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下半叶，正是俄罗斯和中华两个伟大的民族处于最苦厄的时代，然而却在各自不同的文化土壤上产生了两个在精神上相似的文化巨人，这就是被人们视为俄罗斯“良心”的高尔基和中华之魂的鲁迅。
鲁迅生前就有人说他“是中国的高尔基”，他逝世时，人们几乎一齐地喊出：“中国的高尔基死了。”而在苏联当年所有论述鲁迅的文章中，都一致地认为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多年来，人们不假思索地将鲁迅和高尔基相提并论几乎已经成了习惯。但鲁迅生前却否认受高尔基的影响，当年一位作者为鲁迅小说译文作序，序中说到鲁迅所受俄国文学的影响，列举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安德列夫和高尔基等作家，鲁迅看过文章后将高尔基的名字抹去，这至少说明鲁迅否认自己是“中国的高尔基”。况且，他翻译高尔基的作品也不多，我们只看到《恶魔》和《俄罗斯童话》等几篇。然而这并不说明他对高尔基缺乏热忱的态度，相反，对于同时代的高尔基是深致景仰的，他在译本高尔基《一月九日·小引》里写道：“然而革命的导师，却在二十多年以前，已经知道他是新俄的伟大的艺术家，用了别一种兵器，向着同一的敌人，为了同一的目的而战斗的伙伴，他的兵器——艺术的语言——是有极大的意义的。”“中国的工农，被压榨到救死且不暇，怎能谈到教育；文字又这么不容易，要想从中出现高尔基似的伟大的作者，一时恐怕是很困难的。不过人的向着光明，是没有两样的，无祖国的文学也并无彼此之分，我们当然可以先来借看一些输入的先进的范本。”在1935年译出的《俄罗斯的童话·小引》中，鲁迅特别指出高尔基“并不站在上等人的高台上看，于是许多西洋镜，就被拆穿了”，从而成就了他的伟大。鲁迅对于高尔基的独到理解，表明了他和高尔基在精神上的相通。正是基于此，我们才来对这两个处于不同文化背景而处于同一时代伟大作家的思想进行一番比较，从而进一步走近他们。
（一）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高尔基和鲁迅称为无产阶级的伟大作家，而两国的政治领袖也都出于政治目的，从政治的高度尽力将他们划为无产阶级的英雄和代言人。列宁一直视高尔基为“无产阶级艺术最杰出的代表”，甚至在高尔基与他的思想发生最尖锐的冲突时也非常大度地认为“高尔基是我们的人……他与工人阶级及工人运动联系太紧密了，他自己就是来自‘下层’的。他会无条件地回到我们这边的……”当时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的《真理报》也发表文章说：“高尔基对于社会革命是太宝贵了，以致使人不得不相信，他很快便会跻身革命的思想领袖的行列，很快便会站到早就应该属于他这位世界社会革命海燕的地方。”毛泽东对鲁迅的推崇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他认为鲁迅代表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方向，赞扬鲁迅是中华民族空前的民族英雄，不仅尊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还将革命家的光环挂在鲁迅的脖子上，甚至不惜多次使用“最”这样的字眼。毛泽东与鲁迅生前虽未谋面，但他一直认为自己的心与鲁迅是相通的，晚年病重期间，案头一直摆放着《鲁迅全集》。这确实非同一般，个中之韵味，决非常人能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产阶级政治领袖尽管也常常充当精神领袖，但面对精神强大的文化巨人，他们的光焰至少没有像面对庸众那样强悍，他们强调文化巨人的阶级属性和政治意义，而淡化（不管是有意无意）其文学、文化的意义，恐怕主要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正因为如此，长期以来，高尔基和鲁迅被人们化装成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的伟大作家或革命作家，成为一种被阉割了真实思想的文学或文化偶像，至今都使我们难以认清其真正的面貌。
当然，一个作家有他的阶级属性，但一个伟大的作家更重要的应是人民性。一个伟大的作家，他不仅仅属于某个阶级，更属于全体人民，不仅仅属于某个民族，某个国家，更属于全人类。高尔基和鲁迅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承认作家的阶级性，但更注重作家的人民性，他们并不把自己定位在无产阶级作家的轴心上，他们更愿意做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全体人民的作家和全人类的作家。
