幅称家麟是“中国法学大家，宁夏学人第一”，另一个条幅赞家麟是“身正为师桃李盛，德高执教梓楠多”。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社科院、社科联合会的贺词是“四十五年的耕耘和收获，付出了青春和智慧，收获了敬仰和爱心”。著名诗人吴淮生当场咏诵了一首绝句：
教苑耕耘五七年，
春风桃李树三千。
花开逻辑刑名学，
灿烂斜阳照雪巅。
好友高志赋《清平乐·贺家麟教授七十华诞》词一首：
古稀华诞，众夸君真健。
著述等身笔未闲，说法遍走山川。
法学逻辑兼攻，真个学贯西中。
今日退而不休，民主法制建功。
家麟很兴奋，面对众多宾朋和学生，他的讲话如长河水直泻似的讲了近两个小时。听众时而鸦雀无声，陷入沉思，时而笑声四起，掌声不绝。
宁夏大学为我举办从教四十五周年庆祝会，我表示衷心的感谢，对到会的老领导、老同事、老同学表示热烈的欢迎。
宁大为我举办这次庆祝会，我是赞同的，因为这是好事，表示领导尊师重教、重老敬贤。从我这儿开个头，希望继续开下去。
关于我个人的情况，有各种的议论。再说，我总有一天或者近几年就要“孔雀东南飞”，飞回福建去了，不，应该说是“麻雀东南飞”了，所以想借这个机会谈点个人情况。
对我个人来说，今天是双庆，一个是从教45周年，一个是70周岁。其实，还有两个数字：一个是在宁大从教35周年，70年有一半的时间在宁大度过，而且是人生的黄金时间，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另一个数字别人不会知道，那就是我结婚40周年。有这4个数字，4个凑在一起，我想给大家作个自我介绍，解开一些疑团。第一个疑团是：看来吴家麟是个知书明礼、通情达理的人，为什么1957年那么猖狂？不仅是一般右派，而且既“大”又“极”，是大右派、极右派，是喝醉酒呢，还是吃错药？第二个疑团是：吴家麟既讲课，又当领导，还经常外出开会、讲学，这十几年确实写了不少东西，这些东西都摆在外面桌子上。哪来那么多时间和精力？第三个疑团是：吴家麟1956年结婚，1957年就成了右派，在正常情况下，婚姻早就告吹，他的婚姻怎么没有告吹，而且越来越巩固？
我这个人讲话从来不写讲稿，作报告也一样。作完报告，有的单位想打印，让我把讲稿留下。我说，我没写讲稿，要打印你们就从录音中整理出来，我过目一下就行了。本人喜欢动口，不喜欢动笔。
我今年70岁，王老（指王十仪）80岁，学校原来的意思是想给我们祝寿，后来考虑不兴祝寿，改为“从教”。改为“从教”好。祝寿对王老是必要的，但对我没有必要，因为我只有70岁。“人生七十古来稀”，这是古人的说法。人民大学复课以后第一任校长成仿吾在上任后找了一些人来谈话，有一位老教授感慨地说：“我已经60多岁了，干不成什么事了。”成仿吾鼓励说：“60小弟弟，70不稀奇，80还有戏，90才休息。”这话很幽默，在北京很快流传开来了。但对个人来说，70毕竟走了人生的大部分。
现在介绍我的身世。
我出生在厦门。父亲是保定（军校）毕业生，保定（军校）比黄埔（军校）要老一辈。在同学录上，将军好几十，但这些与我父亲挨不上。我父亲念军校本身就是个错误。他是个书呆子，念书考试可以，成绩优良，出校门就一筹莫展了。为什么？因为他怕死，家庭观念又很重，不愿带兵，只能搞些副职工作，当了多年副官，49岁就死了，死的时候才是个副营长。可以说，我父亲是个没出息的军官，是个低级军官。父亲死时，我只有七八岁。父亲死后没有经济来源，我们过的是城市贫民生活。解放后，填干部履历表，在家庭出身栏上，我填的是城市贫民，他们说，不行，你要填旧军官。旧军官就旧军官吧。
父亲去世后，家境越来越差，母亲通宵达旦打麻将。上初中时没钱交学费，母亲领着我去向校长求情，校长同意免去学费，学费是免了，杂费也交不起呀！校长说：“我出羊肉，你得出酱油呀。”我们出不起酱油呀！这位校长不错，把杂费也免了。
初中刚毕业，母亲死了，我走投无路，只好辍学，去考县政府的三等度量衡检定员。这份工作，属办事员级别，没有前途，一心想找机会念书。不久，机会来了，福建省原来的主席陈仪走了，来了个新主席叫刘建绪。他与我父亲是保定（军校）同期同科的同学，又同住一个宿舍。他到福建以后，问起我父亲的情况。我知道后就去找他。
