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心为上之计
做大事，造势在先，这是谋略的一种。李世民为了争夺皇位，很注重自己的形象和影响，其攻心为上的战略，在于抓住人心，使自己以明君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这是他造势的一大原则。
玄武门之变李世民取得了皇位继承权，后来又正式即位，终于实现了其一统天下的大志。
但等待他的并非是一番坦途。皇位又是非常所得，迎接他的将是更大的挑战。初登皇位，面临的形势十分复杂，问题堆积如山，在这些问题当中，妥善处理政变后的遗留问题，稳定政治局势则是当务之急。
虽说在玄武门杀掉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但东宫和齐王府集团的残余力量还分散于中央和地方四处，尤其是在山东地区，东宫和齐王府集团有着较强的势力，成为引起社会不安的重要因素。对这些问题如果不加以妥善处理，就无法保证政局的稳定，国家的长治久安更无从谈起。
事关皇位的安危与巩固，初临大位，李世民又该如何处理这一问题呢？
李世民与建成、元吉积怨既深，玄武门之变后，必欲斩草除根而后快。因此建成、元吉子女皆株连被杀，并绝其属籍，即取消其宗室身份。
同时，年轻气盛的李世民一旦大权在握，真想把东宫和齐王府为建成、元吉卖命的党徒杀个干净。一来消除后患，二来也出一出心中的闷气。他知道，在几年来和太子的明争暗斗中，就是这些人天天给太子、齐王出主意，几乎把自己送人死地。秦府诸将迎合李世民的仇恨心理，主张把李建成和李元吉左右一百多僚属全部杀掉。只有尉迟敬德坚决反对。他认为，罪过在建成、元吉二人身上，现在他们都已被杀，如果再株连其余党，涉及面很大，可能会造成很多人起而反抗，这是造成祸乱的根源，不是求安之计。
许多人四处搜寻宫府集团的成员及兵士，争相捕杀以邀功请赏，此举使得东宫、齐王府集团的人惶惶不能安。
尉迟敬德的建议和目前的形势都在向李世民发出警示，他终于认识到了滥杀的严重性。他意识到建成、元吉的问题已经解决，为了安定天下，必须对宫府余党采取安抚的政策，以消除其敌对情绪。于是，他决定尽快采用安抚政策，攻心为上，来消除宫府集团余党的对抗情绪。他一面下令严禁秦府人员滥捕杀，一面以唐高祖的名义诏布天下。
这一赦令对瓦解宫府集团的残余势力，安定政治局面确实起了积极作用。赦令一出，冯立、谢叔方等人便出来自首，冯立前来请罪时，李世民斥责他：“你在东宫，常说坏话影响我的兄弟关系，此罪一也。又带兵来战，杀伤我将士，此罪二也。为什么要逃！”
冯立回答：“出身事主，就得效命，这是臣的职责。”
于是，李世民授以左屯卫中郎将之职。冯立异常感激，并表示“终当以死奉答”。李世民知道这些人都重情感，讲义气，应该攻心为上，因此，见到他们，总是首先严厉斥责其助太子为“恶”之罪，把兄弟相残的责任归结为他们的离间骨肉。等到他们表示认罪，便转怒为喜，又褒扬他们忠于主子的义士行为，原谅他们的过去。最后任命新的官职，令他们心服口服，感恩戴德，乐于效命。
不仅谢叔方、薛万彻等又开始转而效忠李世民，就连散亡在长安附近的宫府兵勇，有些人放下武器自动向朝廷投诚，也有些人则销声匿迹，不再参与对抗活动。
一道赦令，避免了一百多人倒身血泊，也避免了由此而引起的不测事变，这实在是一个安慰人心和稳定局势的明智之举。建成、元吉虽死，但其余党不少，社会上存在着严重隐患。
六月四日以后，直接参与玄武门之战的东宫、齐王府将士不少逃亡隐匿，不少原东宫、齐王府僚属也纷纷流窜各地。京城里尚有不少建成、元吉旧党，地方上也有不少支持建成、元吉的力量。李世民杀掉了建成、元吉，掌握了生杀予夺大权，那些支持和倾向于太子的宰相大臣不能不心存畏惧。
事变刚刚结束，他们都在观望形势，考虑自己的去留。这些人过去是敌对势力，如果现在采取高压政策，必然加强他们的敌对情绪。如果他们联合起来，就会形成新的威胁，局面就难以收拾。
当时对唐王朝来说，不仅存有内忧，且尚有外患。
乘玄武门之变，一直虎视眈眈注意着中原局势的突厥屡次前来试探，李世民虽以智勇退敌，但他也深知，如果不能妥善处理玄武门之变后的遗留问题，特别是建成、元吉的余党问题，造成内乱，必然会给突厥造成可乘之机。
大变初历，稳定当为固权建国的最高原则，为此，李世民继第一道赦令发出后，为消除建成余党的凄惶情绪，又连发数条赦令。
由于一些地方未认真执行上述规定，“太子建成、齐王元吉之党散亡在民间，虽下赦令，但他们仍害怕呀！”，不久又发生了李瑗之乱。李瑗为幽州大都督，是李建成安插在地方上的一个死党，建成死后在幽州举兵作乱被杀。
针对这种情况，李世民根据谏议大夫建议，于七月下令重申：“六月四日以前，事连东宫及齐王，十七日前连李瑗者，并不得相告言，违者反坐。”这些宽大政策消除了敌对情绪，消除了隐患，争取了多数，稳定了人心，有效避免了社会震荡。
假戏真唱
李世民以其杰出政治家的风度与气魄，妥善地处理了玄武门之变所留下的问题。据史砾：“初，息隐、海陵之党，同谋害李世民者数百千人，事宁，复引居左右近侍。心术豁然，不有疑阻。”这样不但缓和了封建统治集团內部的矛盾，更巩固了他的统治地位。
玄武门政变之后，李渊在改立皇太子的诏文上便大讲：“天策上将、大尉尚书令、陕东道大行台尚书、益州道大行台尚书令、雍蒲二州都督领十二卫大将军。中书令、上柱国秦王世民，器质中远，风猷昭茂。宏图夙著，美业日隆。孝唯德本，周于百行。仁为重任，以安万物。王迹初基，经营统构。勘翦多难，征讨不庭。嘉谋特举，长算必克。敷政大帮，宣风区懊。功高四届，道冠二两。任总机衡。庶积为允。职兼内外，彝章载穆。遐迩属意，朝野具瞻。宜秉鼎业，允膺守器。可立为皇太子。”