高尔基说，“说到‘俄国人民’，我指的决不只是工农劳动群众，不，我说的是所有的人民、人民的所有阶级”。他认为工人阶级“在争取阶级利益的斗争中，不应当抛弃对美好事物的全人类追求”。因此，高尔基总是站在全体人民的高度观察和思考问题。人们习惯将高尔基的《海燕》中的海燕形象理解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其实，海燕这个词在俄文中的意思是“暴风雨的报信者”，因此，将海燕理解为俄国革命的先驱和胜利的预言家，似乎更确切些。《海燕》是高尔基于1901年参加彼得堡反对沙皇专制的示威游行后写下的，它表现了俄罗斯人民反对沙皇专制，争取民主自由的精神，洋溢着革命激情和革命理想。问世以后，对俄国和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起过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高尔基因此被称为“暴风雨中的海燕”，在工人阶级中享有崇高的声誉。然而高尔基并不以为然，他从不以无产阶级作家自居，相反常常将别人套在他脸上的面具打得粉碎。十月革命初，他毫不留情地批评布尔什维克中部分人“表现出特权阶层的精神和做法”，他尖锐地说：“我应当提醒这些先生们，俄国人民的优秀的心灵品质从未使我陷入过盲目状态，我也不曾在民主派面前屈膝膜拜，对我来说民主派并不是根本不能批评和谴责的圣人。”并声明：“我自然不能再同工人阶级的这一部分为伍了。”高尔基不想使自己成为阶级或政党的工具，因此他即使跟列宁见面，也每次都激烈地争论关于知识分子、人道主义、文化等问题。1921年11月，高尔基因健康状况恶化而出国治疗，在国外，他对十月革命后俄国现实的困惑并没有解除，总感到被大量折磨人的琐事所压抑，但他依然“不可动摇地”相信人类美好的未来，于是他再次重复出国前的“错误意见”，他不仅没有成为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的代言人，反而成为对他们影响最大的批评者，这引起了苏维埃和工人们的极大震动，对他的“政治错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许多作家嘲笑高尔基，呼吁他尽快放弃自己的“谬误”，《真理报》质问高尔基，工人团体也通过决议，要求作家记住他作为革命的海燕，作为曾使许多工人走向革命运动的长篇小说《母亲》的作者，曾经起过多么大的作用，工人们甚至满怀义愤地说到高尔基在国外的言论。一时之间，高尔基似乎成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可耻叛徒”，然而，他却不改初衷，罗曼·罗兰在一篇文章里写到高尔基，说“他常同列宁争论；他们互相真诚地爱着，谁也没有放下武器”。
然而，无论高尔基怎样让人们吃惊，也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人们把他作为无产阶级伟大作家的地位，因为不管怎么说，他出身于社会底层，曾饱尝人间苦难，经受了生活种种的磨炼，深刻地了解底层人民，尤其是无产阶级的悲惨境遇和革命要求，况且他加入过布尔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列宁有过多年的交往，确实写出了《母亲》、《敌人》那样的深刻反映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作品，被视为无产阶级的伟大作家确实在情理之中。但这难道就是高尔基的全部吗？十月革命后直至逝世，高尔基大部分时间是在国外度过的，这除了健康的缘故，恐怕与高尔基觉得在国内思想受到压抑无法创作是分不开的，他感到在国外看俄国看得更清楚，基本上在国外完成的后期代表作，被誉为史诗的《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塑造的并不是如人们期待的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的“儿子”形象，而是描写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社会的几乎一切社会阶层，塑造了克里姆·萨姆金这个作为叛徒、作为“被迫的革命者”的典型形象。高尔基始终坚持为全体俄罗斯人民，为全人类创作的原则，除了他的回忆录《列宁》，他不再唱颂歌。他把自己归于全体人民。
