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府钱塘县太平坊南新街——于谦出生地明朝洪武三十一年（1398），岁次戊寅，这是一个可以在历史上留下深刻印痕的年份，开国皇帝朱元璋撒手撇下他一手建立并苦心经营的大明王朝，驾崩了。
这一年，另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民族英雄、诗人于谦诞生了。（明）于冕：《先肃愍公行状》，见（清）丁丙：《武林掌故丛编》第二三集《于公祠墓录》卷五，光绪戊戌刊本；又，（明）王直：《抑庵文后集》卷二六《侍郎于公墓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
于氏家族和朱氏王朝之间似乎有着一种前世注定的缘分，于谦的父亲于仁出生于1368年，这一年朱元璋建立了大明王朝，而于谦则诞生于朱元璋驾崩之年，冥冥之中的一种宿缘仿佛昭示着于谦就是为这个朝代而生的！
而这个集民族英雄和诗人身份于一身的于谦是浙江这块土地孕育出来的。
林语堂先生在论及南人与北人的区别时，下过这样的结论：“北方的中国人，习惯于简单质朴的思维和艰苦的生活，身材高大健壮，性格热情幽默，吃大葱，爱开玩笑。他们是自然之子。”“在东南边疆，长江以南，人们会看到另一种人：他们习惯于安逸，勤于修养，老于世故，头脑发达，身体退化，喜爱诗歌，喜欢舒适。他们是圆滑但发育不全的男人，苗条但神经衰弱的女人。他们喝燕窝汤，吃莲子。他们是精明的商人，出色的文学家，战场上的胆小鬼，随时准备在伸出的拳头落在自己头上之前就翻滚在地，哭爹喊娘。”未知林语堂先生的上述论述是否涵盖了自古以来的全部中国历史，如果是，那么他一定忽略了出生于浙江杭州的于谦。
于谦，字廷益，号节庵，祖籍河南考城（在河南省东部，1954年与兰考县合并为兰考县）。元朝末年，他的曾祖父于九思拜杭州路总管，于是举家迁往杭州，此后，于氏家族世世代代在浙江杭州居住繁衍。
洪武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1398年5月13日）午时，于谦出生在于氏祖居——杭州府钱塘县太平坊南新街。600多年后的今天，我在春日的阳光里徜徉在于谦诞生的这片土地上，感受繁华盛世之中这座江南城市的富庶与美丽，欣赏鳞次栉比的高楼、车水马龙的街市和万木竞秀的景象。西湖边处处游人如织，杨柳殷勤地向行人展示它的柔美，桃花毫不悭吝地向行人绽放它的笑靥，百鸟争鸣，燕飞雀跃。然而，于谦出生所在地，也就是现在的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清河坊祠堂巷42号“于谦故居”，至今仍然在游人的视野之外，寂寞地承受着六个多世纪以来的风霜雪雨的拷打。
世代官宦之家隐德不仕的父亲于仁于谦出生在一个世代官宦之家。八世祖为汾州节度使，知开封府；七世祖为延津令；六世祖为定远大将军、沁水令。但是由于金末遭逢战乱，于氏宗族谱牒散佚，因而自六世祖以上仅存官秩而佚其名号。五世祖于伯仪仕元，官至朝列大夫、太常丞兼法物库使，累赠嘉议大夫、礼部尚书、上轻车都尉，追封河南郡侯；四世祖于夔累赠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追封河南郡公；曾祖父于九思历官中奉大夫、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后拜杭州路总管；祖父于文大，明代洪武初任兵部主事，改工部。（明）于冕：《先肃愍公行状》；又，（明）王直：《抑庵文后集》卷二六《侍郎于公墓表》。
然而，于谦父亲于仁（字彦昭）却选择了不出仕，是什么原因使得于仁终其一生都没有步入朱明王朝的官场，我们已经无从考证。于仁隐居家中，孜孜于研习经史。据于谦同僚王直撰写的《侍郎于公墓表》称，于仁为人沉毅方正，好义乐施，常常周济穷人，虽多不吝。在一个雪夜，于仁听到门外有男童哭啼，就派仆人去看看，原来是男童的父母让他上集市卖木炭，并以卖木炭之资购米，家里等着米下锅，可是他不小心丢了米资，又迷了路，于是就坐在路边哭泣，于仁马上就给了他米资，并且派仆人护送他回家。于家有一个年迈的侍婢苗氏，于仁待如上宾，每逢家宴，都将苗氏安排在筵席的上座，并对客人说：“彼逮事吾祖，吾敢慢哉？”苗氏病卒，于仁以厚礼安葬。（明）王直：《抑庵文后集》卷二六《侍郎于公墓表》。于仁的这种道德品行无疑对于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于仁并没有割断于氏家族历史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传统，他把接续家族传统的希望寄托在后代身上。