他把我带到沙县，给了我一个战区公费生名额（战区公费生除了免交学费、杂费外，还管饭吃），让我到沙县一所中学念高中。
读高二时，学校迁回福州，这所学校就是现在的福州第一中学。学校附近有一所高等法院，法院经常开庭。有一次，我怀着好奇心去旁听，引起了浓厚的兴趣。以后，只要与上课不冲突，我就去旁听。法庭上，法官、律师、检察官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我想将来也当个律师。
高中毕业了，因为刘建绪帮助过我，我父亲的其他同学不能坐视不理，所以他们也为我筹了一笔钱，让我到上海去考大学。当时，我报考了4所学校：北大、复旦、中山、厦大，结果都被录取了。我选读北大。因为北平是历史古城，文化古都，北大是名牌大学，最高学府，而且还给我奖学金。北平解放后，一批民主人士从香港来到北平。有一位民主人士叫张志让，是我的恩师。他曾经是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在沈钧儒等人坐牢时，张志让为他们辩护。这也就是历史上“七君子”案。沈钧儒当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邀请张志让回来当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志让应北大邀请到法律系兼课，给我们讲宪法课。当时我是宪法课课代表，除了和他谈宪法问题以外，还谈京剧。张志让是个京剧迷，我也是，我替他收集京剧老唱片，由此我们慢慢就熟悉起来，关系越来越好。我以后就立志要去搞宪法了。
北大毕业时，学校本想让我留校。有一位教师不同意，说我意见多，不好领导，换一个好领导的留下。北大领导对我还不错，送我去人大当研究生。当时研究生不是考的，而是分配的。只念了两个月，学校缺老师，就把我调到法律系当教师，教国家法，也就是宪法。当时苏联叫国家法，我们也叫国家法。我是1951年12月走上教学之路的，到今天正好45周年。
1954年，全国在高校第一次评职称，把我评为讲师。当时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对高级知识分子有些特殊待遇，有专门的交通车，小食堂。人民大学教授、副教授都少，讲师也不多，讲师也就一起享受特殊待遇了。这是我意气风发的年月。
“五七整风”，气氛整个变了。法学会开会，系里很多教师都不愿意参加会议，我也不去。后来，系主任动员我说：“要帮助党整风。你是法学会会员，你应该去。”他这么一动员，加上我这个人爱发言，也就去了。我爱发言，是优点，还是缺点，说不清楚。有人不发言，说：“许多事情说不好，不说为好。”我这一去，大祸临头。有人说，吴家麟被划为大右派，一定是穷凶极恶，向党猖狂进攻。是不是猖狂进攻，有《人民日报》为证。
（读1957年5月29日《人民日报》第三版登载的在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上的发言。详见第二章《响应号召帮党整风》。）
坐在吴家麟旁边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马思忠问：“就讲了这些话成了右派？”
不仅是一般右派，还是个大右派、极右派，成了法学界的重点批判对象。对这些，我看得很轻，特别是经过“文革”，那么多老革命、老将、老帅，被打成这个分子、那个分子，我这算啥？这一比我心理平衡了。我是在劫难逃，谁让我多嘴多舌呢。
“五七年”这么一来，贻害无穷。有一位中央党校的博士写了一本书，叫《1957：大转弯之谜整风反右实录》，这本书写完后，曾送请19位国史、党史界专家审阅，然后才出版。在这本书中，还引了我的一段发言：“一些党外人士还对纠正法制建设中‘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现象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如吴家麟提出三点建议：第一，健全政治制度，调整失调的一些环节，并正确运用这个制度；第二，加强立法活动，整理过去的法律，拟定急需要的法律；第三，加强对于国家干部的民主和法律教育，中央领导机关在严格遵守法制方面做出榜样。”（见159～160页）本书认为这三点建议是有参考价值的。总之，当时各界人士畅所欲言，有许多意见是切中时弊的。如果当年党中央的领导能采纳这些意见，在法制建设方面，可能不会出现像今天那样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
