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武中 口述 姚毅 整理
姚武中，1942年6月2日出生于陕西省洋县东三街一个商人家庭。1961年8月毕业于固原一中，高中文化程度，中共党员，小学高级教师。1961年9月～1962年4月在固原地委党校“抗大”上学。1962年5月参加工作，先后在红河徐塬小学、友联小学、上王农中中学、扈堡子小学、什字小学等学校任教。1972年9月～1984年4月在红河一中任教。1984年7月调入县教体局招办工作，同年任县招生办公室副主任。从事教育工作42年，2001年退休。
我的家庭
父亲姚子久排行老大，弟兄二人。父亲主要以经商为生，在陕西省洋县先后开有百货店铺、糖厂、药店，还与别人合伙开办过糕点厂。我有两个母亲，大妈生有一女，抱有一子叫姚明中；我母亲生有姐姐姚彦娥和我。父亲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一个儿子续香火，因而他一生乐善好施，积德行善，周济贫穷，放生无数，希望善有善报。他每月都要从市场上买回一只鳖，在其背刻上“生”字然后放生于汉江。父亲63岁时才生了我，老来得子的他非常高兴，逢人便说我是用鳖换来的，是自己一辈子积善行德的结果，他也乞求将来能够子孙满堂。
在别人眼里，父亲是一个“大善人”，而在我的眼里是一个很“小气”的人。在我的记忆中有几件事印象特别深。父亲特别爱我们，但从不溺爱，对于一个有糖厂和糕点厂的家庭来说，糖和糕点应该是想吃多少就有多少。但父亲从来没有让我们满足过，每次回家都从衣袖里拿出一个，想再多一个根本不可能，连最受宠爱的我也不例外。父亲平时对我们要求也很严，全家十几口人在一起吃饭，不许大声说话，只能低头吃饭，而且每次夹菜只许一点点，决不敢有掉菜的情况。若是吃豆芽菜则只许每次夹一颗吃，夹两颗就会骂我们没教养。父亲每天除了忙店里的事情，就是抓我和哥哥的学习。教我们写字，必须一笔一画都要到位，不敢有半点马虎，否则就要挨打。记得有一次我把写的字拿给父亲看，父亲笑着对我说，你的字不能叫字，只能算是在纸上撒了一把米糠。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在父亲面前提写字的事了，只有认真和哥哥一起学习，并用哥哥的笔偷偷练习。
和气生财是父亲的生意之道，父亲也由于人缘好曾被推选为商会会长。当时，父亲有个治感冒的方子特别灵，一服中药就能见效。他给别人治病从不收钱，要不就是病人按照药方自己抓药，要不就是从自家药店拿。父亲经常说，都是一些很普通的药，不值钱，一般两服药就好了，卖不上几个钱，虽然自己一分钱也没卖到，可别人落下了你的人情，人情值千斤呀！做生意要的就是人缘，和气生财。
当地有一个叫张经海的大财主开了一家糕点店，由于他财大气粗，为人霸气，与人集怨较多，不是三天两头被偷，就是有人将污水、菜叶等脏物倒在门前，生意很不景气，最后到了停业关门的地步。不知谁给张经海出了个主意，想拉我父亲入伙，条件是父亲每天只坐在店里负责销售，他负责生产，收益对半分成。由于父亲从事百货经营多年，人缘又好，不到半年，店里的生意越来越红火，人员也比以前增加了一倍。为了糕点房的生意更加红火，父亲就给糕点房起名叫做“伙香春”。自从我出生后，父亲觉得经商不稳定，有赔有挣，就想到只有购买土地最稳定，他就把挣来的钱都用在了购买土地上，开始只是用挣来的钱买地，后来就把店铺变卖了买地。尤其对于城外的土地，不论价格高低，只要能连成片，一亩一亩地往进买。当时我家的水浇地就达到五六十亩，但他全部都租给了别人种，靠收租维持生活。
