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涉危蹈险的谋事胆略
人生充满不可测知的风险
人在官场，享受着出人头地的风光和荣耀，但是也有潜在的风险。官职在身，权力和地位炙手可热，说不定哪天遭人忌恨和暗算，搭上身家性命。再者，人生得意，容易忘乎所以，滋生腐败之心。曾国藩为官多年，深知个中滋味。
曾国藩说，凡是有才能的人总希望表现自己，希望被别人承认很高明，就像孔雀一样，遇见围观的人多了，就开屏展示自己的美丽。其实这很容易招来众怒。同时，胸中有是非，有判断，有取舍，但又佯装不知，这是很难做到的。
曾国藩说：终身涉危蹈险，如履薄冰，却能自全其身，自守其道，尽己之性而知天命，下学上达，这些都是阮籍为人处世最重要的原则。
他曾经这样说：
做官的人，比一般人办事方便得多；做大官的人，往往他想都没有想到，就已有人帮他把事办好了。不仅他自己是这样，就是他的家人往往也是一言九鼎，颐指气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无限风光尽被占。这就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所以位高权重的人，就不能不对自己的行为特别小心，包括对自己家人的言语也当格外谨慎。
早在道光年间，他就嘱咐家人，千万不能到衙门里说公事。如果闯入衙门，一方面有失乡绅的气度，一方面也使曾国藩蒙受羞辱；同时还会使地方长官难堪，有时会被地方长官所鄙薄。所以他多次嘱咐家人，即使自家有事，情愿吃亏，千万不可与他人构衅争讼，以免被地方长官怀疑为仗势欺人。
曾国藩深知历史上许多高官败在身边人手上，所以当他得知叔父打着他父亲和他的旗号去干预地方公事后，立即写信予以制止，并讲了一番此乃败家误国的道理。最初，他的叔父不以为然，甚至有些气愤，最后还是曾国藩的父亲搬出“祖训”来，曾国藩的叔父才收敛起来。
到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权势更大了，曾国藩也更加谨慎。他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写道：
捐务公事，我的意思是老弟绝不多说一句话为妙。大凡人官运极盛的时候，他们的子弟经手去办公务也是格外顺手，一唱百和，一呼百应。然而闲言碎语也由此而起，怨恨诽谤也由此而生。所以我们兄弟应在极盛之时预先设想到衰落之时，在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先考虑到衰时百事拂逆之际。弟弟你以后到长沙、去衡州、回湘乡应把不干预公务作为第一重要的原则。这是为兄我阅历极深之言，望弟千万铭记在心。曾国藩畏天但不怕天，畏死但不怕死，他怕的就是他人的嫌疑、闲言和怨谤。他和曾国荃同领一个军队，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曾国藩尤其谨慎。他对弟弟说，我出任地方官，如果仅带一个亲弟弟在身边，那么好事未必见九弟之功，坏事必专指九弟之过，不可不慎。如何处理这种关系呢？曾国藩写了一副对联与弟弟共勉：
为平世之官，则兄弟同省，必须回避；
为勤王之兵，则兄弟同行，愈觉体面。
曾国藩在治军上的战略战术的核心思想也是以谨慎为怀的，这种谨慎则表现为以退为进，不轻易出击，保存实力，后发制人。在咸丰九年二月，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兵者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一不敢为先之心；须人打第一下，我打第二下。”正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
处世以谨慎为怀，不能不说是曾国藩免于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官公道，首在言行谨慎
功名是绝大多数人抢夺的目标。人的职位越高、功名越大，越容易颐指气使、得意忘形。曾国藩之所以受到一个多世纪的许多伟人、名人之崇拜，成为封建时代最后一尊精神偶像，与他善收晚场有很大关系。
“声闻之美，可恃而不可恃”，“善始者不必善终”，这也是曾国藩对功名的看法。
曾国藩曾宽慰、告诫弟弟说：我们现在处于极好之时，家事有我一个人担当，你们就一心一意做个光明磊落、鬼服神钦的人。待到名声既出、信义既著，即使随便答言，也会无事不成。所以不必贪财，不必占便宜。
可见，曾国藩是把名誉和贪婪相联系的，贪婪的人，恶名加身；大度的人，清誉在外。一旦名声远扬，就可以不拘小节了。曾国藩的见识可谓高拔，甚至可以说有点狡猾，他把好名声看成人的立身之本，本应正，源要清，不可本末倒置。
曾国藩对家族的名望或声誉十分看重，为了保持这个家庭的名望和声誉，曾国藩可以说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常言道，树大招风。由于家大业大势大，兄弟几人都在朝廷做大官，于是乎外面就有不少关于他们兄弟的传闻。
曾国藩就不止一次地听说过对他们兄弟恶行的指责。曾国藩听了以后，不想秘而不宣，而是一一转告各位兄弟：或者直接责备，或者委婉相劝，希望他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免。
因为名望所在，是非由此而分，赏罚由此而定。有一年冬天，朝廷中有一个叫金眉生的官员就被好几个人弹劾，结果家产被抄，被没收，妻子儿女半夜站在露天下，饱受风寒冰冻之苦。曾国藩说，难道这个金眉生果真十恶不赦吗？其实不过是名声不好，惩罚随之而来罢了。
