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倡导者
可怜我一生孤冷！
你看那镜里的名花，又成了泡影！
--郁达夫第五章郁达夫：孤寂者的漂泊郁达夫写过一篇动人的小说《一个人在途上》，叙述了他几天的生活。其实，这小说的题目正好用来形容他那短短四十九年的一生。郁达夫既是著名的文人，又是创造社的创办人之一，他可以算是五四文学的代表人物。他那些自传式小说，更是新文学运动收成中最早的一些果实，在当代读者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郁达夫大多数的小说都只描述了自己，因此他进一步确立了那个首先由苏曼殊所始创的传统：作家的作品应能反映他的性情，表达他的行为和生活作风。毫无疑问，郁达夫确是这一方面的倡导者。
虽然享有盛誉，郁达夫却把自己看成是人生旅途上的孤寂者。这个看法只会导致悲剧收场，而结果也确是如此。他认为自己在一生中的每一个阶段都受苦，所以也就不断地去描写这些苦难。在他的前半生里，他经常过着动荡的生活--或用他惯用的字眼，就是漂泊--由一所学校转到了另一所学校，由一种工作换至另一种工作，由嗜书到嗜酒，朋友变成了敌人，由一个城市移居另一城市，由一日到另一日，一年到另一年。大约四十岁左右，当他终于决定安定下来时，他的痛苦全没有了，同时他的创作冲动和作品的影响力也没有了。在他生命旅途的末段，他身在日本占领下的苏门答腊，更被迫完全放弃了文学生命和自己的身份。
然而，郁达夫的一生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在五四文学运动的舞台上，他经历了纵的历史继承和横的地理图域。
第五章郁达夫：孤寂者的漂泊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从郁达夫自传写成的传记：童年时代(1896-1913)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从1934年12月到1935年4月，连载了郁达夫自传的片段。尽管这些片段并不完整，但其中却包含了很多关于郁达夫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宝贵资料。
根据这些资料，郁达夫生于"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三的夜半"。郁达夫：《悲剧的出生》，《人间世》17期(1934年12月5日)，第11页。跟鲁迅一样，郁达夫在浙江富阳的老家在他出生时已经破落。郁达夫婴孩时期，因为营养不足而长年生病，"家中上下，竟被一条小生命而累得精疲力尽；到了我出生后第三年的春夏之交，父亲也因此以病死。"同上。他守寡的母亲每天都外出工作，两位兄长又在远处读书，而他祖母则日夜"在动着那张没有牙齿的扁嘴念佛念经"同上，第13页。。"在我这孤独的童年里，日日和我在一处，有时候也讲些故事给我听，有时候也因我脾气的古怪而和我闹，可是结果终究是非常疼爱我的，却是一位忠心的使婢翠花。"同上。这有着一个可爱名字的翠花，比郁达夫大十岁。
郁达夫在回想童年生活时，总要提起那时候家境穷困。似乎郁达夫觉得他的孤寂、敏感和多愁善感，是直接因他那受尽贫穷所折磨的童年生活环境而产生的。贫穷带来了疾病，疾病终于引致父亲的死亡。他守寡的母亲必须承担父亲的工作，但她却常常受到亲戚的欺凌，田地被他们盗卖，租谷也给偷走，结果只剩得年幼的郁达夫独个儿面对外面的世界。正如他自己在中年时候忆述的一样，孩童时代的郁达夫，因为惯于孤寂，更受到贫穷的压迫，已经变得羞怯、胆小和孤僻了。
郁达夫七岁进入私塾读书。六年后，他转往富阳一所新式小学堂。在全校学生中，郁达夫是"身体年龄，都属于最小的一个。"郁达夫：《私塾与学堂》，《人间世》19期(1935年1月5日)，第29页。念完一年级后，年底的学业成绩平均在80分以上，可以跳过二年级，立刻升上三年级，这在当时的学校和家庭都引起了一场小风波。同上。在描述那里的学校生活时，除了一小段有关他的同学学习英文文法之狂热外，他并没有多说他学了什么东西。1909年他毕业了，当时他13岁，刚好进入青年时期。
跟着，郁达夫由富阳乘船到杭州。这是他第一次的离家远行。刚到达杭州后，他便很轻易地考进了杭州中等学堂。但他很快便把钱花光在上酒楼和游览上，只好转往嘉兴一所收费较便宜的学校。他在那里过了半年，很是孤寂，而且满怀乡愁，只有借看书和写诗来消愁解闷。当时，他受三本书的影响很大：一本是吴伟业(别字梅村，1606-1672)的诗集；另一本是由一位不知名作家所编写的有关义和团的书；还有一本是《普天忠愤集》，郁达夫：《水样的春愁》，《人间世》20期(1935年1月20日)，第32页。收集了很多甲午战争期间的奏章议论，诗词赋颂等。他看完这些书后的感想，显露出他的英雄抱负："我恨我出世得太迟了，前既不能见吴梅村那样的诗人，和他去做个朋友；后又不曾躬奉着甲午庚子的两次大难，去冲锋陷阵地尝一尝打仗的滋味。"同上。
根据另一些资料，郁达夫在小学时已读过《四史》和唐诗；小学毕业那年的夏天，又读了《红楼梦》和《六才子书》。进了中学后，他首先接触到的是两部当时很流行的文言小说：《西湖佳话》和《花月痕》。郁达夫：《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过去集》(上海，1931)，第5-6页。由此可见，郁达夫对文学的感性，大部分是从中国古典文学中培育出来的。除《红楼梦》外，这几部书都算不上一流的文学作品。然而，它们却能令郁达夫轻易学会怎样去描写那些本质上传统但表面是颓废和衰落的背景中的传统人物。
在嘉兴旅居了大约半年后，郁达夫回到杭州的第一中等学堂，其时约为1909年底到1910年初。面对着那些从城市富家而来的纨袴子弟，还有他所憎恶的同性恋行为(郭沫若在中学时期也曾沉迷于此)，郁达夫再次以书本和诗歌来逃避这一切。郁达夫：《孤独者》，《人间世》23期(1935年3月5日)，第33页。他开始读元清的杂剧传奇，而且也写了一些诗词，投寄报馆。
当他的诗词作品越来越多地在报刊上发表时，郁达夫深信自己的中文程度已超越了同学，再不需要和他们一起以普通的步伐学习。但由于科学在当时不受重视，他决定专心研习英文。他转入了一所由美国长老会分会开办的教会学校，同上，第34-35页。但不久又对那些祈祷仪式感到厌恶，卷入了学生运动中。那些学生运动的方式大抵都是一样的：首先，因为一些琐碎的争执，全体学生宣布罢课，跟着其中几个"背叛者"变节，转投校方，跟着是学校复课和几个"强硬者"被开除。这次学生运动的导火线是一个厨子殴打了一名不信教的学生。郁达夫则是其中的一个"强硬者"。结果，在入学后两个月他就被开除了。但当时教会学校间的竞争很大，郁达夫便被一所浸信会的学堂像义士般地迎了进去。郁达夫：《大风圈外》，《人间世》26期(1935年4月20日)，第25页。
但不久他又对于教会学校的教育意义感到失望。1911年初，他索性退学，在家中自修。他当时只有十五岁，却拟定了一个紧凑的学习时间表来律戒自己：早餐前读一小时英文，早餐后到正午读中国古典书籍，(主要是两部唐宋诗集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下午读科学著述，温习完后便到野外散步。郁达夫：《大风圈外》，《人间世》26期(1935年4月20日)，第27页。
可是，郁达夫的自传并没有提及他在这些年间(1911至1912年)在日记上写的诗，其中一首是有着《西湖佳话》风格的叙述诗；郁达夫：《创作回顾》，第6页。他甚至写过一些小说，幻想自己是多情的英雄，爱上邻居两位有贵族血统的富家女儿。凭借丰富的想像力，他将故乡周围的环境写成了优美的田园诗篇。有些时候，他也会因一时冲动而将这些小说翻译成简单的英文。
为了关心那炽热的时事，他订阅了一份上海的报刊。当他看到广州起义、四川保路工潮和最后在武昌爆发的革命时，他只能将他的热烈的兴奋的感情宣泄在纸上。他很不耐烦地等待着革命来临他的乡城。"终于有一天隐寒的下午，从杭州有几只张着白旗的船到了，江边上岸来了几十个穿灰色制服、荷枪实弹的兵士。县城里的知县，已于先一日逃走了……商会的巨头，绅士中的几个有声望的……联合起来出了一张告示，开了一次欢迎那几位穿灰色制服的兵士的会。"郁达夫：《大风圈外》，第28页。这样，革命就来了富阳，但年轻的郁达夫却不能参加："在书斋里只想去冲锋陷阵，参加战斗，为众舍身，为国效力的我这一个革命志士，际遇着了这样的机会，却也终于没有一点作为，只呆在大风圈外，捏紧了空拳头，滴了几滴悲壮的旁观者哑泪而已。"同上。
这些自传所描述的主题似乎是有关一个"奇零人"，郁达夫很喜欢屠格涅夫，尤其是他的《奇零人日记》(TheDiaryofASuperfluousMan)，他的悲剧是来自不为世用，并且不受人重视。郁达夫认为他是被人生所遗弃了：首先是被父亲所遗弃，因为他很早便去世了；跟着是被母亲所遗弃，因为她时常不在家；再后是跟同学们合不来，因为他深恶他们的浮华行为；最后，他更被历史所遗弃，这完全确立了他那"奇零人"的地位。当他感觉受到一切外物所排斥时，他便转而凝视自己的内心去，以小说来解剖自己。
郁达夫的自传也是一份感情的记录。他丰富的热情和他感情用事的性格，一部分是他那敏感天性的自然发展，另外也是受到他学生时代所读过的古典浪漫小说所影响。那时代，感情力量的觉醒似乎是成熟时期的普遍现象，但郁达夫跟一些当代的人却有点不同的地方：他中学时期并没有读过林纾所翻译的外国小说。他在创作生活的回顾中，清楚表示了这一点，郁达夫：《创作回顾》，第5页。并说林纾的翻译和"礼拜六派"的作品一样，同是劣等和下品的。当时代在变化，而中国在急剧颠簸地推行洋务维新时，郁达夫的思想始终是保守的。直到他身居日本时，他才开始显出一些"洋化"的外表和接受了西方文学的影响。
留学日本的生活和性苦闷(1914-1922)辛亥革命后两年，在1913年9月，郁达夫随同长兄往日本。他的长兄由民国政府派往日本，考察当地的法政，伊藤虎丸：《年谱》，见伊藤虎丸、稻叶昭二、铃木正夫编：《郁达夫资料》(东京，1969)，第63页。关于郁达夫的这份编年谱和资料，初稿原载于《中国文学研究》1期(1961年4月)，第93-121页。一直逗留到1914年的夏天，等郁达夫考进了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预备班才回国。1914年的秋天，郁达夫18岁，又猛然发觉自己只身栖留异地。
跟五十和六十年代的美国一样，日本在本世纪的头10年是中国学生的乐土。清廷在最后挣扎求存的"维新运动"中，每年选派数以百计的学生往日本，民国政府初期的情况也一样。除了这些公费生外，还有更多的私费中国学生。他们大部分都是富家子弟，为了逃避国内的政治风暴而跑来日本的。日本政府为这些学生尽了一切的安排：日语速成班，政府生预备班(如郁达夫所上的这一种)，甚至在一些学校为富家子弟开设较容易的特别课程。不少中国青年就是这时候在日本全面地接触到外国思想、习俗，还有日本女人。那些招徕中国顾客的宾馆，通常是由穷苦家庭开设的，而年老的房东太太又多有个女儿。那里还有很多的妓院、酒楼、茶馆，为那些稍为迟熟的年轻人提供了无穷无尽的肉欲诱惑。中日两国政府为这班年轻的中国知识精英制造了一个奇妙的世界。他们一方面仍然为自己的新经验所眩惑，另一方面又开始为自己的未来仔细盘算。
日本有五所高等学校是设有中国政府的奖学金的；只要那些中国学生被这些学校录取，这些奖学金便会提供全部费用，其中的一所就是郁达夫所考进、而且还在那里认识了郭沫若的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郭沫若：《论郁达夫》，见他的《历史人物》(上海，1947)，第174页。学校课程分成三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医科。郁达夫最初是选修第一组的，但也许是由于兄长的劝告吧，他很快便转入第三组。伊藤虎丸：《年谱》，第64页。完成了第一年的预备课程后，他在1915年转往名古屋第六高等学校，最初主修自然科学，但一年后又转修人文学科。在完成了三年的中学教育后，郁达夫考进了东京帝国大学的经济系，1922年毕业。
郁达夫在这重要时刻的生活，我们知道得不多。根据他自己的叙述，我们知道他与鲁迅及其他人一样，最初是被西方的科学所吸引了："我开始明白了近代科学--不问是形而上或是形而下--的伟大和湛深。"郁达夫：《雪夜》，《宇宙风》卷1文集(1936年5月)，第520页。但他的兴趣很快便转向西方文学去。他在名古屋读中学时，看了超过1000部俄国、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的小说，郁达夫：《创作回顾》，第7页。相信全部都是日文译本。就像1919年一样，他写了一些旧体诗，投寄报馆；他也尝试写过一篇小说，内容是关于中国学生和日本女子的爱情故事。伊藤虎丸：《年谱》，第64页。事实上，他念大学时的兴趣越来越转向文艺创作，其成果是一部由三篇小说合成的集子《沉沦》，在中国的新文坛带来了一场风波。
由此可见，郁达夫的后青春期是在日本的学校和西方的书本中度过的。根据埃里克逊(ErikH。Erikson)心理学，自我认定和自我混淆的问题在这时候支配了整个性格的发展，这是一个停滞期，青年人为了要认定自己生命的作用，往往会凭借过去的经验来摸索未来。埃里克逊：《童年与社会》(纽约，1963)，第7章。郁达夫之在三年内转修主科三次，显示出他自我混淆的程度是多严重。虽然他终于念完了经济科，回国后也曾教过经济学，但最后他主要的工作还是在文学方面。在选择职业时那么混乱和经常转变(在中国这本来是很平常的)，更显示了他在这个过渡期的不安，亦在郁达夫敏感的心灵上构成了困惑。
郁达夫以"忧郁症"一词来形容他在日本时的心境："与夫所感所思，所经所历的一切，剔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郁达夫：《忏余独白》，《忏余集》(上海，1933)，第5页。他指出这种"忧郁症"乃是来自他恼乱的心灵的，而这恼乱是和"男女两性间的种种牵引"及"中国在国际地位衰落所产生的耻辱"有关。郁达夫：《雪夜》，第520-521页。
由青年而长为成人的发展，"性"是精神和肉体自然发育的一部分。但在郁达夫的情形，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性事方面的醒觉是在外国与外国女子发生的。那里的杂志上半裸女优的照片，报纸上有关艳闻的大胆描写，自然主义派作家的坦白暴露，以及在公共汽车和电车上所遇到无数的女学生同上，第521页。--对于一个敏感的青年人来说，这些诱惑实在是太大了。
根据郁达夫自己的叙述，他第一次性经验是发生在1915年至1916年冬天的一个下午，他刚完成了在第六高等学校的第一个学期，学校的考试完了，天下着雪，他跳上了一部去东京的火车，喝了数小瓶米酒，在一个小车站下车："受了龟儿鸨母的一阵欢迎，选定了一个肥而高壮的花魁卖妇……于狂歌大饮之余，我竟然把我的童贞破了。"翌日早晨醒来时，他极之懊悔："太不值得了，太不值得了！我的理想，我的远志，我的对国家的抱负的热情，现在还有些什么，还有些什么呢？"郁达夫：《雪夜》，第522页。
我们应该怎样去解释郁达夫对性事方面时常抱有的这种过分自咎的心理？夏志清指出："我们可以从那支配了他教育的儒家伦理学说去理解郁达夫的自咎和懊悔心理。即使他只是偶然地去追求爱情时，郁达夫和他小说中的他我，也时常敏感地觉得自己未尽儿子、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09页。
这个解释也可用来说明郁达夫回到中国后对性事的态度。但另一方面，我们却可以说：即使是在儒学的范畴里，士人去妓院消遣，也是很平常的。而且，不论是否在追求爱情，郁达夫也时常会觉察到自己未尽儿子、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因此，他自咎感的根源，一定是和他在日本住过的经历有关。
上面提过，郁达夫在日本留学时期的心理发展是属于埃里克逊学说中的自我混淆阶段。当他在科学和人文学科二者中转来转去，以寻求一份可以作为他的专业时，他也将自己看成是身处于一个不同、而且歧视他的社会里的中国人。"国民中的最大多数--大和民族，则老实不客气，在态度上、言语上、举动上，处处都直叫出来在说：'你们这些劣等民族，这国贼种，到我们这管理你们的大日本帝国来做什么！'"郁达夫：《雪夜》，第520页。
这实在是严重的创伤：当他感到肉体上的性欲需求时，他尝试找寻自我的形式，竟是与异族的异性发生肉体的接触。对一个鄙视他的国家的美丽少女无法抗拒--尤其是在妓院中完全屈服于她们的诱惑时--这种感觉一定是郁达夫所敏感到而又无法解决的心理困扰。因此，正如他的小说所描述的一样：性、种族主义、爱国主义在他心底里全都缠结在一起。
当这年轻的郁达夫在肥大的日本妓女怀中醒过来时，他的感觉就正如《沉沦》中的主角在故事结尾时那顾影自怜、自言自语的感受一样。他们借醉酒和腐败行为来麻痹自己，但却因为受到另一种打击而清醒起来：他痛苦地觉察到自己是身处异地，孤独凄凉的中国人。所以，郁达夫在日本时期的爱国主义，纯是属于个人的和心理上的，而非如一些共产主义学者所说的是政治性和思想性的。曾华鹏、范伯群：《郁达夫论》，《人民文学》91期(1957年5-6月)，第185页。他对自己的国家感到悔咎，因为他对客居的国家产生了极大的矛盾心理。他被大和民族所"侮辱"，因而感到"绝望、悲悔、隐痛"，尤其是当他听到那耻辱的字眼"支那"从"妙年少女的口里被说出来"郁达夫：《雪夜》，第520页。的时候，但是，就正如酒徒一样，他深深地爱上了外国的醇酒，而且在他的日本友人眼中，他已能真正地感受到日本的生活方式。伊藤虎丸：《沉沦论》，《中国文学研究》1期(1961)，第52页。1922年他毕业考试合格而终于要离开日本时，这种矛盾的心境达到了最高峰。"十年久住的这海东的岛国，把我那同玫瑰露似的青春消磨了的这异乡的天地，我虽受了她的凌辱不少，我虽不愿第二次使她来吻我的脚底，但是因为这厌恶的情太深了，到了将离的时候，我倒反而生起了一种不忍共她诀别的心来。"郁达夫：《中途》，《过去集》，第92页。