母亲冯玉琴勤劳能干，心灵手巧。新中国成立后，家中愿口人的生活都是靠母亲为别人绣花、缝补和洗衣服维持，母亲能在这样的条件下让全家生存下来已经很了不起了，她还供姐姐上城固师范，供我大哥姚明中上西北工学院水利系。我的大女儿出生后，为照顾我的妻儿，老母亲从汉中来到了我们身边，我们共同在扈堡生活了一年多。不久母亲又担心陕西家中房屋无人看管，便又回到洋县，靠给别人织布、洗衣维持生活。1964年，因肝硬化在陕西老家去世。母亲一生为我们付出的是用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述的，我也从她身上看到了一个母亲的伟大。
我的童年
我的童年是在无忧无虑中度过的，我很贪玩、很调皮，也没让父母少生气。记得有一次，晚上母亲为别人做棉衣，我坐在灯下没事干，就拿着纸在灯上点着了玩火，由于烧疼了手，就把纸弹了出去，刚好落在棉花篮子里，结果烧掉了全家半个月的生活费。由于调皮，我经常和邻居家的孩子打架，害得父母常常给邻居道歉说好话。小时候我喜欢养鸽子，有一次鸽子跑了，我哭着让哥哥给找回来，可是哥哥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哥哥怕我哭闹个不停，就到别人家要了一只拿回来。我看不是原来的那只就闹得更厉害了，害得全家为我找鸽子。那时，我和哥哥的关系是最好的，感情很深，我几乎是在哥哥背上长大的，哥哥好像从来都不知道累，一有时间就背上我玩，不到天黑是不会回家的。遗憾的是自从哥哥参加工作后我们兄弟就再也没有见过面。现在，每当逢年过节我就更加想念哥哥。我上小学的时候体育成绩也不错，还得了不少奖。曾经在全县20个完校的运动会上获得过男子100米、4伊100米接力赛第一名，为学校夺回了一面锦旗，为此学校还为我免费提供了一周食宿，这可乐坏了我父母。
我的少年
1950年，家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是地主家庭，土地、房屋都被没收了，店铺也被收为国有。因为父亲把所有的钱都用于购买土地，家中没有多少积蓄，没过两三年就把家中仅剩的一点钱花完了。从那以后就只能靠典卖家中贵重的东西维持生活，时间长了，家里能卖的全都典卖了。父亲前半生是从来没有为钱发过愁的，现在只有靠两位母亲为别人洗衣、做衣、绣花挣点微薄收入来维持生活。对于家庭的变故，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在愁苦叹息中走完了他的后半生。我14岁那年，姐姐被安排到安康中学工作。由于家中困难，我就跟着姐姐读书，姐姐的工资除了供我上学、吃饭，还要给家里寄钱，帮助两位母亲维持生活。当时安康地区主要吃的是玉米糊，就这还是老师才能吃到，为了保证老师能吃到饭，学校规定不能把饭带出食堂，所以姐姐只能偷偷地拿，自己吃一半，留下一半给我。就这我还常常饿肚子，没办法，姐姐只有从牙缝里挤出点钱为我买吃的。后来学校有了奖学金，我获得了每月4.5角钱的一等奖学金，才勉强吃饱了肚子。我的记忆中，少年时代就是这样在半饱半饿中度过的。
走上工作岗位
1960年，姐姐被调入宁夏固原地委宣传部工作，我也跟随姐姐到固原一中上学，在那里读完了初中和高中。1961年9月，固原地委招收“抗大”政治学员（宁夏区委干部政治学员班），姐姐向组织部说明了我的情况，我被招收为“抗大”学员。学习一年后，按照地委“干部精简下放，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支援生产第一线”的要求，我和同学苗夏芬被下放到红河林场工作。当时林场有两只羊、两头牲口和几亩地，由于我不会种地，就只能放羊，但也放不好，老跟着羊瞎跑。为了打发时间，我除了放羊就是练习写字、画画。有一天，公社来人说需要人写标语，我就自告奋勇说我能写。公社书记李有福让我当场写给他看，看完后，李书记说，这孩子有这本事就不要回林场了，到学校给孩子教书去吧。就这几个字和李书记的一句话，我当了民办教师，一干就是10年。1962年5月，我被安排到徐塬小学教书，当时每月只有10元钱工资，一年后才增加到23元。