王直的《侍郎于公墓表》记载于仁有“二子，长即谦，今为大理寺左少卿；次泰；女一，嫁钱塘朱济”（明）王直：《抑庵文后集》卷二六《侍郎于公墓表》。于谦为于仁长子，于谦出生时于仁已经31岁，600多年前，可以算是“中年得子”了。世代官宦的家世和中年得子的喜悦自然使得于仁对于谦有着很高的期待，希望这个儿子能承担世业，带来于氏家族的复兴。当然，半个世纪之后，儿子给家族带来的如此荣耀及其如此跌宕起伏的一生必定在于仁的预料之外。
童年和少年时期的传说“救时宰相”的预言中国古代文化心态历来恪守着“王侯将相皆有种”的传统，一个人一旦成为英雄，那么他的一生都将被赋予神的色彩，于谦自然也被敬仰英雄的人们不断神化，于是留下了很多关于他童年和少年时期的传说故事。
他出生的情状就充满神异色彩。编撰了《先忠肃公年谱》，于继先称于谦的祖父和父亲“常念宋文丞相死极忠烈，奉其遗像甚虔”，于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终于在一个夜里，于谦父亲于仁梦见一个着绯袍金幞的神对他说：“吾感汝父子侍奉之诚，顷即为汝之嗣矣。”于仁逊谢不敢当，不久于谦诞生。于继先还说于谦之名为“谦”就是“以志梦中逊谢之意”（清）于继先：《先忠肃公年谱》，见（清）丁丙：《于公祠墓录》卷五。
于谦6岁时，侍其叔彦时祭扫祖茔，路过凤凰台，其叔随口说：“今日同上凤凰台。”于谦即应声道：“他年独占麒麟阁。”回来路过癸辛街，其叔便以街名为上联，于谦对以“子午谷”，叔父询问出处，于谦答道：“《三国志》内蜀将魏延对诸葛亮进言：‘延愿得精兵五千，由陈仓道而东，当子午谷而西，不消十日，可达长安。’”（明）冯梦龙：《续智囊》，见（清）丁丙：《于公祠墓录》卷十。于谦8岁时入塾，塾师命其对“手攀屋柱团团转”，于谦对“脚踏楼梯步步高”；老师又出一对“三跳跳落地”，于谦立刻答“一飞飞上天”。塾师惊叹地说：“此子长大非凡器也。”次日，于谦父亲于仁来访，与塾师聊了很久，而于谦则一直端坐读书，塾师就问于谦：“子坐父立，礼乎？”于谦起身回答：“嫂溺叔援，权也。”无名氏《类对》，见《于公祠墓录》卷十。9岁时，曾经身穿红衣骑马过街，邻居调侃他说：“红孩儿骑马游街。”于谦毫不谦让，随口应答：“赤帝子斩蛇当道！”令听者惊诧。（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孙能傅《益智编》记载这样一则故事：“于忠肃幼时，谒方伯范公，方看皇历，因命对曰：‘二月春分八月秋分，昼夜不长不短。’公对曰：‘三年一闰五年再闰，阴阳无错无差。’范公奇其才，以语提学某公。一日，提学谒学宫，见泮池中小蛇浮游，公适至，因出对曰：‘蛇游水面斜弯，一似草之形。’公不待思索，即曰：‘雁步沙堤倒写，两行真个字。’提学益信其敏捷。”孙能傅《益智编》，见（清）丁丙：《于公祠墓录》卷十。
关于于谦少时的传说，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莫过于“他日救时宰相”的“预言”，包括《明史》在内的几乎所有述及于谦生平的史料都对此有所记载。
《明史》版的记述很简略：于谦“生七岁，有僧奇之曰：‘他日救时宰相也。’”《明史》卷一七《于谦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王世贞《于太傅公传》稍详：“谦生而颀皙，美容止，七岁，僧兰古春善相，见而大奇之，曰：‘所见人无若此儿者，异日救时宰相也。’”（明）王世贞：《州续稿》卷八五《于太傅公传》，台湾伟文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76年印行。