所以说，人言可畏，众口铄金，积毁销骨。那些议论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兴起，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结束。众口悠悠，沸沸扬扬，防不胜防。那些有才华的人，因为那些怀疑与诽谤无根无据，虽然恼怒，但还是悍然不顾，结果诽谤一天比一天严重。那些有德行的人，因为这些诽谤无根无据而深感恐惧，于是收敛下来认真反省，并对自己今后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十分谨慎，结果诽谤不攻自破，谣言一天天平息下去。
曾国藩说：我忝居高位，又获得了极高的虚名，时时刻刻都有被颠覆的危险。通观古今人物，像我这样名大权重的人，能够保全善终的人极为少见。因此我深深担忧在我全盛之时，不能庇护你们，到了我被颠覆之时，或许还会连累你们。所以我只有在我没事的时候，时常用危词苦语来劝诫你们，这样或许能够避免大灾大难啊！
孟子说：“我爱别人，别人却不亲近我，自己要反躬自省，自己的仁爱是否有不到的地方；我们以礼待别人，别人却不理睬我，自己要反躬自省，自己的礼仪是不是不周到。”曾国藩不停地反省自己：……我的声望越来越高，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从何说起，只恐怕名望超过了实际……这全部责任在于做哥哥的提倡、做表率……
大凡功成名就之人，名望愈高，愈是珍重这份荣誉。曾国藩过人之处在于，他对自己的名望始终抱有怀疑的态度，甚至根本就认为没有什么名望。他从自己至爱的兄弟们身上，看到了名望遮掩下的裂痕和隐患，由此及彼，别人会怎样就可想而知了。
怀着这种深沉的认识和忧郁，曾国藩把这一感触不时传送到兄弟们身上。他鼓励、劝勉他们为百姓多干实事，勿为名望二字所累。他说：“那才是我曾家门户的光荣，阿兄的幸运。”
得意时小心“高处不胜寥"
人一旦出头了，发达了，除了自己容易得意忘形之外，也容易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被人品评，被人臧否。因此，越是春风得意之时，就越是要经常反躬自问和低调做人，融入大众之中。唯此，才能做到更有效地保护自己。
大凡做官的人，尤其是做高官的人，没有不希望自己有一个好结局的，然而很多时候却往往事与愿违。那么，怎样才能保证自己有一个好晚年呢？曾国藩以他自己身居高位的体验，认为主要应在平时领会居高位之道。他具体开出三个药方，以防居官之败。
曾国藩说，身居高位的规律，大约有三端：一是不参与，就像是与自己没有丝毫的交涉；二是没有结局，古人所说的“一天比一天谨慎，唯恐高位不长久”，身居高位、行走危险之地，而能够善终的人太少了；三是不胜任，唯恐自己不能胜任。《周易。鼎》上说：鼎折断足，鼎中的食物便倾倒出来，这种情形很可怕。这里说的就是不胜其任。方苞说汉文帝做皇帝，时时谦让，像有不能居其位的意思，难道不是在不胜任这方面有体会吗？孟子说周公知道有些人与自己意见不合，于是仰天而思虑事情的原委，以至夜以继日，难道不是在唯恐没有结局的道理上有体会吗？
曾国藩说：越走向高位，失败的可能性就越大。因为“高处不胜寒”啊！那么，每升迁一次，就要以十倍于以前的谨慎心理来处理各种事务。他借用“烈马驾车，绳索已朽”，形容随时有翻车的可能。做官何尝不是如此？
他详细阐发说：国君把生杀予夺之权授给督抚将帅，如东家把银钱货物授给店中众位伙计。如果保举太滥，对国君的名誉不甚爱惜，好比低价出售浪费财物，对东家的货财不甚爱惜一样。介之推说：“偷人家的钱财，还说成是盗；何况是贪天之功以为是自己的力量。”曾国藩说，我略微加以改动：“偷人家钱财，还说成是盗，何况是借国君之名义获取私利呢！”曾国藩认为利用职权牟取私利，这就是违背了不干预之道，是注定要自食恶果的。一事想贪，则可能事事想贪；一时想贪，则可能时时想贪。在这个方面应视手中的权势于虚无，因而也会少生无妄之想。
至于不终、不胜，曾国藩则有更深体会，他说：陆游说能长寿就像得到富贵一样。开始我不知道他的意思，就挤进老年人的行列中了。我近来混了个虚浮的名誉，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就得到了这个美好的名声了。古代的人获得大的名声的时候正是艰苦卓绝的时候，通常不能顺利地度过晚年！想到这些不禁害怕。想要准备写奏折把这些权力辞掉，不要再管辖这四省吧，害怕自己不胜其任。
正因为如此，曾国藩虽身居高位，也时时如履薄冰，大功告成之日，更是愈觉如蹈危局。这倒使得曾国藩该得到的也得到了，不终也“终”了，不胜也“胜”了。
曾国藩作为一名政府大员，不管是出于自卫，还是出于名利，他也曾面临过无数的危险，但都能化险为夷，不管别人如何评判，他自己最后还是功德圆满。如果我们不去评判当时的是非曲直，只从保护自己方面言之，曾国藩身上仍有一些值得我们借鉴之处。
君不见，同样具有耀眼的才华，同样在社会中奋斗，有的人能卷起万丈狂澜，干出惊天动地的伟业；有的人，在浪涛中扑打了几下就沉入海底，成了昙花一现的人物；有的人如水面泡沫般迅即消失，成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过客；有的则被波澜冲刷、荡涤，再也找不到他的踪影。纵观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阅尽古往今来的风云人物，可以发现，凡能够做到不形于色、善于隐态藏锋，匿壮示弱者，大都能够顺利踏平人间坎坷，不断交上人生鸿运。