为什么又成了极右分子呢？因为我这个人太天真，当时会场上写的是辩论会。既是辩论会，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别人批评我，我就辩解，这一辩解就成了态度恶劣，加码！这就升格为极右分子了。
怎么又来了个大右派呢？因为1957年以前，我是小有名气的。《宪法基本知识讲话》的小册子，印了90万册。出头的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再加上有人在《人民日报》上写文章批判我，当然，把我写得越坏越好。既是全国出名的右派，当然就是大右派了。后来就把我送去劳动改造了。
怎么又来到了宁夏呢？因为我爱人1958年毕业时分到宁夏工作。1961年摘帽后，我就跟着来宁夏了。
“文革”，我不能参加，干什么呢？有两件事可做：一是给材料组整理材料。当时有利的条件是：内部材料满天飞，给我提供了条件。二是埋头读书，读马列的书，读毛泽东的书，了解了毛泽东的思想脉络。坏事变好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我可以搞法律了。没有工作，对我来说是个惩罚，我很难受。以前不让我搞法律，那是因为法律有阶级性。不让搞法律，我就搞逻辑，搞写作，还真搞点东西出来，出版了几本书，如：《故事里的逻辑》《破案、审案与逻辑》《法律逻辑学》《说理文写作》。
有人问，这几年，你又讲课，又当领导，又搞科研，哪来那么多精力和时间？我分析有以下几点：
1.三中全会纠“左”，调动了知识分子的极大的积极性。如果说在经济领域是解放了生产力的话，在精神领域方面，那是解放了知识分子的创造力，调动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2.“文革”10年打下了比较扎实的理论功底。对我来说，“文革”十年没白过。
3.一直把学术放在首位，把行政放在第二位。说起当校长，我感到惭愧，我不怎么称职。我这个人怕沾人、财、物，有许多事情我都推给张校长做。写文章、作报告我可以，当领导实在不行。
4.把一切可以用的时间都用上，对我来说，没有节假日，我把这些时间都用到学术上去了。夜生活对我无缘，什么卡拉OK呀，什么夜总会呀，都没法从我口袋里掏走一块钱。如果都像我这样，娱乐场所都得关门。
5.我有位贤内助，好妻子。她在生活上照顾我，工作上帮助我，事业上支持我。文艺作品中有一出《夸女婿》的戏，夸的是女婿，我这里要夸我老伴。张贤亮写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我很欣赏这个标题。我说不止一半，应是一大半。
我们是1955年认识的。当时我在他们年级教宪法。我想这有点缘分。他们这一届招了12个班的学生，共360人。有好几个教师负责课堂讨论，当时的课堂讨论叫“习明纳尔”。我恰好被分到了她所在的第三班。她勤奋、好学，有不解的地方就问，七问八问，这样不就问熟了，说得更清楚一点，也就是都被对方吸引住了。恋爱必须是双向的，单方吸引那是单相思。她被我课堂上风度翩翩、能言善辩、滔滔不绝所吸引，对我非常钦佩。她年轻、漂亮、多才多艺，是部队文艺兵，是文体活跃分子，会跳舞、会滑冰，是校体操队副队长。1956年5月1日，我们结婚了。有人问，你怎么能跟学生结婚？当时人民大学比较特殊，有许多调干生，不少学生是结过婚的。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可以谈恋爱，我没有违反纪律。1957年6月，我大难临头。当时，有不少人为了与对方划清界线，纷纷脱离夫妻关系，有的还赶紧把肚子里的孩子刮掉，然后“拜拜”。