1963年，我被调到友联小学，这段日子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也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我由公社书记李有福做媒与红河什字王仲仁之女王秀兰结婚。当时因为我家庭成分高，岳父、岳母不同意这门亲事，但由于李书记亲自做工作，岳母又看我人老实，是外地人，没依没靠挺可怜，就勉强同意了。结婚时，我一无积蓄、二无住处，只好在村里路秉珍家借了一个窑洞，称了7斤猪肉，由村里的乡亲为我操办了婚事。他们对我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跑前跑后，操持了一切。婚后，队里非常关心我们的生活，每月给员缘公斤公粮，缺什么乡亲就会把自家的东西送过来。这样，东家一双筷子，西家一个碗，加上生产队里用过的大铁锅，庙里祭祀用的一张桌子和妻子唯一的嫁妆——一只箱子，凑齐了我的家当。那是我一生最美好的时光，有了家、有了亲人。
友联，是我的第二个故乡，在这里我感到了亲情、友情，体会到了乡亲们淳朴憨厚的感情，他们是教我做人的亲人，也是我终生都要感谢的亲人。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生罢课、工厂停产、农民歇工……全国陷入一片混乱状态，固原虽然地处西北边陲，也挡不住汹涌澎湃的运动潮流，在这场批斗“黑五类”、大字报满天飞的运动中，高成分的我却因为能写会画，在别人挨批挨斗的时候，一手提着梯子，一手提着油漆，走村串户写毛主席语录，画毛主席画像，在家里剪“忠”字。当时，学校的教学工作基本处于瘫痪状态，我把所有精力和时间都花在为公社写标语上，每周只能上一半天课。后来我又被推荐到固原地委写语录，要在墙上、木头上写，凡是能写的地方都要写，一天下来累得手都抬不起来，一连几个月都没有回家。队里的人传说由于我成分高被抓入监狱，妻子很着急，想找公社问个清楚，可大女儿刚出生，也没办法去找，当我回到家时，妻子才知道我是到地委写语录去了。不知是我命大运气好，还是由于我有这一技之长，“文化大革命”十年我没有挨批斗，也没有批斗过别人，侥幸躲过了这场浩劫，在写写画画中度过了这个动乱的年代。
1967年，我被调入扈堡子小学，村上对我也非常关心，给了我口粮。这段时间家中的情况也越来越好，不但能吃饱而且还有节余。当时红河公社公开选拔教师，我以优异的成绩到上王农中任教。当时妻子经常有病，无人照顾，我们只好将家搬到岳父家，住在门外一孔窑洞内。这样，我每天既能照顾体弱多病的妻子，也能给岳父家帮忙。但时间不长，岳父家的人怕我做上门女婿，就时时与我作对，处处排挤我，给我的口粮是虫子吃过的，分的洋芋是最小的，想方设法要把我赶走。这时我才感到什么叫无依无靠，一个外来户要在这里扎根比登天还要难。可偏偏又祸不单行，我因成分高被下放到本村劳动改造，我从小没有干过农活，笨手笨脚，村民们都瞧不起我，故意给我难堪。记得背玉米秆时，因为个子小，力气不够大，而玉米秆太高，背得太高就从头上倒过来，背得低了扎脚跟。等把一捆玉米秆背回去，脚上的血把鞋都渗透了。队里盖场房子时，又叫我和泥，妻子看不下去就叫我回家做饭，照顾孩子，她替我干活。教育专干王天禄了解了我的情况后，就告诉了公社书记李有福。李书记说：“我了解他，虽说成分高，但从小没有劳动过，能写会画有知识，让他教书锻炼比劳动锻炼更好。”于是，我又重新走上了教师岗位。
1968年，我被安排到黑牛沟、木瓜洼工作了两年，每天都是天不亮背着馍馍到十几里外的学校上课，晚上又急急忙忙赶回家中帮助妻子操持家务。
1969年10月，公社为方便我照顾家里，把我调入什字小学，在这里我又工作了3年。1972年8月，我由民办教师转正后又调入红河公社第一中学，先后承担了美术、数学、语文等多个学科的教学工作。这期间，由于我从张庆余大夫那里学到不少医学知识，在学校没有校医的情况下，我又在教学之余承担起了校医工作。在这里我工作和生活了12年。