在这道诏文中，当老子的武德皇帝李渊极尽溢美之词，尽情堆砌，说得言不符实，使一个刚刚犯事的屠兄杀人者一跃而成为人中之首，显然是有些过分，他之所以这样说，大概也是为李氏江山计，竭力为儿子做些弥盖包装罢了。出于政治的需要，李世民自身也不失时机地洗涮玄武门之变在他形象上留存的污点——因为无论有多少道理，毕竟屠兄戮弟犯禁，污点是洗不彻底的。
在李世民正式即位后的两个月，即冬十月，为了进一步消除玄武门之变在封建伦理道德方面的不良影响，又特地追封李建成为息王，谥曰：
“隐”；李元吉为海陵王，谥曰：“刺”。
这样做，既可以申明玄武门之变的正义性，又能表白李世民的仁爱之心，为此，他又决定以礼改葬太子李建成。在改葬那天，李世民在千秋殿四边宜秋门痛哭致哀，并以皇子、赵王李福为李建成的后嗣。这一哭一继，虽然让人觉得有猫哭耗子的味道，但身为皇帝的李世民能做到这一步，却也为难了他。
不仅如此，李世民还特许东宫、齐王府故眷旧属以原有身份前往送葬，以尽天理仁义。之所以这样做，缘于魏征和王珪二人。以礼改葬李建成前夕，魏征从山东返回京城，迁尚书右丞兼谏议大夫，王珪也升为黄门侍郎。他们当时联名“上表”。
这篇奏章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两面三刀、见风使舵之嫌，似是小人所为，但却是智慧所致的杰作，在当时确也保全了魏征、王珪自身。
奏章的本身情感真切而富于策略，其中首先肯定李建成“结衅宗社，得罪入神”，说明他的被杀是理所当然，同时又颂扬唐李世民“明社稷之大义，申骨肉之深思”，以礼改葬二王。接着，从封建礼仪上陈述了送葬的道理。
很明显，这里丝毫没有煽动东宫旧属的怨恨情绪，反而从道义上弥补了骨肉相残所留下的伤痕。李世民慨然应允，他知道此举对显示自己的“仁怀”大有好处。于是他命令原东宫、齐王府僚属统统前往送葬。
通过这次隆重的葬礼活动，原来十分激烈的秦王府与东宫、齐王府之间的矛盾，基本上被消除了。
下力气打击朋党
杀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李世良面对的局面仍很不稳定，从李瑗、罗艺叛乱相继失败来看，尽管李建成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势力。但这些势力对中央政权已构不成威胁。
并且，叛乱势力也得不到人民的支持，顶多是逞一逞个人英雄而已，失败是必然的。这也说明，李世民对东宫、齐王府余党的安抚政策获得了成功。
李世民即位后。首先面临的是化敌为友的问题。政变后，东宫、齐王府的余党纷纷逃亡，逃散在长安周围，四处躲藏。
李建成在山东的亲信、幽州的都督庐江王李瑗，和领天节将军镇泾州的燕郡王罗艺都握有重兵，伺机而动，随时可与长安附近的宫府残余势力里应外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关系到全国政局的安定。
当时，秦王府将领中有些入主张乘胜杀尽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党羽，许多人还四处搜寻宫府集团的成员及兵士，争相捕杀以邀功请赏，此举使得东宫、齐王府集团的人惶惶不能安。然而谋虑深远的下臣还是有的，其中在统一战争与玄武门事变中立有大功的尉迟敬德，头脑就颇为清醒，他极力反对滥杀政敌，对李世民说：“罪在二凶，不能其诛杀同党了！”也就是说认识到了安定是第一位的问题。
李世民及时地认识到滥杀的严重性，决定尽快采用安抚政策，攻心为上，来消除宫府集团余党的对抗情绪。
李瑗是高祖李渊的堂兄之子，和李世民是同辈兄弟。武德元年(618)历任信州总管，封庐江王。武德九年累迁幽州大都督，与李建成结成死党，企图在北方策应李建成。由于李瑗“懦软，非边将才”，唐廷中央后来又派右领军将军王君廓“助典兵事”。
王君廓参加过农民起义军，其“勇力绝人”，颇得李瑗“倚仗”，并结以婚姻，把他作为自己的心腹。李建成被杀后，李世民遣通事舍人崔敦礼召李瑗入朝，由于李瑗心虚，害怕进京后难以自保，另一方面又因王君廓别有用心的怂恿，便将崔敦礼囚禁起来，“举兵反”，这样一来便把事儿闹大了。
更大的乱事还在后边，当时，兵曹参军王利涉为李瑗分析形势，认为山东之地，建德朋党太多，会出乱子。
李瑗受其蛊惑，反以为他说得有理，便欣然从之。从当时的情况看，兵曹参军王利涉对窦建德被镇压后河北形势的分析不无道理，但是却过高地估计了叛乱势力的力量。且于战乱之后，百姓思定，这就使李瑗的反叛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而且后来由于内讧，李瑗反被王君廓杀死。庐江王李瑗的叛乱就这样胎死腹中了。
李建成的另一名亲信罗艺，性情刚烈有勇有谋。
大业时，屡以军功官至虎贲郎将。天下大乱，罗艺乘机占幽州，自称总管。武德三年归唐，封燕王，赐姓李氏。
李世民击刘黑闼时，罗艺领本部兵数万曾追随李世民、颇有战功。刘黑闼复反，罗艺又随李建成出兵镇压，此时为李建成拉拢而结为死党。后被李建成推荐入朝，拜为左翊卫大将军。罗艺自恃功高，又有李建成作后台，故敢给秦王李世民以颜色。