郁达夫故意延期离开，以便重游旧地，"再次去揩拭我的迭次失败了的浪漫史(Romance)的血迹。"1922年7月20日，当轮船由神户来到门司停泊时，他登岸去买了一份纪念品--并站在一间妓院的门前，"饱看了一回烂熟的肉体。"郁达夫：《中途》，《过去集》，第98页。他跟日本最后道别时说："日本呀日本，我去了。我死了也不再回到你这里来(他后来并没有遵守这诺言)，但是，我受了故国的压迫，不得不自杀的时候，最后浮上我的脑子来的，怕就是你这岛国哩！AveJapan！我的前途正黑暗得很呢！"同上，第105页。
在中国的漂泊(1922-1925)正当郁达夫重返故国，踏足上海，预备投身于新近创办的《创造季刊》之际，文学研究会的势力正如日中天，创造社受到苛刻的批评，尤其是郁达夫，更被称为"肉欲描写者"。伊藤虎丸：《年谱》，第67页。此外，那时候支持《创造季刊》和郭沫若的泰东书局老板，又是以一种赐恩的慈善家态度对待他们，而杂志的销路也很令人沮丧：创刊号在两三个月内，才仅仅销去1500部。午夜里，两个悲愤的青年在上海的街道游荡："沫若"，达夫叫道，"我们去喝酒去！"郭沫若：《创造十年》，第134页。
把手同行，他们从一间酒吧去到另一间酒吧，总共喝了超过30瓶酒。最后，烂醉如泥，两个孤寂的黑影在外国租界的街道上踉跄回家。坐有外国人的汽车在身旁飞驰而过。跟着，他们开始诅咒外国人和外国资本主义。突然，郁达夫从人行道跑到马路中心，举手指向一部迎面而来的汽车，大声叫道："我要用手枪对付！"同上，第134-135页。
在上海一个月的游荡和酗酒，很快便令他不名一文。他只好接受郭沫若为他找到的工作：在安徽安庆一所法政学堂教授英文。在往安庆之前，他决定回到富阳的故居一行。为了路上的盘川，他押卖了结婚戒指。郁达夫：《茑萝行》，见《茑萝集》(上海，1923)，第13页。早在1920年他从日本回乡度暑假时已经结了婚，和新娘子相叙了几天，他又回到日本去。两年后，这个倦游的浪子回到家里来了。
在日本受了八年流离屈辱之苦的郁达夫，回家后发觉自己又跟母亲产生不和。母亲的古老思想激怒了他。很明显，做母亲的当然希望自己的儿子衣锦荣归。但是，她儿子回来时只带着两只皮箧。他母亲守寡多年，现在年纪大了，变得愤世嫉俗；而妻子却被卷入那常有的婆媳纠纷，一方面丈夫忽略了她，另一方面婆婆又因她丈夫而讨厌她。那一向温顺和服从的她，对于婆婆的责骂，也只能强忍和暗自流泪。
也许是因为他读了许多古典小说和诗歌，产生了一种敏感的缘故吧，郁达夫对于旧社会中的受害者有着极深厚的同情。基于这份同情心，郁达夫比他同期那一群叛逆者对于旧社会能有更深入的了解。他们认为旧家庭制度全是罪恶的，因此，为了要大胆反抗，他们便和传统的一切完全切断关系。但是，郁达夫却因为他的妻子而跟旧社会纠缠在一起，她的绝望和温顺令他涌出了一股热情。他带了她一起到安庆，在那里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几天团聚种下的"烦恼的种子"同上，第17页。。在她怀孕的月份里，脾气暴躁的郁达夫总将在学校受到一切积聚的失望和愤怒之情，一一向她发泄。多次的吵闹，两夫妻洒尽不少的眼泪。最后，她甚至企图自杀。1922年的冬天，郁达夫的心情最为低落。他想过去苏联当劳工，也曾在长江边上徘徊，想过自杀。同上，第192-193页。
虽然在家里是那么的失意，但郁达夫的事业却蒸蒸日上。这时候，创造社的势力达到了顶点，同时还出版了两份新刊物：《创造周报》和《创造日》。1923年，他由安庆移家上海。同年9月，他接受了北京大学的邀请，接替一位统计学教授之职。10月北上的途中，他写了4封信。在最后的一封信中，他考虑着自己的前途："究竟还是上北京作流氓去呢？还是到故乡家里去做隐士？"郁达夫：《海上通讯》，《过去集》，第207页。他应该随波逐流，在那罪恶和黑暗的社会中追求金钱名誉，还是和这个社会完全断绝，洁身自爱？他在1923年底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和答案，预言了他未来的生活："名义上，自然是隐士好听。实际上，终究是漂流有趣。"同上，第207-208页。结果，他漂流往北京去了。
可是，郁达夫在北京的生活并不愉快。在一封1924年3月7日寄给郭沫若的信中，他说到自己在北京并不快乐和满足。他说他和郭沫若"与艺术离异过"，不过是因为"恢复了原来的孤独"郁达夫：《北国的微音》，《过去集》，第266页。才回到它那边去。他渴望能够不用再教书，回到上海，好等可以回浙江去"实行我的乡居的宿愿。"同上，第227页。这个游子已经疲倦了，渴望过隐士的生活。
虽然他希望能在6月间回到上海，但很明显这愿望不可能实现。1925年，他受聘往武昌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任教。在武昌，正如在安庆一样，他又被卷入了学校政治中。半年后他离职，又再次陷入极度苦闷中。"我从事写作以来，我从没有尝试过如今年那么恶劣的心境。今年我感觉到很多的幻灭，起了很多的疑团，我恐怕我的创作能力会永远消失。"郁达夫：《创造回顾》，第9页。"今年我没有看书，没有写作……随意的饮酒和游荡，结果今年冬天害了一场大病。"郁达夫：《鸡肋集》序言(上海，1928)，第4页。他从武昌回到上海，从上海回到富阳，自己却变成一个疲乏不堪、渴望得到大自然的宁静来养病的浪子。在享受着这暂时的隐士生活时，一班年轻的创造社员渐渐地控制了创造社。他们开始刊行一份新杂志《洪水》，还在1926年4月1日，创立了新的创造社出版部。虽然郁达夫是在三年后才正式脱离创造社的，但这时候，他已经只不过是社中的一名过气的老将罢了。
从日记写成的传记：酒和创造社(1926-1927)1926年3月18日，郭沫若、郁达夫和王独清一起登船，由上海到广州--那时候的革命摇篮--会合了成仿吾，在广州大学讲学。这班老社员的南行，标示了创造社第一个阶段的结束和第二个阶段的开始。虽然郁达夫曾一度当过《洪水》和新办的《创造月刊》的正式编辑，但他的心志已非全属于创造社，而是为一些较私人性的事情所占有了。
在广州时，郁达夫间断地写了一连串的日记，在1933年编成《日记九种》出版了9段日记，所记的是由1926年11月至1927年7月间的一段日子；稍后再出版的另外9种日记，则零星地记录了郁达夫在1932年10月、11月和1934年至1936年间的生活。
日记开始于1926年11月3日。那时候，郁达夫的心情极差。那年的6月初，他儿子死了。郁达夫：《日记九种》(上海，1933)，第1页。日记一开始便写着："啊啊，儿子死了，女人病了，薪金被人家抢了，最后连我顶爱的这几箱书都不能保存，我真不晓得这世上真的有没有天理的，我真不知道做人的余味，我想哭，我想诅咒，我想杀人。"同上，第2页。他的薪俸被"那些政客"扣起了，他几箱深爱的书，原本是交由大学保管的，但却散失了不少。"我这一回真悔来此，真悔来这一个百越文身的蛮地。"同上。这个混乱和躁动的革命策源地，仅能勉强维系着国民党和共产党不稳定的联盟，但对于个性敏感的郁达夫，这实在是太难接受了。郭沫若在到达广州后4个月的7月便参加了北伐，而郁达夫却只是沉迷于饮酒。在广州的两部日记记录了他怎样的酗酒，然后决定戒酒，而最后又无可避免地再沉迷于酗酒中。正如塞缪尔·约翰逊(SamuelJohnson)那至死不变的惰性一样，郁达夫晚年在苏门答腊时，仍保持了这酗酒的习惯。且看几个例子："十一月八日：洗了一回澡，明天起，要紧张些才好，近两三年来实在太颓丧了，可怜，可惜。(第6页)十一月十一日：喝了一杯酒，……今天是倦了，倦极了。打算从明天起，再发愤用功。(第7页)十一月十五日：老了，太老了，我的心里，竟比中国的六十余岁的老人，还要干枯寂寞。(第10页)十一月二十日：洗了一身澡，换了一身衣服，打算从今天起，再振作一番，过去的一个礼拜，实在太颓废，太不成话了。(第13页)十一月二十四日：晚上在大钟楼聚餐，因为多喝了几杯酒，觉得很头痛。(第17页)十二月三日：晚上又有许多年青的学生及慕我者，设饯筵席于市上……我一人喝酒独多，醉了。(第26-27页)十二月七日：午后三十后，到会场去。男女的集拢来为我做三十生辰的，共有二十多人，总算是一时的盛会，酒又喝醉了。(第31页)十二月十四日：晚上请独清及另外的两位少年吃夜饭，醉到八分。此番上上海后，当戒去烟酒，努力奋斗一番，事之成败，当看我今后立志之坚不坚。我不屑与俗人争。我尤不屑与今之所谓政治家争。百年之后，容有知我者。今后当努力创作耳。"(第35页)这些日记那种直率和毫不修饰地文字，确能表现出他酗酒的习性。尽管郁达夫当时也许有出版这些日记的意思，但直率的写法显示出他从没有把这些日记加以修订。郁达夫本人把日记看成文学的其中一个类别，十分重视。见他在《奇零集》(上海，1930)中的文章：《日记文学》，第113-123页；以及另一篇文章：《再谈日记》，见《郁达夫日记》(香港，1961)，第9-14页。
郁达夫的日记明显地反映出他生活方式和性格中的主要特征：情绪不稳定，过分沉迷于一些习性，可最重要的是他对生命极为敏感，他认为自己是生存于一个与理想脱节的时代。这样的性格和人生观，其实最不适宜于处理创造社的行政事务，但这却正是其他老社员要求他做的事。他被派往上海去清理由那些争权夺利的"小伙计"在创造社出版部搅出来的一团糟。
1926年12月15日，郁达夫从广州出发，12月27日到达上海。1927年1月1日，他在日记上写着："今天是一九二七年的元日，我很想从今日起，努力于新的创造，再来一次创世纪里的耶和华的工作。"郁达夫：《日记九种》，第18页。骤眼看来，我们一定会以为他是在指重组创造社的事。跟着他又写道："几日来因为放纵太过，头脑老是昏迷。"同上，第19页。当我们继续读下去时，我们发现他除了时常喝酒外，也经常跟那些"小伙计"谈话和检查帐目。这只会令他"心里更是忧郁，更觉得中国人的根性的卑劣。"同上，第53页。
他自称终于能"扫除社中的社，并将创造社一切资产交托给成仿吾的一位亲戚。"郁达夫：《对社会的态度》，《北新半月刊》2卷第19期，第43页。但从日记看来，他在处理创造社的事务时是那么的感情用事，我们不能确定他能否独立处理一切。事实上，自从他在《洪水》发表了两篇引起争论的文章后，创造社的老社员之间便出现了不和的现象。《广州事情》，《洪水》3卷第25期(1927年1月)；《在方向转换的途中》，《洪水》3卷第29期(1927年4月)。那两篇文章都是批评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的，而其中的第一篇也同时激怒了郭沫若和成仿吾。当时郭沫若是国民党北伐军的政治委员，成仿吾则在《洪水》上发表评论，他们二人都写了一些言辞激烈的信去责备郁达夫，说他不应在北伐军推往孙传芳控制的江苏地区时写出这样的文章。郁达夫在日记上写着："接到了郭沫若的一封信……责备我倾向太坏的，我怕他要为右派所笼络了。将来我们两人，或要分道而驰的。"郁达夫：《日记九种》，第93页。"接仿吾来信，说沫若有信去给他，骂我做的《洪水》二十五期上的那篇《广州事情》。沫若为地位关系，所以不得不附和蒋介石……我看了此信，并仿吾一篇短评……心里很不快活。我觉得这时候，是应该代表民众说话的时候，不是附和军阀官僚或新军阀新官僚争权夺势的时候。"同上，第122页。
郁达夫这些"不合时宜"的文章及思想，戏剧性地说明了他那时期的思想及政治态度混乱。虽然后来的共产主义学者更进一步以这件事来证明郁达夫对左翼的真诚，曾华鹏、范伯群：《郁达夫论》，第196页。但在1927年，郁达夫所做到的其实只是激怒成仿吾，窘倒郭沫若。三人回到广州时，刚好碰上了蒋介石在广州突然发动的政变(3月20日)。郁达夫的第二篇文章《在方向转换的途中》，则是写在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屠杀共产党员的前四日。他在4月12日的日记上写着："东天未明，就听到枪声四起，……午后出去访友人，谈及此番的高压政策，大家都只敢怒而不敢名。"郁达夫：《日记九种》，第162页。十日后，他又写着："回来时买了一份外国报纸来读。蒋介石与左派分裂，在南京建立起他个人的政府……可恨的右派，他们令国民革命半途而废。从此我要奋斗，为国家而奋斗，我再不会自甘堕落的了。"郁达夫：《日记九种》，第171页。
虽然这些个人的想法在当时并没有刊印出来，但郁达夫所发表的两篇文章中的激情，已足以触怒上海的国民党政府，当时便有谣传上海政府将会查封创造社。早在1月时，郁达夫已听到有关镇压的消息。当时，他和徐志摩很要好，因此他托了徐志摩把一封信交给丁文江，而丁文江在当时跟孙传芳在上海的总指挥部是较接近的。1月18日，徐志摩告诉郁达夫拘捕名单中有150人，同上，第59页。但这警告实在是来得太早了。
5月底，郁达夫在一份日本杂志《文艺战线》(BungeiSensen)上发表了一篇更直言的文章，惹来了更大的威胁，他去杭州隐蔽了一个月。7月时，军部的一位巡官来到创造社办事处，大抵是要拘捕一些社员。但当时郁达夫并不在那里，而那班年轻社员也全跑了。成仿吾不久便赶来上海，再严斥郁达夫引致创造社受到破坏及威胁。郁达夫：《对于社会的态度》，第44页。1927年8月15日，郁达夫在上海两份最主要的报章--《申报》和《民国日报》--刊登启事，跟创造社完全脱离关系。
郁达夫和王映霞：(1927至1935)郁达夫1927年后的日记--和他的生活--完全是被王映霞一个人所支配了。但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位认真研究郁达夫的学者好好地讨论过这位女士。可是郁达夫将他第一册全集题献给她，更希望自己的作品能与她的名字一起垂于后世。郁达夫：《寒灰集》(上海，1931)，第11页。
王映霞生于杭州。杭州的美女和美景是出名的。根据不同人士的描述，王映霞的确长得很美丽，是出名的美人。她还在女子中学读书时便已赢得"杭州小姐"的称号，后来在社交圈子里，更被誉为杭州四大美人之冠。刘心皇：《郁达夫与王映霞》(台北，1962)，第24-25页。她那清晰的双眸，稍大而性感的双唇，白皙的皮肤以及文雅的举止和谈吐，更深得友侪的称颂。同上，第22页。
1926年下半年，北伐军终于来到浙江，跟孙传芳的军队正式交战起来。为了逃避战乱，王映霞来到上海，随着孙百刚夫妇一起逃入租界避乱。孙百刚是她通家世好，居住于上海，本身也是个薄有名气的文人。他时常到内山书店看书。1927年1月初，孙百刚在内山书店碰上老朋友郁达夫。孙百刚：《郁达夫与王映霞》(香港，1962)，第16页。几日后(1月14日)，郁达夫渴望地写着："就上法租界尚贤里一位同乡孙君那里去。在那里遇见了杭州的王映霞女士，我的心又被她搅乱了。此事当竭力的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郁达夫：《日记九种》，第56页。数日后又写道："中午我请客，请他们痛饮了一场，我也醉了，醉了。啊啊，可爱的映霞，我在这里想她，不知她可能也在那里忆我？"孙百刚，第28页。
就是这样，一段名士美人的恋爱开始了。可是，这浪漫的诗篇却有着美中不足。虽然王映霞仍然相当漂亮，但也快30岁了；而31岁的郁达夫结了婚；况且，1927年的上海也绝不是理想的谈情说爱之地。此外，他们可不是双方都是一见钟情的：虽然我们没有任何资料可以知道王映霞最初的反应，但相信不一定很好。她知道郁达夫已经结了婚，就是孙百刚自己对于郁达夫那不稳定的情绪也感到诧异。经过了多次造访后，郁达夫终于将他对王映霞之感情在醉后以日本语告诉孙百刚，当孙百刚的太太转达给王映霞后，她对于郁达夫这份热情，只有简单的表示：
"我看他可怜。"同上。
我们应该从郁达夫的情绪方面去看他对王映霞的迷恋。从他的日记看来，我们知道他那时还没有摆脱他在广州时的消沉，他的生活方式仍是一样：酗酒、跟着是懊悔、下定决心而最后又不能痛改前非。他和王映霞的事情，在开始时只进一步加强这模式。她些微的关怀会令他欣喜若狂，但当她迟疑和拒绝时又会令他陷入痛苦，然后又无可避免地再次狂热。且看一些摘录：一月十六日：在酒席上，……王女士待我特别殷勤。……我若能得到王女士的爱，那么恐怕此后的创作力更要强些。啊，人生是值得的，还是可以得到一点意义的。(第58页)一月二十日：啊啊！我真快乐，我真希望这一回的恋爱能够成功。(第63页)二月九日：我马上写了一封回信，述说了一遍我的失望和悲哀，也和她长别了。(第89页)二月十一日：今晚上打算再出去大醉一场，就从此断绝了烟，断绝了酒，如蛇如蝎的妇人们。(第91页)二月十六日：今日喝酒过多，身体不爽。真正的戒酒，自今日始。(第97页)二月二十八日：啊，映霞！你真是我的Beatrice，我的丑恶耽溺的心思，完全被你净化了。(第111页)三月三日：映霞若能允我所请，照我的计划做去，我想我的生活，从明天起，又再起一个重大的变化。真正的LaVitaNuova，恐怕要自明天开始呢！我打算从明天起，于两个月内，把但丁的"新生"译出来，好做我和映霞结合纪念。(第117页)三月五日：她已誓说爱我，之死靡他。我也把我爱她的全意，向她表白了。(第119页)三月七日：今天是她应允我Kiss的第一日。(第120页)三月八日：从今天起，我要戒酒戒烟，努力于我的工作了。(第121页)三月三十一日：八时起床，又有不洁的思想。过去一个月来要努力和工作的决定又完全推翻了。今天我要……喝少许酒，再来一次加强我生命的弱点。由明天起，我要开始一新的生活。Ah，Tomorrow，theHopelessTomorrow！(啊，明天，绝望的明天)(第121页)他写着这些日记的时候，同时还牵涉在创造社的内部斗争中。他也有看书、写作和访友；他穿过铁网，听到枪声；但他整个生活越来越与王映霞缠绕在一起。所有其他的行事都属于外面的、是他生活的外围圈子，而王映霞则深入了他生活的中心。他那首先立下决心，然后又故态复萌的式样，虽然跟在广州时一样，但却包含了更多的内心斗争。他首次抓到实在的东西--她那"丰肥的体质和澄美的瞳神"郁达夫：《日记九种》，第109页。。他自己从"沉沦"时代便追求的爱情幻想现在成为事实了。五年前("沉沦"是写于1921年的)，他曾经说过："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从同情而来的爱情！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郁达夫：《沉沦及其他》(上海，1947)，第16-17页。
