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历史悠久，夏、商、周时期，境内就是西戎、北狄各游牧部落居牧的地方。秦国首先在今宁夏境内修筑长城并设立北地郡，这是宁夏地区有行政建置的开始。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以后，宁夏第一次得到开发，时有“新秦中”的美喻。到南北朝时期，已被赞誉是“塞北江南”了。此后，代代兴办水利，实行屯垦，渐渐成为农牧经济发达的天府沃区，大西北一颗璀璨的明珠。加之，宁夏地理区位重要，所以历史上一直都被中原王朝视为北边重防，国之岩疆。故宁夏地杰人灵，名人辈出，史不绝书，历来就是武将和文臣们建功立业的场所，也是骚人墨客颂咏的对象，甚至连历代帝王也不断在宁夏的土地上留下重重的足迹。
一、帝王西狩巡塞上
历代帝王巡视今宁夏地方的第一人是华夏人文初祖黄帝。据《史记》记载，黄帝到过崆峒山，登过鸡头山，两山均属陇山山脉，即今天的六盘山脉。接踵而来的还有旷世名君秦始皇嬴政、汉武帝刘彻、唐太宗李世民、“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和清圣祖玄烨等，他们先后在塞上大地谱写过一段不可磨灭的历史。此外，还有诸如周穆天子、秦惠文王、秦昭襄王、汉更始帝、汉光武帝、汉顺帝、北魏道武帝、周文帝、周武帝、隋炀帝（即位前）、唐肃宗、元宪宗、元世祖和地方割据政权赫连夏国、西夏国的称王称帝者们。
秦始皇经营河套河南地。始皇十分重视对塞上河南地的治理，秦兼并六国后，分全国为三十六郡，宁夏属北地郡管辖，在北部川区和南部山区，先后建立富平、朐衍、乌氏、朝那和泾阳等县。二十七年（前220年），始皇帝开始到全国各地巡视，首先出巡的地方就是北地郡和陇西地区，行进路线为：咸阳—陇西—北地北出鸡头山，再由回中返京。经过实地考察，秦始皇认为北地郡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随后便派兵设防，实行军屯，开始开发河套河南地。
汉武帝六次巡边到塞北。汉初沿袭秦制，后分设北部北地郡，郡治由马岭（今甘肃环县）移到富平（今宁夏吴忠境内）；南部安定郡，治高平（今宁夏固原）。当时匈奴单于不断大举南犯，武帝即位后，着手加强北边防务，增设朔方郡、五原郡，徙民屯垦，派大将卫青、霍去病等多次主动从北地、朔方出击匈奴。在取得军事上决定性胜利之后，于元鼎五年（前112年）开始巡视各郡。他与秦始皇一样也是首选北地郡，先后过六盘，北出萧关，直至新秦中（今宁夏、内蒙古河套地方）。到后元元年（前88年）为止，他曾先后六次巡视或路经安定、北地郡境。武帝巡视后，在加强北地防务及地方行政建置，进行屯垦开发，作出了许多重大而正确的决策。
唐太宗灵州主持民族团结大会。贞观二十年（646年），回纥、拔野古、仆骨、多滥葛、阿跌、斛薛等十三姓和铁勒诸部，争先遣使朝贡，纷纷要求“归命天子、乞置汉官”。唐太宗于九月十五日抱病亲赴灵州（今宁夏吴忠境内），与数千各民族军民盛会，会上各部族领袖请尊唐太宗为“天可汗”，唐太宗高兴地接受了各部族的美意，还赋诗镌刻为纪，诗中“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的名句在各族人民中世代传颂。
成吉思汗饮恨宁夏。成吉思汗在推行他的战争统一大业中，从1205年起，前后六次征讨西夏，其中四次亲自领兵。第六次征夏，时在西夏南平王宝义元年（1226年），成吉思汗借口西夏接纳蒙古的仇人，指挥十万大军，从河西走廊和今陕北分两路东西夹击西夏，先攻占灵州和青海积石州，次年（1227年）包围夏都，却久攻不下。当时正是盛夏酷暑，他自己一边避暑于六盘山，一边指挥加紧攻打夏都，不料染疾，于七月间病逝。当时征夏战争正处在关键时刻，蒙古军密不发丧。当月西夏南平王李晛献城出降，被蒙古军杀死，西夏灭亡。