郎瑛《七修类稿》、张岱《快园道古》将此故事敷衍为：于谦童年时，母亲为之梳丫髻，僧兰古春看见，就嘲笑于谦：“牛头喜得生龙角。”于谦马上回敬说：“狗口何曾出象牙？”回到家里，央求母亲梳三角髻，出门玩耍，又被兰古春嘲笑：“三角如鼓架。”于谦毫不客气地对道：“一秃似雷槌。”兰古春遂断言：“此儿救时宰相也。”（明）张岱：《快园道古》卷五，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又，（明）郎瑛：《七修类稿》，见（清）丁丙：《于公祠墓录》卷十。
其他的关于于谦将来必成大器的记述还有：于继先《先忠肃公年谱》十二岁条称：于谦“读书于慧安寺，先一夜，寺中伽蓝托梦于主僧曰：‘明日有丞相至，当起迎之。’次早，赴馆，僧以梦中之语告之，且曰：‘此公异日大贵之兆。’”（清）于继先：《先忠肃公年谱》。
上述故事大多缺乏事实依据，的确带有神化于谦的意味，但是于谦少时就具备颖慧机敏、从容应变、不甘服输等品质和性格是毋庸置疑的。
求学经历仰慕苏轼等先贤《石灰吟》于谦是长子，于仁对他期许很高。因此，于谦幼时，父亲就“遣受学邑庠”，“课励尤笃”（明）王直：《抑庵文后集》卷二六《侍郎于公墓表》。而于谦从小笃学不倦，约10岁前后，就悉通经书，对于古文诗词等有着特殊的阅读爱好，少时的他在街坊邻居中已经颇负文名。⑤（清）于继先：《先忠肃公年谱》。于谦后来《忆老婢》诗，追忆少时苦学之经历：“我昔少年时，垂髫发如漆。锐意取功名，辛苦事纸笔。”（明）于谦：《忠肃集》卷一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
少年时期的于谦曾经就读慧安寺。慧安寺，今在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十三湾巷。据田汝成《西湖游览志》载，该寺建于五代晋天福年间（936—942），元季被毁。明朝洪武初，有僧人移建于钱塘保安坊东。永乐十三年（1415），移至十三湾巷，时年18岁的于谦曾为之记。（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一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这一记载足以证明少年俊才于谦在杭州的盛名。
大约15岁，于谦考取钱塘县儒学生员，来到了吴山三茅观潜心求学。⑤距于谦家有仅百米之遥的吴山峰峦叠翠，在临钱塘，右瞰西湖，南望秦望山，北眺杭州城。天目山的余脉，进入了杭州后就分成了两脉——向西湖北岸延伸即是葛岭、宝石山，向西湖南岸延伸就是吴山。远古时期，杭州这块地方尚沉睡在水底，而南北相对的吴山和宝石山是史前海湾的两个岬角。后来，沉陆上升，四面八方的人们陆续来到这一带繁衍生息，杭州就此形成。“吴山，春秋时为吴南界，以别于越，故曰吴山。”（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一二。据传，吴越两国争霸，吴国胜利在即，越王勾践给吴王夫差送来了绝世佳人西施，夫差从此沉溺美色，斗志丧尽，吴国大将伍子胥力谏无果，而且还招致杀身之祸。杭州人就在吴山上修建了伍公庙，以此表达对伍子胥的怀念，因而吴山又叫胥山，又传说吴山本名“伍山”，后人讹为“吴山”。②（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一二。吴山的一草一木、一土一石都蕴涵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于谦读书的三茅观位于吴山西南。杭州民间传说有秦初咸阳人茅氏三兄弟长盈、次固、季衷，在吴山得道成仙。自汉朝以来，在此地建观崇祀。元代至元年间（1264—1294）被毁，明洪武年间（1368—1398）重建。相传观中有唐代书法家褚遂良（596—658或659，字登善，钱塘人）小楷《阴符经》墨迹。②在这个汇聚杭州人文和地理精华的地方读书，于谦可以自由酣畅地俯仰古今，沉浸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濡染中。