当时李世民左右亲信曾到他们中，罗艺无故殴击，李渊以防突厥之患为名，将其调离京城领天节军将镇泾州。六月四日政变后，李世民即位，拜罗艺为开府伊同三司。因与李建成的关系，罗艺“惧不自安”，遂至泾州诈言阅武，狡称奉密诏勒兵入朝，率军至于豳州，发动叛乱。
于是，李世民命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率众讨伐罗艺。然而王师还未赶到，豳州统军杨岌率兵进攻罗艺，将罗艺打得大败，抛妻弃子，领数百骑向突厥方向逃去，到宁州后被左右所杀，传首京师，枭之于市。罗艺的叛乱也终未成功。
安抚人心最重要
果断执行安抚政策，体现了朝廷的宽大态度，必将有利于消除太子和齐王余党的敌对情绪和疑虑，为李世民树立起了“信义”大旗。对赢得山东豪杰的归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李世民上台后不放心的是河北和山东地区的政局稳定问题。
这些地区不仅是隋末农民起义风暴的策源地、隋末唐初各种社会矛盾的聚焦点，又是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相争的热点地区，是受朝廷政局影响，最容易引起骚乱的敏感地区。因此，这些地区政局的稳定，对于稳固初唐政权至关重要。
当时，河北和山东是泛称，不是行政区划，只是人们的地理观念。所谓河北大致指今北京、河北、辽宁南部和河南、山东古黄河以北地区。山东大致指华山以东今河南、山东古黄河以南地区。这里主要是指通常所说的黄河下游中原地区。这一带是自古以来农业经济发达地区，因而是皇业的根基，朝廷的命脉。从政治意义上说，任何一个王朝想巩固政权，首先就应该控制中原地区。
隋时，由于这一带遭受的压迫极为沉重，此地的阶级斗争十分尖锐，人民群众反压迫的斗争精神特别坚决。隋末农民起义就是从这里揭竿而起的。此处“山东豪杰”众多，自隋以来就是统治者保持警惕的对象，他们时常兴风作浪，在隋亡唐兴之后，仍频频起兵反抗。
当时在山东豪杰中，试图趁唐廷内讧，兴兵作乱的，大有人在。还有一些分裂势力进行谋叛活动。如贞观元年九月幽州都督王君廓叛乱。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隐患。
这一带也是亡隋残余势力潜伏和活动之所。河北、山东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是东都洛阳。洛阳曾是亡隋的最后一个据点。炀帝被杀，东都留守官便奉越王侗为皇帝，改元皇泰。第二年，东都守将王世充篡夺帝位，国号为郑，改元开明，与新兴的唐朝东西对峙达三年多。这一地区南连江汉，北接突厥，隋亡，其残余势力亡奔突厥者不少。他们当然希望有朝一日卷土重来。河北、山东也是太子李建成在地方上的党羽力量集中的地区。这一带人性豪犷，重义轻生，凝聚力强。建成和世民都注意在地方上培植势力，都认识到了河北、山东地理形势的重要，“山东豪杰”是可以利用的力量，都精心在这里安插党羽，争取人心。魏征动员李建成出征刘黑闼之乱时，就劝他“结纳山东豪杰”。
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就派有相当影响的大将屈突通为陕东道行台左仆射，“驰镇洛阳”。这显然是估计到关东地区的形势而做出的紧急部署，以防止可能发生的叛乱。至贞观元年，行台废，仍授屈突通为洛州都督，次年屈突通死，李世民十分悲痛，特地赶到洛阳宫，表彰屈突通的忠节。
山东、河北局势毕竟是很棘手的，仅仅依靠洛阳重镇，远远不能解决问题。如果不慎重、全面地去处理，就会引起一连串的动荡。为了进一步稳定山东，七月，李世民派遣“谏议大夫魏征宣慰山东，听以便宜从事”。
魏征是巨鹿人，他有着复杂的经历。大业本年参加瓦岗起义，失败后降唐。因不受重视“自请安辑山东”。后窦建德引兵南下，攻陷黎阳，魏征又为建德所俘，并被署为起居舍人。建德就擒后人关，建成闻魏征，引为洗马，受到建成礼遇。通过他的经历可以看出，魏征的出生及其重要活动都在山东，他与瓦岗军、河北义军的关系都很密切。
魏征是太子李建成的旧党，李世民派他出使，这件事本身就表明李世民不计前嫌、捐弃旧怨的襟怀，对河北、山东人士会起到特殊的安慰人心的作用，因此，玄武门事变后一个月，即武德九年(625)七月，李世民就封他为巨鹿县男，提拔为谏议大夫，派他出使河北，做安抚工作，并允许他遇事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处理，不必请示。魏征是刚从建成余党中争取过来的人，李世民这样大胆使用，体现了用人不疑的原则。
魏征感激皇帝以国士厚待自己，决心以忠心报答，他以自己亲身经历表明新皇帝对从前的各类敌对分子均可既往不咎，一样任用，所以出巡山东很快平息了反叛隐患，并招抚了大批豪杰之士，没有辜负李世民对他的器重。
当他们到达磁州时，正遇上州县官军们押解着李建成的侍卫李志安和李元吉的扩军李思行进京。魏征与副使商议说：“皇上已有‘诏命把东宫和齐府的旧人一概赦免，如何仍把李志安、李思行拘押进京？我们再去安抚，谁能相信？如果我们把他二人释放，则信义所感，此行定会无往而不利。”
副使颇有顾虑。魏征又说：“古时大夫出使，凡于国家有益之事，皆自主。今既蒙皇上以国土相待，你我怎能不以国士相报？况且皇上给我等便宜行事的权力，还有什么不妥之处？”
副使欣然同意。于是魏征以朝廷名义释放了李思行等人。他认为李世民必定能够理解他的作为。
化敌为友策略