她是团员，我也是团员，组织上就动员她和我彻底划清界限，后来到了强迫的程度，再不彻底划清界限（意思是离婚）就会丢掉团籍。这对她是个痛苦的选择。1958年毕业前夕，她母亲从香港回来，想把她带走。我老伴不喜欢外面的花花世界，更不想离开我，没有跟母亲走。为什么不愿意离开我？第一，我们完全是自主结合的，没有受到家庭的任何影响。我父母早就死了，她父母远在香港，鞭长莫及。第二，我们的感情的确很好。第三，她心地善良，不愿意往我的伤口上撒盐，不搞落井下石。她怕离开了我，我会自杀。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她心目中的我，跟大字报上所说的我全然不同。最后，还有一点，当时一般人没有把右派看得那么严重。当时的说法是：右派的性质属于敌我矛盾，但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解决。只要好好改造，是可以回到人民队伍中来的。既然这样，那就等几年吧。
“文革”中，我在宁夏大学农场当农工，卖瓜、种地、帮灶，有好心人又劝她说：“他没希望了，还等他干什么？”但她没有动摇。我欠她的太多了，她为我付出很大代价。她本来很活跃，后来像霜打的茄子秧，蔫了，低着头走路，夹着尾巴做人。我们俩人的关系经过几十年的考验，是什么关系呢？借用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的一句话，我们现在是“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
现在人们常说少年夫妻老来伴，老伴，老伴，老了就做伴，互相照顾。前几天，我们又看了一遍电影《李双双》。喜旺说：“我们是先结婚，后恋爱。”我和老伴是先恋爱，后结婚，还要再加一句，结婚以后继续恋爱。《廊桥遗梦》为什么那么轰动？打动中年人，打动了年轻人。在现实生活中，婚姻与爱情有时是不能画等号的。今年她63岁，我70岁，我们还继续谈恋爱。她在事业上、生活上给了我许多帮助，可以说没有她，就没有我的今天；没有她，我就活不到今天，就是活到今天，也不是这个样子。经过20多年的磨难，有的右派已不在人世，有的右派意志消沉，锐气全无，我不一样。前几天，我在武汉讲学，有个1956年人大毕业生，听完报告后对我说：“你的锐气不减当年。”我所以还能这样，我的老伴有一大半的功劳。我老伴身上具有许多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
现在就来谈谈我退休以后的情况。
我虽然已经退休了，但还忙着呢，现在要收缩战线了。从去年10月到现在，我是到处跑，跑北京，跑福建，跑青岛，跑石家庄，跑香港，风尘仆仆，还住了半个月医院，医生让我再治一个疗程，我不同意，坚持出院。为什么？因为我的一位好友死了，他是博导，他一死，他带的博士生就成了问题。学校请两位教师来带，但专业方面不行。这位好友临终前嘱咐，请我和人大博导许崇德参加博士生论文的答辩。所以我必须赶紧出院，去武汉。
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带博士生？因为我没有资格。按教育部规定，必须带满三届研究生才可申请博导。我在杭大、武大、厦大，与朋友合带了几届研究生，但因为不在本校带，兼职不算数。这是我的失误，我不在乎，我做我力所能及的事。
我干了几年的律师，办了几个比较成功的案子，现在这条战线要收缩了。第一个案子是总工会案子，摆世忠和我密切合作，办得比较成功。第二个案子是给余大伟辩护。有人不怎么理解，我为什么要给程鹏的同案犯余大伟辩护，程鹏是杀人魔王，杀了6个人，其中5个人与余大伟没有任何关系，只有一个被杀的人与余大伟有点关系，他仅是受命叫了一辆车，帮着抬了一下尸体，到不了死罪。我为这个案子专门走了一趟北京，到最高人民法院反映情况，最后把这个人的头留下来了。《律师与法制》第五期上还登了我的辩护词。第三个案子是时新服装厂诉银川市经委行政侵权案。这个案子最后以调解结案，也是比较成功的。第四个案子是采油三厂医院割阑尾致死人命案。当事人是盐池大水坑采油三厂组织科干部，专讲党课。他的女儿18岁考取重庆大学化学系以后，为免除上大学后又犯阑尾炎的可能，就到采油三厂医院割阑尾，没想到，被割死了。人死以后，医院让上级来做鉴定，鉴定结果是哪个环节都没有问题，就是人死了。他们想用这个来压当事人承认医院没有责任。当事人接受不了，就上门来找我。这个案子在盐池，我本来不想接，但这个案子显失公平，为主持正义，我还是接了，但这个案子法院还没有最后判决。我所以要收缩战线，第一，办案太费时间，一个案子要拖几个月，甚至几年；第二，打官司就是打关系，要说关系我有一些；如果关系打到另一种关系上去，我不愿意搞那种关系。