将鲁迅说成是“中国的高尔基”，如果是说鲁迅也不喜欢别人尊他是无产阶级作家或革命作家，或许有些道理。鲁迅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从小过着公子哥的生活，后来家境陷入困境才饱尝人间凉薄，但他做过小官僚，青年时加入同盟会，也只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组织，并非无产阶级政党。五四时期登上文坛，所谓“遵命”并非一种确切之说，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谦之说，要“遵命”也只是遵五四文化先驱之“命”，五四时代之“命”，“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更非无产阶级领袖之“命”。20世纪20年代末，与太阳社、创造社等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也只是被迫论战，并不想提倡所谓革命文学。30年代虽然加入“左联”，成为左翼作家一员，却与“左联”周扬等领导人在思想上格格不入，以至感到被利用而愤慨，他不仅在私人信函中痛斥周扬等人是“元帅”、“工头”、“奴隶总管”、“横暴者”，而且发表文章公开抨击，并一再宣布不参加任何集团。在他的小说中农民形象和知识分子形象很鲜明，但工人形象只有速写式的人力车夫，而没有高尔基笔下振臂高呼应者云集的工人领袖巴威尔。鲁迅从来没有把自己看做是无产阶级的一员，他对生前唯一引为知己的瞿秋白对自己的评价却是认同的：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士大夫阶级的贰臣，浪漫谛克的革命家的诤友。鲁迅认为无产阶级是新兴阶级，自己不属于这新兴阶级，他的“历史中间物”的意识使他认为自己不过是新旧时代和新旧社会交替过程中的中间物，不属于新时代，也不属于新社会，他只能是新旧时代和新旧社会过渡的一座桥梁。况且鲁迅是中国最黑暗的时代由黑暗自己制造出来的精灵，肩负着与黑暗专门捣乱的使命，“这在中国的特定国情下，实际上意味着与整个社会宣战；他理应作为‘国民公敌’而得到全社会的诅咒，并陷于‘无物之阵’中不能自拔：他不可能有其他命运”。他注定要在与黑暗的殊死搏斗中，与黑暗同归于尽，并以自己的消失证明光明的到来。因此，鲁迅生前对于人们戴在他头上的桂冠总是毫不客气地加以奉还，他说：“我想撕掉别人给我贴起来的名不副实的‘百科全书’的假招贴。”他并不觉得自己有名，“即使有之，也毫不想因此而作文更加郑重，来维持已有的名，以及别人的信仰”。他一再声称，他“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因此，当我们用“无产阶级作家”或“革命作家”来界定鲁迅的属性时，是否觉得太简单化，觉得与鲁迅的思想相距甚远呢？
（二）
世界上一切伟大的作家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高尔基和鲁迅也不例外，但他们的人道主义思想比起托尔斯泰来更具平民色彩，更具革命精神，更具博大和宽广的胸怀，闪烁着人类良知、善性的永恒的光辉。
人道主义是俄罗斯文学的一面旗帜，高尔基继承了俄罗斯文学对人的爱和关怀，比先驱们走得更远。高尔基在他24岁的时候，开始使用马克西姆·高尔基这个笔名，这个名字在俄文中的意思是“最大的痛苦”，由此而开始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的艰苦探索。由于早年不平凡的经历，在19世纪90年代的俄国作家中，没有任何人像高尔基那样，具有丰富而复杂的下层社会的生活经验，像他那样真诚地关注和深刻了解下层人民的痛苦和要求。1908年，他写下了中篇小说《忏悔》，尽管受到了列宁的批评，认为是“美化了神的观念”，但它表现了高尔基对人道主义的真诚追求。这部小说描写一个失去旧的上帝的人如何找到新的上帝的故事。主人公马特威是一个身世不明的孤儿，从小被遗弃，饱受了人间的辛酸。成年以后，妻子和孩子又相继死去。因此，对生活丧失了信心。但是，他有根深蒂固的宗教观念，想在流浪中寻找上帝和真理。可是，他处处看到的都是肮脏和罪恶，找不到真理。最后他领悟到：上帝不是在我们之外，而是在我们之中，人民是造神者，人们正在制造一种新神——也就是美和理智、正义和爱之神。1920年，高尔基写下了剧本《在底层》，这个剧本深刻表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底层人民的痛苦生活，告诉人们在底层埋葬着无数有才能的人，像沙皇这样压迫和摧残人的社会制度是不能够存在下去的。他通过流浪汉沙金表达了他的一贯的人道主义思想：“应该尊重人，不要你去怜恤，不要拿怜恤去杀了人的尊严。”