在君主专制社会，聪明的政治家也往往懂得区别对待敌对阵营申的故臣旧将。除其酋恶，用其精英，令其为自己服务，这可说是既得人心，又显雅量，更得实惠的对策。弃怨用才，显示了李世民作为政治家的大家气度。
李世民就是这样的一位政治家，在玄武门政变之后，他不仅对官府余党进行了安抚，而且还大胆地启用官府集团中的杰出人才，在这方面，他是深得实惠的。
譬如冯立被授以左屯卫中郎将，就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例子。冯立受到重用后，不久突厥侵边，进犯到了便桥，冯立率军抗敌，与突厥战于威阳，斩获甚众，拜为广州都督，在职数年，甚有惠政。
薛万彻又是另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受到重用的薛万彻后来随李靖进击突厥颉利可汗于塞北，又随李靖进击吐谷浑。
凡是开明政治家能够认识到选任人才的不易，无论是哪方阵营，人才都终是人才，只是所跟随的主子不同而已。既然自己用人要求下臣们忠诚，将忠诚作为美德，敌对方又何尝不是如此。选到哪方阵营，是机遇而已，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因而不能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下臣。正缘于此，对于东宫府属中的能臣，李世民同样加以重用，甚至引为知己。
例如，他特意召回流放于西州的东宫官属韦挺，授以谏议大夫之职，留作身边的顾问。
原太子洗马魏征的事例更加突出。原先魏征常劝太子李建成及早除掉秦王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太子党人士纷纷逃匿，魏征却依然故我。
有一天，尉迟敬德听人高叫：“建成、元吉左右助纣为虐，应尽数诛杀。尤以魏征最为可恶，不可轻恕。”
尉迟敬德忙来见李世民，把所听之言对李世民说了。
李世民问：“你认为如何办好？”
尉迟敬德说：“谋君位，乱国家，罪在二凶，今二凶已除，杀其诸子已觉过分，何况要牵连其党羽？东宫大臣为建成出谋划策，也是尽臣子之职，何必追究？二入党羽甚多，若一一追究，天下将会大乱。”
李世民觉得尉迟敬德一员武将竟有如此胸襟，实在难得，想了一想说：“别人都可不论，只有魏征，当初多次劝说建成早日对我下手，此人不可不杀。”
这时，长孙无忌和房玄龄也来见李世民，一听李世民说要杀魏征，便一齐劝阻。
长孙无忌说：“魏征虽然罪大恶极，但他亦不失为忠臣，至少是称职的能臣，幸亏未为建成所用。”
房玄龄也说：“魏征不是等闲之辈，朝野人士无不敬慕他的为人，欣赏他的才学，杀了魏征，将使士人寒心，请三思。”
李世民沉思了一会儿说：“看他态度如何再定。”
次日，李世民召见百官，命魏征前来答话。魏征奉诏前来，似乎胸有成竹。不卑不亢，李世民面带怒容，厉声问道：“你为什么要离间我兄弟！”
在场官员都为魏征捏一把汗，大家都知道他性情耿直，一旦激怒了李世民，便会招来杀身之祸，都为他担忧。魏征倒举止自若，从容答道：
“先太子早听我的，必无今日之祸。”
众人一听，都很吃惊。难道魏征料定自己难免一死，与其低头认罪，不如充硬骨头，也好落一个美名？
而更令百官吃惊的是，李世民竟转怒为喜，抚掌大笑。原来，昨日房玄龄等人走后，李世民反复思考他们的意见，以为魏征这个人不仅不能杀，因魏征本人不仅是个人才，杀了可惜，更重要的是天下英才可以由此真Q知，当今的秦王并非那种肚量狭隘、枉杀大臣的昏君，必然竭忠尽力。
如此，则何愁天下不治？
想到这里，李世民感叹说：“早闻魏征说话直言无忌，今日一见，果然如此。现在免去你洗马一职，命你为詹事主簿。”
魏征拜谢。后又提升魏征为谏议大夫。
贞观六年(632)闰七月乙卯，李世民在丹霄殿宴请近臣，李世民说：
‘你的建议，有时可取，有时不可取，怎么办？”
魏征回答说：“臣以为有些事不能那样办，但陛下却做了，所以我不好再说什么了。”
李世民又说：“你应该坚持你的意见嘛！”
魏征进一步解释说：“昔舜戒群臣：‘尔无面从，退有后言。’臣心知其而口应陛下，是表示服从，岂稷、契事中之意！”
李世民听后高兴地说：“人言魏征举止疏慢，我认为其更觉妩媚。”
魏征也起身拜谢说：“陛下让臣讲话，臣才敢直言。”
这里君臣所言，是指他们在日常政务中确有一些性格、方式上的不协调之时，但他们又同时感觉到二人在实质上，彼此的心境是相通和交融的。
谋大事策略为先
身为帝王，可以呼风唤雨，但不可能有三头六臂，具体事情还得由大臣去操持。要将原有人马换掉就得有一个过程，不可草率从事。这就涉及到一个用人问题。李世民对旧班子的人没有一下就将他们都铲除了。这对他来说是有好处的。他的聪明之处在于能培养新人，这是一股不可小看的力量，这对他后来做事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武德时期以裴寂等人为主的宰相集团是高祖李渊的中枢核心，他们协助李渊进行最高的决策，并将其施政方针推行到全国。李世民亲政以后，要实施自己的政策，完全依靠这样一个班子是不行的。因此，对这个班子进行调整和改造，逐步建立起以他自己为中心的中枢核心集团是非常必要的。李世民深知，玄武门之变刚刚结束，一些不稳定因素也刚刚平息，若对李渊的原班人马进行大的调整，说不定会引起政局的动荡，所以他采取了逐步解决的办法。