但王映霞对郁达夫的感情之进展和变化则较难知道。由于她从没有写过关于那时候的东西(除了她后来寄给香港一份杂志的编辑一些很长的攻击信外；这些信主要是说整个爱情故事只是一个老狐狸在诱骗无知少女)，我们只能作一些推测。也许她真的有些可怜他，但亦可能有些虚荣心存在着：由于一念怜悯，她和一个著名的作家来往。她自己一向有着美名，她的家族在杭州也很有声望，可见在当地的社交场合里，她一定是很活跃的了。此外，她祖父是个很有名气的旧诗人；家庭教育会令她对一些有才华的文人发生兴趣。郁达夫自己的旧体诗也写得不错郁达夫的旧体诗，见刘心皇编：《郁达夫诗词汇编》(台北，1970)。(他在婚后曾为她写了一组旧体诗)。总之，王映霞对郁达夫之所谓"爱"，很可能是包含着少许的虚荣心和征服欲在内的。
根据郁达夫的日记，我们知道王映霞是在3月5日诉说爱他，而在3月7日，她首次应允和他接吻，那是他们首次见面后的两个月，跟着便有了更多的肉体接触。3月14日，郁达夫往杭州拜访王家；第二天，他见到王映霞的祖父王二南。很明显，二人很是投契。郁达夫：《日记九种》，第164-165页。6月5日，郁达夫和王映霞举行订婚仪式，邀请了40多位宾客，郁达夫在他的日记上写道："和映霞的事情，今夜完了，以后就是如何处置荃君(他的第一位妻子)的问题了。"同上，第207页。孙百刚说郁达夫和王映霞在1927年的夏秋间同居了一段时期。1928年2月，孙百刚接到他们二人的"晚饭"请柬--于2月21日在东京一所饭店举行。孙百刚：《郁达夫与王映霞》，第33-34页。照道理，他们不会跑到东京去举行结婚仪式。惟一的解释就是郁达夫不能--也没有和他第一位妻子正式离婚，因此便不能再举行结婚仪式。但是，当时一般人都把他们看成一对结了婚的夫妇了。
婚后，他们回到上海，王映霞很快便有了身孕，后来还生下了一个男孩。在这段短时间里，郁达夫过着很正常的生活。王映霞对郁达夫的影响，就正如他自己在1927年8月1日在第2册全集的序中所写的一样：一九二六年底回到上海，无聊地过了半年，见到了军阀更多的恶毒阴谋，也尝到被朋友至亲出卖的痛苦。我本来会沉沦到底的了：或去做和尚，或投河自尽。但就在这时，我得到一些新的外力的帮助，拯救了我整个灵魂和肉体。对于这助力的感激，我将不用笔墨来记录，而是要以我日后生活的行动来表扬。……总之，我已在黑暗中摸索了半生，现在似乎已找到了一条通去光明之路了。郁达夫：《鸡肋集》，第5页。当然，王映霞并没有将郁达夫完全改变成一个住家男人，但她却成功地减轻了他那种孤寂忧郁和自甘堕落的性格，同时也加强了他个性和生活方式中较传统的一面。
1928至1930年间，可以看作郁达夫1926-1927年间"左"倾时期的余晖。此后，他渐渐地退出左派政治，返回较传统的社会。离开了创造社后，他在1928年和鲁迅担任《奔流》的编辑，而自己也创办了《大众文艺》。1929年，他跟鲁迅、蔡元培、宋庆龄等一起发动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0年，他应邀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曾华鹏、范伯群：《郁达夫论》，第196页。
1930年5月，郁达夫的姻祖父王二南先生去世，郁达夫为了纪念他，特地为他写了一篇传记文字。他回想道："不过相识以后……和先生时时对酒谈诗书，一顿饭，总要吃尽三四个钟头；有时夜半起来，挑灯，喝酒，翻书，谈古今，往往会痴坐到天亮。"郁达夫：《王二南先生传》，见《达夫散文集》(台北，重印，1965)，第184页。在末段他更说："我少年时期的那一种厌世偏向的渐渐减去，所受的也是先生的感化。"同上，第193页。
王二南先生和王映霞绝对没有能够令郁达夫变得乐观，他们只能给郁达夫的生活和个性灌输了君子的一种乐天知命。从1932年至1935年间的日记和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这种生活方式渐渐出现。1930年10月，郁达夫再迁往杭州，疗治肺病。由10月6日到13日，他住在一所离西湖不远的旅馆。跟着，他又迁往"西湖旅店"居住。在大自然的美景中，他读了尼采(Nietzsche)和屠格涅夫(《奇零人日记》)的作品，又翻译了卢梭(Rousseau)的《向导者》。《郁达夫日记》，第208、215页。但更多时候，他独个儿或和朋友出去游览，又作了一些旧体诗和给王映霞写信，叙述他的经历。当然，他还时常喝酒。
郁达夫写过不少游记。这些游记写得很仔细，抓住了风景的细处来描写。在这类作品中，较出名的就是收在他日记中的《西游日录》，叙述了一班由浙江省政府资助的品评家如林语堂、胡秋原和潘光旦等人的游览，他们常常赞叹大自然的风光。他另外的一部书，在1934年出版的《屐痕处处》，主要也是收录了些旅游的记录和日记，一位文学史家说：它"跟古代的山水游记很相似"夏志清：《现代中国小说史》，第110页。。另外的一部作品《闲书》，1936年出版，收入了1933年至1934年间写的文章，也显出了中年人平静的心绪以及在欣赏艺术和诗歌时得到的喜悦。举例说，当中有称颂北方秋天迷人景色的文章，也有歌颂南方的冬天的文章，另外还有些关于诗歌、福建风俗的文章，以及一组写来"悦霞"的诗。
郁达夫和王映霞的婚后生活，显示出他生活的"隐士"部分占了优势，有异于他前些时所过的那种漂泊的"浪子"生活。他甚至为自己找了一块葬地。郁达夫：《记风雨茅庐》，见《闲书》(上海，1936)，第60页。1933年春后，郁氏夫妇决定在杭州定居。得到当地友人的帮助，而主要是由王映霞策划，他们开始在城东建造住宅。郁达夫：《移家琐记》，见《断残集》(上海，1933)，第204页。郁达夫原意是要建造一所简陋的茅庐，以作道家隐士式的居所，但在1935年新居落成后，却是两座新式的建筑物，郁达夫把前面一座朝南的高楼叫"风雨茅庐"，而另一幢叫"夕阳楼"--名字听来很古雅，与实物不配合，但却能象征式地满足了郁达夫这时期的生活，现在他是个远离人群，远离社会和政治的隐士了。另一方面，不知他自觉与否，他的创作生活也如夕阳般西沉下去，他实际上是走到了他生命的终段。1930年以后，他的作品已再不像以前那么畅销孙百刚：《郁达夫与王映霞》，第52页。，他也退出了"左联"，就正如他告诉杭州一位报章记者一样："可是共产党方面对我很不满意，说我的作品是个人主义的。这话我是承认的，因为我是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当然是负不了……后来，共产党方面要派我去做实际工作，我对他们说，分传单这一类的事，我是不能做的，于是他们就对我更不满意起来了。于是我就把郁达夫这个名字从左联名单上除下来。"许雪雪：《郁达夫先生访问记》，见姚乃麟编：《中国文学家传记》(上海，1937)，第44-45页。
他不单脱离了左派文艺的舞台，而且从1934年开始，他主要为林语堂的杂志写文章。1936至1937年，他担任《论语》的编辑。《论语》是林语堂最成功的刊物之一，它除了政治外，天地间事无所不谈。
旅途的终结(1936-1945)"风雨茅庐"的建成，在郁达夫的一生中意义重大。整幢建筑物就象征了他生命中段的纪念碑。他在一篇名为《住所的话》的文章中说："从前很喜欢旅行，并且特别喜欢向没有火车飞机轮船等近代交通利器的偏僻地方去旅行……到了地旷人稀的地方，你更可以高歌低唱，袒裼裸裎，把社会上的虚伪的礼节，谨严的态度，一齐洗去……这一种好游旅，喜漂泊的性情，近年来渐渐地减了。"郁达夫：《闲书》，第53-54页。在读过六七千部中、英、日、德、法的书籍后，他越来越跟王二南老先生相似了，他饮酒、写诗、甚至开始学画国画。孙百刚：《郁达夫与王映霞》，第58页。
第一期的发展到这时终于结束了，那时期精神和感情上的痛苦和抗争，使他创作丰富。1935年，他开始为林语堂的杂志写自传，就好像已经来到一个可以转头回想的年龄，把过去的日子看成整个生命。1935年11月28日，他40岁生辰时在日记上草写了一首诗，其中的一句可算是他的自评："人生四十无闻，是亦不足畏矣，孔子确是一位有经验的哲人。"郁达夫：《闲书》，第211-212页。
1936年，福建省长陈仪邀请郁达夫去"访问福建"，其实就是在省政府工作。郁达夫在2月4日来到福州，2月6日的日记上写着："九时晋见主席陈公，畅谈移时，言下并欲以经济设计事相托，谓将委为省府参议，月薪三百元，我其为蛮府参军乎？"同上，第224页。最后的一句话令人想起了三国时的诸葛亮，又或从前的"幕友"。事实上，做一个远离社会的浪子，跟做一个政府官员确是有很大的分别。他决定接受这任命，也许是由于经济的缘故吧，为了建造新房子，他负债几千元。就如其他思想"古老"的人一样，他认为做官是一生财之道。但他加入省政府工作，却是他个人生活的不幸。长年战争，福建省政府的经济受到破坏。结果，他不能如期领到薪俸，工作了两个月，只拿得一百元。同上，第265页。。
留在杭州的王映霞，却跟当地一位官员的儿子开始了一段恋情。当整个中国抗日的战云密布时，郁达夫的家庭纠纷也同样炽烈。虽然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料，确证王映霞这时的行为和感情，(除了王映霞在1939年发表那些极模糊和污蔑的公开信外)，但根据他们一些友人的记述，郁达夫疏忽照顾太太，加上王映霞爱好社交活动，是造成他们婚姻破裂的主要原因。刘心皇：《郁达夫与王映霞》，第131-133页。
对于郁达夫的疏忽和任性，王映霞的抱怨是对的--他时常回去探望前妻和召妓刘心皇：《郁达夫与王映霞》，第120、125页。、他沉迷于外在的生活方面，再没有像以前那样时常自我反省，也不再觉得有需要以小说创作来表达其内在的挫折，反而写了一组关于自己婚姻危机的旧体诗，还自己加上注释说明。1939年，他将这些诗寄给香港的《大风》杂志，还嘱托编辑陆丹林将杂志送给蒋介石、于右任等。同期的《大风》，还刊登了王映霞的反驳(其中她仍称呼郁达夫为"我还在敬佩着的浪漫文人")，同上，第116页。由此，一桩私人婚姻问题便变成举国皆知的丑闻；这期杂志更重印了四版。同上，第110页。
中日战争爆发后，郁达夫在1937年在武汉参加了宣传工作，甚至跑到前线去慰问战士。但当王映霞在与另一人同居，而战争又蹂躏到他故乡时(据说，他母亲在日军占领富阳时活活饿死)，我们很怀疑郁达夫究竟能否像他所表现的那样全心全意地工作。跟着，他从武汉开始南行，经过湖南、福州、香港，终于在1938年12月到达新加坡。在两人能稍为达到谅解后，王映霞很快便赶来跟他会合。至于郁达夫去新加坡的原因，我们只能作一些推测：《星洲日报》曾邀请他去协助那里的宣传工作。私人动机方面，则可能是为了要将他太太和情人分开。可是，他们的婚姻仍无法挽救。1940年3月，他们协议分居。在王映霞离开新加坡往重庆前，郁达夫为她设晚宴饯行，也特别作了一首诗。王映霞后来在外交部工作，跟着便嫁给一位商人。
早在1929年时，郁达夫见过一位由马来西亚回来的华籍诗人温梓川。在读了他两首描写南洋热带风光的诗后，郁达夫说："啊，南洋这地方，有意思极了，真是有机会非去走走不可。"温梓川：《郁达夫南游记》(香港，1950)，第2页。郁达夫在马来西亚朋友出版了一本纪念他的文集。见李冰人、谢云声编：《郁达夫纪念集》。他还错认了南洋为史蒂文森(Stevenson)笔下的太平洋，更说史蒂文森在那里度过晚年，写了些很有价值的作品。温梓川：《郁达夫南游记》(香港，1950)，第2页。郁达夫在马来西亚朋友出版了一本纪念他的文集。见李冰人、谢云声编：《郁达夫纪念集》，第4页。10年后的今天，郁达夫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但那时候的南洋再不是如史蒂文森那些太平洋岛屿那么的诗情画意和平静了。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时，郁达夫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新加坡分会的主席。1942年2月4日，他被迫撤离新加坡，4月来到南苏门答腊的一个小镇"巴爷公务"，改名赵廉，伪装为卖酒商人。但他的晚年并不是完全没有半点文艺气息的：他长了胡子，写过很多旧体诗，其中有些是他所有诗中最好的几首。他为日军宪兵作传译员，暗中帮助了很多当地的华人。他既是酒商，又开设了制纸厂和肥皂厂，成了当地华人中的显要，人们叫他做"赵胡子"。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香港，1946)，第20-22页。谣传郁达夫在日本占领苏门答腊前曾经有过一位作传译员的女朋友(他其中的一首诗提及她漂亮的声音)。他也和两名荷兰籍妇人有过亲密关系。刘心皇：《郁达夫与王映霞》，第197页。1943年9月，为了避免日军怀疑，他第三次结婚，新娘子是当地的华侨(这段婚事是他的朋友所安排的)；郁达夫给她起了一个更有文艺气息的名字"何丽有"。结婚当晚，当郁达夫发觉她还是处女时，很是惊喜。同上，第234页。后来，她产下了一子一女(郁达夫和第一位妻子生有一子二女；第二位妻子则生下了三个儿子)。
1943年初，郁达夫以染上肺病为借口，辞去了传译员之职。1944年，他真正的身份渐为日本宪兵所查出。1945年8月14日的早晨，他从某些来源得悉日本快要战败投降。大喜之余，他四处奔走，告诉朋友，更和他们商量未来的计划。王润华：《郁达夫在新加坡、马来亚及苏门答腊的生活研究，1939-1945》(威斯康星大学，1969)，第50页。8月29日晚上，一位当地人邀请郁达夫外出，也许那是日本宪兵军部的命令吧，他再没有回来。梅其瑞(GaryG。Melyan)：《郁达夫遇害之谜》，《明报月刊》5卷12期(1970年6月)，第60页。大概日本宪兵部已发现了他真正的身份，就杀死他来毁灭一个战犯法庭上的有力证人。郁达夫那"悲剧"的一生，结果竟有着这几位英雄，但却颇具讽刺性的结尾。那个曾经诱惑他、侮辱他的外族，最后更变成了刽子手，结束了他的生命。
(王宏志译)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
--郁达夫第六章郁达夫：自我的幻象对郁达夫来说，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传。但将这句话反过来说也适用：所有作家的自传--起码郁达夫的自传--都是文学。郁达夫那种描写自我的冲动，就是他大部分创作的原动力。但另一方面，由于郁达夫认定艺术就是生命，生命就是艺术，为郁达夫作传的人就必须特别小心。他这样将生命和艺术结合在一起，看来很简单，但背后那种实际跟表面、自我跟自我幻象二者之间的关系，却是千丝万缕，不易明白的。
自开始写作以来，除了有这种强烈要求描写自我的冲动外，郁达夫还结合了一种强烈的自欺成分。研究郁达夫的人，全部强调"他经常在描绘自我"AnnaDolezalova，"QuelquesRemarquessurlaQuestiondelAutodeionchezYuTafu，"AsianandAfricanStudies2：57(1966)。，但很少人会注意到他同样坚持要描绘一个自我以外的自我--也就是要去建立他自己的幻象。由此，文艺创作对郁达夫有着解脱的作用：把他的灵魂从真正自我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只选取当中一些他需要的属性。
《沉沦》和欧内斯特·道森在郁达夫第一部小说集《沉沦》里，自我和自我的幻象很明显是相互影响着的。《沉沦》写于1921年，那时郁达夫还是东京帝国大学的三年级学生，该集收有三个短篇小说，其中最出名的就是集子的标题小说《沉沦》。在该集的序言中，他解释故事内容时说："《沉沦》是描写着一个有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Hypochondria的解剖，里边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也有几处说及日本的国家主义对我们中国留学生的压迫的地方，但是怕被人看作了宣传的小说，所以描写的时候，不敢用力，不过烘云托月地点缀了几笔。"郁达夫：《沉沦及其他》，第1页。