今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提出要依法治国，建立法治国家。最近，我写了一篇论文《试论邓小平的民主思想与法治主张》，还比较成功。论邓小平思想的文章很多，多是这里抓一点，那里抓一点。我花了1个多月的时间，认真阅读《邓小平文集》三卷，抓住精髓，就民主、法治展开论述。这篇文章影响很大，被收入全国人大常委会论文集，这次社科院评选优秀论文，一共只有4个一等奖，我这篇文章就是其中之一。
讲民主、法治，不仅仅是我的专业，而且是我的终生事业。这个事业和党、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就是因为民主和法治出了问题。“六四”我没有参加，我不同意搞大民主，街头政治，因为那不解决问题。
苏焕兰当农学院院长时请我讲课，说农学院穷。我说：“优待，免去讲课费。”听完我的报告后，他说：“吴大帅讲课既尖锐，又不出格。”不但苏焕兰这样评价，还有一些人也这样说。这不只是讲课技巧问题。而是，第一，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这是确实无疑的，后一个制度总比前一个制度优越。如果有怀疑的话，我就不可能申请入党。第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远远没有发挥出来，问题在于封建主义的影响，苏联过去那一套的影响，再加上市场利益的干扰，造成理论与实际脱离。理论没错，实际不是那么回事。要使理论与实际完全结合很难，但理论与实际的脱离不能越来越大。我作报告、讲课、办案、写文章，对民主、法制，我是咬定青山不放松，不让谈这个，我就谈那个。有人说吴家麟喜欢谈缺点，我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些传统。什么传统，我把它归结为“三种心”。
第一种，爱国心。爱国心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在于它的表达方式是评议朝政。他们善于发现问题，敢于揭露问题，如汉朝的贾谊、清末的知识分子，这些特点我把它概括为忧患意识。宋朝范仲淹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耶！”这是忧患意识。有人嫌我多嘴多舌，常言道：“忠言逆耳利于行。”是“忠言”，但“逆耳”，因“逆耳”，有人就不爱听。
第二种，事业心。中国知识分子有强烈的事业心，崇尚“立德、立功、立言”。立功，就是事业心。
第三种，自尊心。“文革”中有一批文化人纷纷自杀，为什么？受不了侮辱，如老舍、吴晗、邓拓，还有毛主席身边的秘书田家英，投湖的投湖，上吊的上吊。1954年搞宪法的时候我认识田家英，他是个才子，很有见识，结果呢？造反派要批斗他，他受不了，上吊死了。我不会走那条路，我比较乐观。我相信天无绝人之路，车到山前必有路。明年是反右40周年，有人主张搞纪念活动，我不同意，但我同意总结教训。不算历史旧账是一回事，总结教训又是一回事。
对知识分子不能胡整乱斗，但要教育，要帮助。这几年似乎有这样的倾向，对知识分子的思想不过问了。不过问不行。要坚定社会主义信念，要讲道理。现在你给他讲道理、讲前途，有的人是“有利就想”，“有钱就图”，“跟着感觉走，潇洒走一回，过把瘾就死”，后来把“就死”两个字去掉了。你给他讲道德，他问你：“道德多少钱一斤？”