“人就是真理，人是伟大的，人有创造一切的力量。万事都为了人。”这种以人为本，对人的终极关怀比托尔斯泰那种贵族式的抽象的人道主义说教要有力和深刻得多。高尔基在他所经历的各个年代哪怕是在最艰苦的岁月里对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人都坚定不移地反复地阐述他的这一卓越的思想，他坚定地说：“人——不应该忘记这一点——是大自然最美好、最有价值的作品，是宇宙中最好的东西。”“我们应该知道，地球上一切创造出来的事物都是地球的唯一的主人和地球的劳动者——大写的人所创造的。”“人毕竟是人，而且归根到底获得胜利的还是人性，这就是全世界的生活的伟大意义，生活再没有别的意义了。”他对基督充满了敬仰之情，认为“基督是人对正义和美的向往创造出来的两个伟大的象征之一”，“基督是不朽的仁慈和人性的思想，普罗米修斯是群神的敌人，第一个反抗命运的暴动者。人类再没有创造出什么比这两个自己的意愿的化身更伟大的事物了”。“总有一天，在人们的心中骄傲、慈善、温顺和争取达到目的时的疯狂、勇敢这两个象征将融成一种伟大的感情，而所有的人都将意识到自己的重要意义、自己追求的美好和所有的人之间的一致的血肉联系。”
高尔基对人的推崇，其感情的真挚和热烈可以说到了让人敬畏的地步，他满腔热忱地赞颂“人创造了大地上一切美好的东西，大地上的全部诗歌，一切辉煌的勇敢和尊严的功勋，生活的全部欢乐和节日，生活的全部的美，生活中的可笑的东西和伟大的东西，生活的美好理想和神奇的科学，人创造了自己大胆的理智和对幸福的不屈意志”，他自豪地宣布：“我个人一生在感情方面、思想方面、事业方面，都是从人出发的，我永远豪不动摇地坚信，存在着的只有人，剩下的都是他的意见和他的行为。”他坚持强调，“在我的一生中牢牢地支撑我立足于大地上的力量始终是我对人的理智的信仰”。
正因为有如此坚定的伟大的人道主义思想，高尔基才表现了他在俄国黑暗的年代和艰苦的岁月里，对一切压迫人、摧残人、践踏人类良知和善性的罪恶和丑恶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揭露、抨击和斗争。沙皇时期，他多次被捕、被监禁和流放。1921年在目睹了十月革命的现实后他不得不又一次去国外写作，尽管此次名义是治病，却并不掩饰他对十月革命后俄罗斯的忧郁、压抑和不满。高尔基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永远保持着一颗作家的良心，坚持他的伟大的人道主义思想，尽管他有时处于十分痛苦的思想矛盾的冲突中，甚至为了保护自己，不得不违心地称自己是个“迷路的人”，但他骨子里还是一个不识时务、常常露出不合时宜思想的作家，因为他的先辈作家，那些在俄国可诅咒的时代里“用美丽的良心之火燃烧起来并照亮俄国生活的窒闷的黑暗”的人道主义者的思想早已深入到他的骨髓之中。高尔基的心中铭刻着“拉季谢夫和普希金、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涅克拉索夫等一大批天才的俄国人的名字”，“这些人创造了他们的极其独特的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之所以被称为极其独特的，是因为它们完完全全、彻里彻外是讲良心问题、社会正义问题的”。高尔基的人道主义思想是在这样一个优秀传统里产生的，因而他继承、延续和发展着这个优秀传统，而这个优秀传统是一切专制制度和思想难以扼杀的。
鲁迅曾十分肯定地指明自己思想中的两个基本要素：“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即通常所说的“个性主义”。鲁迅对人道主义的探索，似乎比高尔基更为艰难，因为中国文学缺乏人道主义的传统，有的却是“瞒”和“骗”的传统，鲁迅对此深恶痛绝，而他的人道主义则受到高尔基的祖国俄罗斯文学中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同情下层人民（首先是农民）的人道主义传统的影响。鲁迅曾经非常明确地说，他是从俄罗斯文学中“明白”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下层社会”与“上流社会”的对立的，从而建立起了他的“下等人胜于上等人”的信念。可以说，鲁迅是差不多与高尔基一样早开始探索“人”的本质的。早在本世纪初他就在《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论著里，通过研究人类发展的历史，考察西方科学文化的渊源以及比较中国的现状，提出了“二十世纪之新精神”，在于维护人的尊严，光耀人的精神生活，明白人生的意义。