明代对学校教育有着各种严格的规定。“（洪武）十五年（1382）颁学规于国子监，又颁禁例十二条于天下，镌立卧碑，置明伦堂之左。其不遵者，以违制论。”④《明史》卷六九《选举一》。这些学规或禁例对教师和学生的思想钳制和精神束缚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明代规定国子学课程有《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书》、《易》、《礼》、《春秋》、刘向《说苑》及律令、书、数、御制大诰等科。成祖时曾颁发《性理大全》等书，令学生学习。明代规定各府州县学等地方学校的学生除专治一经外，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
明代对教育活动的限制和对教师学生的思想钳制渗透到了国家的每一个角落，所谓“庠声序在，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④。于谦自然无法置身于这一风气之外，学校规定的教程是于谦学习的主要内容。但是，如果说求学阶段的于谦完全浸淫在朝廷规定的内容里，那么于谦就不会形成卓然立于明代知识分子之上的伟大品格和精神，幸运的是，于谦突破了重重的壁垒，将自己的心灵融进了浩瀚无比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
在中华民族浩瀚的文化汪洋中，于谦的阅读兴趣更偏重于先秦、两汉的书籍和诸葛亮、苏东坡的作品。先秦、两汉的史籍中有太多的古今治乱兴亡的道理，这正是于谦的关注点，这样的阅读经历为于谦日后成为一个杰出的贤臣做了很厚实的铺垫。
诸葛亮作为古代贤臣的典范，身上汇聚着古代为人臣者的卓越品质，《出师表》成为砥砺后人报效国家的名篇。于谦从诸葛亮一生轨迹和为数不多的作品中获得心灵的共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于谦一生恪守的为官之道。于谦后有《过南阳挽孔明》诗：“三面英雄正角持，孤臣生死系安危。大星不向营前坠，混一寰区未可知。”（明）于谦：《于肃愍公集·文集》卷六，钱塘丁氏重刊河南大梁书院本，现存《武林往哲遗著后编》第一九、二册。
苏东坡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平生在宦海沉浮中经历了常人难以承受的挫败，但是始终坚持自己的志向操守，最终走向了人格完善的彼岸。在入世和出世的问题上，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恪守“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原则，而苏轼无论处于何种境遇之下都能以“兼济天下”为己任。苏轼的可贵在于他能够把儒道两家的修养完美地融合于一身，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如果走不通“兼济天下”之路，往往就在道家超远旷达甚至虚无的境界中找到皈依，然而苏轼即使在仕途极为困顿的情况下，也对生活充满了热爱，执著于人生的理想和信念。于谦从苏轼那里得到共鸣除了上述原因，还在于苏轼与于谦的故乡杭州有着特殊的关联，包括于谦在内的所有杭州人仅从碧波荡漾的西子湖就可以解读出苏轼的那种济世情怀和爱民情结。苏轼两度来杭州，第一次是熙宁四年（1071），他被任命为杭州通判，此时的西湖已经有十分之二三淤塞了。元四年（1089），苏东坡再次来到杭州，担任知州，而眼前的西湖已经缩小了一半，而且还有继续萎缩的趋势。西湖是杭州百姓赖以生存之湖，濒湖的农田靠西湖灌溉，渔民也以在西湖捕鱼采莲为生，而西湖的淤塞，加上连年大旱，使杭州人民备受旱灾和饥荒的煎熬。次年，以苍生为念的苏轼毅然上书朝廷，请求拯救西湖，朝廷很快批准了他的奏疏，荒唐的是这样一个关乎国计民生的浩大工程，朝廷只给了苏轼一百道僧人的度牒。即便如此，苏轼没有退缩，因为西湖已经到了不治理即亡的地步。因此，苏轼卖掉度牒，到处募捐，义卖自己的书画作品，终于筹足经费，带领湖区20余万百姓，完成了永远惠泽杭州人民的西湖疏浚工程。苏轼治理西湖最具创意的天才之举是将挖捞出来的淤泥、葑草就地筑成横亘南北的一条长堤，这就是现在“间株桃花间株柳”、游人熙熙攘攘的苏堤，古往今来，很少有人能够将这种奇思妙想和实际工作完美地融合起来。于谦也渴望能够像苏轼那样在历史上镌刻下永不磨灭的轨迹。