自从是年六月六日，被皇上李渊颁诏立为皇太子后，入主东宫的李世民敏感地意识到中枢机构的重要，便以宇文士及为太子参事，长孙无忌、杜如晦为太庶子，高士廉、房玄龄为右庶子，尉迟敬德为左卫率，程知节为右卫率，虞世南为中舍人，褚亮为舍人，姚思廉为洗马，并引魏征为詹事主簿。
李世民的这套班子以原秦王府属为主干，并且吸纳启用了原宫府集团的人物如魏征。当时，高祖李渊已经下诏：“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这也就是说，虽然身为太子，实际上李世民已基本掌握了军国大政的领导权，东宫也就基本上成了国家权力的中心，东宫官属就成了李世民处理军国政事的决策集团。
为达到自己的政治欲望，仍为太子的李世民于七月初加紧了对中枢机构人员的调整。七月六日以太子左庶子高士廉为侍中，右庶子房玄龄为中书令，尚书右仆射萧璃为尚书左仆射，太子左庶子长孙无忌为吏部尚书，右庶子杜如晦为兵部尚书。七月七日又以太子参事宇文士及为中书令，封德彝为尚书右仆射。裴寂仍为尚书左仆射加司空，陈叔达仍为侍中。
中枢机构人员的调整，主要是充实了东宫官属中的高士廉、房玄龄担任宰相之职，长孙无忌、杜如晦虽然暂时未进入宰相班子，但却掌握了尚书省中重要的吏部和兵部的职权，为他们进入最高决策层打下了基础。
按照循序渐进的基本思路，调整后的中枢班子是由原秦府旧属和武德时期的宰臣构成。其中裴寂等虽未被罢职，但其实际权力已被削夺。新增人员的特点是年轻而有朝气，勇于创新，敢于进取。更重要的是他们能以李世民为权力中心，把李世民的思想迅速地转化为政令，贯彻到全国。此外，李世民又想擢升杜淹为御史大夫，出任监察官吏；任用魏征、王珪、韦挺等人为谏议大夫，出任谏官，置于左右，以备顾问。
最受李渊重用的相臣是裴寂，李渊称其是“世冑名家，历职清显”。
因参与了太原起兵的密谋，裴寂拥有了“佐命之勋”也就是开国的资历，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裴寂在武德时期，尊贵无比。但是，李世民与裴寂却颇有积怨：第一是在刘文静事件上发生的严重的分歧；第二是在李建成与李世民争夺皇位的激烈斗争中，裴寂是站在李建成一边的，是李建成的有力支持者；第三是李世民在治理国家上与裴寂的政策不同。由于有这些矛盾，李世民决心解除裴寂的宰相职务。
在处理裴寂的问题时，李世民非常注意采取比较策略的手段来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表面上对裴寂比较尊重。武德九年十月，对裴寂的封邑又加食户一千五百户，在所有功臣中位居第一，但在政治上却剥夺了裴寂参与朝政的实权。
直到贞观三年(629)正月发生了河门法雅事件。兵部尚书杜如晦推断这一案件，“法雅怨望，出妖言”，并牵连到裴寂，于是“坐是免官，削邑之半放归本邑”。裴寂望求居住于京师，但李世民斥责他说：“汁公勋庸，不至于此，徒以恩泽，特居第一。”于是他被赶出京城回到家乡蒲州。
不久，又有狂人言多妖妄，也就是在社会散布妄言，说：“裴公有天分。”
裴寂闻听此言，十分惶惧，生怕因此被皇上知道而获罪，哪里敢向李世民奏明？只想私下处理——派人杀言者以灭口。李世民知道后果然大怒，并对大臣宣布裴寂的死罪四条：第一，“位为三公而与妖人法雅亲密”；第二，“事发之后，乃负气愤怒，称国家有天下，是我所谋”；第三，“妖人言其有天分，而不奏”；第四，“阴行东戮以灭口。”因此对左右大臣说：“我杀之非无辞矣。”意思是说杀他的理由已经够了。这话当然是让别人听的，为了表示自己的仁慈最后仍对裴寂做了宽大处理，流放他到神州去。
李世民一方面罢免了裴寂的宰相之职，另一方面于二月以中书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兵部尚书、检校侍中杜如晦为尚书右仆射，刑部尚书、检校中书令李靖为兵部尚书，而以尚书右丞魏征守秘书监，参与朝政。也就是说，经过九年的努力，李世民基本上完成了对中枢机构人员的调整，形成了以房、杜二人为中心的宰相班子。
在贞观时期，李渊时期的相臣仍然参与政事的还有萧瑪、陈叔达、宇文士及和封德彝。封德彝于贞观六年病故，且于贞观十七年他“潜在两端，阴附建成”的事被揭发出来，死后也遭到了惩罚。萧璃、陈叔达、宇文士及虽是武德时期的相臣，但他们却属于李世民一派。在贞观时期，李世民一直把他们作为德高望重的名臣以礼相待。
萧、陈、宇文三人同房、杜相比，他们思想较守旧，缺乏进取精神，后来，李世民还是把他们从宰相位置上调换下来。
经过多次努力，对中枢机构人员完成调整之后，贞观时期的相臣构成与武德时期相比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昔日，李渊的门第观念较强，他曾对裴寂说：“我李氏昔在陇西，富有龟玉，降及祖祢，婚娅帝室。及举义兵，四海云集，才涉数月，升为天子。至如前代皇王，多长微贱，劬劳行阵，下不聊生。公复世胄名家，历职清显，岂若萧何、曹参起自刀笔吏也！唯我与公，千载之后，无愧前修矣。”
贞观时期，虽说李世民也有门阀观念，但因在青少年时期便了解民间疾苦，又经历过长期的战争实践，熟悉下层社会并与各种人物交往，重才德而不重出身，于是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各个阶层的人才。这些杰出人才，既有世族出身也有庶族出身的。李世民所营造的这样一个中枢班子，能够广泛地团结地主阶级各个阶层，从而使自己的统治基础明显扩大，而他自身的智慧亦源源不断地从这个中枢机构中发挥出来。