他认为中国要“辟生路”，“根柢在人”，强调必须“致人性以全”，他大声疾呼：中国要强大，必须“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并且“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鲁迅提出的“立人”思想以及把“沙聚之邦”的中国改造成为“人国”的理想，是五四先驱“人的发现”的先声，可以说是为反对封建专制主义长期禁锢人民群众思想，压制人性健康发展，而提出的一个思想启蒙运动的理论纲领，是鲁迅早期人道主义思想的核心，而鲁迅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能将从尼采那里吸收过来的个性主义加以改造，与人道主义结合起来，“历史中间物”的意识又使得他决心在发展个性的同时，“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这种“发展自我与牺牲自我”的精神贯穿了鲁迅一生，指引着他坚定地为实现“立人”、“立国”的理想战斗不息。
因此，鲁迅的出发点与归宿，总是出于对“人”的思考。他虽然不像高尔基那样来自社会的最底层，直接感受到劳苦大众所受的剥削和压迫，但他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使他在小说中总是将同情的目光投向下层社会，尤其是农民，来揭示“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不仅无情地暴露封建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尤其是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压迫和剥削，更冷酷地揭露封建统治者在文化思想上对劳动人民的戕害和摧残，并痛心地剥脱着国民精神的沉疴痼疾，呼唤着阿Q、小D、闰土、华老栓、九斤老太、祥林嫂、爱姑等一个个沉默的魂灵的觉醒。在鲁迅阴郁、荒凉、激愤的灵魂中，隐伏着深情、温柔的心灵。他在《一件小事》中描写了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力车夫，在“我”的托尔斯泰式的忏悔中，表达了人类的博爱精神。他还将这种博爱精神投射到他笔下那些可爱的小动物身上，在《兔和猫》中这样描写“离娘不久”的一对小白兔，“竖直了小小的通红的大耳朵，动着鼻子，眼睛里颇现出惊疑的神色，大约究竟觉得人地生疏，没有在老家的时候安心了”。在《鸭的喜剧》中，对小鸭描写道：“这小鸭也诚然是可爱，遍身松花黄，放在地上，便蹒跚的走，互相招呼，总是在一处。”而在《狗·猫·鼠》中对小老鼠则这样描写：这只小隐鼠，居然跑到人面前，像是见到了老朋友似的，“缘腿而上，一直爬到膝髁”，“放在我的书桌上，则从容地游行，看见砚台便舐吃了研着的墨汁”。
在这充满生机的小生灵的世界里，鲁迅爱的心灵竟与小动物交融为一体，这是天性的流露，也是他的人道主义思想的体现。他说“动物中除了生子数目太多——爱不周到的如鱼类之外，总是挚爱他的幼子，不但绝无利益心情，甚或至于牺牲了自己，让他的将来的生命，走上那发展的长途”。而人之子鲁迅不过是“将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
鲁迅的人道主义不从抽象的原则出发，而是主要从具体的现实出发。鲁迅从鲜血淋漓的现实中看清了旧社会和它的支配者的残虐和卑劣，在对活生生的现实剥露中将他对下层人民和弱小者的同情与关爱转化为对恶势力毫不吝惜的仇恨和攻击。《狂人日记》是他对封建专制讨伐的战斗檄文，也是他的伟大的人道主义的宣言书，他暴露中国四千年来的历史不过是吃人与被吃的历史，而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筵席。所谓中国者，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在野蛮的吃人制度下，旧中国充满了暴虐、贪婪、自私、欺骗、愚昧和麻木不仁，这些脓血淋漓的“精神文明”历来被统治者用仁义道德的锦绣包裹着，为的是维持他们吃人的特权，因此必须推翻吃人的“精神文明”，扫荡人面豺狼的吃人特权，争取做人的权利。鲁迅大声疾呼：“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他还愤慨地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因而他主张：“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这可诅咒的时代！”而“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今是古，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鲁迅就是以这种无畏的精神一生都在为争取中国人的权利而不懈地苦战，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像破晓前的火炬闪烁着不灭的光辉。
