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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彭阳中学 工作点滴

李林

卢元明,男,汉族,生于1938年农历九月,山东泰安人。1965年毕业于宁夏大学。1967年3月至1973年先后在固原县什字中学、红河一中、红河二中工作。1973年8月调入彭阳中学(现彭阳县第一中学)工作,曾任校长。1977年调到银川,先后在郊区组织部、文教科工作。1981年在银川新城区检察院工作,任副检察长、检察长、党组书记等职。1994年在银川市检察院工作,任检察院检委会常务副检察长、党组成员等职务。

李林,女,汉族,生于1937年,中学高级教师,陕西子洲县人。1965年毕业于宁夏大学政史系,同年被分配到固原县彭阳中学工作,是该校第一名女教师。1979年调到银川市十三中工作。

我一家四口人,父亲是一位老革命,我的家庭生活在那个时代算是好的,不愁吃穿。我本人上学的条件在当时是一般人比不上的,上小学三年级以前在延安杨家岭保育小学,每班有两个保育员。1953年,随父亲工作的调动来到宁夏潮湖农场,因平罗潮湖农场没有学校,停了一年的学业。1954年,到银川干部子弟小学学习。1955年升入宁夏银川女中上学。1961年考入宁夏大学政史系学习。1965年宁大毕业分配到固原。我是1966年后半年到固原的,因为1964年至1965年我们这个政史系的学生在乡下搞社会调查和“四清”运动。“四清”运动结束以后才到固原县报到,报到后还没有给我分配具体的学校,让我先到固原中学帮助搞“文化大革命”。我们的组长是固原地区宣传部部长王一宁同志。王一宁同志对我很关心,是一位对人热情,处处帮助新同志的好同志。大概两个多月以后,王一宁同志说李林你被分到彭阳中学工作。我问那里是个什么样的地方?王一宁同志说你去吧,那里有山、有水、有川,在固原来说那还是个比较好的地方。听后我心里比较高兴,第二天就高高兴兴地去彭阳中学报到。这一去可傻眼了,山嘛到处都是,本来就是个山区吗?可川呢?水呢?我看不到。我问和我一起下车的同志,彭阳的川在什么地方,回答说你的脚下不就是川吗?我心想川就应该像银川一样一眼望不到边,这是什么川,是西山和东山夹在中间的较宽的沟,怎么是川呢?水就更看不见了。这时,我的心很不平静,是留在彭阳呢,还是返回银川?拿不定主意,陷入沉思。正在矛盾中的我被一声询问惊醒,来人问我你是李林老师吗,我说是。我问他是谁,他说我是来接你的叫高积有。我只好跟高积有同志到彭阳中学。到校园里只看见几个做饭的师傅,我问高老师学生和其他老师呢?高老师说都到生产队平田整地去了,到下午五六点钟才能回来。高老师安排我吃完饭,我就去整理分给我的房间。我独自坐在房间掉眼泪。下午吃晚饭时学生和其他老师都回来了,这才显得有点学校的样子。但奇怪的是学生不去洗脸吃饭而是拥到我房间的门口看我,有的学生还窃窃私语,好像我不是人而是怪物似的。我说你们劳动了一天还不累吗?跑在这看什么,以后我们天天在一起,天天见面有什么好看的。学生说学校从来没有过女老师,你是第一个,觉得好奇。我才知道我是彭阳中学的第一任女教师。那时彭阳中学有120多名学生,女生只有6名,教师也只有7人,包括我在内。

吃过晚饭,校长在我的房间坐了一会,说李老师你明天休息休息,我们还有一天的劳动任务。我觉得待在学校很无聊,连忙说,我也去平田整地,待在学校也没什么事可做,校长说你还是别去的好,去劳动的地方还要过河,那个桥你过不去。我心想校长你也太小看人,桥有什么过不去的,我说你能过去,我就能过去。第二天跟学生一起去了,到河边一看,害怕了。我真把话说大了,我没有那本事过河,因为那不是我想象中的大桥,而是用一根树木垫起来的独木桥,很细很滑不小心就会掉进河里。看学生走得轻巧一个个过去了,我是说什么也不敢走那独木桥。这时有几个学生走过来说老师别怕我们扶你过,在学生的帮助下我才勉强过了河。到了劳动地点,还没等我回过神来,黄忠厚老师走过来对我说,你是这个班的班主任,你没来前是我替你代着的,现在你来了,今天我就交给你了。