褒奖忠义之臣
身为帝王，都想让手下的臣子对自己无条件地忠诚，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李世民也是这样的人。他总是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臣子的忠君思想以教化臣子为他用心做事。由于李世民时时注意加强臣子的忠君教育，所以，在他当皇帝的十九年中，没有主要大臣反叛，也没有出现专权的大奸臣。
贞观元年(627)，李世民在一次与臣子的闲谈中，说起隋朝灭亡时的事，曾感叹道：“姚思廉不怕杀戮，节操品格实在高尚呵，看看古人，没有谁可以超过他的。”
姚思廉当时还在洛阳，李世民曾亲自派人送给他三百缎丝绸，并写信对姚思廉说：“回想起你忠义的品德，所以赠这些东西，表示对你忠君的表彰。”
隋末，姚思廉曾任隋朝代王杨侑的侍读，起义军攻克京城时，代王府下属官吏大多因害怕而逃走了，只有姚思廉仍侍读在代王杨侑身边，不离左右。当义军准备登上宫殿时，姚恩廉还厉声呵斥道：“唐公(即李渊)发动义军起兵，本来是为了匡救王室，你们不能对代王无礼！”他这样说很合乎道理，义军便渐渐退了下去，排列在台阶下。
唐公李渊听说了这件事，认为姚思廉是个忠义之士，便允许他民代王杨侑到顺阳阁下面。姚思廉哭泣着给代王杨侑下拜，然后才离去。看到这一幕的将士都感叹夸姚思廉是个忠烈之士。李世民在刚登基的第一年就在群臣画前谈到忠义这个词，可见他的用心是极其深远的——他想让他的臣子们也个个都学姚思廉，以死来捍卫主子的尊严和权威。
贞观五年，李世民对身边的几位侍臣说：“屈突通曾是隋将，与我军在潼关作战，听到京城长安已经陷落，就带领军队往东撤退。义军在桃林追上他，我又派他的家奴去招降他，他竟立即杀死那个家奴。我又派他的儿子前去，他竟然说：‘我是受隋朝任用的大臣，已供职两代皇帝，现在是我为节操而死的时候，以前我们是父子，现在我们是仇敌。’说完便用弓箭向儿子射去，他的儿子只好避开走了。”
李世民接着说：“屈突通率领的士兵这时也遣散了，只剩下他孤身一人，于是，他便十分悲伤地对着京城的方向痛哭，说：‘我受国家的恩遇，担任将帅，智慧和力气都用完了。尽管遭到了失败，但并不是我不效忠于国家’。话刚说完便被追兵擒获。太上皇(即李渊)授给屈突通官职，他总是说自己有病而坚决拒绝。像他这样的忠孝节操，实在值得嘉奖和发扬啊！”
为培养臣子的忠诚，李世民命令主管官署，查访大业年间因直言劝谏隋炀帝而被杀死的臣子的子孙，向朝廷报告，以便给予他们奖励。
到了贞观十二年，李世民又想起对原来隋朝忠臣尧君素等人进行褒奖。这是因为当年李渊在太原起兵，进攻关中时，一路上如秋风扫落叶席卷而来，隋将纷纷投降，只有驻守蒲州的尧君素坚持抵抗，有一年有余，最后被部下杀死。李世民不仅翻起老皇历，还追赠尧君素以蒲州刺史的称号，这样做的目的自然也是教育臣子尽忠守节。
李世民早年就注意自己的忠孝形象，为表现自己也是一个忠孝之人，他曾亲作表率。有一次他要求为父亲李渊抬轿，李渊不让，最后由他的哥哥李建成起了轿，他的示范作用臣子们自然心里敬畏。
避免权臣专制
大臣专权，皇权旁落，这种事时有发生。历史教训值得吸取。李唐政权建立之后，它的基本制度是“唐承隋制”，但君位传到李世民这里之后却有了变化——李世民并不拘泥于隋制，特别针对宰相制度，进行了一番革新，充分体现出他的英明和智慧。
唐朝和隋朝都在中央政治机构实行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制。三省的长官是：尚书省的尚书令和副职左、右仆射，中书省的中书令和副职中书侍郎，门下省的侍中和副职门下侍郎。唐初，三省的最高长官尚书令、中书令和侍中三人同为宰相，而在诸多相中又以尚书令的地位最高，权力也最大。
因为尚书令位高权重，所以从隋朝时尚书令就不常设。而在唐初，因李建成做了太子位，作为一种补偿和平衡，功勋显赫的秦王李世民便被任命为尚书令。然而纵使如此，由于当时李世民正统兵征战，戎马倥偬，只是兼尚书令这个职，并未在朝中担负过尚书令的职责。也就是说，尚书令实质上一直空着。
李世民当上皇帝之后，尚书令一直空缺，空缺的原因之一便是因为李世民曾担任过此职，其他做臣子的岂敢与皇帝争名？另一个原因是李世民并不想让朝臣有那样重的权位，以免影响到整个国家政权的完整。
于是，他便以宰相“品位极崇，不欲轻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而假以他名”为原则来任用宰相。在这时，朝中的相位多是以左、右仆射和三省长官为实权宰相的。
贞观时期，李世民为分散朝臣权力，调整了三省长官的地位和作用，其本质就是扩大了政府最高决策层的人数，以防少数大臣专权弄位。李世民依着他任用宰相的原则，只起用了一些资历较浅品位较低的官员来参与朝中大政，也就是说，只是让这些人在本职之上再兼一点儿宰相的职责来共同决策朝政。
贞观元年(627)，李世民让尚书省下属六部之一的吏部尚书杜淹兼任宰相参议朝政，贞观三年，以检校侍中、摄吏部尚书杜如晦“进位尚书右仆射”参与朝政，而房玄龄则是以中书令而“进尚书左仆射”的，其后，魏征以秘书监参与朝政，刘洎以黄门侍郎参议政事，岑文本以中书侍郎专典机密。而这些官名如“参议得失”、“参议朝政”、“参知政事”，虽名目不一样，但其实都是担任宰相职位的。起初，李世民这样任命的宰相人数是不固定的，而且职位并不常设。到了后来，这种以其官职而兼职宰相的官名逐渐趋于一致，但李世民所任用的宰相仍是不固定的兼职宰相。