日本学者伊藤虎丸(ItoToramaru)评论《沉沦》时，讨论了"忧郁症"在该小说中的重要性。他指出郁达夫是受了日本著名新浪漫主义作家佐藤春夫(SatoHaruo)的影响。1920年，即《沉沦》写成的前一年，他们经田汉介绍相识。伊藤的说法是正确的，他认为郁达夫借用了佐藤常用的忧郁主题，同时更受了佐藤的文学理论及那些所谓"私小说"的影响。而且，伊藤更认为《沉沦》的真正主题是郁达夫对性事的自咎感，而这自咎感是与国家和种族的屈辱有关的。伊藤虎丸：《沉沦论》，《中国文学研究》，1及3期(1961)。
第六章郁达夫：自我的幻象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就主题而言，这部小说可算是在中国文学中第一部以极严肃的态度，提出了一个向来被人认为是社会禁忌或不能公开和轻牵胡闹的主题的小说。即使是林纾和苏曼殊，也避开这"性"的问题，或掩压之于一腔热情底下。因此，《沉沦》代表了中国文人第一次的认真努力，以朴素坦诚的笔调，把性和情感并在一起处理。
但郁达夫却喜欢称他在性事上的挫折为"忧郁症"--一个充满了日本和西方浪漫主义气息的名词。在写作时除了忠于事实外，郁达夫也予以一定程度上的艺术加工--一份受到佐藤春夫的作品所影响的艺术构思。而且，我们还可以说：在郁达夫心目中，"忧郁症"是浪漫主角所有的特征。换言之，郁达夫在描写"内在"的自我时，他亦在故事内结合了一个"外在"的自我。《沉沦》的主角是个年轻人，时髦而孤独。当他在日本的田园美景中漫步时，能够背诵出华兹华斯(Wordsworth)、海涅(Heine)、吉辛(Gissing)很多的诗句。照夏志清的说法："歌德式的自怜，夸张了主角对大自然之爱好和内心痛楚。"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04页。此外，我们亦可在这自我形象中见到卢梭的影子。
《沉沦》集中的另一篇小说《银灰色的死》，更具体地证明了这点。故事的主人翁也是个身居日本的中国人："年岁约可二十四五之男子一名，身长五尺五寸，貌熟，色枯黄，颧骨颇高，发长数寸，乱披额上。"郁达夫：《沉沦及其他》，第28页。他在东京的街道上游荡，悲痛地回忆着去世的妻子，然后又去到一位熟稔的日本年轻女侍的家里坐。当他听到这位女侍快要结婚时，他典押了几部书，买了丝带、发簪和两瓶紫罗兰香水，作为结婚贺礼。他在她那里喝了很多酒，跟着便不知所终，翌晨被发现已经死了，口袋中放着道森的一部诗集。在故事后面，郁达夫还以英文加入了一段附言："读者必须谨记这故事是虚构的。作者无法对其真实性负责。但有一点是要在这里说清楚的：作者在构想这个平凡的故事时，是借用了史蒂文森的《夜宿》和欧内斯特·道森的生平的。"同上，第29页。
故事背景的设计取材于史蒂文森，而故事主人翁对年轻女侍失恋的主题则来自欧内斯特·道森跟美思(Missie)的恋情。美思是一位住在伦敦的波兰籍女侍，1892年时，她还只有14岁马克·朗加克(MarkLongaker)：《欧内斯特·道森》(ErnestDowson)。。不过，《银灰色的死》中情节的实际要点和细节，则属于郁达夫自己。我们从他自己的叙述中知道："每天假如我不看小说，便会将大部分时间花在咖啡店内，找女侍陪酒。"郁达夫：《创作回顾》，第3页。我们也知道他1920年已经在中国结了婚。
由此可见，这故事并非完全虚构，也非十足真实，而是二者巧妙的结合。内中既有高度的模仿技巧，亦可见他热烈地要求描写自己。在这里，郁达夫尝试做两件事：第一是以他自己的形象为基础来描绘出一个虚构的人物，第二是要将小说中的人物提升为一个理想的、超现实的幻象。
也许郁达夫是从佐藤春夫处认识到道森的。但似乎道森的生平和性格比他的诗作更能吸引郁达夫。在《黄面志》里一篇写于1923年的长文中，郁达夫将重点放在道森对那位波兰籍女侍的单恋，他认为这单恋令道森沉迷于酗酒，更使他步向死亡郁达夫：《集中于黄面志的人物》，见他的《敝帚集》(上海，1928)，第93页。。虽然郁达夫并没有说出来，但他一定会记得阿瑟·西蒙斯(ArthurSymons)将道森描绘成有着"济慈般的面孔：那是济慈沮丧时的面孔，一方面举止是那么高雅，一方面外表又常是那么颓丧，二者的分别真是奇怪。"阿瑟·西蒙斯：《欧内斯特·道森回忆录》，见《欧内斯特·道森的诗》(伦敦，1909)，第10页。郁达夫自己去召妓时，也一定会想到道森的例子，因为道森亦常和一些身份不明的女子如杜丽丝(Dulcie)、艾丝(Essie)、美思(Missie)等混在一起。他甚至可能以道森来为自己的酗酒辩护。但很可能他并不知道道森不顾一切的酗酒和跟一些不名誉的女人调笑，很可能"主要是他对自己的理想缺乏信心的结果。"马克·朗加克，第156页。
当道森也许是在以颓废的行为来掩饰自己内里对于生命和作品的疑惑时，郁达夫却在找寻一个理想来仿效。我们可以从郁达夫对他心爱的中国诗人黄仲则的态度来证实这个论点。
黄仲则和郁达夫黄仲则(原名黄景仁，1749-1783)，是乾隆年间的一位抒情诗人，宋代诗人黄庭坚的后代，生于江苏高淳县。"他三岁时父亲去世，早期的教育全赖母亲和祖父。七岁时迁往武进，结识了洪亮吉。洪亮吉是他的邻居，比他长三岁，后来也成了作家和他的毕生好友。1760年，黄仲则的祖父去世，家道中落。"阿瑟·休莫尔(ArthurHummel)：《清代著名人物》(EminentChineseoftheChingPeriod)，(华盛顿，1943)，卷1，第337页。除非另有说明，否则这里关于黄仲则的描述，都根据这本书。1765年，黄仲则考中了秀才，但其后的省试却屡次落第。因此他没有固定的工作，只能为一些欣赏他文才的人作书记。1771年，黄仲则在安徽做了安徽省提督学政朱筠的书记。翌年3月，朱筠召集了很多名人文士，来到采石矶太白楼赛诗。采石矶就是唐代大诗人李白淹死的地方。23岁的黄仲则是全部宾客中最年轻的一个："身穿白衣，立于日影之下，洋洋数百言，来者莫不顿笔而观之。"洪亮吉：《行状》，见黄仲则：《两当轩诗钞》(1833)，1：1.
虽然黄仲则因此而一夜成名，但因为他没有高功名，再加上轻狂的性格，令他无法找到一份固定的待遇好的差事。1775年，他到北京，考上了乾隆御准的一次特别试，开始在"皇家印务局"当抄写工作。他一直在北京逗留到1780年，改作了山东学使程世淳的书记。1781年，他往西安，向那里的提督毕沅借贷。回到北京后，他被提升为副知府，却只是候补的。1783年，虽然抱病在身，他还为债主所迫，再往西安求助，结果病逝在途中，年仅34岁。
正如章衣萍所总述，黄仲则一生贫病交迫章衣萍：《清代诗人黄仲则评传》，《学林杂志》，1卷2期第14页。。作为家中的独子(他的兄长在他15岁时去世)，他甚至无法养妻奉母。他体弱多病，面貌娟秀，终其一生耽于游历、读诗、写诗和饮酒；有时候，他更会读诗写诗至通宵达旦洪亮吉，1：2b。。根据他所写的自传："年二十五而患喘疾，不能自持。"黄仲则：《自序》，《两当轩诗钞》，1：1.
黄仲则的诗特色在其简洁及有丰富的情感，这在清朝很不常见；而那时候大部分诗人都只会墨守成规，模仿唐代的大家。尽管黄仲则也追随清诗人袁枚，但许是由于他生性敏感，故能在诗中加入细致绵密的情感，在同期的诗作中，这是很少见的。据说，他15岁时爱上了住在邻近的表妹邱竹师：《黄景仁及其恋爱诗歌》，《新月》3卷1期(1929年12月10日)，第9-10页。，但后来却在18岁时与另一位女子结婚，看来他也一样的爱她章衣萍，第8页。。他不少细腻大胆的爱情诗，就是为生命中的这两位女子而写的。
1922年11月20日，郁达夫完成了短篇小说《采石矶》。故事开始时，黄仲则22岁，当时他在安庆，在朱筠的衙门工作，学使很喜欢他，但却太忙了，无法在他"沉默忧郁"时安慰他郁达夫：《采石矶》，见他的《寒灰集》(上海，1930)，第3页。。衙门中有四五十位书记，却没有一人愿意接近他。稍为了解他的说他恃才傲物，那些不能了解他的认为他一点才能学问也没有，只是仗着上司的威望和宠爱，时常大发脾气。"因此，他的声誉和朋友一年一年的少了下去，他的自小就有的忧郁症反一年一年的深起来。"同上，第4页。
他是一个伤感而孤独的天才，但除了好友洪亮吉外，没有一个人赏识他。洪亮吉深深赞赏他的文学天才，又知道怎样去应付他那起伏不定的情绪，但大部分时候，黄仲则喜欢独个儿游荡、作诗，沉迷于回忆之中。一个秋夜，当他孤寂地在月明露湿的园中散步时，突然想起了一个他所爱，而现在却留在乡间的伶俐活泼的姑娘，她时常"以一双水盈盈的眼光，注视着熟弱的他的身上。"同上，第5页。离别时，她暗泣了半个钟头，后来送了一条淡黄绸的汗巾给他作纪念。他在秋露中觉得很冷，但却没有钱买皮袍，他也想到自己应该寄点钱回去给年老守寡的母亲。感怀神伤之际，他吟出新句来："茫茫来日愁如海……"郁达夫：《采石矶》，见他的《寒灰集》(上海，1930)，第8页。
翌晨，他很迟才起床，写成了一首诗后，便出外散步。突然而来的冲动，激起他去登山找寻李白的墓。他终于找到那墓冢，但却是荒废了，埋于野草丛中。他不禁叫道："啊啊，李太白，李太白！"眼泪便滚下来了。他在那里坐了很久，"想想诗人的寂寞生涯，又回想到自家的现在被人家虐待的境遇，眼泪只是陆陆续续的流淌下来。"同上，第18页。
他回去时，吊李白的诗也写完了。洪亮吉迎过他后，对他说那位著名的考据家戴震刚刚来了。在欢迎戴震的宴会中，戴震批评黄仲则的诗是"华而不实"同上，第21页。。这样的批评，对于这位性情敏感和体质虚弱的年轻诗人，实在是太难受了。他病倒了，一直病到第二年的春天。
春天来时，他才渐渐痊癒起来，但他那"孤傲多疑的性格"却没有改变。他觉得自从戴震来过后，上司对他再没有以前那么客气了。一个晴朗的下午，朱筠在俯瞰长江的采石矶前太白楼上举行宴会。在请来的文人中站了年轻的黄仲则，"纤长清瘦……穿了一件白袷青衫，立在人丛中间，好像是怕被风吹去的样子。清癯的颊上，两点红晕，大约是薄醉的风情。"同上，第29页。黄仲则和洪亮吉来到太白楼时，学使问道："你们的诗做好了没有？"心高气傲的黄仲则答道："我已经做好了。"其实他只为了一时好胜而说笑罢了。但朱筠看到了他那少年的傲态时便说："你若是做了这样快，我就替你磨墨，你写出来吧。"同上，第30页。等到朱筠把墨预备好了，摊开横轴时，黄仲则敏捷的文思已在脑中凝结成一首长诗，一下子就挥笔写了出来。
这小说可算是郁达夫其他不少短篇小说的典型：有从过去和现在的时间层次交织而成的完整形象，亦有那撩动起来的昔日残存的余韵，更有随着丝丝回忆而慢慢发展的情节，以及那娓娓道来却不甚完整的特点有关郁达夫写作风格的分析，见雅罗斯拉夫·普实克：《中国文学的三项概述》(布拉格，1969)，第44-98页。另见安娜·多列扎洛娃(AnnaDolezalova)：《郁达夫：其文学创作的特性》(YuTafu：SpecificTraitsofHisLiteraryCreation)(纽约，1971)。。但它又是郁达夫极少数不以现代作为故事背景的小说之一。在这里，他是为历史人物--一位他最为爱慕的诗人--写小说式的传记，他在这篇小说里再次创造了一个自我的幻象。
显然，黄仲则和郁达夫是一对生于不同时代而骨子里却是相同的人物。1909年在杭州第一高等学堂念书时，郁达夫初次接触到黄仲则。有一次，他买了一部黄仲则诗集，只是为了要让店员知道他有钱买得起这部书，同时要令那些年纪较大的同学以为他读得懂那么晦涩艰深的诗。事实上，那时候，他根本不能领略它的好处。10年多后，当他在法政学堂教书时，他重读这本诗集："闲来无事，想多读一点线装的旧书，才又买了一部两当轩全集，从头到尾地细读了两遍。……把那全集细读了两遍之后，觉得感动得我最深的，于许多啼饥号寒的诗句之外，还是他的那种落落寡合的态度，和他那一生潦倒后的短命的死。"郁达夫：《关于黄仲则》，见他的《文学漫谈》(香港)，第99页。
因此，郁达夫对黄仲则的欣赏，就正如他以前对欧内斯特·道森的沉迷一样，是带有一种强烈激动的认同感的。他们二人一生中有着不少巧合相似的地方，更加强了郁达夫这种认同感。
在自传的片段中，郁达夫说到他父亲是"到了我出生后第三年病死的"，黄仲则的父亲亦在黄仲则3岁时去世。在他早期的生活中，郁达夫也和黄仲则一样，贫病交迫。又由于郁达夫染上了肺结核病，他也相信黄仲则夫妇也是因痨病致死的。郁达夫：《关于黄仲则》，见他的《文学漫谈》(香港)，第99页。
郁达夫也在自传里描写了在他初中毕业那天晚上的优美情景：一对青年恋人互相凝视着，"一股满足、深沉、陶醉的感觉，竟同四周的月光一样，包满了我的全身。"郁达夫：《水样的春愁》，第38页。这情景无论在气氛和细节上，都跟黄仲则独个儿回想起初恋时的情景完全一样。此外，郁达夫在日本时也曾加入了一个由日本人组织的中国诗会；在一次时近中秋的聚会中，他很快便写成了一首步袁枚诗韵的诗，令那些日本会员大为钦佩赵聪：《五四文坛点滴》(香港，1964)，第185页。。回到中国后，他在安庆的政法大学任教；而在150年前，黄仲则就在那里作学使的书记。郁达夫也一定到过采石矶和李白墓。那段形容黄仲则找寻太白墓的经过，一定是根据郁达夫自己的经历写成的。
李白和黄仲则二人，也是和郁达夫自己一样，受尽了那不能赏识人才的鄙俗社会的屈辱。而且，在文艺圈子里，文学研究会中人又开始向他攻击，胡适就曾写过一篇文章，就郁达夫翻译奥伊铿(Eucken)作品中的一个小问题来挑剔郁达夫的英文不好，他更说郁达夫一群人都是"浅薄无聊而不自觉"郭沫若：《创造十年》，第148页。。郁达夫深受这个文阀的嘲笑辱骂的刺激，甚至写信给郭沫若，说到要投黄浦江自杀。
就是在这个时候，郁达夫闷闷不乐地在失意愤怒中消磨岁月之际，他再读了黄仲则的诗，也写成了《采石矶》。我们不难清楚地见到郁达夫是将他自己积压的情感投射在小说里。在这些小说人物的后面，我们可以看出一些小说人物是与真实名人相符的：朱筠就是泰东书局的老板、洪亮吉就是郭沫若，安庆衙门中那些不欣赏他的同僚就是文学研究会的会员，而那个傲慢、心存恶意、但却没有才能的文坛巨擘、考据学大师戴震，就是那位提倡"重整国故"的胡适。(据说，当胡适知道自己被比作这个清朝大家时，很是洋洋得意。)史剑：《郭沫若批判》(香港，1954)，第84页。郭沫若自己则直言不讳地宣称，胡适是郁达夫写这个故事的主要原因，见《论郁达夫》，第177页。那么，除了郁达夫自己外，又有谁会是那位孤寂痛苦的天才？
这许多恰当的巧合和相似，成功地将真实灌输入小说里，把历史跟现代的事实混淆。郁达夫利用黄仲则来说自己的故事，但黄仲则更扩大了郁达夫一向在建立的幻象。很明显，黄仲则和道森二人都有相似之处：两人都体质虚弱、两人都面貌俊秀、两人都不顾一切地拼命喝酒，两人都染上肺病而早死：道森死时只有33岁，而黄仲则只有34岁；更重要的一点在于他们二人都同样不为大众所赏识。一方面，郁达夫可以轻而易举地在自己的性格和经历中找到与二人相似之处，去跟他们认同；另一方面，他那种追求幻象的魔力亦能深入他"真正"的生活和性格。结果，他便有一种倾向去模仿自己这个理想的幻象。最后，郁达夫的公开形象已经是涂上一层幻想的色彩了。
郁达夫：两个幻象从欧内斯特·道森和黄仲则结合而幻想出来的中心形象，是一个脆弱和孤独的天才，时常生病和忧郁，只能在与他疏远的社会里，耗尽自己的生命及才华。其中一些郁达夫所喜欢的作家--屠格涅夫("他那温和的外貌，双眼带有忧郁的神色")郁达夫：《屠格涅夫的罗亭面世之前》，见他的《闲书》，第85页。、蓝波(Rimbaud)和魏伦(Verlaine)--亦一样可以合适地套上这个形象。在郁达夫的《茫茫夜》里，两位主角--都是郁达夫的"第二个我"--握手，其中一位思索："二十一岁的青年诗人ArthurRimbaud。一八七二年的佛尔兰PaulVerlaine。白儿其国的田园风景。两个人的纯洁的爱……"见《寒灰集》，第6页。虽然这形象是从西方借来的，但它也很类似中国旧小说中的才子类型。显然，郁达夫是将它在自己的生活和艺术中具体化起来了。他在20年代所写的许多小说，无论是写他自己，或是关于他小说中的自我的，都同样包含了这个主观英雄的形象。即使是在他写于1934年至1935年间的自传片段中，那主角也是屠格涅夫式的奇零人。
把郁达夫一生的事迹孤立起来看，不难发觉他本来不应长期活在忧郁之中。他的生活经历其实是他那时代一般生活方式的典型，虽然带有些伤感，但却绝不是如他所说的是一个"结构并不很好的悲剧"。他和童年伴侣使婢翠花玩耍时，一定有过不少快乐的时光；他在学校的学生运动中也很活跃；在东京时那种狂放不羁的生活又是那么的闲适和无忧无虑，那时候根本"没有人会勤力读书"郁达夫：《创造回顾》，第3页。；就是他跟第一位妻子的生活也不是那么悲哀的，他那守旧的妻子既受过教育，也很能体谅他，而郁达夫对她也并非全无爱意。其实，只是郁达夫将自己幻想成一个长年受苦，在黑暗的生活里沮丧漂泊的失败者；这样的幻象令他对自己现实生活的每一方面都感到不满。
说来奇怪，郁达夫一方面对自己感到不满，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在他一部分著作中觉察到他对欧内斯特·道森加黄仲则这个自我幻象也不再感到满意。他脑海里潜藏着一个相反的形象。对于这个形象，他只能远远地羡慕，却不能跟它认同，那是一个强壮的、充满生气的、要自我主宰生命的英雄的积极、精悍的西方形象。在郁达夫的作品中，也可以找到这形象的代表，诸如马克史特林(MaxStirner)("自我就是一切，一切就是自我")，郁达夫：《自我狂者须的儿纳》，《敝帚集》，第73页。亚历山大·赫兹(AlexanderHerzem)("如果我们要做，就得要有如赫兹那客死异乡的勇气")，郁达夫：《赫尔惨》，《敝帚集》，第71页。罗曼·罗兰(RomainRolland)("他主张奋斗到底，直到生命的终结")郁达夫：《文学上的阶级斗争》，《创造周报》3期(1923年5月7日)，第4页。，亨利·巴贝斯(HenriBarbusse)("他开始了光明运动，希望以一把火烧尽整个世界的邪恶社会")，同上。最后还有卢梭("反抗的诗人，自由平等的拥护者，大自然的骄子")郁达夫：《卢梭传》，《北新半月刊》卷2第6期(1928年1月6日)，第650页。。