清圣祖访问宁夏。康熙皇帝玄烨为了平定勾结沙俄帝国的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的叛乱，巩固国家的统一，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二月六日，由皇长子允褆等随驾，离开北京，经大同、榆林，于三月十七日抵达安边。宁夏总兵王化行迎驾，三月二十日驻跸花马池（今宁夏盐池）。康熙轻车简从，沿着明朝时期修筑的东边墙（长城），于二十四日行至横城黄河渡口渡河，当日野营于河西岸，还派遣官员祭拜了黄河。二十六日抵达宁夏府城（今银川）。正逢宁夏著名宿将赵良栋新故，康熙命皇长子允褆及随驾部院诸臣前往赵府祭拜。康熙在宁活动期间，以前明宁夏总兵马世龙宅第为行宫。这时，他除筹划对噶尔丹作战的军事部署和后勤供应等一系列大事外，还亲自检阅八旗部队，巡视宁夏城防，召见地方官绅。康熙借朝廷和地方文武大员聚集宁夏之机，一再训诫他们要“操守洁清”、“体恤下察”、“爱护兵丁”、“习知民事”、“各遵法纪”。还应地方军民之请，亲笔题词，被宁夏军民镌刻在石碑上，史书称为《康熙碑训》，其内容有：“宁夏洪流灌溉，诸渠环匝”，“其在朔方，尤胜他郡”。碑训要求为官者要“服官之良轨”，为民者应“孝悌齿让”，城乡“勿以地处边陲，而不治以经术；勿以习尚气力，而不泽以诗书”等语。康熙于闰三月十五日离开府城。他深恐护众扰民，便将返程改由黄河水路而下，沿途以渔猎自食，野营河岸。康熙在宁夏境内度过29天，其间在府城活动19天。康熙对宁夏的水利之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在以后一再提及，给后世皇帝产生影响，为清代重视在宁夏大兴治水打下了基础。
二、武将建功于朔方
西北民风“性勇、锐于战斗”，又因“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尚气力，以射猎为先”，所以汉代以来，北地等缘边诸郡，“名将数出”，素有“关东出相，关西出将”之说。武人建功于朔方的史实可追溯到商周时代，据史书记载，最早有名将南仲和尹吉甫（兮甲），曾率兵北伐猃狁，到达朔方，并筑城于太原（今宁夏南部地方），史称“宣王中兴”。《诗经》的《尔雅》中有《出车》和《六月》等篇，就是叙述、赞美大将在朔方打胜仗和筑城的这段史事。
汉间，又有大将蒙恬，奉秦始皇之命，指挥30万大军，把匈奴部落赶到大漠以北，收河南地尽入秦疆，并以黄河为塞，在今河套至甘肃沿黄河各地修筑44座县城，巩固和发展了北部边疆。至汉代，匈奴各部又屡屡南犯，名将卫青、霍去病、公孙贺等在塞北大败匈奴。霍去病曾率军跨越贺兰山，穿过居延瀚海，一直打到祁连山下，大败敌军，斩俘甚众。卫青亦曾率部在灵州段黄河上第一次架设桥梁，指挥大军渡河直捣高阙（今内蒙古乌拉特中后联合旗西南），最后迫使浑邪王降汉，楼烦、白羊王远迁塞外。汉帝又把降众分别安置在北地、朔方和陇西等地，称这些自治部落为属国，派汉官任属国都尉负责管理。从此，北边和平，社会安定，农牧兴旺，史称这一地区为“新秦中”，是当时富庶之地和富贵的代名词。
唐朝武功最盛，在今宁夏地区建功的名将层出不穷，诸如杨师道、李道宗、李靖、薛万彻、李大亮、王孝杰、娄师德、魏元忠、张仁愿、郭元振、王睃、薛讷、张说、牛仙客、王忠嗣、李林甫、郭子仪、仆固（骨）怀恩、路嗣恭、李光弼、李怀光等人，其中以郭子仪功绩最为显著。天宝末年（755年），爆发“安史之乱”，京城长安失落，唐玄宗逃往四川避难，太子李亨北上灵武（今宁夏吴忠境内）继承皇位，改元至德，史称唐肃宗。新帝任命朔方节度使（驻灵武）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兼灵州大都督府长史，治兵塞上，召集天下劲旅，外请回纥、吐蕃和大食援军，于至德二年（757年）率中外各民族15万联军，发动大规模反攻，一举收复长安。十月，肃宗返京，于是历史上称灵武为所谓“肃宗中兴”的发祥之地，并造就了郭子仪成为唐朝的一代中兴名将，被封为汾阳王，位极人臣，连德宗皇帝都要尊称他为“尚父”。