一次，我到兰大讲学。兰大法律系主任对我说：现在有的老师上课时腰间挂BP机，刚开讲一刻钟，“滴”“滴”，BP机响了。他对学生说，我出去打个电话。刚回来讲几句，BP机又响了。老师这样，学生也学样，你不让学生出去打电话，那不就成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了吗？我对他说：“这样的教师应该请他出去，在学校就要讲师德。”今年下半年，中央要召开有关精神文明建设的会议，这是好事。精神文明建设要抓，爱护不是护短，不能放任自流。有人开玩笑说，现在有了新三大作风：老的三大作风之一是理论联系实际，现在是理论联系金钱；老的三大作风之二是密切联系群众，现在是密切联系领导；老的三大作风之三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现在是表扬与自我表扬。不仅批评不得，连希望都不能说。中学教师期末给学生写评语，最后提出希望。有的学生就不满意了，说希望戒骄戒躁，那就是说我骄傲自满了。对精神文明建设，应该说是抓晚了，希望下半年抓出成绩来。这关系到培养接班人还是掘墓人的问题。我可能说得尖锐了一些，但这个问题很现实，这也算是临别赠言吧。浪费大家很多时间，今天就讲到这里。不对之处，希望提出来。
6月14日这一天，我只知道学校要为家麟举办庆祝从教四十五周年大会，但会议怎么开法，家麟在会上要讲些什么话我一无所知。到了会场，我才知道庆祝场面如此之大，来宾如此之多。当军乐团奏起振奋人心的乐曲时，我的心激动得都快跳出来了。我真没有想到这次庆祝会会有这么隆重。
当看见来宾和学生纷纷给家麟献花时，我真为他感到高兴；当领导和师生在讲话和贺词中盛赞家麟多年来所作的贡献时，我真为家麟感到欣慰。毕生勤奋，几度沉浮，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而今终于得到众人的认可。足矣！
最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家麟竟在讲话中夸起我来了。他刚夸了我几句，就用目光四处搜寻，还自言自语：“刚开会时我还见她来了呢，这会儿跑到哪里去了？”他这一说，众人的目光也随之左顾右盼，过了一会儿，有人说：“她来了，在这里。”众人的目光一下子全都汇聚到听众席的右后方，我的座位上。我急忙站起来向来宾鞠躬致谢，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我激动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63年了，我从来没有接受过这么响亮的掌声，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么多赞赏的目光，顿觉腼腆拘束，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样答谢众宾客的热忱和敬意。家麟见我不好意思地站起来时，随着众人的掌声、笑声，他在台上也乐呵呵地笑着。此时的他红光满面，显得格外兴奋。他情不自禁地介绍起我们相恋的经过以及婚后不离不弃的原因。我边听边流泪，40年的甜酸苦辣全都涌上心头，这是辛酸的泪水，这是幸福的泪水，更是甜蜜的泪水。
会后，我久久地沉浸在兴奋和幸福之中。
会后，多家媒体对这次庆贺会及家麟的情况作了报道。除本校校报之外，6月28日《银川晚报》刊登了著名记者庄电一写的题为《老教授当众夸妻》的报道，这则报道同日还登在《光明日报》上。7月10日《黄河工商报》登了陈勇写的题为《老学者的风范——记我国著名宪法学专家、原宁夏大学校长吴家麟教授》的通讯。7月15日《宁夏日报》登了黄怀远写的题为《乐为职工鼓与呼——记自治区总工会高级法律顾问、著名法学教授吴家麟》的文章。7月24日《青年生活导报》登了马濯华、孟庆霞写的《咬定青山不放松——吴家麟教授访谈录》的报道。8月14日《宁夏法制报》登了庄电一写的《中国法学大家宁夏学人第一——记宁夏大学原校长、全国著名法学家吴家麟》的通讯。1997年第2期《宁夏画报》上图文并茂地介绍了家麟的主要业绩，题目是《辛勤育人、严谨治学——记我国著名法学家吴家麟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