其实，在郁达夫笔下，女性方面亦有相类似的两个典型。伊藤虎丸将郁达夫小说中的女主角分成两类：迫害者和被迫害者。前者--肥大、性感、耽于逸乐的妖女--多出现于他在日本时写成的小说；而后者--脆弱、温顺、社会中可怜的受害者--则在他回到中国后的小说里经常出现伊藤虎丸：《郁达夫作品中的女性》，见《近代中国的思想与文学》(东京，1967)，第310-311页。。那些"迫害者"在性事方面挑逗他，教他时常屈服于她们的诱惑下，后来却受尽自咎和懊悔的折磨。那些"被迫害者"引发起他的同情，让他宣发了感情，进入了她们的苦痛中，但却只能像她们一样的绝望。就正如他那些男主角的情形一样：在感情上他不能不被那些被迫害者所吸引，但在肉体上，他却有求于迫害者。据说，郁达夫在惟一的长篇小说《迷羊》中，本来想以怜悯的笔调来描绘出一个"茶花女"式的人物，但结果却失败地创造出一个道德观念很低的妖女，"令读者减低了信心"贺玉波：《郁达夫论》(上海，1936)，第136页。。更明显的就是在他现实的生活中，他的原配夫人是旧社会中的受害者，但他却宁愿和一个现代女性同居，而事实证明她是个"迫害者"，最后更毁灭了他的创作生命。
在郁达夫的想像和生活中存在两个相反极端的人物形象，亦令人想起了他前辈林纾和苏曼殊的例子。林纾对茶花女的女性美反应热烈，但同时又不能不羡慕哈葛德(Haggard)小说中散发着男性活力的英雄。苏曼殊也一样，他崇拜他的英雄--拜伦，但却努力为自己创造一个浪漫不羁的僧人加隐士式的不朽形象，且踌躇于两个极端的女性形象之间--一种是较放肆的，另一种则是较温文驯良的--郁达夫小说中的他我，最后却一定为后者的热烈情感所吸引。就正如两位前辈一样，郁达夫选择了那较为感伤而不悍辣的一种。
这样看来，郁达夫较他同期的人如郭沫若和徐志摩等来得保守。事实上，他那苍白的面孔，长衫、还有饮酒、吸烟，甚至召妓，更重要的是他写得一手顶好的旧体诗，都会得到林纾和苏曼殊的认同郁达夫的烟瘾和他的酗酒一样臭名远扬。他抽烟，"每天至少要五十支以上"。方木：《郁达夫两谜》，见李冰人、谢云声编：《郁达夫纪念集》(新加坡，1959)，第4页。。惟一可能令苏曼殊感到不安和激怒林纾的在于他那自觉的和自我沉迷的颓废。至于他的朋友和敌人，却全都被他那份如郭沫若所说的"特异"所困惑。"达夫是个怪人，他喜欢暴露自己的坏处"同上，第25页引用。。究竟为什么他要暴露自己的弱点？究竟为什么他要长期刻意颓废下去？
如前所述，郁达夫著作和生活中那股忧郁和颓废的气息，主要是因为他要建立一个自我形象而产生的。他内心热烈追求这个形象，可能跟他天生悲观的性格有关。最近一位评论家指出，这悲观性格是受到他父亲的去世所影响的钱杏：《郁达夫代表作后序》，见素雅编：《郁达夫评传》(上海，1931)，第37页。。可能他痛苦地觉得自己为家庭带来一份"诅咒"，他根本不应出生。在他心目中，他在正常的人群中是多余的、怪异的。但另一方面，不少敏感的文人其实也受到诅咒和为耻辱所负累。苏曼殊也时常提到他那"说不出的痛苦"；鲁迅15岁时也有过伤痛的经历，他被叫来亲眼看着垂死的父亲在生死边缘受苦鲁迅：《父亲的病》，见《鲁迅全集》卷2，第261-262页。。埃里克·埃里克森亦提到在马丁·路德(MartinLuther)和甘地(Gandhi)一生中的"诅咒"见埃里克·埃里克森：《少年路德》(纽约，1958)及《甘地的真理》(纽约，1969)，第123-133页。。但在伟大人物的心目中，受到"诅咒"的感觉往往会产生一种使命感来，这使命感可变成个人创造和领导的原动力。不少文学、宗教和政治上的大人物的行径，很多方面都是他们个人痛苦的再造。他们的成败往往决定于他们的历史背景和群众反映。在中国新文学中，鲁迅就是一个例子，他是一位能够将自己的"诅咒"再造于生活和作品的伟大人物。
郁达夫来到日本时，所走的道路也是差不多的。他也如鲁迅一样，没法确定知道自己的身份：大家都由学科学转到学文学去。他在日本的经历，也必为鲁迅和其他很多中国学生所感受到。鲁迅比郁达夫伟大的地方，似乎在于他们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来对抗内在的痛苦。鲁迅能够以近乎超人般的力量，将内心的斗争和忧虑隐藏不露，更将它们抑压于精神和痛苦的自我反省中，从而凝练成一种深刻的洞察，在作品中表现出来。郁达夫却选择以写作和暴露他内心魔鬼给他想像中的读者来祓除和驱去这些内心魔鬼，自白就是他的治疗法。在他将自己全部的弱点暴露出来后，便觉得舒服些了。
但他并不止于自白。他不像鲁迅那样单独面对和力战自己的"诅咒"，却去找寻和幻想一些和他相似的人物来解救自己。欧内斯特·道森和黄仲则的例子，显示出郁达夫是借用了和他相似的历史人物给自己创造传奇性的形象--一个望广大读者去接受和模拟的形象，就像他模拟道森和黄仲则的形象一样。他没有去"再造"他的"诅咒"，但却继续去追求它的形象。他的作品流行起来，使他成为出名的人物，结果令他更为深入自己的幻象：他必须是颓废的。最后，风格变成了独特的格调，习惯变成癖性，他个人的弱点变成了公众的资产。形象和现实之间的鸿沟，终于在他中年时候既非穷困、亦非孤寂之时完全暴露出来。他丰富的文学创作力消沉了。他变成了全然的旧式学者--一个品评家--这实在是很大的倒退，也实在是他真正悲剧的开始。
(王宏志译)高198上17宽139内2第七章徐志摩：感情的一生1910年，郁达夫在杭州第一中学念书时，遇上一个"头大尾巴小，戴着金边近视眼镜的顽皮小孩"，他时常看小说，但中文作文的分数总是全班最高的郁达夫《志摩在回忆里》，见蒋复璁、梁实秋主编：《徐志摩全集》(台北，1969)卷1，第377页。。这个顽皮小孩就是徐志摩，后来成为现代中国最重要的诗人之一。
郁达夫和徐志摩一生都是很要好的朋友，但他们在中学毕业后各自走上不同的道路。郁达夫去了日本，患上严重的抑郁症，终日失魂落魄。徐志摩则跑到美国去念银行学，然后转到英国，学会了欧美的口味，回国便以诗人之名闻世。郁达夫和徐志摩不同的留学经验，可以说是代表了现代中国两大类别的留学生：留学日本的和在西方受教育的。此外，徐志摩的思想和行为，更是属于西方传统中英美的部分，尽管他也熟悉法国文化，足可以跟在法国和德国留学及生活的人沟通交流。
大概由于他们教育背景及性格上的差异，郁达夫和徐志摩代表了不同的方向。他们两个都是感情极为丰富的人，但他们处理感情的方法却很不相同；他们都是二十年代著名的文人，所处的位置也很不一样。郁达夫以一种自我剖白以及"自我形象"(visionsoftheself)的方式，不断扩大他的主观主义倾向，但徐志摩则如痴如狂地追求爱，并把这倾向推到新的高峰。
第七章徐志摩：感情的一生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少年时期崭露头角徐志摩跟郁达夫是同年(1896年)出生的，都来自浙江省。但徐志摩跟郁达夫很不一样，他出生在富裕的家庭。他父亲徐申如是银行家和工业家，也是乡镇硖石的商会领袖，友人中有一位叫张謇，是著名的企业家《徐志摩》，见霍华德·布尔曼编《现代中国的人物与政治》，第59页。相类似的叙述，可见布尔曼编《中华民国辞典》卷2，第122-124页。。徐志摩说过："我查过我的家谱，从永乐以来，我们家里没有写过一行可供传诵的诗句"《徐志摩年谱》，《全集》卷1，第549页。。徐申如也许是他们家族中最成功的。他在上海开了一所钱庄，当辛亥革命席卷浙江时，他暗地里把军火运给革命军，帮助他们占领杭州章君谷《徐志摩传》(台北，1970)，第14-15页。。由于他父亲高瞻远瞩，长袖善舞，徐志摩享受了快乐平静的童年，没有受到周围动荡的社会及政治形势的影响。他所经过惟一的伤心事，是他六岁时祖父的去世。"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可怕的经验，但我追想当时的心理，我对于死的见解，也不见得比华翁的那位小姑娘高明"《年谱》，《全集》卷1，第552页。。所以，他跟鲁迅和郁达夫很不同，他是在一个温暖的家庭长大，因而养成了一种乐观开放，从不多疑善妒的性格。
徐志摩四岁开始接受传统的私塾教育，十一岁入读硖石开智学堂--这是一所新式的学校。成绩是全班之冠，得了"神童"的称号。1909年他十三岁毕业时，已能以熟练的文言文写出工整的论文。1910年，他考入杭州中学，和郁达夫同班，内向害羞的郁达夫只能对这位活泼开朗的同窗充满羡意，而徐志摩更因为成绩优异而当上了班长同上，第553-554页。。
这时候，中国所有新式学校都受到梁启超一人的影响。徐志摩后来便成为梁启超的入室弟子，在早年所写的文字里便已清楚流露梁启超影响的痕迹，他投稿到学校的刊物，当中便有《镭锭与地球之历史》以及《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这明显是受了梁启超的名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所影响《年谱》，《全集》卷1，第558-559页。。
徐志摩的才华受到兴武将军督理浙江军务朱瑞的秘书张嘉的赏识。张嘉在1915年巡视杭州中学，读到徐志摩的一篇文章，很是喜欢。他肯定徐志摩将来一定会成就非凡，于是跟徐家谈好婚事，把妹妹嫁给徐志摩。张家在江苏省也是望族，兄弟中还有后来成为知名哲学家的张君劢，以及后来与徐志摩一起出版《新月月刊》的张嘉铸。他们的妹妹张幼仪在1915年嫁给徐志摩时只有十五岁。徐父要把婚礼弄得铺张华丽，但因为爱儿坚持，婚礼采用新式进行章君谷：《徐志摩传》，第4页。。徐志摩似乎很喜欢新娘子，她知书识礼，且看来也很开通。
1915年，徐志摩在杭州中学(辛亥革命后改名为杭州第一中学)毕业后，先去了上海，在上海大学读了不久，便转到天津的北洋大学去。1916年，北洋大学的法学院合并到北京大学，徐志摩便成了北大法律及政治系学生《年谱》，《全集》卷1，第561页。。就是在北京，经由张家的介绍，徐志摩成为梁启超的入室弟子。据说，在跟梁启超见面时，徐志摩在这位文化巨人面前显得很腼腆不安，平常雄辩滔滔的口才也没法施展出来章君谷：《徐志摩传》，第31页。。回来后，他写了一封很谦卑的信给梁启超，表达敬重之情，并谈了自己的抱负。梁启超后来也说徐是自己其中一名最钟爱的弟子。徐志摩还开始熟读梁启超的作品，大受触动，更从《红楼梦》里借来句子："弟子的也该烧了"。《年谱》，《全集》卷1，第563页。
1918年春天，徐志摩和张幼仪的儿子出生了，举家因为这新生命的来临而高兴万分之际，徐志摩在那年夏天登上邮轮，横渡太平洋，到美国留学去。面对着汹涌的波涛，少年的雄心给激发了，他写了一封长信给家人和朋友，当中的思想内容充分见到梁启超的影响：况今日之世，内忧外患，志士贲兴，所谓时势造英雄也。……志摩满怀凄怆，不觉其言之冗而气之激，瞻彼弁髦，如兮，有不得不一吐其愚以商榷于我诸先进之前也。摩少鄙，不知世界之大，感社会之恶流，几何不丧其所操，而入醉生梦死之途，此其自为悲怜不暇，故益自奋勉，将悃悃，致其忠诚，以践今日之言，幸而有成，所以答诸先生期望之心于万一也。八月三十一日徐志摩在太平洋舟中记。引自梁实秋《谈徐志摩》，第22页。这封信所表达的不外乎一种含糊的、天真的政治热诚，这在当时年轻人中很普遍。由于他父亲原是要他继承父业，将来打理钱庄的业务徐志摩《序文》，《猛虎集》，《全集》卷2，第340页。，因此，他在1918年秋天在克拉克大学注册的是主修银行业及社会学的。念社会学大概能够反映徐志摩要改革"社会的罪恶趋向"，而选择克拉克大学却可能是出于另外的考虑。
克拉克大学是由商人乔纳斯·希尔曼·克拉克(JonasGilmanClark)以及教育家格朗维尔·斯丹利·贺尔(GranvilleStanleyHall)在1887年创办的，最初只开设研究院课程，是美国最早的两所研究院大学之一，另外的一所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Hopkins)《克拉克大学学报》，1969-1970，第10-11页。。在第一任校长贺尔博士领导下，克拉克大学吸引了很多知名学者到来，当中包括弗洛伊德，他应贺尔的邀请，在1910年到来，作了五次心理分析的演讲。徐志摩入学的时候，克拉克大学以克拉克先生遗愿所设立的基金来开设了三年制的大学课程，并为一些财政短绌的学生提供奖学金，入学的手续也较简单。也许徐志摩和其他中国留学生就是为了这些实际原因而涌到克拉克大学去的。由于徐志摩只念过三年高中，大概是以一种转校形式调过来的。由于克拉克大学的学术要求很高，徐志摩与四位从中国来的室友(其中一位是李济，后来成为著名的考古学家)，设定了严格的作息时间表："六时起床，七时朝会(激发耻心)，晚唱国歌，十时半归寝，日间勤学而外，运动跑步阅报。"《年谱》，《全集》卷1，第564-565页。
尽管这时候身在异乡，但徐志摩仍然继续在老师梁启超的影子下生活。除了修读弗兰克·M。在金斯(FrankH。Mankins)的社会学和哈里·E。巴恩斯(HarryE。Barnes)的历史科外，他还埋首于梁启超所写的《意大利三杰传》，这是向国人介绍加富尔、马志尼、加里波第的英雄事迹的作品同上，第565页。。在一封写给梁启超的信里，徐志摩记下了初抵麦斯省晤斯忒(Massachusetts，Worcester)的感受："生计国人于此不及百，学者十人而已。此间人士切心战事，上下敌忾，爱国热忱，可为敬畏。其市则供给日匮，物价日昂，生活艰难。"同上，第564页。当时，欧战刚结束，他也浸淫在全镇的兴奋欢愉中。可是，当他听到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利益转予日本时，他感到很愤慨。1919年，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举国抗议巴黎和会的决定，徐志摩却只能远在美国东岸新英格兰的一角遥作呼应。
1919年6月，徐志摩以优异的成绩在克拉克大学毕业，转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科学，一年后取得硕士学位。他的政治热情并没有减退。据说，他曾经为中国留学生组织了不少课外活动，还是"中国留美学生华盛顿会议后援会"的活跃成员章君谷：《徐志摩传》，第65页。。他的书架上放满了有关苏联的书籍，使他在留学生中得到"鲍尔雪微克"的称号。他也为社会主义所吸引，他说"我最初看到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前期的，劳勃脱欧温(RobertOwen)一派，人道主义，慈善主义，以及乌托邦主义混成一起的。正合我的脾胃。我最容易感情冲动"徐志摩《南行杂记》，《晨报副刊》，1434：37，1926年8月23日。。
青年徐志摩的激进色彩，其实在当时的中国学生中是很普遍的。他们的政治取向是要建立一个"新"的中国，蓝图却是来自外国的。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就像青年徐志摩所展露的一样，是要为国家服务，而不是要反对国家。对徐志摩以及其他留学生来说，在海外留学是一种实际的训练过程，以准备他们日后回国担任重要的位置。徐志摩在写给亲友的信中所显露的使命感、他在克拉克大学严谨的工作时间表，还有他所吸收的西方社会主义作品，全都指向这种实际的方向。以他的家庭背景及网络，徐志摩很可能很轻易便在政治或财经方面大展拳脚，而无须经历郁达夫的挫败。但据徐志摩自己说，他从政治转往写诗，当中的过程完全是出于意料之外："在二十四岁以前我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我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我这样一个人如果真会成功一个诗人--那还有什么话说？"徐志摩《猛虎集》序言，《全集》卷2，第340页。
英国剑桥1920年秋，徐志摩放弃在哥伦比亚攻读博士学位，横渡大西洋到英国去。据徐志摩说，这项重大的决定是因为他想"从罗素"念书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全集》卷3，第243页。。在他心里，这行动不但不是违背原来的目标，反而是进一步去追寻这目标，因为他能够跟随罗素这位举世闻名的哲学家念书，会大大提高他的能力。可是，究竟他是否真的认识罗素的哲学思想？当他来到英国时，罗素刚给剑桥大学的圣三一书院开除了。徐志摩在失望之余，在伦敦经济学院上了半年课，当时也许听过赖斯基(HaroldLaski)的课《徐志摩年谱》卷1，第568页。。罗素的离开，构成了徐志摩一生中的主要心理危机--一种鲁迅和郁达夫在日本体验过的心理危机。他用一种远较郁达夫含蓄的语调说出了这时候那种身份混淆："混了半年，正感着闷想换路走。"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全集》卷3，第244页。他能够避免患上郁达夫的抑郁症，完全是出于偶然。这时候，三个人"闯入"了他的生命，把他转移到文学的新路上去。