宋朝，党项羌族贵族集团割据宁夏，宋室治边名将虽多，其中以“韩范”（韩琦、范仲淹）和“杨家将”（杨文广等）最为著名，但是由于朝廷软弱无能，边将们屡屡打败仗，失地求和，大多没有什么作为。
元代疆域庞大，宁夏地区从边镇变成为腹里，不再是将领们的用武之地，但阿难答却另有一番作为。阿难答是元世祖忽必烈次子、藩封安西王忙哥剌的儿子。安西王在六盘山开成（今固原开城乡）地方筑城修建王相府，作为行宫，冬居长安，夏住开成以避暑热。至元十五年（1278年），忙哥剌病死后，阿难答袭封安西王。由于阿难答童年时被寄养在一户回回人家中，自幼受伊斯兰文化的熏陶，在生活习惯和思想情感上渐渐受到影响。他熟谙《古兰经》，喜书阿拉伯文，热衷礼拜，后来便“皈依回教，信之颇笃”。继承王位后，在他统领的驻防于西夏故地的15万蒙古大军中推行伊斯兰教，甚至命令蒙古儿童要行割礼。尊佛教为国教的元廷不能允许他的所作所为，元成宗铁穆耳为此拘禁了他。但太后阔阔真考虑到他的领地为西夏故土，民风强悍，军民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已经信奉了伊斯兰教，为防止变故，只好作出让步。从此，伊斯兰教在西北各地，尤其是宁夏地区广为传播，这对于元朝时期中国回族的逐渐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明朝建国，北方边祸不断，宁夏战略地位再次上升，成为“九边重镇”的西北巨防，并在固原设置三边总督，统一指挥宁夏、固原、延绥和甘州四大军镇兵马，雄踞北国边防之半壁要区。因此，也造就了一大批安边名将。其中有开国功臣大将军徐达、常遇春和耿炳懋、神英、姜汉、周尚文、姜应熊、董一魁、马世龙等；总督三边大员有：项忠、马文升、王越、杨一清、王琼、张泰、石茂华、王之采、洪承畴等。此外，明武宗正德五年（1510年），藩封宁夏庆王朱栴之孙、安化郡王朱寘鐇，因不满把持朝政的宦官刘瑾专权，以讨伐刘瑾为名，发动宁夏兵变，杀宁夏巡抚安惟学、总兵官姜汉及镇守太监李增、邓广和刘瑾派员周东等。这次兵变是由宗室联合守边官兵所发动，引起朝野极大震惊。朝廷立即起用治理西北的名臣杨一清为总制三边军务，命太监张永监军，很快平息了宁夏兵变。就在这次用兵宁夏期间，杨一清和张永策划了铲除“朝中八虎”之首刘瑾的密计，不久祸国殃民的宦党首领刘瑾被诛杀。杨一清也成为明朝中期的显赫人物，历掌户部、吏部，兼武英殿大学士，入参机务，很快上升到内阁首辅（即宰相）的高位。
清朝建立后，在宁夏设立满洲八旗将军府，驻八旗劲旅，以备内外不测。同时，宁夏屡为大规模征伐战争的出发地和兵源、后勤支援补给地，因此也成就了一批军事将领。这批著名将领有孟乔芳、王辅臣、赵良栋、特依顺、琦善、向荣、舒心阿、杨岳斌、左宗棠、刘松山、刘锦棠、董福祥、张俊和志锐等。其中，以清初赵良栋战功最著，顺治年间他在总督孟乔芳指挥下，从征讨甘肃前明叛将贺珍、武大定和米喇印、丁国栋回民起义起家，到康熙年间又在大将军图海指挥下，先后讨平响应吴三桂叛清的陕西提督王辅臣，最后率宁夏士兵远征四川和云贵，连克成都、昆明等重镇，为平定“三藩之乱”立下汗马功劳，被清廷破格提拔为云贵总督加兵部尚书。后来赵良栋被免职在宁夏家中赋闲时，康熙皇帝特批把自己巡视江南时所乘御用大船奖给赵良栋，让他乘坐到南方就医。在赵良栋病故后，又特命皇长子允褆亲临赵府吊祭，追封谥号为“襄忠”。到乾隆朝时期，再次被追加为一等伯爵位，并享受世袭罔替的殊荣。
