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王陵多是圆形建筑和塔形建筑。在佛教文化中，圆形为天，塔形为佛，寓意当为天子之陵、佛王之冢。这充分反映了西夏王朝即尊儒教、又行佛法的文化特征。同时，西夏王陵中出土了大量带有佛教文化色彩的文物，如佛像、佛教器物等。都寓示着西夏王陵佛教文化色彩异常深厚，这种现象是和当时西夏境内佛教文化盛行分不开的。
在西夏文化中，认为王与佛祖、圣贤的品行是一样的，西夏国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诸佛在人间的化身，蒙古人干脆就把西夏皇帝称为“不儿罕”，意思就是佛王。西夏时期，佛教的气象和声势空前繁荣，不仅建造了大量的寺庙和佛塔，还开展了规模宏大的佛经传译，皇室贵族竞相举办奢华的法事活动，在西夏官制中，还形成了完善的佛教管理制度。
西夏早期的宗教，是自然崇拜和多神信仰的萨满文化形态。这种原始宗教，与党项早期的社会发展水平和原始社会形态相适应。在他们的原始观念中，一切以冥冥之中的上天为主宰，遇到花残月缺等自然现象便占卜吉凶休咎，遇到棘手的事便乞求祖先神灵保佑。天长日久，这种崇天尊祖的观念日渐深化，发展到对日月、星辰、河流、高山等具体自然现象的崇拜，于是就有了原始宗教的多神信仰。原始宗教中往往带有魔法性的巫术，党项人也不例外。党项人迁徙后，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宗教信仰也有了变化，尤其是西夏建国后，从无到有，形成制度化。党项族移居西北后，散居于古代丝绸之路的河套地区和河西走廊，而这里正是中原和西域交往的通道，自凉、魏经隋唐，佛教在这一地区已经流行了六七百年，其影响已深入人心。汉族、契丹族、吐蕃和回鹘分别居住在党项族的南北东西四方，都早已信奉佛教，处在这些民族包围之中的党项族，当然要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西夏建国后，党项族与汉族、吐蕃、回鹘、契丹等信仰佛教的民族交错杂居，生活在同一国土中，崇佛的宗教信仰越加强烈。
西夏最早的佛事活动记载为宋景德四年（1007年），当时李德明的母亲罔氏下葬时，德明请求到五台山修建十座寺庙，并派人护送供品前去祭供。天圣八年（1030年），德明再次派使臣出使宋朝，向宋献马70匹，请求赐予佛经一藏。这说明早在建国之前的李德明时期，西夏已经有了修寺、乞经等形式的佛教传播活动。西夏首位皇帝元昊通晓佛学，在西夏历代帝王中，他是推行佛教最为关键的人物。宋景祐元年，元昊向宋献马50匹，求赐佛经一藏。这是继德明之后，西夏自宋得到的第二部《大藏经》，可见西夏国内对佛经需求的迫切。第二年，天竺僧人善称等一行九人，行经数月至宋京城汴梁贡献梵经、佛骨及铜牙菩萨像。归途路过西夏，被元昊扣押，索要贝叶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年），元昊遣使到五台山供佛宝，以此打探宋朝河东军事防御的虚实。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年），元昊特意修建了规模宏大的高台寺，以便于回鹘高僧翻译佛经和储藏宋朝赐予的《大藏经》，他还用行政命令来强制百姓和文武百官信仰佛教，规定每一季度中第一个月的初一为“圣节”，届时，所有的官员和百姓都要焚香礼佛。
西夏第二位皇帝毅宗谅祚在位时，母后没藏氏专权，没藏氏十分好佛，曾一度出家为尼，号“没藏大师”。她上承元昊的余绪，大力推进西夏佛教的发展。在她执政的第三年，自天祐垂圣元年（1050年）至福圣承道三年（1055年），历时六年，动用兵民数万劳力，于首都兴庆府西面修建了著名的承天寺和承天寺塔，即现在的银川西塔，用来供藏宋朝所赐的《大藏经》，并请回鹘高僧给皇室贵族、文武百官们讲解佛经义理。没藏氏及其子谅祚经常出席聆听佛义。保存至今的承天寺塔，虽为清代重修，但基本上保留着原来的形制，塔高64米多，奇秀挺拔，巍峨壮丽。宋嘉祐初年，宋又允西夏所请，先后两次颁赐《大藏经》。谅祚一朝的21年中自宋朝得到三部《大藏经》，加上前朝所得两部，先后得到《大藏经》五部。频繁的索求佛经，说明了西夏国内对佛经的需求量很大，也说明了佛教在西夏的传播已广泛深入。同时，西夏也向辽朝进贡西鹘僧、金佛、《梵觉经》，回鹘僧人不仅用来为西夏演经，还用来作为友好往来的“礼品”送给邻国。
第三代皇帝惠宗秉常和第四代皇帝崇宗乾顺在位时，都是母后专权，专权的梁太后都是大力推崇佛教的统治者。惠宗秉常天赐礼盛国庆四年（1073年），又遣使至宋以马赎《大藏经》，宋朝赐经还马。这是西夏自宋得到的第六部《大藏经》。现藏北京图书馆的《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卷首本刻画《译经图》，从西夏文题款可知图中主持译经者为“都译勾管作者安全国师白智光”，旁列16人为“助译者”，其中八僧人旁分别有党项人名或汉人名题款。图下部人身较大者，左为“母梁氏皇太后”，右为“子明盛皇帝”，知是惠宗秉常及其母梁氏皇太后，这幅《译经图》使人们对惠宗秉常时期的佛事活动有了形象的了解。