首先，徐志摩在这关键时候幸运地遇上了高斯华绥·狄更生(GoldsworthyLowesDickinson)，根据福尔斯特(E。M。Forster)为狄更生所写的传记，狄更生在1921年遇到徐志摩时，刚完成了他作为精神朝圣的中国之行。事实上，狄更生的思想发展跟徐志摩是相同的，只是中国和西方的角色掉换了。福尔斯特告诉我们："在本世纪初，他的思想状态是起伏不定的，……他要对西方文化进行基本的批判，还希望一般大众能阅读，同时要写得有点艺术成分。……由于义和团之乱以及八国联军去进行剿灭，中国便给突显出来。此外，他也阅读过贾尔斯(Giles)的《中国文学的宝库》(GemsofChineseLiterature)和欧仁·西蒙(EugeneSimon)的《中国城市》(LaCitechinoise)"福尔斯特《狄更生传》(纽约，1934)，第142页。。结果，他写出了《中国人约翰一信》(LettersfromJohnChinaman)，大受欢迎。虽然他的书是写给西方读者看的，但随着斯威夫特(Swift)和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传统，他自己完全转到中国方面去，他相信自己"在前生里，我原来就是中国人"同上。！1912年年底左右，他开始了漫长的中国之旅，1913年，他到访过中国一些主要城市，也到过泰山，谒过孔子的陵墓。回到英国后，他成为中国的拥护者。"他也吸引了大批到英国来的东方人，特别是留学生。剑桥成立了中英学会……中国人令他感到很愉悦，这是他从印度那里得不到的"福尔斯特《狄更生传》(纽约，1934)，第143页。。
很明显，像徐志摩这样一个从另一方远道而来进行精神之旅的人物，一定对他很感兴趣。狄更生当时便以英皇书院院士的身份，推荐徐志摩到他母校作特别生。二人的友谊在剑桥中成为一时佳话，据说，"狄更生在晚年时候，每当他生活拮据，他会戴上一顶中国帽子。这些帽子最早是由他的朋友徐志摩所赠送给他的。外国的剪裁不一定适合英国人，但这小帽子--就算是在英皇书院举行高桌聚餐时--看来却很自然和谐。……如果一些人要编造传说，便一定会集中在这小帽子上，也许他们会说是孔夫子亲手把小帽子放在他头顶上，而他也会奉上一本《中国人约翰》作回报"同上，第154页。。另外一个传言是关于狄更生和徐志摩的首次会面的，看来真实性不高：一个阳光和煦的下午，当我们的中国诗人穿着长袍，坐在英皇书院后面的杨柳树阴下，一个矮小的英国老头儿，头戴中国的小帽子，跑过去和他说话，自此二人便成了好朋友。理查斯教授在1969年3月27日的一次访问中忆述。
除了这些传言外，徐志摩这位"特别生"很快便成为剑桥里颇受欢迎的人物。科士打"曾经形容他跟这位年青诗人的会面，是他其中一个最兴奋的时刻"罗伯特·佩恩编《当代中国诗歌》(伦敦，1947)，第35页。。其他跟徐志摩交往的著名学者还包括理查斯，他那时候是异教徒俱乐部的成员，这是一个专门探讨诗歌格律和翻译的文学组织。1921年，当理查斯、詹姆士·伍德和C·K·奥格登合作撰写出版《美学基础》(FoundationsofAesthetics)的时候，他们更邀请徐志摩在书的扉页亲笔题上"中庸"二字。理查斯教授在1969年3月27日的一次访问中忆述。徐志摩给父母亲写信时说："儿尤喜与英国名士交接，得益倍蓰，真所谓学不完的聪明。"《年谱》，《全集》卷1，第569页。可以说，剑桥代表了徐志摩思想上的转折，他后来这样回忆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的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我在美国有整两年，在英国也算是整两年。在美国我忙的是上课，听讲，写考卷，啃象皮糖，看电影，赌咒。在康桥我忙的是散步，划船，骑自行车，抽烟，闲谈，吃五点钟茶牛油烤饼，看闲书。如果我到美国的时候是一个不含糊的草包，我离开自由神的时候也还是那原封没有动；但如其我在美国的时候不曾通窍，我在康桥的日子至少自己明白了原先只是一肚子瞒盰。这分别不能算小。徐志摩《吸烟与文化》，《全集》卷3，第239页。知识上的刺激往往能推动创作的原动力，但我们又怎样去解释为什么徐志摩的创作力量会给引导到文学上去？我们得要窥探徐志摩的个人生活，以求寻得答案。当徐志摩在1921年初到剑桥时，他跟从中国远道而来的太太过着很闲适的生活。他们在剑桥西南面六里左右的一个小镇沙士顿(Sawston)租了房子，"每天一早我坐街车(有时自行车)上学，到晚回家。这样的生活过了一个春……我知道的只是一个图书馆，几个教室，和三两个吃便宜饭的茶食铺子"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全集》卷3，第244-245页。。但这种无忧无虑的田园生活很快便给一场感情风暴所摧毁，当中牵涉进去的是林徽因。
徐志摩在伦敦时便认识了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林长民比他大十九岁，跟梁启超的关系很密切，他们在1917年同时是段祺瑞军阀政府的内阁成员。林长民是以中国国联成员的身份来到英国的，遇上徐志摩后，由于志趣相同，二人便一直是很要好的朋友。林长民还对徐志摩讲述他早年在日本念书时爱上了一位日本女子的故事，而徐志摩又把这故事写成一篇小说。这个故事题为《春痕》。1926年林长民去世时，徐志摩写了一篇感人的纪念文章《伤双栝老人》，见《全集》卷3，第493-499页。他们甚至开玩笑，徐志摩扮演已婚的女子，而林长民则扮演一个已婚男人，互换情书见徐志摩《林宗孟〈一封情书〉按语》，《晨报副刊》，1437：13，1926年2月6日。。此外，徐志摩就是通过林长民的介绍认识了狄更生。很明显，徐志摩就是在认识了林长民这样感情丰富的人后才真正了解到自己感情丰富的性格。
林徽因在1921年跟随父亲到伦敦的时候才十七岁，年轻貌美，且有文学的才华。如果我们说是做父亲的林长民把徐志摩性格中感性的一面发掘出来，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是做女儿的林徽因把这感性推到峰巅。最近出版的一部《徐志摩传》就根据了徐志摩的原配夫人所提供的资料，确切地说他们离婚最主要就是为了林徽因章君谷：《徐志摩传》，第107-133页。。1921年，当徐志摩跟太太住在沙士顿，而林徽因跟父亲住在伦敦的时候，他们每天都通信。为了不要让太太知道，徐志摩借了一个小店铺作为通信地址，每天算准了派信的时间，独个儿骑自行车去那里收信，给太太说的借口竟是要剪头发。同上，第118-120页。
徐志摩在跟太太提出离婚时并没有提到林徽因。1922年3月，他写信给张幼仪，提出离婚，选择用上一种非常夸张的言词。他强调，没有爱情的婚姻是无法忍受的，因此，他提出了要以"自由之偿还自由"在胡适的纪念文章《追悼志摩》里第一次披露，见《全集》卷1，第359页。；跟着，他还谆谆的教训了张幼仪一顿："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幸福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爱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彼此前途无限，……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其先自做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出幸福。"《全集》卷1，第359-360页。
这封信不单显示出徐志摩那种单纯的理想主义，而且也是他第一份公开的爱的宣言，然后，徐志摩便开始以自己的生命和个性来阐明他的理想。以离婚及林徽因为目标，徐志摩踏出了追求爱情的感性之旅。
张幼仪在1921年离开剑桥，在巴黎停留了一段短的时间后，她去了柏林，1922年2月，生下了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彼得。但尽管这样，还有家里极力反对，徐志摩仍在1922年3月正式跟太太离婚同上，第753页。。但林徽因这时候已经跟随父亲回国，于是，从1921年秋天开始，徐志摩"整整有一学年，那时我才有机会接近真正的康桥生活"，"慢慢的'发现'了康桥"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全集》卷3，第245页。。
在剑桥，徐志摩最喜欢到的是各个学院--彭布罗克学院(Pembroke)、圣凯瑟琳学院(St。Catharines)、皇家学院(Kings)、卡莱尔学院(Clare)、三一学院(Trinity)和圣约翰学院(St。John)--的"后面"，他把这些地方比作柯罗的油画和肖邦的音乐同上，第248页。。在这些"后面"软软的绿草上，他度过无数的早上和夜晚，"有时读书，有时看水；有时仰卧着看天空的行云，有时反仆着搂抱大地的温柔"同上，第252页。。他认为那环绕着这"后面"的康河是"全世界最秀丽的一条水"同上，第246-247页。。他时常在河上划艇，但却笨手笨脚地不能让船直驶。不过，他更多的时候是躺坐在岸边："在康河边上过一个黄昏是一服灵魂的补剂。啊！我那时蜜甜的单独，那时蜜甜的闲暇。一晚又一晚的，只见我出神似的倚在桥栏上向西天凝望"同上，第250页。。剑桥宁静和幽雅的美景，使徐志摩变得狂热地崇拜大自然，这种对大自然的膜拜成为他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主题。"自然是最伟大的一部书"，"只有你单身奔赴大自然的怀抱时，像一个裸体的小孩扑入他母亲的怀抱时，你才知道灵魂的愉快是怎样的。"徐志摩《翡冷翠山居闲话》，《全集》卷3，第232页。
就是这样，剑桥为他的诗作灵感提供了背景，"像是山洪暴发，不分方向的乱冲……生命受了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我那时是绝无依傍，也不知顾虑，心头有什么郁积，就付托腕底胡乱给爬梳了去，救命似的迫切……我在短时期内写了很多，但几乎全部都是见不得人面的"徐志摩《猛虎集》序言，《全集》卷2，第343页。。一首在1921年11月23日写成的，但从没有发表的诗里，徐志摩这样写着：诗人哟！
你是时代精神的先觉者哟！
你是思想艺术的集成者哟！
你是人天之际的创造者哟！
你的洪炉是"印曼桀乃欣"，永生的火焰"烟土披里纯"，炼制着诗化美化灿烂的鸿钧。徐志摩《草上的露珠儿》，《全集》卷1，第143-147页。在赞颂着诗人的同时，他也是在庆祝他在生命中扮演了新的角色。当他终于发现了剑桥的时候，他也发现了自己：一个诗人诞生了。对徐志摩来说，这是一次精神上的重生--经历了在中国和美国一段漫长的"延误期"后，他有了一种新的身份。皇家学院的"上课记录"把他的名字写成"HsüChinghsu(Hamilton)"，但在"学院考试"一栏下的评语："能够以智慧和正确的眼光审视世界"皇家学院，《上课纪录》第二册，(1918-1938)。。
徐志摩与陆小曼徐志摩在1922年10月15日回到中国《年谱》，《全集》卷1，第577页。，离他独自"发现"了剑桥仅仅有一年的时间。他这样匆匆赶回来，是与他的感情生活有关的。正如那本最近出版的传记所指出，徐志摩回到中国是要找到林徽因，和她结婚，然后一起回剑桥。章君谷：《徐志摩传》，第212页。但回国后他所面对实际环境却复杂得多：林长民已经答允把林徽因嫁给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双方家庭已经非正式地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同上，第135页。。
很可能，徐志摩回到中国后便马上跟林徽因接触。以他那种天真烂漫的个性，他会不理所有人际关系，不顾一切地继续追求林徽因。但梁启超可不能让这个钟爱的弟子破坏自己儿子未来的幸福。1923年1月2日，梁启超写了一封长信给徐志摩，表面上是责备徐志摩的离婚，但疾言厉色的语调下隐含着一种迫切的焦虑。在信的结尾处，梁启超提出了个人的要求：弟为富于情感之人，未易语此，然吾自审吾之情感并不视弟为贫弱，吾固有与弟言此之资格也……志摩，当知人生树立甚难，消磨甚易，如志摩之年，实一生最可贵之时期，亦最危险之时期也，若沉迷于不可必得之梦境，挫折数次，生意尽矣，郁邑侘傺以死，死为无名；死犹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落至不复能自拔……吾所虑者或不皆不衷于事实，然吾之爱惜吾志摩者至厚……夜中思此，不复成寐……作此数纸，或非志摩所乐闻，然吾终望志摩知我对志摩用情之深。《全集》卷1，第135-136页；梁启超这封信最初是在前引的胡适的纪念文里公开的。这封信让我们看到这位自诩"笔端常带感情"的知识界巨人内心世界的一面。尽管他在政治上采取改良的态度，且对引入西方文化有莫大的贡献，但在个人生活里，他却是一位传统的文人。他宁可安逸地生活在他熟悉的一个稳定世界里，同时也在那里为自己子女的未来幸福寻找位置。这位元政治的改革者竟然感到有需要维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古老婚姻制度，实在是很大的讽刺，尤其是当中涉及到自己家庭的幸福。这封长信以一贯丰富的感情但又华丽的文笔写成，里面虽然没有提及林徽因，但写信的动机却是非常明显的。他要劝止徐志摩继续追求林徽因，因为徐志摩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会损害到第三者--他那已经和林徽因订婚的长子--的幸福。他在信中所表现的激动情绪，显示出他不但喜欢徐志摩，且也非常喜欢林徽因，他甚至把林徽因看成自己的女儿。几天后，他又写了一封信给他的长女儿，强调有为梁思成和林徽因正式举行订婚仪式的迫切需要章君谷：《徐志摩传》，第234页。。
徐志摩给老师的回信，清楚展示了二人的代沟。他也同样回避了个别的人物，但选择了对理想的爱的追求。他以自己的信念来挑战老师的信念，无疑是一种反抗。回信也是以充满情感的笔触写成：我之甘冒世之不违，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
人谁不求庸德？人谁不安现成？人谁不畏艰险？然且有突围而出者，夫岂得已而然哉？……嗟夫吾师！我尝奋我灵魂之精髓，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涵之以热满之心血，明照我深奥之灵府。在胡适的《追悼志摩》中第一次引用，见《全集》卷1，第362页。对于老师这番世俗的劝告，徐志摩以这样的决定回应："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惟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同上。
我们没法知道梁启超对于这封回信有什么反应，可以肯定的是，徐志摩作为他所最钟爱的弟子身份并没有受到影响，而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正式订婚好像也没有把徐志摩送到绝望的深渊章君谷：《徐志摩传》，第251页。，他仍然经常到梁家和林家作客。尽管二人的想法不同，但梁启超仍然对这位年轻有为、充满活力，热爱西洋文学的弟子非常疼爱。他自道徐志摩的英文水平很高，便叫他去把自己的《先秦政治思想史》翻译出来(但徐志摩最终没有完成任务)；他也不无荣幸地向自己的老师康有为介绍这位弟子《年谱》，《全集》卷1，第584页。可惜的是，翻译并没有完成。。当他要整顿《时事新报》时，他又把编辑文学副刊的事交予徐志摩章君谷：《徐志摩传》，第259页。，虽然这计划也没有成功。当梁启超渐渐从政治转向学术方面时，徐志摩经常陪伴他到北京和天津讲学。1923年夏天，梁启超应邀到天津南开大学讲学，徐志摩也在那里讲了两个星期的现代英国文学同上，第273页。。这样，徐志摩的声誉逐渐建立起来，首先是他的教学，但更重要的是他的诗作。
1922年回国后不久，徐志摩便把诗作投寄到一些重要报章的文学副刊，包括上海的《时事新报》、北京的《晨报》、天津的《大公报》以及胡适的《努力周报》。这些诗以白话写成，描述了他在欧洲的经历，无论在题材和形式方面都很新颖，令不少报纸的编辑感到疑惑。当他把《康桥再会罢》投寄《时事新报》时，报纸的编辑分不清那是散文还是诗，没有把作品分成诗行。在徐志摩的要求下，这首诗后来再重新发排一遍。《年谱》，《全集》卷1，第581页。
除了写诗和间中作点演讲外，徐志摩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用在社交活动和游山玩水上。他第一本出版的日记《西湖记》，写的是1923年9月7日至10月28日他与一班友人的活动，当中包括一些重要人物如胡适、张东荪、张君劢、瞿秋白和汪精卫。他们不断互相招饮，在西湖月色下漫舟，又或是在山上散步，静听二百僧侣在烟香的寺院中诵经念道徐志摩《西湖记》，见《全集》卷4，第495页。。尽管表面看来，他们这些活动跟传统读书人喜爱郊游作乐是很相近的，但他们的谈话内容却是西洋文学，包括哈代(ThomasHardy)的诗或是斐德(WalterPater)的诗论。
虽然徐志摩回国后所过的生活跟传统浪荡文人的很相像，但1920年代中国沿海城市--也就是徐志摩活动的场地--却正走上现代化的道路。由留学生所带回来的西式服装、礼仪以至口味，在越来越洋化的买办以及知识分子中流行起来，成为城市社会的新潮流。在北京，其中一个这样的社交中心是外交部，里面的官员都是在西方接受教育的，他们时常举办一些舞会，邀请社会知名人士参加。在这些社交活动中广受注意和钦羡的是陆小曼。