到清朝末年，宁夏又涌现出一位中外赫赫有名的勇将董福祥。董福祥原来只是固原地方帮会和民团首领，开始时曾配合陕甘回民反清义军抗击官军，后被湘军将领刘松山收编，改编为“董字三营”，参加镇压宁夏马化龙领导的回民抗暴战斗，初立战功。左宗棠西征新疆时，董福祥带领宁夏、甘肃子弟兵，成为全军先锋部队，在消灭英国支持的阿古柏侵略军，收复南疆，巩固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伟业中屡建奇功。董本人从下级军官，节节上升到南疆总兵、新疆提督，董军成为声震国内的劲旅，时称“甘军”。在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前后，甘军驻防于京畿一带，被清廷依仗为“长城”，是抗击外国侵略军、保卫京都的最后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所以在战败议和时，董被列强联军指控为“四凶”而被革职，他忍辱负重，默默终老在宁夏金积堡府第。
三、文臣风采传贺兰
文臣留芳宁夏大地，以大史学家司马迁在贺兰、六盘采风为先驱。到西晋时期，今宁夏彭阳县籍著名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和医学家皇甫谧则最为突出。西晋名臣、学者挚虞、张轨、牛综、席纯等都是他的学生。皇甫氏是塞上望族，祖父皇甫稜是后汉大将。皇甫谧一生著作颇丰，已知的有：《帝王世纪》、《年历》、《高士传》、《逸士传》、《列女传》、《玄晏春秋》、《晋征士皇甫谧集》等，还有《甲乙经》，成为当世针灸医术的总结。时著名文学家左思以十年构思写成《三都赋》后，慕名请皇甫谧为之作序。由于序者名气大，左的文章艳绝，一时成为达官贵胄和士人争相传抄的美文，竟把京城洛阳的纸张都买空了，所谓“洛阳纸贵”的成语从此传世。南北朝时期，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以毕生精力撰成《水经注》四十卷。郦氏在写作前不仅详细查阅过数百种史书、地记和其他文献，更可贵的是他还亲身到各地进行实地考察。如在写黄河这一卷时，他实地考察黄河，就曾到过宁夏。他亲眼看到十六国时大夏国王赫连勃勃以古灵州城改筑的“果城”，但名字已被改称叫“薄骨律城”。通过在古灵州地方实地访问调查得知，“赫连之世，有骏马死此，取马色以为邑号，故曰城为‘白口骝’韻之谬”。“白口骝”转音为“薄骨律”，这就搞清了古灵州城易名为薄骨律城的原因。
历代文臣对宁夏地方贡献最大者，要算元朝天文学家、数学家和水利专家郭守敬。至元元年（1264年）。中书左承张文谦、董文用等名臣行省西夏中兴等路，时任诸路河渠提举郭守敬随行同赴中兴，负责治理宁夏的水利。他在西夏故地大兴水利，整治唐徕、汉延、秦家大小干支渠70余条，可灌溉良田九万余顷，并大力提倡种植水田，改进农具，使用良种，于是逃亡者纷纷归还故土，使西夏后期受到严重破坏的地方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他还在宁夏组织过对黄河源头的考察，开发中兴路（今宁夏银川、永宁、贺兰一带）至东胜（今内蒙古托克托县）间黄河航运。他又兴办学校，培养文职人员，改变了社会风气。在郭守敬的努力下，不长时间，中兴路地方又基本上恢复了原塞北江南的面貌。
明朝对于宁夏地区影响较大莫过于庆藩宗室。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推行以“同姓治异性”的国策，将十六子朱栴封为庆王，镇守塞上宁夏等地。朱栴于宁夏历史上首次“创编宁夏一志”，其意义重大而功不可没。在朱栴亲撰《宁夏志》的带动下，明代成为宁夏地区历史上修志最盛一代，仅宁夏镇一级志书的编修就终明不绝，前后经过五次修纂。另外，庆王府还自办刻书，为后世留下不少珍贵的明代雕版图书，在我国印刷史、出版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四、历代诗人咏宁夏