及至贞观八年，任尚书省仆射的李靖因病辞位，深谋远虑的李世民这时开始用另外一种宰相任用法，逐渐地分离了执行权和议政权，使朝政更加趋向于集中。李靖辞位后，李世民下诏令，让李靖的病稍有好转后，隔两三天就去“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去中书门下执行宰相职权，参与朝政决策。
到了贞观十七年，李世民又颁布诏令：“李靖以太子詹事同中书门下三品，谓同侍中，中书令也。”中书令、侍中在唐朝是官居三品，而“同中书门下三品”，意即同中书令、侍中一样参与朝政。此后，“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便成为以他职而兼任宰相的固定名称了。
李世民以这些名称来提拔那些品位比不上宰相，但有才干、有政治远见的官员参与朝廷的最高决策，这些品位低的官员被提拔后自然是诚惶诚恐，只有感皇恩而绞尽脑汁地替国家和皇帝卖死力的份了。这样一来，这些下臣们便有利于任用，也有利于皇帝随时罢免，明显地加大了中央控制能力。
李世民有意扩大宰相班子，使参与决策的人员增加，使诸宰相之间互相牵制，互相制约，宰相们既要通力合作，又要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这样就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有效地避免权臣专权现象发生。
大兴忠义之风
李世民费尽苦心，倡导尽忠义之念，假戏真唱，旁敲侧击，除叛扬忠，终使得群臣竞相投其所好，为政期间，人人尽献其忠，而无反叛的重要大臣出现。这样，既得人心，又固皇权，他的所谓“为江山社稷计”所付出的片片苦“换来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得臣视已如心腹，誓力尽忠，方得江山长固。为此，执政之际，李世民每每嘉许忠臣，唯恐忠义之士于当代不觅。这样，上者感以召之，在下之人何得不兴而起？贞观二年，李世民为消除玄武门事变留下的不良影响，决定礼葬太子建成。
当时，作为原太子府旧人的魏征与王珪，为表自己的忠诚和怀念，上书请求为太子行葬礼。李世民当时可以说是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他们，之所以如此，主要是李世民那时即已深刻认识到忠义之风的宣扬对治国理政的重要性。
礼葬太子建成本身便是一个以仁义忠孝为主题的宣扬之机，再有了魏征等人的锦上添花，岂不更妙？因此，李世民乐得毫不吝啬地答应下来，结果也在意料之中，李世民借此既宣扬了忠义之念，又笼络了臣下之心，还为自己涂上了一层厚厚的脂粉，圆满成就了他礼葬太子一举所要实现的目的。
在处理玄武门之变的遗留问题时，李世民不计前嫌，收容了原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的两名死党冯立与谢叔方。而之所以李世民会有此举，除了时势所迫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原因就是他颇有感于冯谢二人当时对其主人的一片赤胆忠心，从而生出招为己用之意。
冯立，唐高宗武德年间曾任东宫率一职，深受太子李建成的敬重。太子死后，左右部下大多逃散。冯立感叹道：“岂能在太子活着的时候受其恩宠，而死了以后就各自逃散呢！”
于是，他率兵去攻打玄武门，经过苦战，杀死了屯营将军敬君弘，然后对他手下的人说：“总算对太子有所报答了。”随后扔掉兵器逃往乡野。
不久回来请罪，李世民责怪他说：“你前时领兵来战，杀伤我许多人马，你是怎么逃脱死罪的呢？”
冯立哭泣着回答：“臣冯立为主子做事不惜生命，作战的时候什么也不顾忌。”
说完悲叹不已，几乎承受不住。李世民极为感慨，安慰劝勉他，任命他为左屯卫中郎将。冯立对自己的亲信说：“今遇秦王莫大之恩幸免一死，我一定死命报答。”
不久，他便在与突厥交战时，大破敌军，立下战功，受到了李世民的嘉奖。
谢叔方，时任齐王李元吉府的左车骑，在玄武门事变时，率府兵与冯立所部一起苦战，到后来杀了敬君弘、中郎将吕衡，致使秦王李世民的军队士气大为不振。秦王府护军尉迟敬德拿出李元吉的首级示众，谢叔方下马大哭，拜辞而逃。第二天前来自首谢罪，李世民说：“不愧为义士。”
命令释放谢叔方，并授予右翊卫郎将之职。
在日常生活中，李世民也经常不失时机地给他的臣属们大念忠义之经。
贞观元年，在一次与臣子的闲谈中，李世民讲到了隋朝灭亡的事，当时他就曾感慨叹息道：“姚思廉不惧刀枪，显示了崇高的气节，和古人相比，又有谁能超过他呢？”
姚思廉当时住在洛阳，李世民寄给他许多财物，并写信给他说：“念你忠节之风，所以有此赠礼。”
隋大业末年，姚思兼任隋代王杨侑的侍读学士，及至唐高祖率领的义兵攻克京城，代王府下属官吏大多惊散而逃。只有姚思廉侍奉代王不离其侧。兵士快要进到殿上了，姚思廉声色严厉地说道：“唐公举兵起义，本来是为了匡救王室。你们不能对代王无礼！”
贞观十一年，李世民又一次与大臣论忠。这次，他搜寻到了一位烈忠之臣的事例，说道：“狄人杀死卫懿公，吃了他的肉，只剩下他的肝。卫懿公的大臣弘演呼天大哭，取出自己的肝，而把卫懿公的肝放在自己腹中。今天要找这样的人，恐怕是很难找到了。”