于谦不是成功的政治家——他最终因为过于不懂政治而死于人手。尽管如此，于谦似乎就是为政治而生的，他从历代活跃于政治舞台上的著名人物身上汲取了无数的营养和无限的动力。除了诸葛亮和苏轼之外，于谦对唐代名臣陆贽有着特殊的兴趣。史载陆氏以直言极谏著称，议政“常以百姓为忧”《旧唐书》卷一三九《陆贽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陆氏一生写了大量的奏疏，呼吁止乱息兵，体恤民困，薄敛赋税。陆贽奏疏中体现出的民本主义思想强烈震撼着少年于谦的心灵，于谦选择了陆贽奏疏中的重要篇章，手抄成册，朝夕披阅，他用心灵去体验陆贽那种以“百姓为忧”的崇高境界，内心受到激发，慨然有以天下为己任之志。于谦一生也留下很多的奏疏，直言极谏，辞采酣畅，说理透彻，滔滔雄辩，大有陆贽奏疏之余风，这与他少年时期对陆贽奏疏的精心研读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除诸葛亮、苏轼、陆贽之外，其他的仁人志士，如苏武、岳飞、文天祥等也都是于谦敬仰的英雄。于谦诗集中有很多这样的篇章，如《苏李泣别图》、《题苏武忠节图》六首、《钱塘岳忠武王祠》等诗。《苏李泣别图》曰：“啮雪吞毡瀚海头，节旄落尽恨悠悠。孤臣不为一身惜，降将应怀万古羞。虏塞旅魂惊永夜，秦关归兴动高秋。表忠麟阁图形像，未数当年博陆侯。”（明）于谦：《于肃愍公集·文集》卷四。《钱塘岳忠武王祠》曰：“匹马南来渡浙河，汴城宫阙远嵯峨。中兴诸将谁降虏？负国奸臣主议和。黄叶古祠寒雨积，青山荒冢白云多。如何一别朱仙镇，不见将军奏凯歌。”（明）于谦：《于肃愍公集·文集》卷六。
历代名臣身上闪耀着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理想的光芒，凝结着儒家所倡导的经世精神，多少的坎坷挫折不仅没有销蚀他们的理想和操守，反而使他们对天下的责任历久弥坚、对苍生的人文关怀日益深浓。于谦在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人文传统浸染下形成了高尚的人格和精神，于是，激荡在胸中的豪情倾泻而出，这就是那首大约写于20岁的《石灰吟》：关于《石灰吟》的作者问题，学术界尚有争论。多种史书、辞书、于谦作品集（包括选本）及相关研究论著均收录或言于谦有诗《石灰吟》，且称此诗作在于谦20岁前后。林寒、王季《于谦诗选》认为此诗乃于谦少年时所作。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间。（明）于谦：《于肃愍公集·拾遗》。
这首诗流泻而出的是少年于谦内心的生命冲动，率真的性情、火热的激情，都在这浓缩的28个字中得以迸发。为了心中的理想和操守，熊熊烈火的烤炙、粉身碎骨的结局，都可以置之身外。尽管后世对于这首诗的著作权尚存争论，但是于谦的一生所为足以印证《石灰吟》的境界正是于谦孜孜追求并且终于得以实现的人生境界，因而，包括笔者在内的于谦的虔诚追慕者更愿意相信《石灰吟》为于谦所作。即使少数学者做出的《石灰吟》为后人附会于谦名下的断言，也丝毫不会削弱人们对于于谦那超人的气度、光辉的人格以及气吞河岳的魂魄的追慕和怀思，在往世、在现世、在未来，于谦的这种“粉骨碎身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间”的情怀永远让人肃然起敬。
除了理想和操守的养成，于谦少年时期还表现了能力和性格等方面的优势，有三则记述可以佐证这一点：①于谦求学时，有督学佥事恣行威福，对诸生霸道苛刻。某日，拜谒孔庙，诸生群起而鼓噪，互相推攘，趁机将督学推入泮池，然后一哄而散。于谦虽然痛恨督学的苛刻，但是此时也同情他的狼狈境地，当所有学生因为怕承担责任都竞相奔散时，于谦就设法把督学从水中拉了上来。这个督学佥事大概是恣意纵行惯了，所以从水中一上来就要问于谦之罪，于谦从容应对：“用公者走，掖公者留，此易晓也。今不罪用公者而罪援公者，其谓之何？”督学佥事无奈，就此作罢。自此，于谦的临危不惊、处事不乱在钱塘少年中就传了开来。（明）王世贞：《州续稿》卷八五《于太傅公传》；又，（明）李贽：《续藏书》卷一五，中华书局1960年版。②某日，有巡按御史视学，看到于谦相貌魁伟，言谈举止出众，就令他讲书，于谦整肃衣冠，跪于书案前，准备开始讲书。御史说：“讲书无跪礼。”于谦答道：“所讲高皇帝《大诰》篇，不敢不跪，各官皆宜跪。”御史以及在场的所有人不得不撤席跪听。