当时我对黄老师很有看法,作为一名老教师应该知道礼节规矩,首先应该向我介绍一下班干部和班里的情况吧,晚一天交班又有什么不可以的,你这不是在看刚踏上工作岗位又是一名女教师的笑话吗!我这个人个性很强、不服人,你能做到的我就能做到,你男同志能做到的,我这个女同志也能做到,也许做得比你好。看法归看法,我二话没说就把班接过来了,找到班干部讲了一下劳动中要注意的事项,把任务分到各小组开始了一天的劳动,这一天干得很顺利,心情也很好。从这第一次的劳动我也体会到山区学生的诚实、淳朴、热情。劳动结束后,桥我是不敢走,几名女学生陪我渡水过河,我正准备脱鞋,忽然河对面小山坡上蹲着的一个学生向我一边跑一边喊:老师别脱鞋我来背你过河。这个学生名叫史卫栋,虽然他参军后我们失去了联系,但直到现在我把这个学生还记得清清楚楚,好像刻在我的心中,我很感谢他的,也感谢我教过的所有学生。

在20世纪60~70年代,彭阳中学的住房是很紧张的,都是两人住一个房,因为女教师只有我一人,我只得一人住一间。说实话我在银川都是4人一间房,让我一人住一间我不习惯也很害怕,想叫一名女生给我做伴吧,一是没有多余的床,二是怕学生笑话我这么大的人还害怕。到晚上累了一天的我本应是好好地休息,美美地睡上一觉,可我害怕黑天。在银川电灯亮亮的再加上人多,一觉能舒舒服服睡到天亮。可当时彭阳还没电,晚上是黑灯瞎火的,只有房间煤油灯的那点亮光,院子里一片黑。彭阳是个山区,那个年代狼也多,狗也多,每天院子里都能听到打闹声、嚎叫声。我以为是狼在打架,吓得我整晚上睡不着,总怕狼闯进我的房间来把我吃掉。第二天整天是迷迷糊糊,很是疲劳。有一天晚上,院子里打闹得特别凶,我实在是不敢睡,叫个女生做伴吧,又不敢走出房间,只好硬着头皮起床,慢慢地到窗前往外看,才搞清楚,不是狼打架,而是狗打架,这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踏实地睡觉。

北方的任何地方都是夏天好过,冬天难过。可能有人会说那有什么,房子里有炉子取暖,少出外面不就行了吗?20世纪60年代的彭阳中学没有煤,有炉子又有什么用呢。如果天气好外面比房子里暖和,因为有太阳照射,房间到冬天就是一个冰库,我的手脚成天是冰凉的,晚上睡在那冰冷的床上,人都缩成一个球形状,根本不敢伸腿,天快亮了手脚才暖和过来了,本想多睡一会,可该上班了,谁给你睡的时间。睡觉前用热水烫烫脚会好一点,可哪有那么多热水供给你。那时彭中没有开水房,只有一个做饭的小灶房,一天就一暖水瓶的水,除了要喝,还要留到第二天早上洗脸。洗脚是用洗过脸的水,洗衣服那就更不用说了。冬天夏天用的都是冷水。吃的饭和现在相比,现在是天上,那时是天下,我的口粮是每月25斤,30%的粗粮。现在的人会说那有什么不好,吃粗粮有利于健康,但你要天天吃粗粮,谁也会烦。我们基本上每天早饭是黄米饭,连一点菜都没有,把饭做好放点油炒一炒就是一餐,要么就是吃黄米面馍,吃细粮的机会很少。到了彭阳吃粗粮也还不觉得太苦,最苦的是没蔬菜,新鲜菜更谈不上。固原是盛产土豆的地方,按理说土豆不应缺。可就是产土豆的地方,我们连土豆也吃不上,因为20世纪60年代全国都没有解决温饱的问题,固原是个山区,粮食更缺,农民的口粮以土豆为主,谁家还敢把土豆拿出去卖,实在是没得法子才拿点到集市上去卖点,再说就是有卖的我们也不敢买,取暖的煤都没有,买回来又有什么用呢。这样的生活大概过了五六年的时间,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在外地老师的一再要求下,在校园的空地内种点白菜、萝卜,才算过得好了点。