目前保留下来的西夏文佛经有一部分卷首题名为惠宗及其母梁氏御译，说明惠宗时期重要的佛事活动仍是大规模地翻译佛经。天赐礼盛国庆元年、二年的瓜州审案记录残页的背面为西夏文写本《六祖坛经》，通过对残页文字修改的痕迹分析，可以确认这是该经的初译草稿，由此可知当时译经的认真态度。这种禅宗重要经典的翻译，说明由唐代兴起的禅宗在西夏已经开始传播。惠宗时期，作为佛教圣地的敦煌莫高窟、榆林窟都留下了西夏佛教信徒的足迹。莫高窟有天赐礼盛国庆二年（1071年）、三年、大安十一年（1085年）的西夏文题记。榆林窟有天赐礼盛国庆三年的题款，记西夏僧人惠聪修佛像事。这一时期西夏还印施汉文佛经，如天赐礼盛国庆五年所印《般若多心经》等。
乾顺天祐民安四年（1094年），皇帝、皇太后亲自主持重修了凉州感通塔及寺庙，第二年完工后赞庆，此碑即著名的《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此碑原被砌封于甘肃武威城内北隅清应寺中，清嘉庆九年（1804年）著名学者张澎发现此碑，此碑一面为西夏文，一面为汉文，是西夏时期留存至今最重要的佛教石刻。乾顺时期还修建了著名的甘州卧佛寺，这一寺庙规模之宏大、寺内佛像身躯之伟岸，为河西地区所仅见。
西夏第五位皇帝仁宗仁孝时期，在位达五十多年，佛教发展更加广泛。这一阶段突出的佛事活动，一是西夏文佛经的校勘，二是刻经和施经。随着佛经大规模的印刷发行，西夏的刻版印刷事业发展日益兴盛。西夏专门设立了刻字司，专主刻印，为佛经的大量印刻创造了条件。从所见文献来看，仁孝时期多次印施佛经，天盛二十年，曾刻印西夏文《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人庆三年，印施汉文《妙法莲华经》。天盛四年，印施汉文《华严法界观门》。乾祐十五年，印施《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乾祐二十年，仁孝的皇后罗氏还印施了刊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和《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在《观弥勒上生兜率天经》后的一篇汉文发愿文中，记载乾祐二十年（1189年）的一次大法会的盛况：请来的高僧有宗律国师、净戒国师、禅法师僧众等。这次大法会一次就散经数十万卷，法事活动长达10昼夜，而且请了藏、夏、汉等各地的高僧参加，由皇帝亲自拟写发愿文，可以推想仁孝一朝崇敬佛教的空间盛况。
西夏晚期，受到政局恶化、战争频仍、经济衰微的影响，佛教也开始衰落。
西夏王朝支持佛教的政策，使得佛教成为国家掌控思想的机器。西夏佛教的管理机构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中央级别的官署，二是地方或寺院的僧职。西夏中央政府机构中，有两个管理佛教事务的机构，即僧人功德司、出家功德司。属于仅次于上等司中书、枢密之下的次等司之列。其中，僧人功德司掌管全国僧众人员，出家功德司掌管度僧出家事宜。
西夏王朝还建立了封号制度，封号就是皇帝或政府赐予高僧大德名号，以示荣耀，这种名号一般标志着很高的政治地位。西夏的封号体系比较复杂，对后世影响很大，元朝的帝师制度就是从西夏传承而来的。西夏王朝赐予僧侣的名号主要有帝师、国师、德师、法师、禅师、仁师等。
西夏还留存有大量的佛教古迹，著名的有高台寺、承天寺、拜寺口双塔、宏佛塔等。高台寺于1987年被发现于银川东郊掌政乡境内，是西夏时期一处规模宏大的寺院，为西夏皇亲国戚举行佛事活动的重要场所。据《嘉靖宁夏新志》记载：“高台寺，在城东十五里。夏寺，台高三丈……下有大湖千顷，山光湖色，一望豁然。”。承天寺是西夏著名寺院，位于兴庆府西南。根据史料记载，寺院坐西朝东，东西长500米，南北宽200米，由前后两进院落组成。承天寺塔是寺院的主体建筑，现在依然矗立在银川市区内。承天寺是西夏著名的皇太后没藏氏主持修建的，元昊英年被弑，其子谅祚年仅周岁，没藏氏为了祈求上天保佑新君，专门征发“兵民数万”建造了这座著名的寺院。拜寺口双塔，位于今银川西北贺兰山东麓，两塔之间的地表布满残砖碎瓦，说明这里原来应该是佛塔成群、规模宏大的一处或多处大型寺院建筑所在。近年来，通过对塔内中心柱朽木的年代测定，确认这是一处西夏晚期的建筑。宏佛塔位于银川东北贺兰山潘昶乡，20世纪90年代，曾在塔的天宫位置发现一批珍贵的西夏文物，有彩塑佛像、彩绘绢画、西夏文文书残稿等。
西夏时期的译经成就也很高。皇帝往往亲临译经现场，确立严格的组织程序。从景宗元昊开始到崇宗乾顺为止，西夏仅用了53年时间译成西夏文《大藏经》共820部，3579卷。这与著名的汉文《大藏经》，最终结集6000余卷大约花费了近1000年的时间的情况相比，在中国翻译史及至世界翻译史上都是一个惊人的创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