陆小曼在上海出生，在北京长大。她父亲在北京的军阀政府财务科里担任高职。陆小曼在一所法国教会学校念书，学会法文，另外他父亲也专门聘请老师教她英语刘心皇《徐志摩与陆小曼》(台北，1965)，第48-49页。。她长得很漂亮，对西方舞蹈和京戏都有浓厚兴趣。1920年，她经家庭的安排，跟刚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及西点军校毕业的青年军官王赓结婚。陆小曼看来也是很喜欢这位夫婿的，他懂英、法、德语，曾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的军事参赞刘心皇《徐志摩与陆小曼》(台北，1965)，第179-180页。。但据他的好朋友忆述，这位年轻有为的军官把美国那种讲究规律的生活方式带回中国，从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他都会勤力工作，只会在周末及星期日才会带太太到舞会跳舞，满足一下她的社交欲望同上，第183页。。这样的一个环境为徐志摩打开了方便之门，也展开了二十世纪中国被人讲述最多的一个爱情故事。
一般的传言是徐志摩在一次慈善演戏中认识了陆小曼，当时徐志摩扮演了老书生，而陆小曼则是俏丫环；这场戏还没有演完，男女主角便堕入了爱河，无法自拔梁实秋《谈徐志摩》，第11页。。较合理的解释是，徐志摩早已是王赓和陆小曼的好朋友，三人时常一起去看戏和跳舞。但在平日的晚上，王赓并不习惯边工作边娱乐，便请徐志摩陪妻子去玩，没有想到徐志摩的少年热情是不受羁勒的。不久，王赓被委派为哈尔滨警备司令，却没有把太太也带去上任，反是留下给她父母照顾刘心皇《徐志摩与陆小曼》，第183-184页。。结果，徐志摩和陆小曼一些无意的恋火便给熊熊地燃点起来。
我们不容易确定徐志摩追求陆小曼的动机。在林徽因还没有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大学念书，正式跟梁思成结婚前，他还一直与林徽因保持紧密的联系根据陈从周的《徐志摩年谱》(上海，1949)，第71页，他们在1927年结婚。。可以测想，陆小曼最初吸引他的地方并不在于她的美貌或才华，而是由于她在北京社交场中的盛名。追求陆小曼，一定是像菲茨杰拉德追求泽尔达一样阿瑟·迈兹纳《乐园的远方：菲茨杰拉德传》(第二版，波士顿，1965)，第81页。，有一种正在玩着刺激游戏般的兴奋感觉。能够摘取北京社交圈内最出名的人的芳心，这样的虚荣是徐志摩所没法抗拒的。我们这位年轻诗人、知名刊物的编辑，更重要的是一位儒雅风流的名士，大概总有点自恋的思绪。
徐志摩追求陆小曼的过程是有趣而壮烈的。他写给她无数的情书，也送上从法国入口的香水。当陆小曼家中佣人阻止他去与陆小曼会面时，他便毫不吝啬地去贿赂他们。但陆小曼方面的情况便困难得多。徐志摩的礼物和情书被她母亲发觉没收后，这位多情的女主角便在深夜以英文来写信，静悄悄地偷出去寄信。当家人为了切断二人的交往而举家搬到上海去时，百折不挠的徐志摩竟也在同一班火车上出现。刘心皇：《徐志摩与陆小曼》，第73页。
这个爱情故事的一些细节，就好像一个万花筒一样，映照出传统和现代的不同画面。才子才女偷偷摸摸的见面，就像直接从传统小说中借取过来的，但他们所用的语言可不是文言诗词，而是间中夹杂着英文的白话散文；替他们送信的也不是聪明的使婢，而是现代的邮政服务。但更重要的是，这有趣的爱情故事清楚展现了中国正在急速改变的社会和道德。一个已婚女子能够涉足社交圈子，且被人疯狂追求，肯定把传统的道学家吓得目瞠口呆。
徐志摩对陆小曼的追求，在社会上惹来很多流言蜚语，也留下了一些非常坦率的表白文学。徐志摩以日记形式写给陆小曼的信，后来出版成《爱眉小札》，让我们很轻易便进入他感情的"灵魂"深处。它清楚反映出徐志摩每天、甚至每小时里情绪起伏波动，时而兴奋，时而低沉。下面是一个较明显的例子《全集》卷4，第284-287页。：十二点了。你还没有消息，我再上床去躺着想吧。
十二点三刻了。还是没有消息……为什么心头那一阵阵的凄凉；眼泪--线条似的挂下来了！写什么？上床去吧。
一点了……我的心跳；我的心一块块的迸裂……一点过十分了。还这么早，时候过得真慢呀！
志摩啊你真不幸！志摩啊你真可怜！早知世界是这样的，你何必投娘胎出世来！这一腔热血迟早有一天呕尽。
一点二十分！
一点半--Marvelous！
一点三十五分--Lifeistoocharming，toocharmingindeed，Haha！！
一点三刻--Oisthatthewaywomanlove！Isthatthewaywomanlove！
一点五十五分--天呀！
两点五分--我的灵魂里的血一滴滴的在那里吊……两点十八分--疯了！
两点三十分--两点四十分--"Thepityofit，thepityofit，Iago！"Christ，whatahellIspackedintothatline！EachsyllableBlessedwhenyousayit。。。
两点五十分--静极了。
三点零七分--三点二十五分--火都没了！
三点四十分--心茫然了！
五点欠一刻--咳！
六点三十分--七点二十七分--文字中那种极度痛苦和极度狂喜的情怀，也许令今天的读者感到大惑不解。但在当时，诗人内心感情的迸发冲击了多少年轻人的心灵。徐志摩的这些情书，加上郁达夫的《日记九种》，可说是20世纪以来感情行旅的里程碑，他们的日记将个人最亲密最浓烈的情感宣泄推到顶峰。但徐志摩的书信跟郁达夫日记有不同的地方：后者充满了郁达夫那种沉醉于自我颓废的情怀，而徐志摩所表现的是狂烈的感情、热切的思念，还有是像火山爆发般的爱情。下列的一段日记全是以英文写成的：OMay！loveme；givemeallyourlove，letusbecomeone；trytoliveintomyloveforyou，letmylovefillyou，nourishyou，caressyourdaringbodyandhugyourdaringsoultoo；letmeresthappyinyourloveandconfidentinyourpassionforme！
May，Imissyourpassionatelyappealinggazingsandsoulcommunicatingglanceswhichoncesooverwhelmedandingratiatedme。。。。
(眉！爱我；把你全部的爱都给我，让我们合而为一；在我的爱里生活，让我的爱填满你，滋润你，抚摸你摄入的身躯，拥抱你摄入的灵魂。让我在你的爱里安然躺下，对你的爱充满信心。
眉，我多想念你那多情迷人的眼神，性灵互通的盼顾，我全然地倾倒了，我全然地迷住了。)《全集》卷4，第293-294页。徐志摩这种肆意狂放地对爱情的表白，赢得郁达夫衷心的钦羡，激动地写下这样的句子："忠厚柔艳如小曼，热烈诚挚若志摩。遇合在一道，自然要发放火花，烧成一片了，哪里还顾得纲常伦教？更哪里还顾得宗法家风？当这事情正在北平的交际社会里成话柄的时候，我就佩服志摩的纯真与小曼的勇敢，到了无以复加。"郁达夫《怀四十岁的志摩》，《宇宙风》第1辑，1936年5月，第364页。
但当社会的闲言闲语越来越多时，人们便劝徐志摩再到欧洲走走，避免更多的丑闻。对徐志摩来说，这是一次"感伤之旅"，考验他和小曼的爱情。1925年3月，他离开中国，乘搭西伯利亚列车横渡苏联，到了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八月还没有回国。他写了很多信给陆小曼，尽是疯狂炽热的思念之情："你应当知道我是怎样的爱你，你占有我的爱，我的灵，我的肉，我的'整个儿'"，"你知不知道你的爱正在含着两眼热泪在这深夜里和你说话，想你，疼你，安慰你，爱你"《志摩书信》，见《全集》卷4，第357-358页。。他哀求陆小曼切勿犹豫不决，不要再去参加社交活动。他要她"继续战斗"，像娜拉一样，"坚持自己的个性"同上，第349、350、360页。。
在陆小曼日记里所见到的反应，徐志摩那种盲目的感情是截然不同的。她迟迟不回答徐志摩的来信，找寻各种各样的借口，掩饰自己的不安。她既要应付充满敌意和怀疑的母亲和丈夫，也要面对和处理社会上的谣传流言。在社交上，她仍然非常活跃，"每天只是在热闹场中去消磨时候，不是东家打牌就是出外跳舞"陆小曼《小曼日记》，见《全集》卷4，第422页。。表面上，她好像要忘却自我，忘却分离的痛苦，但实际上她似乎非常享受这一切。她很容易便为周围的环境所征服，在奢华安逸的世界里舒适生活。这又使人想起了菲茨杰拉德的泽尔达："她跟他一样野心勃勃……尽管她也爱他，但即使她怎样地惯于让步，她也不肯像他那样全心全意地投入。"迈兹纳：《乐园的远方》，第83页。不过，陆小曼终于被徐志摩的真情打动了，"他那种倾心相向的真情，才使我的生活转换了方向，而同时也就跌入了恋爱了"陆小曼《爱眉小札》序言，见《全集》卷4，第251页。。1926年10月3日，在陆小曼正式离婚后，二人终于结婚。婚礼在北京北海公园举行，证婚的是那满肚子不高兴的老师梁启超。在徐志摩事先同意下，梁启超在证婚时狠狠地教训了这个学生一顿，把满场亲戚朋友都吓坏了。《年谱》，《全集》卷1，第623页。
今天，当我们读着徐志摩和陆小曼的爱情日记时，这段嫣红的罗曼史似乎早已在历史中慢慢褪色了。其实，他们二人都是沉醉于那种不受羁勒的感情。陆小曼愿意和徐志摩结婚，是感激于他对她那种无穷无尽的爱意；而他愿意向她付出所有的爱，是因为徐志摩把陆小曼看作是爱的化身。他是在追求爱与美的幻影，就像他在追求一个真实的人一样。他爱上了这爱本身。当他得到爱的实体后，理想和现象的差异便无可避免地变得明显，因此，徐志摩很少写到他跟经常抱病床上的太太婚后的喜悦。1926年至1927年间所写的日记，大都只记录了他跟友人外出的情况，不然就是讨论一些书籍作品。他们经济紧绌，徐志摩要边教书边写作来赚取足够的金钱供她挥霍，更有报道说陆小曼越来越爱演京戏。一个圣诞的晚上，徐志摩原想到一所较偏远的教堂去静听圣诞颂歌，却被他那宠坏了的太太拉去演那闹哄哄的京戏徐志摩《眉轩琐语》，见《全集》卷4，第528页。。陆小曼甚至染上了鸦片烟瘾，甚至和一名花花公子京戏票友闹恋爱刘心皇：《徐志摩与陆小曼》，第153页。。看来，梁启超的话的确很有远见。
泰戈尔和"新月"自从徐志摩在1922年从欧洲回来后，最初的三四年的光景都花在爱情和结婚上。对他来说，他个人的生活就跟他的公开活动是同样重要的。这点在他写给梁启超的回信中便说得很清楚：他的理想不单是见于言辞，且要以行动来证明。因此，尽管他第二次结婚原是私人的事，徐志摩也把它看成是对世俗规范的挑战。当他决定要以自己的生命来体现他的理想时，他的个人行为便包含有公众的意义。另一方面，大众对他也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包括了他的诗作和他的个性。
徐志摩回国后便马上把诗作和其他作品发表在一些重要杂志刊物上。不过，在1924年著名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前，他还算不上是举国知名的新诗人。泰戈尔访问中国和日本的情况已有人讨论过了见斯蒂芬·N。内伊《亚洲的东西方思想：泰戈尔及其对日本、中国和印度的批评》，(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1970)，第5-6章。，我们在这里只谈谈徐志摩和这位印度诗圣的交往。1922年间，北京讲学社致函泰戈尔，邀请他到北京作演讲。泰戈尔派遣英国人恩厚之(LeonardK。Elmhirst)到北京，安排筹款及行程的细节。恩厚之是泰戈尔访华团的秘书和经理，自然跟中方的联络人徐志摩见面，且一见如故，其后还一直通信。最近，恩厚之撰写了这次访华的回忆录，让我们知道泰戈尔和徐志摩的一些有趣的资料。
泰戈尔原来是要在1923年来华的，但因为生病的缘故，行程延迟了一年。除恩厚之外，随同泰戈尔的还有三位著名的孟加拉人：历史学家纳格(KalidasNag)、艺术家布斯(NandalalBose)和哲学家桑(KshitimohanSen)。据恩厚之说，访问团的成员是小心挑选的，确保能够建立中、印的文化关系恩厚之《回忆泰戈尔在中国》(1959年3月3日录音)的记录，第9页。。泰戈尔自己也公开宣布：他并不是以"旅行家的态度，为瞻仰风景而来，也并非是一个传教者，带些什么福音，只不过是为求道而来罢了，好像是一种进香人，来对中国文化行敬礼"引自《年谱》，见《全集》卷1，第594页。。1924年4月12日抵达上海后，他积极安排访问团的成员跟中国的同行见面，特别是一些青年的艺术家恩厚之：《回忆泰戈尔在中国》，第11页。。很自然的，印度诗哲泰戈尔很快便很赏识徐志摩这位传译，据恩厚之说，"泰戈尔马上认定他是一位诗人，且充满幽默感，可以透过他接触到中国人的灵魂，特别是中国青年人的灵魂"恩厚之：《回忆泰戈尔在中国》，第11页。。两位诗人曾经在西湖的舟上度过了难忘的晚上，一直谈诗作诗，直至天亮《年谱》，《全集》卷1，第594页。梁启超其中一首钟爱的诗，就是写给徐志摩的，在其中也提到这件事，见陈从周：《徐志摩年谱》，第42页。恩厚之在1969年6月24日与作者的一次会面中，也兴奋地忆及这件事。。对于二人精神上的契合，恩厚之觉得有点像奇迹一样。至于徐志摩，他在"伟大，和谐，美的人格里，得到古印度与今印度文化的灵感"徐志摩《泰戈尔来华的确期》，《小说月报》，1410：2，1923年10月10日。。
在上海逗留了一段短时间后，访问团转到南京和济南。在这两处地方，泰戈尔都向学生发表演讲，由徐志摩以流利而带有浙江口音的国语翻译出来《年谱》，《全集》卷1，第595页。。4月23日，他们来到北京，受到学术圈子里差不多所有重要人物的欢迎。在欢迎的晚宴上，梁启超对印度文化作了热烈的颂扬梁启超的演讲稿刊登在1924年5月3日的《晨报副刊》，第1-3页。。在北京，泰戈尔作了六次演讲，徐志摩和林徽因一直作伴，一位满首皓发的长者，身旁左右站了这对神仙美眷般的青年男女，简直就是一幅美丽的图画《年谱》，《全集》卷1，第595页。。5月8日，泰戈尔64岁寿辰，北京的学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胡适送他几幅珍贵的中国画，梁启超主持了命名仪式：泰戈尔取了一个中国名字"竺震旦"；跟着，徐志摩和林徽因还合演了泰戈尔的一个短剧《契忒拉》--林徽因扮演公主，徐志摩扮演爱神。同上。
他们从北京转到山西大原，跟着南下汉口，返回上海，然后去日本。一路上，徐志摩和恩厚之紧密合作，厘定每一个行程的细节，解决了很多问题，做了不少"保全面子的工作"。恩厚之：《回忆泰戈尔在中国》，第14页。他也陪泰戈尔去日本，在那里留到夏天。
徐志摩在泰戈尔访华期间做了这许多工作，让他自己赢得了"诗哲"的称号，这明显是来自泰戈尔的。一方面是泰戈尔的翻译，加上后来对陆小曼展开追求，使他成为全国知名人士。1925年，他应聘为北京最享盛名的《晨报》副刊编辑。除了在北京大学任教外，他也在光华大学、苏州大学法学院、上海大夏大学讲授西洋文学。1926年，徐志摩在《晨报副刊》上开辟了两个专刊《诗刊》和《剧刊》，前者着重对新诗体的探索，后者则尝试引入外国话剧。《诗刊》共出了十一期，1931年以相同的名字独立出版，在闻一多的协助下，出了四期；《剧刊》则共出了十五期。尽管它们的寿命不长，但这两份诗刊着实地做了一些大胆的尝试。徐志摩和闻一多都要打破过去传统诗歌的音节格式，以西方诗歌的押韵和音节来取代。
在文学上，徐志摩最重要的尝试是出版《新月》月刊，第一期在1928年3月10日出版，前面有八页的宣言，相信是由徐志摩执笔，名叫《新月的态度》，界定了杂志的方针。他以乐观的笔触解释了选用新月作名称的原因："我们舍不得'新月'这名字，因为它虽则不是一个怎样强有力的象征，但它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新月》，11：3，1928年3月10日。为了强调未来的圆满，徐志摩在宣言的开首以英文征引了两个名句：一是来自《创世纪》的："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另外的一句来自雪莱的诗篇："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新月中人要在中国黑暗混乱的文艺界投下光芒，这就是徐志摩所说的"创造的理想主义"，而两个重要原则是"健康"与"尊严"："尊严，它的声音可以唤回在歧路上彷徨的人生。健康，它的力量可以消灭一切侵蚀思想与生活的病菌。"运用这两个原则，人们可以有纯正的思想，这是"我们自身活力得到开放以后自然的产物"，因此，他要求我们"先求开放我们的活力"。此外，除了高扬自己是尊严和健康的代表外，他们还把其他一切刊物视作为病菌，共可分作十三类：感伤派、颓废派、唯美派、功利派、训世派、攻击派、偏激派、纤巧派、淫秽派、狂热派、稗贩派、标语派、主义派《新月》，11：3，1928年3月10日，第5-9页。。这种一网打尽的严峻批判，激怒了所有惯于大吵大闹的左翼分子，包括鲁迅以及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成员。