我这个人的特点是爱唱歌,特别是刚刚到彭阳时,心里很烦闷,又想家,有话无处诉说,有时用唱歌来缓解我的烦闷。不久发现有很多学生总爱和我在一起,有几个学生在课余时间,可以说是我走到哪他们跟到哪,问其原因知道他们也很喜欢唱歌,想叫我教给他们。当时彭阳中学没有音乐老师,校长看我爱唱就叫我代音乐课。这下学生高兴了,可难住了我,我虽然爱唱但我不识谱,也不会任何一样乐器。我所唱的歌都是听别人唱而学会的,叫我代音乐课那是很不够格的。我跟校长说我不识谱,校长说那你教你会的,我说校长你这不是逼着鸭子上架吗。校长不管,只说什么也别说了,就这么定了。那个时代的人不像现在服从是第一位的,而且要干好。我只好服从,我先给学生教我会唱的,再用会唱的调来识谱。别人用识谱来唱调,我是用会唱的调来识谱,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自学苦练,基本上掌握了四分音符和八分音符的唱法。我的唱歌在彭阳还出了点小名气,现在回想起觉得很有趣。这一逼让我掌握了不少的乐理知识。

1966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时期。实际上对于“文化大革命”我们并不懂,分不清是非,政府叫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个时候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发表,就要敲锣打鼓到政府大院去报喜,对这一点任何单位都不敢慢怠,否则就会犯政治错误,就有坐牢的危险。1967年元旦晚会上,学校几位老师聚在一起吃饭喝酒,结果几位老师都喝醉了,七扭八歪地睡着了,只有我和王鼎铭老师没醉。说来也巧,正在这骨节眼毛主席又发表了最高指示,政府通知立即组织人员去大院报喜,我和王老师四目相对拿不定主意:要去呢没有人,只有我和王老师两人。不去吧就会有各种政治帽子扣过来。最后我俩还是决定去,反正是晚上没有电灯,谁也看不清谁,政府点到彭阳中学的名,我们答到就行了。除了政府大院报喜外,还要以文艺的形式下生产队宣传。因为我是音乐老师,文艺宣传队组织的任务自然就落到我的头上,文艺宣传队的队长也由我来担任。我爱唱歌这不假,但什么表演、舞蹈我是吹擀面杖——一窍不通。形势所逼不搞也不行,上级的命令必须服从,只好尝试着干吧。我找了8名平时比较爱好文艺的学生组成一个文艺小队,搞小表演、小舞蹈下乡去宣传。反响还不错,也给我带来了自信。虽然反映还可以,可毕竟我能力有限,常常为文艺宣传队的演出发愁。说来也巧,固原文化馆的几位同志来彭阳办事,心想文化馆的同志肯定有会跳舞的。我到政府打听一下,果然还真找到了一位能歌善舞年轻的女同志,我就把这位女同志请到彭阳中学,利用课余时间给文艺宣传队的学生教,我也跟着学,我还学得比较快。老师走了就由我教,教得认真学得也认真。通过请人教,我也学到了技巧,找到了窍门,对于一些小表演我也能自编自演了,效果还不错,很受农民朋友的欢迎。彭阳人特别是中老年人爱看秦腔,有一次下乡听到一位农民朋友说,你们要是能唱秦腔那就更好了。从乡下回来后,我问学生有没有会唱秦腔的,学生说有,还有会吹笛子、拉二胡的。我说那我们再组织个戏班子怎样?学生说行,一定能唱好。把戏班子的人员选好后,我托别人在固原县秦腔剧团请到一位姓郭的老师,来到彭阳中学给戏班的学生教。学生学得非常刻苦认真,很快掌握了秦腔唱法的技能。一切都具备了,我们就开始了排练,我不仅唱段子,而且还唱整本戏,如《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无论下乡去唱,还是在彭阳广场搭台演出,都受到农民的赞誉。

可以说,在那个缺乏文艺的时代,我校的宣传队唱红了彭阳地区。唱戏最难的是服装,特别是皮大衣。为了唱好戏,我把和爱人卢元明的二毛皮大衣拿出来戏班用。当时我也是很心疼的,这两件毛皮大衣我俩一次也没穿过。结果戏演完后,我的两件皮大衣因化妆被染得五颜六色的,洗也洗不掉,只好压在了箱底。还有一次接到彭阳政府的决定,要我们下乡去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我和贾厚礼、石久海两位老师根据毛主席最新指示内容自己写曲谱,还真写出来了,写的还不错。下午我们猿人带着宣传队一边走一边教,到了宣传地点,我们把词曲都记了个烂熟,达到了宣传的目的,任务完成后我们猿人都很高兴。可惜的是我没有把这个曲谱保存下来,很遗憾。