1984年4月，我被调到彭阳县教科局工作，1986年任招生办公室副主任，一干就是15年。招生工作时间紧、任务重、政策性强，我不敢有半点疏忽。我是高度重视，认真负责，工作没有出过任何差错，为彭阳顺利送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学子。
自从调到城里工作，对于孩子学业、家中的事情根本没有时间顾及，几乎以单位为家，一年中只能回两三次家。家庭的一切重担都压在了妻子一个人身上，妻子十几年如一日默默地承担着一切。记的1988年夏天，由于妻子有病，我急着要赶在高考前把麦子收完，只好叫人把没有成熟的麦子割了，这件事成了村里人的笑柄，大家笑我不会种庄稼，连麦子青黄都不知道。在县招办工作期间，县招办年年被固原地区教育处评为先进单位，我也多次受到固原地区行政公署的奖励。在党的培养和关怀下，我从教40多年，为我热爱的这份事业，为改变红河人民文化落后面貌，为彭阳教育事业尽了自己的微薄之力。
1998年以后，由于工作劳累、家庭和孩子就业等问题，我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积劳成疾，身患高血压、白内障等多种疾病，组织考虑到我的身体状况，让我干起了比较轻松的保管工作。我是一个一辈子闲不住的人，到新的工作岗位上，我一边清理财产，干好分内工作，一边又拾起多年因忙于工作而丢弃的书法，研究揣摩，临摹练习，不断提高自己的书法水平。
我的艺术之路
我喜欢书法绘画，也得益于书法绘画。可以说，书画伴我走过了我的一生，书画成了我人生的几个转折点：第一次是由于会写字有了工作，第二次是由于会写会画躲过了“文化大革命”的批斗，第三次还是由于会写会画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第四次是由于重新提起了笔使我的晚年生活丰富多彩。
当时在农村工作时，人们都喜欢在窑里挂上山虎和下山虎画，他们也经常要我画画、写字，对于他们我无以回报，只要他们要啥我就画啥，有求必应，用我的这点特长为他们作画、写字。我缘园年如一日，在勤学苦练中下工夫，临摹写生，理论结合实践，不断提高水平，书画作品也多次参赛并获奖。1988年8月20日，荣获彭阳县为庆祝自治区成立猿园周年书画展三等奖。1988年5月，书法作品荣获彭阳县第三届书画展中青组二等奖。1991年7月20日，书法“隶书”作品在彭阳县庆“七一”书画展中被评为中老年组二等奖。1993年，书法作品被彭阳县年鉴收录。1994年10月15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礼泉举办的“泾河流域县（市区）政协第十次联谊会书画展”评比中书法作品被评为二等奖。1995年10月5日，书法作品荣获彭阳建县员园周年书画展三等奖，同时，国画作品《迎客松》荣获三等奖。1997年10月16日，在彭阳县总工会举办的彭阳县首届职工群众书画大赛展中书法作品被评为老年组三等奖。1994年9月，成为宁夏固原地区书法工作者协会会员，同年11月，被宁夏老年书画社吸收为会员。
退休生活
2001年退休以后，孩子也都成家立业，我也放下了工作和生活的重担，每天听听音乐，看看电视，与孙子在一起，过着一个平凡而又充实的晚年。
县委、政府和教体局对我的生活也都特别关心，先后多次到我家慰问。2003年，县政协主席杨忠、政府副县长邓万儒，教体局徐文瞻、吴志春看望慰问。2004年，在先进性教育期间，政府县长刘文英代表县委、政府和市先进性教育领导小组看望慰问。2005年，政府副县长李志达代表县委、政府看望慰问我。
我走过的路清清白白，我问心无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