万历《杭州府志》，见（清）丁丙：《于公祠墓录》卷十。由此可见于谦刚直孤傲的品性，这一品性最终铸就了于谦事业的辉煌，但同时也注定了他的悲剧结局。③于谦在吴山三茅观读书期间，常夜行于吴山道中。当时钱塘县竞传星宿阁星宿阁即英卫阁，在吴山伍公庙前。南宋绍定间（1228—1233）毁。嘉熙三年（1239）重建，宋理宗赵昀御书“英卫”二字额，安抚赵与欢自撰记文。见（清）翟灏：《湖山便览》卷一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有邪鬼魅人，然而于谦性格中固有无所畏惧的勇者胆魄促使他慨然投宿星宿阁。⑤（清）于继先：《先忠肃公年谱》。
乡试中举永乐十二年（1414），17岁的于谦参加了乡试，然而以失败告终。这对于已经在钱塘县享有文名的少年才俊于谦来说不啻为一次打击。但是，一次乡试不第对于志存高远的于谦来说也许根本算不上什么挫折，何况，科举对于于谦这样的读书人而言是必走的唯一出路，所以于谦更潜心求学，“濡首下帷，足不越户”⑤。又是春秋六易，在经历了共十余年的寂寞苦读和丰厚积累后，于谦的人生终于获得了重要的契机。
永乐十八年（1420）的八月，于谦再次在浙江贡院参加了人生中最重要的考试之一——乡试。
明初的浙江贡院在杭州府学边，也就是现在的劳动路杭州孔庙附近。这里距离于谦位于太平坊南新街的家只有数百米之遥。于谦就在这里参加了乡试。
浙江贡院在明英宗天顺三年（1459）迁到盐桥以北、观桥以东的区域，大约就是现在的杭州高级中学所在地。这里还保留着从明朝沿用至今的地名——“贡院前”，当年的“登云桥”和“青云街”至今尚存，青云街位于现在的杭州高级中学南边、中河东侧、环北小商品市场旁，是一条仅容一辆车通过的狭窄小巷，登云桥位于青云街中段西侧，这些遗迹如今都湮没在都市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的夹缝中，很少引起人们的关注。可是，旧时有多少寒窗苦读的学子，梦想着有朝一日乡试中举，能骑着高头大马，披红挂彩，由贡院里的官员带领着，在万人瞩目下，一路吹吹打打地走过青云街，跨上登云桥，极尽荣耀，从此，在仕途上青云直上，飞黄腾达。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废除科举制之后，浙江贡院就改为书院，再后来在这里创办了两级师范，校舍是仿照日本东京师范大学的模式建造的，两级师范即二年制的优级师范和五年制的普通师范。建成有七进教学大楼，都在贡院前这一片地方。抗战前夕，作为文物，杭州还保留了数间号舍，可惜仍然没有幸免于战火或自然灾害，如今已经无处找寻乡试考场的遗迹了。唯有“贡院前”这个地名尚出现在路人的视野里，然而大多数的杭州人已经不知道或者根本不会想到去究问“贡院前”这一街名的来历了。
如今，杭州高级中学校园内尚有几块清代的碑石记录着当时重修贡院的状况，而更多的碑石则在“文化大革命”中毁于“红卫兵”之手了，学校将残存的残碑断碣集中堆放于校园中，号为“碑冢”。“碑冢”无声地向世人诉说着历史的沧桑和无奈，警示着包括杭州高级中学青年学子在内的所有华夏青年：历史绝不容肆意践踏！
于谦参加乡试的明初浙江贡院更是没有遗迹可寻了，而贡院那种上千甚至近万考生素衣飘飘、接踵入场的乡试的壮观场景如今也只能在书本、影视剧里看到了。但是，笔者漫步在吴山脚下劳动路上的杭州孔庙边，思绪总是无法遏制地回到500多年前，遥想那个英俊魁伟、踌躇满志、满腹诗书的于谦步入贡院大门的情景；遥想发榜的那一刻，于谦夹在争相看榜的人群中看到自己榜上有名后的欢喜雀跃；遥想中式后的于谦在万人瞩目下骑着高头大马，披红挂彩，神采飞扬地走过大街……成为举人只是于谦人生征途上的一个台阶。于是在乡试中举之后，于谦谢绝世棼，为次年会试的一搏做准备。
24岁的进士永乐十九年（1421），岁次辛丑，这一年对明朝的历史、北京城的发展以及于谦的一生而言，都是值得表述的。
这一年的正月初一，明成祖朱棣将都城从南京迁到了北平，改北平为北京，从此北京成为了明清两朝的都城。正是因为明成祖的迁都，北京就成了于谦最重要的人生舞台。因为有着这一层关联，笔者不避赘言，对明成祖的迁都北京作简要叙述。