说实话,1966年的那场“文化大革命”我是弄不清,也想不通为什么你斗我,我斗你;学生停课,工厂停产;把人都分成派别,成天打打杀杀。对于这些想法只能烂在肚里不能外说,否则会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文化大革命”中我是一个“逍遥派”,上街搞批斗,我从不参加,只图个平平静静度时光。后来复课了,但政治课就是读报纸,读报纸了解当前的形势是应该的,也是那个时代不可少的政治任务,可是每天早自习自己读,政治课哪有那么多的新闻可供。我想作为一个人民教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给学生传播文化知识,教育学生怎样做一个光明正大的人,这才是教师的正事,所以我每天安排半小时的读报时间,政治课按原来的教材上课,学生没有课本,老师讲他们记笔记。有老师说:李老师上边安排读报就读报嘛,省得给自己找麻烦。当时是对还是错我也说不清,作为老师只能这么做,不能耽误学生的学习。

1973年,庆祝党的生日,彭阳公社通知各单位要用组队的形式,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组成方队到街上游行庆祝。那时我们的校长是胡世俊,校长问我咱们怎么组队,我说你给我100名学生和敲锣打鼓的学生就行,其他的事情你就放心。于是我就组织了100多人的一个大秧歌队,编队、花样都由我一人负责,说实话扭秧歌难不倒我,这是我的强项也是我的爱好。但时间紧迫,那个阶段除正常工作外,其余的时间都用在这上面了,忙得我是晕头转向。我没有叫苦、叫累,尽心尽力地去完成学校交给的任务。在庆祝的那天,我们的秧歌队一出校门,锣鼓响起时,赶集的群众和其他单位的同志都向我们这边拥来,两边路人站得密密麻麻的,围了个水泄不通,秧歌队走在哪儿他们就跟在哪儿。有人说:“我从来都没见过这么多人的秧歌队,花样多而不乱,太好看了。”我们的秧歌队成了彭阳街上亮点之中的亮点,也为彭阳中学争了光。几十年过去了,但到现在我还是记忆犹新,就像发生在昨天的事。

带宣传队是我最忙的一段,但谁来帮我呢?没有。我爱人卢元明1965年被分在什字中学任教,1971年调入红河中学,1973年才调入彭阳中学,这样我的负担才减轻了一些,起码是我忙了有看小孩和做饭的人了。1975年,为了解决学生和教师喝水难的问题,学校派我爱人去银川买锅炉,初高中的政治课又落到我一人的身上,我还带着一个多病的孩子,从初一到高二有5个课头教案。也许有人会说:“你为什么要拼命地干,学校不给人,你就照课本宣读就是了,何必那么认真呢?”我可不那么想,我深深地体会到彭阳学生上学难,生活艰苦的情形,为上一个高中,学生要走几十里的路程,他们太难了,再苦再累我也要尽到教师的职责。教师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谁好,谁不好,他们都看得一清二楚。我备课向来是认真的,说起备教案也是一门学问,要备好课,必须做到动笔前先反复阅读教材,找出本课的重点、难点,还要阅读大量的资料,做到心中有数才能动笔。别说上讲台讲课,光这备课就有很大的压力。我的身体一直不好,患有十二指溃疡和胃下垂。关于这一点彭阳中学校医韩志兴大夫知道。我上大学时就因身体不好免上劳动课和体育课。我那时一天才能有半斤粮,不吃时饿,吃了又疼痛难忍。我常常在上课中就发晕、眼冒金花,胃疼得招架不住,这时只好在教室的讲台上蹲一会再继续上课,很少因身体不适而影响耽误学生的学习。这样苦与累我愿意、高兴,我能体会到山区学生上学的艰难,我要为学生负责,在其职就应负其责,这是我做人的原则。