魏征回答说：“以前豫让为智伯报仇，想行刺赵襄子。赵襄子抓住了他，对他说：‘你过去在范氏、中行氏那里做过事吧？智伯把他们都消灭，你便在智伯手下做事，不替范氏、中行氏报仇。现在又要为智伯报仇，这是为什么？’豫让回答：‘我从前在范氏、中行氏手下为官，范氏、中行氏给我的是普通人的待遇，因此我和众人一样去侍奉他；而智伯给我的是比普通人高得多的待遇，所以我就像国士一样去回报他。’由此可见，朝上有无忠臣，取决于陛下对待臣下的态度，怎能怪罪自己的臣属中没有忠臣？”
贞观十一年，李世民行幸路过汉太尉杨震的墓地，感叹杨震因为忠贞而死于非命，便亲自作祭文来祭奠他。
房玄龄为此曾进言夸赞李世民的祭文，“令人哀婉又令人快慰”，并说，“天下所有的君子，怎能不因此而砥砺名节，知道为善必有好报呢？”
一句话，将李世民的一哭一祭之意表达得淋漓尽致。
贞观十二年，在巡幸蒲州时，李世民又心生一念，提出要对隋朝故将尧君素予以褒奖，理由是尧君素大业年间在河东任职时，坚守忠义，拒不降唐，终至身殉暴君，表现了居乱世而不改志向的高尚德操，尽到了为人臣子的大节。于是李世民将尧君素追赠为蒲州刺史，以示对忠臣的褒扬尊崇之意。
对忠臣的褒奖，意味着对叛臣的贬斥。不忠不义之臣，不仅对自己的江山构成极大的威胁，势必还会促成一种不良的社会风气。因而，他们历来遭到统治者的唾恨，对此，李世民也不例外。
贞观年间，参与江都兵变，杀害炀帝的原隋将裴虔通、牛方裕、薛世良等人，虽也担任了朝中的官职，但后来都被李世民远远发配到边疆，对叛臣的贬黜不仅剔除了朝中不安定的因素，也对大臣起到了良好的警示作用，使他们不寒而栗地意识到：叛者必败。杀鸡儆猴，李世民此举亦是意味深长。
值得一提的是，李世民到老都始终没有放弃他对忠直之义的说教。贞观十九年，攻打辽东安市城时，高丽军民都拼死征战，李世民诏令唐军到城下招抚敌军投降时，城中却坚守不动。最终在其苦苦坚守下，城终未得破。李世民为此感慨不已，在班师回朝时，赐绢三百匹给予安市城守将，以褒奖这些坚持为臣节操的忠君之人。可见，为了李唐江山的长固久安，李世民用心曾何等的良苦。
对待功臣宽严适度
李世民称帝后，并不像刘邦那样，在当皇帝之后将立下战功的大将韩信、彭越等——诛杀。以此来巩固皇权：也不像后来赵匡胤那样，杯酒释兵权，让有功之臣都放弃了手中的权力。他拥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统御术，这一统御术是与他独特的个人魅力、个人气质、个人处世哲学分不开的。作为一位英明的帝王，他巧妙地处理了自己与功臣们的关系，不但没有杀他们，反而将他们团结在一起，这正是李世民的高明之处。
李世民初当皇帝时，面临着三个政治集团，一个是李渊集团，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是晋阳起兵策划者和追随者，如裴寂等人，有的则是隋朝的归臣如萧瑪等人。晋阳起兵的策划者和追随者们往往自恃其对唐王朝有功、资格老，而傲视一切。隋朝的旧臣，在李渊王朝时已做上了高官，并且早已做惯了高官，对官场的一套懂得多，等待着新皇帝向他们请教、等待着尊崇。如果处理不好与这帮人的关系，他们就会用已有的关系网向李世民施加压力，甚至阻碍新政策的推行。
处理与这帮人的关系时，李世民尊重他们，时刻将他们放在前面，给足他们所希望得到的面子。
李世民八月登基，十月公布一份功臣名单，这份名单共四十三人。李世民将李渊的心腹、晋阳起兵的策划者，李渊集团的代表人物裴寂列在第一位，这样裴寂因受到尊重，非常高兴。在组织新政府时，李世民任命李渊集团的萧瑀为左仆射，宇文士及为中书令。萧瑀这个人很有来头，有一次宫廷举行酒宴，李世民说：“自认为是席中最尊重的人，先斟酒。”
当时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都相互观望，未说话，这二人为李世民夺权立功最大，然而萧璃却当仁不让，伸手取杯，李世民问：“你的理由是什么，请说来听听吧？”
萧璃说：“臣是梁朝天子儿，隋皇皇后弟，尚书左仆射，天子(指李渊)亲家翁。”
李世民听罢，见他说得确也不错，于是爽快地拍案大笑，予以认可。
经过一番安排，李渊集团的人安定下来，心悦诚服地积极支持李世民。
任用李建成集团的魏征、王瑪、杜淹等人的举动在朝中影响最大，李世民化敌为友，把仇人收为自己的部属，这些人感恩戴德，自然愿死为李世民效力。除了这部分之外，李世民还十分注意对自己原来部属的任用。
他即位后，封他的心腹秦叔宝为左武节大将军，程知节为右武卫大将军，尉迟敬德为右武侯大将军，房玄龄为中书令，杜如晦为兵部尚书，长孙无忌为吏部尚书。
这样，在李世民组成的政府班子里面就融进三方旧臣，既有李渊的，又有李建成集团的和李世民自己原有的部属。这样可以通过李渊集团和李建成集团的人对自己原来的部属加以牵制，防止自己的部属因功而放肆，更可防止其势力过大。这也正是李世民的高明之处。
李世民不仅在对众臣的任用上使用种种统驭之术，在日常生活中，也实实在在地关心臣子。在征伐高丽时，礼部尚书李道宗曾跟随李世民征战。战时，李世民让李道宗与李垴为前锋。到渡过辽河攻克盖牟城时，遇到大量涌来的敌军，李道宗并不畏惧，亲率勇士数百骑，直冲敌阵，横冲直闯。李垴趁机夹击，敌兵大败。李世民到来后对他们大加奖赏。李道宗在战斗中伤了脚，李世民亲自为他针灸，赐他御膳。
李世民是一个既善于统兵打仗，又长于治理国家的英雄人物，在统治阶级内很有威望，表现出宽厚的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