（三）
高尔基和鲁迅都属于集文学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文化巨人，属于那种思想超前的先觉，因此他们的思想必然要与权力话语产生冲突，成为权力话语的天然抗争者，同时成为同时代大众的“异教徒”，从而将自己不可避免地置于思想荒原的茫茫包围和吞噬之中。但他们并不因畏惧而沉默，依然不合时宜地孤军独唱，尽管这种真诚的声音或许要在很远的年代以后才能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
高尔基大半生的流浪生活，使他有机会亲自接触到俄罗斯最丰采最多变的历史风景，对社会生活长期而敏锐的体察，使他对俄罗斯民族的理解，对人类文化的推崇都不同于权力话语和大众话语，充分表现了一个伟大预言家的远见卓识、勇气和胆略。
十月革命前夕，高尔基针对无政府状态对古老文化造成的危害，尖锐地指出：“俄国人民从本性上讲是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俄国人民历来是消极的，但是在政权落到他们手中时，却又是非常残酷的；俄国人民那博得众人赞扬的心地善良实际上是卡拉玛佐夫式的感伤主义，俄国人民对人道主义与文化的劝导是极端地缺乏悟性的。”他甚至认为“祖国处于危难之中”这句呼喊没有“文化处于危难之中”这一声呐喊那样可怕。他毫不留情地抨击“俄国人民因痛苦和磨难而野兽般地嗥叫、奔突”，认为“这些痛苦和磨难不能改变他们的心理习惯、偏见、成见和精神本质”。他认为俄罗斯人“依靠古老的亚细亚式的狡黠生活，从不考虑明天，信奉的是一句愚蠢的谚语：‘得过且过，上帝保佑’”。
十月革命初，高尔基在目睹了激烈的暴力斗争后指出：“不要以为只因人民受过折磨，他们就是神圣和道德高尚的了，甚至在基督教传播的最初几百年里，就有过许多出于愚蠢而受折磨的大殉道者。同时，也不应闭眼不看这样的事实：当‘人民’获得了对人身施行暴力的权利后，他们变成了不比他们昔日的折磨者逊色的兽性的残酷的折磨者。”针对革命时期反犹太主义的诋毁宣传，高尔基将犹太人与俄罗斯人进行了对比：“如果说某些犹太人善于在生活占据最有利和最富裕的地位，那是因为他们善于工作，因为他们在劳动过程中投入了执着精神，因为他们爱‘做事情’和具有以事业为乐趣的本领。与俄罗斯人相比，犹太人几乎总是更好的工作人员……无论是在个人致富的事业中，还是在社会服务的舞台上，犹太人都投入了比擅长空谈的俄罗斯人更多的热情，因此，说到底，不管反犹太主义者怎样胡言乱语，他们不喜欢犹太人只是因为犹太人明显地比他们更优秀、更灵活、更能劳动。”没有人比高尔基更能清楚地指出俄罗斯民族的缺憾，他揭出这缺憾，是为了让俄罗斯人“那理智和意志的力量，那被生活的警察制度的数百年压迫所扼杀和压抑的力量像明亮的火焰一样熊熊燃烧”，渴望“备受折磨的国家里将诞生出新的强有力的人”。
高尔基特别怀着忧郁和愤怒反对一切毁坏文化的言行，勇敢地捍卫着人类文化的价值。早在二月革命时，高尔基就联合文学艺术界五十多位代表人物成立了“艺术事业委员会”，发出对文物古迹保护的呼吁：
公民们！旧主人走了，在他们身后留下大宗遗产。这笔遗产现在属于全体人民。
公民们！请珍惜这笔遗产，珍惜宫殿，它已经成为你们全体人民的艺术宫殿，请珍惜绘画、雕塑、建筑物——这是你们和你们先辈精神力量的体现。
艺术——这是有才华的人们甚至在专制主义的压迫下也能创造出来的美的东西，这是足以证实人类的灵魂美与力量美的东西。
公民们！请不要移动任何一块石头，要保护纪念碑、建筑物、古物、文献——这都是你们的历史，你们的骄傲。请记住，这一切都是藉以滋生你输送新的人民艺术的土壤。
高尔基不仅为保存艺术品和古代文物而紧张地斗争着，同时还对虚无主义地对待世界文化成果的倾向进行斗争，为此在十月革命初期，他提出了宏伟的、在世界上也是空前的《世界文学》的出版计划，出版从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欧洲、美洲和东方作家的作品，高尔基的目的是向读者介绍人类所创造的优秀的古代文学，希望人们因各国人民的创造力而自豪，因为各国的进步文学都是用来赞美人、教导人、尊敬人、鼓舞人的。高尔基写道：