元朝末年风云际会、群雄纷争，明太祖朱元璋趁势而起，洪武元年（1368）正月在应天（今南京）称帝。八月，定应天为南京，开封为北京，将元大都改称北平府。朱元璋在很长时间内对定都的问题都犹豫不决，直到洪武十一年（1378）才正式下令以应天府为京师。定都南京后，朱元璋曾经产生过迁都的想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付诸实现。建文帝朱允即位后，因为忙于处理尾大不掉的藩王割据之弊病，无暇顾及迁都问题。于是，历史就将机遇给了凭借“靖难之役”成为帝王的朱棣。
朱棣（1360—1424）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勇武善战，智虑过人，颇有乃父之风，因而深得朱元璋的偏爱，洪武三年（1370），受封燕王，洪武十三年（1380）就藩北平。朱元璋的长子也就是太子朱标已经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病逝，朱标的嫡长子先此夭折，按明制次子朱允继承储位，朱允虽然聪慧，却仁柔寡断，且前额平扁，相术称无帝王之相。朱元璋不太喜欢这个孙子，曾经一度想把储位给朱棣，但是嫡长子继承制是自周代以来汉族王朝一直遵循的传统，明朝也不例外。因此，如果废掉朱允、改立朱棣自然难以向天下交代。这样，朱元璋驾崩后，帝位就传给了朱允，这就是建文帝。建文帝登基伊始就采纳谋臣黄子澄、齐泰等人的建议，开始实行削藩，这一举措正好给本来就对帝位觊觎已久的朱棣以起兵的借口，朱棣遂于建文元年（1399）七月在北平发动“靖难之役”，在长达四年的叔侄之战后，朱棣于建文四年（1402）攻下南京，夺取了帝位。
朱棣在永乐元年（1403）正月，升北平为北京，北京之名即由此始。二月，改北平府为顺天府。永乐四年（1406），朱棣下诏建北京宫殿，并派大臣到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等地采木备料。而北京宫殿、郊庙的大规模营建开始于永乐十四年（1416），历时4年后，北京郊庙、宫殿落成。建成后的宫殿屋宇布局整齐、结构复杂、雕琢精致、金碧辉煌、巍峨壮丽。明永乐十九年（1421）正月，明朝正式迁都北京。
笔者几次去京城，都是在天寒地冻的12月，常常选择一个晴朗的下午，去感受这座中国最大的皇宫建筑群的雄伟、庄严和深不可测，感受它几百年来虽然经历了无数次战争与火灾的洗礼却依然屹立黄土之上的坚韧和顽强。在冬日温和的阳光里，从故宫博物院的南门步入，直至太阳西落时才从它的北门步出。青砖砌成的故宫中轴线两侧狭长的地带都租给了商贩，穿行在琳琅满目的小商品与嘈杂喧嚣的叫卖声中，心里希望自己能够合上于谦的脚印，寻找先贤的痕迹。但是，500多年的漫长岁月和霜风雪雨侵蚀了故宫的躯体，也足以湮没曾经在这里过往的人和发生的事。置身此地，唯有在心里遥想着曾经在这里挽救了大明王朝的于谦。
就在明朝迁都之年的春二月，24岁的于谦通过了会试，走进了这座深不可测的宫殿。从此，于谦将自己的命运和朱明王朝紧紧维系在一起，直到生命被这个朝廷摧残而消失在这个空间。
永乐十九年（1421）的春二月，于谦来到了向往已久的京城，走进了会试的考场。
北京贡院位于现在的崇文门内观星台西北，始建于明永乐十三年（1415）。由于当时正在修建紫禁城和北京的城墙，明朝腾不出足够的财力和物力，所以贡院的考棚即“号舍”仅用简单的木板、苇席等物搭建而成，因会试的时间是农历春二月，考生需每人一盆火取暖，所以贡院里着火的事件屡有发生，多次烧伤甚至烧死考生，烧毁考卷。最严重的是英宗天顺七年（1463）的一次“春闱”失火事件，因考生都被反锁在考棚内无法逃生，结果100多名考生被烧死。这些惨死的举人都埋葬在朝阳门外，号为“天下英才冢”。直到万历年间，因为大学士张居正的提议，贡院才得以改建为砖瓦结构的建筑。清代一直沿用至科举废止，其间经过不断扩建。贡院大门前有“天开文运”牌坊，二门正中高悬“龙门”匾，往北依次是明远楼、至公堂，为考官办公之处，还有登高望的哨所，以监督整个考场的秩序。自龙门到至公堂的甬道两侧都是考场，分布着一排排的号舍即考棚。到清代嘉庆年间，已有9200多间。
考生在验明身份、例行搜检后方能进场，每人一间号舍。明朝北京贡院的号舍同样狭窄，仅容纳一人，舍内有数块木板，可以活动，这些木板白天的功能是考试用的桌和凳，晚上拼装在一起就是卧榻。考生在号舍中进行全封闭性的考试，门被反锁，称为“锁院”。除考试外，饮食起居全在其中，直至考试结束才被放出。明朝的会试要进行3场，每场3天，从初九日到十七日，共9天。会试正值春寒料峭，为防止考生携带作弊材料，朝廷要求考生的衣着尽量单薄，因此，考生要承受9天的饥寒和寂寞之苦，故历来有“三场辛苦磨成鬼，两字功名误煞人”之叹。