事事检点，三思而行
功与名，是曾国藩一生所执著地追求的。他说：“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同时，又说，“立德最难，也最空，故自周、汉以后，罕见以德传世的。立功如萧、曹、房、杜、郭、李、韩、岳，立言如马、班、韩、欧、李、杜、苏、黄，古今曾有几个？我辈勉力追求的只是尽吾心力之所能及，而不必马上希望自己成为千古万难攀跻之人。”他常说：“尽力在我，成功在天。”一个“尽”字，反映他对“三立”追求的热烈、执著、坚韧和至死不渝。但是，他又主张“名利两淡，寡欲清心”，“宝贵功名，皆人世浮荣”，这与“尽力在我”的执著追求显然是矛盾的。
曾国藩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之一，叫“花未全开月未圆”。因为月盈则亏，日中则仄，花全开便是凋落的时候。他自誓：“我蒙受祖先的荫蔽，身居高位，与各弟弟及子女、侄子谨慎遵守的只有两句话，是‘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可见，他求福求禄，只是“不可享尽”，在享福中注意一个“俭”字；他要权要势，只是“不可使尽”，在用权中注意一个“当”字。他称自己“平日最好惜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个字，以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
办法之二，叫“常存冰渊惴惴之心”。为人处世，必须常常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时时处处谨言慎行，三思而后行，才不致铸成大错，招来大祸。曾国藩总结说：“余自经咸丰八年一番磨炼，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训诫”。“天命”，在曾国藩看来，是至高无上，而又不可知的东西。今天来认识“畏天命”，当指不要违背已被人们认识的和尚未被人们认识的自然规律。用曾国藩本人的话说，“畏天命”，则“不敢丝毫代天主张”；“畏人言，则不敢稍拂舆论；畏训诫，则转以小惩为进德之基”，这样，才可以“于‘畏、慎’二字之中养出一种刚气来。”
办法之三，叫“天地间唯谦谨是载福之道”。他深刻地指出：
“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
曾国藩的这番话，是他自己经过几十年磨炼之后的经验之谈。道光年间，他在北京做官，年轻气盛，傲气不小， “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1851年，他在长沙办团练，也动则指摘别人，与巡抚等人意气甚深；咸丰五至六年间，在江西战场上，又与当地官员时有龃龉。咸丰七至八年在家守制时，经过一年多的自省，他才开始认识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他自述道：“近岁在外，恶人以白眼藐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进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余“性格向来倔强，不善于与地方官联络感情，经常意见不一。”“我生平执拗，道德上孤傲；说话不多，写东西近乎诉讼。静下心来默默省察过失，我处处获罪于别人，不外乎两个原因。”这种深刻的反省，使他进一步悟出了一些在官场中的为人之道。曾国藩第二次从戎后，开始吸取以往的教训了，咸丰八年(1858年)十二月给诸弟写信说：“我往年在外，与官场诸人难以相合，几乎到了处处碰壁的地步，这次换了办法，才稍稍安定了些。”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他又写道：“吾自八年六月再出，即力戒‘情’字，以儆无恒之弊；近来又力戒‘傲’字。”曾国藩晚年更加成熟，不止待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即对于手中的权势，也常常辞让。自从咸丰十年(1860年)六月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国藩位渐高，名渐重，多次上奏请求减少一些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会办。他对弟弟说：“吾兄弟当于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衰时百事拂逆地步。”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又说：“我也不甘作庸碌无为之辈，近来阅历变了，一味朝平平无奇处用功，这不是说我萎靡不振，而是由于我官位太高，名声太重，不这样做就危险。”这话反映了他力求保持美好晚景的心境。所谓“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一味向平实处用功”，目的是永葆“花未全开月未圆”的态势。
总之，曾国藩一方面执著追求功名，一方面又善于从“名利两淡”的“淡”字上下工夫，讲求谦让退却之术，所以能做到持盈保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