没有全世界的、统一的文学，是因为没有大家统一的语言，但是所有的文学创作、散文和诗，都充满了共同的社会感、思想、观念，共同的人对自由精神的幸福的向往，共同的厌恶不幸的生活，共同的希望更好的生活方式，最后，所有的人都一致渴望某种语言和思想都无法捉摸，只有感情刚刚能够捉摸得到的某种东西——我们给它一个平淡无奇的名字——美，一致渴望把世界、把我们的心点缀得更明亮、更欢愉的某种神秘的东西……
起初，列宁并不认为高尔基宣传世界文学的庞大计划是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甚至暗暗嘲笑高尔基为时过早的设想，但最终还是支持了高尔基的创举，因为这一创举毕竟有利于树立苏维埃在全世界的形象。这一创举使1920年访问彼得格勒的威尔斯大为惊讶，他在回忆录《布尔什维克俄国的旅行报告》中写道：“大多数俄国作家和艺术家把精力用于宏伟的、有计划的事业——出版某种像俄国百科全书那样的世界文学。在这个古里古怪的俄国，饥饿的、寒冷的、斗争的、极度贫穷的俄国，现在正从事文学工作。这样的工作不论是在富足的当代英国，还是在富足的当代美国都是不可想象的……在这方面布尔什维克政府站得更高些。在饿得要死的俄国，几百人在从事翻译工作，他们译出来的书在印刷，在出售；使新兴的俄国能够这样了解世界思想情况的工作，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里都不会出现……”然而1921年11月高尔基出国以后，《世界文学》衰落了，1924年终于被关闭，高尔基为他曾费尽心血创办的文化事业的消亡甚为伤心，他在给马卡连柯的信中写道：“要知道我全心全意珍惜的像《世界文学》那样的创举也被践踏了。”
高尔基的声音是清醒的，然而他太超前了，是那样的不合时宜，因此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攻击，包括布尔什维克的批评和抨击，高尔基坦率地承认自己在各种场合都是“异教徒”，他异常激烈地反驳《真理报》对他的攻击：“在那半文盲群众的专制主义像有史以来一样欢庆自己轻而易举的胜利的节日里，人的个性仍像过去一样，将是受压制的，在这样的‘节日’里我无事可做，而且对我来说，这也不是节日。”他庄严地说：“不管政权在谁的手里，我都保留我的批判地对待它的人的权利。”甚至令人战栗地预言：“我特别怀疑地、特别不相信地对待俄国的执政者——这不久前的奴隶在他获得了充任别人的主宰的可能性之后，就变成了最肆无忌惮的专制者。”即使对于列宁，他也说出石破天惊的话来：“列宁本人当然是一个具有超凡力量的人；25年来，他一直站在为社会主义胜利而奋斗的第一流斗士的行列中，他是国际社会民主派的最伟大和卓越的人物之一；他是一位天才的人，他具有‘领袖’的所有品质，还具有这一角色所必需的无道德和对待人民群众的生命的老爷式的无情态度。”他还残酷地指出：“列宁是‘领袖’，也是俄国贵族，这个已经消失的阶层的心理品质列宁并非没有，而正是因此他认为自己有权拿俄国人民做一次预先注定要失败的残酷的试验。”
高尔基太不合时宜了，他的思想总是走得太远，他也深知他的不合时宜，然而他并不在意他的声音“将成为‘在荒原上喊叫的人的声音’”，他认为“不应忘记，我们生活在亿万政治上一无所知、没有受过社会教育的庸人群众之中”。这自然有尼采的超人的味道，却是真话。这完全基于高尔基对人的良知善性的追求，对俄罗斯民族的挚爱，对人类文化的推崇，他坚定地说：“在俄国生活环境中的文化工作要求的不是英雄主义，而正是勇敢——长时间地和不动摇地鼓足全部的心灵的力量。在俄国不稳定的沼泽上播种‘理智、善良、永恒’，是一件极不寻常的艰难的事。而且我们已经知道，在俄国的平原上播种我们最好的鲜血，我们最好的神经液汁，也只能得到不太茂盛的、可悲的幼苗。但是尽管如此，也还是应当播种。”
这就是始终不失俄罗斯民族的“良心”，却又不合时宜的先觉者高尔基，他是那样深刻，又是那样“天真”；他是那样宽厚，又是那样犀利；他是那样高远，又是那样真实。
作为中华民族先觉者的鲁迅是以思想启蒙家的姿态登上中国文坛的，一开始就显示了对全人类文化的推崇，显示了将东西方文化融为一炉的胆略和眼光。他认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形势，权衡较量……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他不仅对西方文明作了很深入的考察，而且对印度东方古国的兴衰作了探索，对俄国、波兰、匈牙利等被压迫民族文学的演变也作了认真的研究。他悉心研究自然科学的发展，更关注对“人”自身发展历史的追寻，同时他还对本民族的思想文化，从老庄孔孟直至19世纪末洋务派、维新派思想，无一不进行审视与思考，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开端。鲁迅对全人类文化的推崇和吸取，使他一开始就站到了时代思想的制高点，具备了一个文化巨人的素质，这是鲁迅的思想得以超前的基础。