“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到1976年,整整10年高校不招生。1977年恢复高考,那是我一生中最忙的一年。为给学生准备高考,我想方设法托人在固原县找到了复习资料。那时的复习资料缺,不像现在到处可见,就是有,学生也没钱去买。我只好自己刻钢板,自己印刷,如果只为了彭阳本校的学生刻印那不会太忙,可10年高校不招生压下了太多的高中毕业生,他们都想参加本次高考。彭阳区只有彭阳中学是个完全中学,其他的学校只有初中没有高中,凡是高中生都是彭阳中学毕业的,也是我代过的学生。从知道恢复高考的那天起,红河、城阳、沟口、新集等地高中毕业生都找我给他们辅导,我的房间常常人满为患,打上课铃还搞得我走不了。只好安排他们先在我的房间复习,下课后再给他们辅导,可以说是连自己做饭的时间都没了,只好带着孩子在灶上吃。已毕业的高中生不仅要我给他们解题而且还要我印的复习资料,更加大了我的工作量,特别是刻印量,我能不给吗?手心手背都是肉,他们都是我的学生,我不能另眼看待。后来实在是忙不过来,我建议校长郭自强给我腾出一个教室集中辅导,这样既可以省精力,省时间,辅导的人数也可以多一些。郭校长接受了我的建议,每周复习2~3次。1977年高考完后我也参加了高考阅卷,彭阳区政治高考成绩名列固原县前列。我是累过、苦过,但我很欣慰,我为我的付出而高兴。我的为人、教学工作都做到了问心无愧。在教学工作中从备课到讲课向来不敷衍了事。记得讲哲学中的参照物,明白地说是对照法,比如没有上无所谓下,没有高就比不出低等等,怕学生听不懂,我就请学校文科老师先听我的课,征求意见,然后再去给学生讲。我总是想办法让学生听明白,弄清书中所讲的道理。学生对我的教学工作反映也不错。除教书外,我和学生的关系也不错,我很同情那里学生的艰辛。彭阳区除刘沟、任湾外,其他学生离校都有几十里路程,学校周末只上两节课,学生要回家拿口粮。如果生产队给社员分了粮,学生就能拿上点粮食;如果生产队没有给社员分粮,学生进校时只拿些粗粮馍或粗粮饼。那时的粗粮馍实在是粗得再不能粗了,和现在相比的话那就不是人吃的东西。即使这样,学生还拿不够一周吃的,他们通常是拿周一至周三的粗粮馍,在灶上只吃两天半。那时在灶上吃饭,每斤粮要交2分钱的伙食费,就这2分钱学生也是交不起。冬天拿的馍冻成了冰一样的硬块啃不动;夏天拿得多了就酸了、坏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也舍不得丢掉,常就吃了。现在的人可能会说那还能吃吗?不扔掉留着干什么?要知道那个时候不仅是固原甚至整个国家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学生很少能放开肚子饱饱地吃上一顿。那个年代山区的学生真可怜,我理解他们,同情他们。学生有事求到我,只要能做到的,我尽力帮助。有一天学生虎三升找我,说他父亲病了一年多,眼看不行了,想吃点羊肉家里没钱买。问我有没有羊肉,我当时正好有,就让学生拿去了。没几天他父亲就去世了。我和学生的关系像师生又像朋友。我有什么困难他们也尽心尽力地帮助,我的第四个孩子基本上是张颖、郭爱霞、陈兰、虎三升等学生帮我照看的。直到现在,我的学生只要来银川就到我家看望我和我爱人,问长问短,说说过去的往事也很开心的。

彭阳有高中后学生也多了,老师也多了,住房也得到了改善,矛盾也多了。但我这个人向来不和别人争吵,能忍就忍,能帮就帮。

我在彭阳工作十几年有开心,也有委屈。委屈的是,凡是好事都轮不到我们外地老师,工作还要多干。你叫屈吧,本地老师说:“你们是大学生就应该多干。”说评工资、拿补助吧,本地老师又说了:“你们工资高,我们老婆孩子都在农村,比你们困难多了。”反正所有好事都轮不到我们外地的,好像我们外地老师处处都理亏似的。当时我的生活也过得紧巴巴的,我的一个家分三处,4个孩子都由我残疾的母亲照看,我的父亲患有心脏病,我爱人的两位老人远在甘肃,难道我们都是大财主吗?我的第二个孩子得了肺炎,40元的住院费我都拿不出来,逼得我爱人掉眼泪。我们的难处跟谁说,又有谁知道。虽然经历了那么多的困难挫折,但有一点我是一点也不含糊的:要对得起学生,对得起自己的工作。对于工作,我做到了问心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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