以诗歌形式颂咏宁夏地方，早在《诗经》和《汉乐府》中就已出现，盛唐明主李世民也在宁夏留下过著名的诗句。而骚人墨客们以诗歌咏颂宁夏者，要数唐代边塞诗人留下的诗篇最多。其中有王昌龄的《塞下曲》，王维的《使至塞上》，高适的《送刘评事充朔方判官赋得征马嘶》，岑参的《行军九日思长安故园》，李益的《盐州过胡儿饮马泉》、《暮过回乐烽》、《夜上受降城闻笛》，卢纶的《送都尉归边》，张籍的《送李骑曹灵州归觐》，李昌符的《登临洮望萧关》，卢汝弼的《和李秀才边庭四时怨》，曹松的《塞上》等。还有一些享誉诗坛的大诗人，也写下许多事涉宁夏的名诗传世。如诗圣杜甫的《近闻》和《送灵州李判官》二首，反映诗人反对动乱，渴望和平，强烈要求国内各民族团结友好的愿望。杰出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的《城盐州》，是一首无情鞭挞一些守边军阀不顾社稷安危，养兵自重，纵敌为患无耻行为的著名讽喻诗；中唐郎士元、卢纶二人的《送李骑曹之灵武》和《送都尉归边》，都客观地反映了边关军人生活，赞扬边官为国戍边的精神；晚唐诗人薛逢的《送灵州田尚书》，是为数不多反映边疆各民族军民联合抵御不义战争，要求兄弟民族和睦相处的珍贵诗篇。
明代由于宁夏列为北方“九边重镇”之一，又是庆王的封地，战略地位日渐上升，诗歌创作又进入一个比较活跃的时期，但大多为文武重臣巡边和地方军政长官们的即兴口拈。如明成祖重要侍臣金幼孜的《出郊观猎至贺兰山》，宰相张居正的《塞下曲》，兵部尚书咸宁伯、三边总制王越的《过韦州》，兵部尚书、三边总督王琼的《过豫王城》、《九日登花马池城》、《登广武远眺》，三边总制魏谦吉的《登长城关瞻眺有怀》和兵部尚书胡汝砺的《别夏城》，以及宁夏巡抚王珣、杨守礼、冯清、孟霖和宁夏总兵肖如薰等人的诗作都属于这一类。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前七子”的核心人物李梦阳在其《空同集》中，收有《出塞》、《秋望》、《夏城坐雨》、《夏城漫兴》、《胡马来》、《朝饮马送陈子出塞》六首咏宁诗作；被后人誉为“东方莎士比亚”的大戏剧家汤显祖的《夏州乱》一首，事涉宁夏，为名人之作，值得一读。
清代留下的咏宁诗寥若晨星。康熙皇帝巡视宁夏时作《横城堡渡黄河》：“历尽边山再渡河，河平岸阔水无波。汤汤南去劳疏筑，唯此分渠利赖多。”此诗可称之处，不在于出自帝王之笔，而是诗文的写实性，既反映人民浚渠、筑堤之“劳”，又赞扬了宁夏独擅黄河之利，得天独厚的水利优势，诗句简洁明快，无刻意雕琢、堆砌之弊。还有清初著名诗人、文坛领袖王士稹的《漫兴》一首，反映作者反对当时宁夏等地将领发动的叛变战争，表明诗人希望社会安定，反对动乱，给人民以休养生息机会的心情。另外，著名诗人杨芳灿的《堡渠长宁夏采风》，也能反映人民的痛苦，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清末，最为引人注意的是近代杰出改良派政治家、思想家，“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谭嗣同所作关于宁夏的两首诗，其一《山盘山转饷谣》：“马足鳖，车轴折，人跌蹉，山岌嶪，朔雁一声天雨雪。舆夫舆夫。尔勿嗔官！仅用尔力，尔胡不肯竭！尔不思车中累累物，东南万户之膏血。呜呼，车中累累物，东南万户之膏血！”该诗系作者访察宁夏、甘肃、陕西和新疆等地区，为物色变法人才、考察民情时所作，给读者展示了一幅血泪斑斑的高山雪地运粮图，揭露了清王朝对人民的残酷剥削，流露出诗人对黑暗政治的强烈不满。其二《河上纪事》：“微闻夏元昊，少小即凶残。法令轻戎索，威仪辱汉官。行罢飞羖历，岂是召呼韩。帛树休相似，熙朝礼数宽。”诗歌表现作者主张各民族平等，反对民族分裂战争的进步理想和崇高愿望。
（上海《国风》1998年总第2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