他思想的超前，首先体现在他的“立人”的思想纲领，这个纲领表明了他对中国国情的深刻理解和把握：有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中国，对于人的价值的贬抑，个性的压迫，思想的束缚，远比欧洲历史上任何封建国家更甚。因此，鲁迅从反封建出发强调人的个性价值与精神自由，反映了客观历史的要求，表现了他的一种远见卓识。然而长期处于蒙昧的封建思想包围之中的沉默的国民却无法接受，即使孙中山那样最激进的革命者也不能理解其重要性和迫切性，而忙于集中精力推翻满清政府的具体政治斗争。鲁迅“立人”的第一声呐喊如一箭之入大海，毫无声息，这使鲁迅意识到“吾行太远”。他后来描述当时的心境说：“如置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鲁迅这种特定历史时代的寂寞，乃是个人与传统、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庸众”的隔膜、分离和对立，是先觉者的个人与时代、民族大多数之间的距离。鲁迅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寂寞和孤独，但他崇信易卜生的名言：“地球上至强之人，至独立者也。”因此，在辛亥革命后度过了一段寂寞难耐的孤独者生活后，他依然义无反顾地继续进行着他的伟大的思想启蒙事业。他对中国几千年封建传统的无情批判，甚至主张不看中国书的激烈主张，与高尔基保护传统文化的建设性意见大相径庭，但这并不是鲁迅失去了对人类文化的推崇，失去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而是鲁迅善于以西方先进文化为参照系，透视中国传统文化腐朽的一面。他容不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腐朽，他看得太透彻了、太真切了，以至不得不发出激烈的声音。但他是那样真诚地希望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脓疮的攻击的文字连同那脓疮早日速朽和灭亡，遗憾的是大半个世纪过去了，他的文字的光彩依然存在，这不能不是先觉者鲁迅思想“超前”的最有力的证明。
鲁迅在他的时代不仅说着与大众不同的话语，还坚持与权力话语抗争，他不遗余力地批判一切非人道主义的现象，批判国民的劣根性，批判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行径，批判形形色色的“正人君子”，因此他得到许多明的或暗的攻击，从而引起他知音难觅的遗憾和寂寞。他说：“别人猜测我，都与我的心思背驰，因此我觉得我在中国人中，的确有点特别，非彼辈所能知也。”
鲁迅也深知，他的尖刻、他的敏感、他的愤激，不仅不能容于任何统治阶级和黑暗势力，也不能容于任何“正人君子”，更不能容于革命队伍内部的“革命工头”和“奴隶总管”。他万分感慨“感觉灵敏”的先觉那种寂寞的命运，认为许多观念他们“早感到了，社会还没有感到”，而“在思想上的感觉就得相差三四十年”；“他说得太早，连社会也反对他，也排挤他”，到了后来，社会终于变动了，他们“先时讲的话，渐渐大家都记起来了，大家都赞成他，恭维他是先知先觉。虽是他活的时候，怎样接受过社会的奚落”。尽管如此，鲁迅依然说着他或许是说得太早的话，即使是被禁书，被通缉、被列入黑名单，甚至被“正人君子”围攻，抑或被所谓战友从背后放冷箭和被“革命工头”用皮鞭抽打也毫不动摇，他坚信“中国文艺的前途”将因此而“庶几有救”。这就是鲁迅，不合时宜却偏偏而为之，这是何等强大的精神力量！当然鲁迅不会忘记自己作为“历史中间物”最终被否定的命运，在《野草·影的告别》中他写道：“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
高尔基和鲁迅都曾是被人们化装过的偶像，至今那被化装过的一部分恐怕还未被完全清除，或许还在被人们化装着。确实要全面地、真正地认识他们的本来面目是困难的。如果说高尔基是一座森林，我们对他的了解只是在这座森林里找到了蘑菇；如果说鲁迅是一座高山，我们对鲁迅的了解只是在这座山脚下找到了石头。作为先觉者，高尔基不愧是俄罗斯民族的“良心”，而鲁迅不愧是中华民族之魂。作为人之子，他们都是大写的人，是“投一光辉，可使伏在大纛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的文化巨人，无论怎样被人化装，无论怎样被人解读，他们那种闪烁着人类理智、良知、善性的光辉是永远无法被抹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