和所有考生一样，于谦就在这样条件极其恶劣的全封闭的考场里度过了为时9天的会试。在又矮又窄的小木板房里，在主题、格式、字数乃至语气等都有严格限制的八股文中寻觅着挥洒才情的途径。从昏暗闭塞的号舍走出后，接下来的日子就是等待发榜。
一些人将今天的高考制度和古代的科举制度混为一谈，事实上，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高考以及更高一层的研究生考试选拔的是更优秀的学生，而古代的科举制度选拔的是官员。一般情况下，乡试或会试及第就可以直接步入官场了，而对于多数知识分子来说，科举是唯一的出路，科举及第于是就成为他们唯一的人生目标。所以，可以想见，每逢大比之年，全国各地的举人会聚京城贡院的壮观景象以及考生们等待发榜的焦虑心态。然而，与全国考生数量和读书人的心理期待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录取名额的有限，如于谦参加的这届辛丑科会试取进士201名。从科举制度的实行到废止，有无数的读书人虽然穷尽一生于科考，但都以名落孙山的悲剧结局告终。
发榜的日子到了，于谦没有辜负远在杭州的亲朋好友的期待，没有辜负十多年的寂寞寒窗——他会试中式了！
明代“（会试）中试者，天子亲策于廷，曰廷试，亦曰殿试。分一、二、三甲以为名第之次。一中止3人，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明史》卷七《选举志二》。农历三月初一，于谦参加了殿试，名列三甲第九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这一届的状元、榜眼、探花分别是曾鹤龄、刘矩、裴纶。
难以想象这个年仅24岁的青年人金榜题名时的狂喜雀跃和旁人的歆羡。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27岁考上进士，是那届进士中最年轻的，诗人喜不自禁，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慈恩塔，又称大雁塔，在西安市南4公里处慈恩寺内，建于唐永徽三年（652）。唐代科举取士，进士科录取名额很少，考中进士者先在曲江池举行宴会，称为曲江会，然后到慈恩寺在大雁塔下题名。新科进士先在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籍贯，并推选一人写一篇记事文，附在后面，然后刻在大雁塔的石碑上。唐代的刘沧有《及第后宴曲江》诗：“及第新春选胜游，杏园初宴曲江头。紫毫粉壁题仙籍，柳色箫声拂御楼。霁景露光明远岸，晚空山翠坠芳洲。归时不省花间醉，绮陌香车似水流。”孟郊考上进士后竟然“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由于于谦作品散佚严重，我们已经无法看到于谦进士题名前后的作品，无法真正体味于谦当时的心情，但是，那种成就感和对未来的美好构想是可以想见的。
会试尘埃落定后，名落孙山者收拾行囊失意而归，金榜题名者尽享朝廷给予的荣光——全体进士都得到皇帝的召见，即为“大传胪”；大传胪之后，由礼部赐予“琼林宴”；到孔庙行祭奠礼，而后由礼部将本科进士的名字镌刻于碑，立于国子监，这就是“进士题名碑”。虽然经过几百年的风雨沧桑，除了极少数在“文化大革命”中遭破坏以致残损，明代的“进士题名碑”基本上得以完好地保存。笔者在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国子监街孔庙内的首都博物馆内的77块明代进士碑中，找到了永乐十九年（1421）的那一块，上面赫然镌刻着于谦的名字——触摸着深深嵌入石头的“于谦”两字，仿佛感受到了于谦进士题名时的兴奋。
更为幸运的是于谦得到了本届会试主考官大学士杨士奇、侍读周述的赏识，尤其是杨氏的器重对于谦的人生道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