回到徐志摩的一生和他的个性，这两个原则其实就是他理想化个性的标记。真挚的感情是"健康"的，开放自己的活力便是一个"健康"的人，应该享受"尊严"的人生。本来，这两个原则只是在描述和宣扬一种更充满活力生机和积极的人生哲学。但在左翼评论家眼中，徐志摩的呼吁只是来自象牙塔的溅水声，跟当前严峻的政治形势全然扯不上关系。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年轻成员以唯物辩证主义来对抗徐志摩的理想主义："精神是物资的复杂的机能，要受它底规定"彭康《什么是"健康"与"尊严"》，见《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卷1，第365页。。结果，徐志摩健康与尊严的口号便变成没落资产阶级一些动听的废话。另一方面，对于这班"正人君子"在社会和政治对文学有更急切要求之际提出文学的纯粹和神圣，鲁迅也深感不满鲁迅在一篇长逾20页、名为《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的长文中，发泄了自己长期累积起来的愤怒，文章收录在他的《二心集》里。。今天回头来看，鲁迅的批评是很有见地的，因为《新月》月刊在1929年底变得政治化起来，环境的压迫使这班原来温文尔雅和非政治的新月派也严正地宣布："对！我们谈政治；我们还会继续谈政治。"《新月》，26/7，1929年9月，特别附加页。徐志摩主导《新月》的时代已过去了，从二卷二期开始，他的名字便不再在编辑的名单里出现。虽然也许他已经将精力放在1931年1月正式出版的新杂志《诗刊》上，他自己的心绪却不可能不受政治的影响。1927年以来中国社会和政治的现实，使他在从事文学活动之际，也同时感到越来越苦恼。
黑暗的旷野徐志摩在泰戈尔访华期间积极参与，然后又参加发起出版《新月》，使他成为当时最知名的文人和作家之一。此外，他与陆小曼的罗曼史也让他在社会中声名大噪，虽然尽是流言蜚语，但也成为不少人佩羡和仿效的对象。这种公开和私人生活的交接，在1926年他和陆小曼结婚时可说达到了最高峰。但1926年以后，当现实和理想碰撞在一起时，公开的和私人的生活便渐渐背道而驰。本来，他无拘无束，青春澎湃，早已成为大众心中的标记，加上友侪对他一些近乎传奇性的描述，这形象更是明显。"他一赶到，像一阵旋风卷来，横扫四座，又像是一把火炬把每个人的心都点燃"，"其说话爽，多出于狂叫暴跳之间，乍愁乍喜，愁则天崩地裂，喜则叱咤风云，自为天地自如。……故此人尚游，疑神、疑鬼，尝闻黄莺惊跳起来，曰：'此雪莱之夜莺也。'"梁实秋《谈徐志摩》，第30、32-33页。林语堂对徐志摩的描述，诚然能让人们更了解他的个性，可是，当我们更深入地探看他晚年的生活时，不难发觉这兴奋积极的形象背后，实际上还有一层黑暗的阴影。
由于他们在泰戈尔访华期间紧密合作，徐志摩和恩厚之成为了很好的朋友。从1924至1929年的五年里，他们经常通信。徐志摩写了超过二十封信给恩厚之，全是用典丽的英文写成，恩厚之都小心保存下来。这些信函显示了徐志摩对政治的关心越来越重，他的悲观情怀也越来越浓。
这系列的书信是从1925年开始的，那时候，徐志摩正在欧洲，目的是要尝试忘记陆小曼。1925年6月18日，他在巴黎写了一封信，发出这样的慨叹："目前中国一片混乱，我心绪十分不宁……你知道吗？好了，好了，人人都自得其乐；我呢，一个流浪孤鬼，如此而已。"恩厚之编《徐志摩的信》，第1页。中文译者为梁锡华，见晨光编《徐志摩书信》(长沙，1986)，第295-327页。他所指的是"五卅惨案"，一些工人和学生被枪杀后，全国掀起一场反帝国主义的示威活动。六月时，他没法照原定计划在巴黎跟泰戈尔见面，便写了一封信给恩厚之道歉："我希望你明白这次事情的真相，并且能同情我。我实在需要你的同情。我从来没有遇到这样一个难到无以复加的局面，也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忧虑过。我不知道接着要来的是什么，可能是悲剧，可能是滑稽戏，可能是万事之终，可能是新生活之始。"此信写于1925年7月13日，同上，第3页。这个"事情"很可能是指他跟陆小曼的恋情，因为在1926年12月20日恩厚之收到胡适的一封信，说徐志摩已经再婚，并希望恩厚之能帮忙，让徐志摩能离开中国，在欧洲或英国住上两三年。同上，第7-8页。
跟着，徐志摩在1927年1月5日写了一封信给恩厚之："我经过一场苦斗，忍受了许多创痛，那时候除了一二知己(胡适在内)的同情之外，几乎一切事物都与我作梗。但我毕竟胜利了--我击败了一股强悍无比的恶势力，就是人类社会赖以为基的无知和偏见。我不知道你是否对我的妻子(她名叫小曼)有点印象……小曼体制不强，我已定意要用大自然这味药来给她补一补。"恩厚之编：《徐志摩的信》，第10页。
对于这位好友结婚的消息，恩厚之很感高兴。对于胡适的请求，他也乐意帮助。1927年3月7日，他写了一封信给徐志摩，愿意提供他来欧洲的旅费(这时候恩厚之也很富有了)同上，第12页。。4月1日，徐志摩回了信，并答谢恩厚之所寄来的二百五十镑，但这时候他是极度的沮丧：厚之，对于你的隆情盛意，我怎样谢谢你才好呢？在这里暗无天日的环境下，从真情流露出来的举动，简直使人满怀感谢和惊喜而感动到目瞪口呆……中国全国正在迅速陷入一个可怕的恶梦中，其中所有的只是理性的死灭和兽性的猖狂。用什么可以挽此狂澜呢？一切明智的力量已遭蹂躏，而且在这个加速崩溃的过程中，余下的一点点也会很快就全然绝迹了。今天是什么人掌权呢？无知工人，职业恶棍，加上大部分二十岁以下的少男少女……中国本土肥沃得很，正适合革命来生根发芽：关键就在于此了，中国目下的动荡局面实在是一场奇怪而好看的把戏，这是以俄国革命为蓝本的一场拙劣的滑稽表演。
如果说俄国革命很成功地根绝贵族和资产阶级，这里的革命也是以此为目的。以我看来，共产党目前在这里最伟大的成就不但划分了阶级，更造成阶级仇恨……知识界人士面对口号泛滥和暴民运动的狂潮，变得毫无办法也毫无能力。
我自己半年来是完全哑口了。我在这里的一间大学教书，赚点钱过日子。我已决定不再依赖家父，因为他的日子并不好过。(我家乡镇上的流氓已开始向他找麻烦了；事实上他们已霸占了我们的新房子。)我目前的心情是没有办法诉诸笔墨的。我惟一的希望是两口子能跑得动，离开中国一段日子再算……而目前我妻子又体质不适宜作长途旅行。印度的夏天会要她半条性命的，所以我们要等炎暑过后才能作访印的打算。我们往那边大概最适宜是在十月。恩厚之编：《徐志摩的信》，第13-15页。徐志摩后来的确离开过中国，1928年的夏天，他独个儿经美国开展第三次欧洲之旅。7月20日，他在纽约写了一封信给恩厚之，依然满纸沮丧："虽然国民党是胜利了，但中国经历的灾难极为深重，我自己也不是顶快乐。就说一件罢：我的妻子从去年夏天就一直缠绵病榻。"恩厚之编：《徐志摩的信》，第16页。8月中旬，他到达伦敦，便马上去看恩厚之在德温郡的产业，这个名为"达廷顿庄"的庄园是一个以泰戈尔的设想办成的工农教育中心。徐志摩称颂这是"直达人类理想乐园的捷径"同上，第20页。。他也探望了罗素，发觉他"还是跟往常一样，话语间满了辛辣的情趣和温厚的幽默感"，后来，他还写了一篇文章介绍罗素教育子女的方法。徐志摩《罗素与幼稚教育》，《晨报副刊》，Nos。1389-1390，1926年5月10日及12日。
徐志摩这次欧洲之行并不单是为了逃避中国的动乱，国家政治形势日益恶劣，使徐志摩这样一个非政治的人也要积极参与实际的行动。在达廷顿庄，他跟本身是农业专家、且曾在印度帮助泰戈尔推行农村计划的恩厚之谈过在中国也开展一个农村计划，由恩厚之出资，徐志摩和一些友人推行。9月时，他写过这样的一封信："十一月回国后，我第一件要做的事是找张彭春、瞿世英和其他数人，在上海成立一个小组，然后到浙江及江苏两省的内地进行研究。我们要了解实际情况，找出当地的需要，作出实验计划的方案，然后由你核准和作进一步的建议。"《徐志摩的信》，第19页。恩厚之随即寄来三百镑，他也取道德国、法国和印度回国，在印度再次跟泰戈尔见面。抵达上海后，他在1929年1月7日寄给恩厚之的第一封信说，他已跟在大众教育社工作的张彭春和瞿世英接触过，还报告了农村计划的进展："我到江苏和浙江跑过了，已定意选择后者。理由之一就是浙江省的人较为淳厚，他们多少仍然保留着一点人性的美丽，这是因为常与大自然接触，也是因为与文明污染少有关系之故。"恩厚之编：《徐志摩的信》，第32页。
跟着，徐志摩便没有再谈到这个农村计划了，大概他是要建立一个跟泰戈尔在印度和达廷顿庄差不多的模范农庄。可是，一个仍然以罗素主义的观念来看农民的人，又怎么可能建立一个同样是理想主义的农村计划？恩厚之以个人资产来开办的达廷顿庄，成为了徐志摩一种怀旧的乌托邦，让他敏感的心灵得以逃避中国污秽的现实生活。他在1929年3月5日的信里说："我时常等候达廷顿的消息，因为你那个地方在我心中是一圈灿烂异常的光明，也是至美的化身，而这光与美，在今天的中国已备受摧残。"恩厚之编：《徐志摩的信》，第34页。在信里，他表现了悲哀和恨怨。1月19日，梁启超去世了。"他的死对我……是一个无可补偿的损失。他比同辈的人伟大多了。这连孙中山先生也不例外。"同上，第36页。老师离世的苦痛，触发他对中国当时的现状大发牢骚：这里所见的：不是高贵而是卑鄙，不是友谊合作而是敌意和相咬相吞；不是朝气勃勃的原则而是僵化害人的教条；这一切都像行尸走肉，到处为患，要把整个国家带进更大的灾难，也把人灵魂中的创造活泉闭塞了。现在有些省份已经沦为民生极度凋敝的人间地狱。我亲眼看过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北方，每一念及那边的情形，我的血液会骤然变冷。那些饿到不成人形的孩子真的会为地藓青苔而打斗。只要他们瘦骨嶙峋的双手能在石缝中挖到一点点，就立刻往口里送。这种不顾死活的生之挣扎，无非为要减弱一下饥饿与寒冷带给他们的痛苦。唉，为什么老天爷让他们诞生在这世上呢！从上述的事实可见，天平的一头是那些毫无心肝的统治者，另一头是那些默然受苦的民众。这种情形一定会导致即将来临的滔天灾难。即使那些知识阶级的人士(他们是一班毫无能力的人)也似乎疲沓到一个恹恹无神的地步；他们没有勇气去承担任何责任，只是默然地希祈人性有一个彻底的改变。恩厚之编：《徐志摩的信》，第34-35页。
就是这样，到了1920年代末，我们这位原来充满朝气活力、乐观的"诗哲"，也发出郁达夫式的悲观声调来。政治形势的黑暗，使他新月的友人--胡适和罗隆基的领导下--在1929年开始倾向政治，在《新月》月刊上大谈民主立宪制度。但徐志摩对政治的醒觉来得太晚，一直以来，他总是处于社会和政治事件的外围。五四运动爆发时，他刚离开北京，跑到美国去。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他人在英国。回国后，当蒋介石和敌对党派在广州明争暗斗之际，他又在北京安逸地过活。五卅运动的时候，他又正好在欧洲，在佛罗伦萨山中听到"中国陷入困境"。1926年，蒋介石挥军北伐，他正与陆小曼在热恋中。当最后北伐军真的到来时，他匆忙躲进上海的租界里。他坦白地承认自己在政治上是无知的："我不曾做过工；我不曾尝味过生活的艰难，我不曾打过仗，不曾坐过监，不曾进过什么秘密党，不曾杀过人，不曾做过买卖，发过一个大的财"徐志摩《迎上前去》，《全集》卷3，第438页。。他只不过是一个天性纯良的人，热情地追求"人类灵魂的创造功能"。1928年5月3日，济南惨案发生，日军杀害北伐的士兵，徐志摩的爱国热情给撩动了，他在日记里写着："这几天我生平第一次为了国事难受"《年谱》，《全集》卷1，第639页。。第二年，他在给济南大学演讲时，尝试提出治疗中国的方法，他举出了三种危机的症状："混乱"、"变态"、"一切标准的颠倒"。不过，他仍然愿意用积极的言辞来鼓励自己和这些学生：只要我们不错认了病多少总有办法。我的意见是要多多接近自然，因为自然是健全的纯正的影响，这里面有无穷尽性灵的资养与启发与灵感。这完全靠我们各个自觉的修养。我们先得要立志不做时代和时光的奴隶，我们要做我们思想和生命的主人，这暂时的沉闷决不能压倒我们的理想……正如我两年前《落叶》的结束是喊一声，EverlastingYea，我今天还是要你们跟着我来喊一声EverlastingYea。徐志摩《秋》，《全集》卷3，第688-698页。回归大自然的呼吁，以及最后一部分尼采式的呐喊，听来即使不觉得犯上时代上的错误，最少也是感伤的。1931年2月，《新月》月刊上发表了徐志摩一篇没有写完的小说，里面有这样的句子：这是一个什么世界。哪儿都是死的胜利？听到的是死的欢呼，见到的是死的狂舞，一切都指向死，一切都引向死。什么时代的推移，什么维新，什么革命，只是愚蠢的人类在那里用自己骨肉堆造纪念死的胜利的高塔，这塔，高顶着云天，它那全身飞舞的不是金，不是银，是人类自己的血，尤其是无辜的鲜艳的碧血！时间是一条不可丈量的无餍的毒蟒，它就是爱哺啜人类的血肉。徐志摩《女士》，《新月》，311：12，1931年2月。他没有能够留下来，去面对染血的巴比塔。九个月后的1931年11月19日，他在一次空难中丧生。一位在早一晚还跟他在一起的友人说，徐志摩那天"特别的活泼，特别的兴致好"韩湘眉《志摩最后的一夜》，《全集》卷1，第398页。。
(王宏志译)第八章徐志摩：伊卡洛斯的欢愉1922年回到中国后，徐志摩在清华大学作了第一次的演讲，很可惜，这篇名为《艺术与人生》的演讲中重要的信息并没有引起年轻听众的注意，原因是他选择采用"牛津的方式"，以英文宣读讲稿。梁实秋《谈徐志摩》，第6页。其实，在这篇演讲里，徐志摩尝试以他从西方所学过来的知识去处理整个中国传统的问题。
首先，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命题："我们没有艺术，正因为我们没有生活。"对于这个命题的阐述，也是同样的大胆：我们中国人尽管具备各种德行和特性，但作为一个民族，却没有像希腊人和罗马人一样，透过艺术来充分认识和表达自己，而艺术就是生命的自觉……没有认清灵魂、感觉受到剥夺，加上利用灵巧的手段，把生命的动力转移，压抑或升华到"安全"和实际的境地去，我们中国人成为了这样的一种生物，足够称为"人"，但却不懂得宗教、爱，甚至任何精神的历险。一些诚恳的友人，诸如狄更生和罗素，敬仰我们对于生命的冷静态度、对中庸之道的追求、还有理智及调和的精神，诸如此类。这些无疑都是我们值得赢来的敬仰。可是，在接受这些颂赞的同时，我又不能不感到背后隐藏着辛辣的讽刺。对生命的冷静，可不是把生命全然地否定，把感情的火焰也燃熄了？生活里的中庸之道，可不是思想和行动上的怯懦、生命活动上的浅薄呆板的最可爱借口？而那所谓理智的调和的精神，制造出来的岂不只是普遍的惰性，和那我们今天所称为中华民国政府的怪物！徐志摩《艺术与人生》，《创造季刊》21：3-5.第八章徐志摩：伊卡洛斯的欢愉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据徐志摩说，文化传统的失败，造成了人生和艺术想像的蒙昧，"贫乏的人生自然只有贫乏的艺术"。跟着，他为我们这枯竭的传统带来一大堆西方的艺术大师：在我们众多的诗人中，也许只有李白能称得上是属于整个世界的，这可不是发人深省吗？当我们细数自己的文学传统时，竟然找不到一个像歌德、雪莱、华尔华兹，更不要说来一个但丁或莎士比亚，这不是令人感到震惊吗？至于其他的艺术，有谁能够足与米开朗琪罗、达芬奇、端纳、Corregio、Velasquez、瓦格纳、贝多芬等并列争辉？……我们的艺术遗产本质上是逊于西方的，原因是它并没有能够让我们理解整体的人生。同上，第7页。最后，徐志摩向中国的青年人发出呼吁："丰富你的生活、扩大你的生活、加多加强你的生活，更重要是要把它灵性化，这样，艺术便自然会来了"。同上，第8页。
生命与爱的动力徐志摩对中国传统不留情面的批判，以及对西方毫无保留的颂赞，也许会被认为是五四时期狂热反传统思潮的产物。但徐志摩在五四运动中并没有扮演过任何角色，这思想便可能是来自他在欧洲念书时的了。他没法忍受中国文化中那种冷静、理智和中庸之道，这使人想起了林纾对庸俗化的中庸主义的批判。但林纾是远远地去倾慕充满活力的西方，自己的儒家教育跟西方传统是截然分割的；而徐志摩是要踏上一大步，热烈地拥抱他认为是属于西方精髓的部分，且要借此来鼓动和加强自己的信条。从这个角度看，他的生活，包括公开的与个人的，便显得极有意义。他不会像苏曼殊或郁达夫那样，扮演受到诅咒的负面英雄，他积极地把自己看成是具有使命的人。
徐志摩这种使命感早在1918年他在太平洋舟中写给亲友的信中就清楚地展示出来。他每天的紧密作息时间表也说明他立志要充实自己，为将来完成使命做好准备。但那时候，他的目标还没有清楚地确立，只有模模糊糊的爱国主义视野。换言之，他只不过是和应着那时代一种普遍的国家意识。去了剑桥后，他才真正认识自己的个性和能力。他从前那种以国家意识为重心的使命感，逐渐为个人主义所取替。作为那些他在西方时学会赞羡的美德和特性的化身，他会投入中国的社会。因此，他跟郁达夫不一样，他自身就是向大众表现出来的形象，在他自己和他自我的幻象之间、又或是他个人生活和公开生活之间，都没有存在任何歧异。一直到了他生命中最后的岁月，当他的理想主义受到黑暗绝望的情绪所侵蚀的时候，形象和真实才背道而驰。
在这情形下，徐志摩的生活和艺术便可以视为新个性和新的人生哲学的展现和说明，这些东西取替了他所理解的中国文化传统所造成的思想和行为习惯。所以，徐志摩从来不会冷静、理智，又或是对他的原则作出妥协--即使是触怒他所尊敬的老师梁启超也在所不惜。他以一种天真但激情的固执来追求林徽因和陆小曼，因为她们不仅是他生命中所遇到的某些人物，而是在那个阶段里他生命的全部、他原则的精华所在。他写给陆小曼的情书看来更像一种自我肯定的言词，而不是要赢取陆小曼欢心的亲昵情话。他把情书和日记出版，更清楚显示他是要赢取广大读者对他的理念的支持。
徐志摩的哲学理念，最能够在一篇题为《话》的散文中表现出来。在里面，他感谢了两位"伟大的教授"：人生与自然。从自然无数的现象和活动--日出，夏夜的星空，海洋的浪花，山巅的云，甚至"极贱的草花，他在春风与艳阳中摇曳着"--都能得出这样的道理："凡物各尽其性"。同样的，生命是个性的表现。徐志摩承认环境对人的影响，但他认为"心灵支配环境的可能，至少也与环境支配生活的可能相等"，因此，"不能在我生命里实现人之所以为人，我对不起自己。在为人的生活里不能实现我之所以为我，我对不起生命"。徐志摩《话》，《全集》卷3，第74-77页。徐志摩提出了忠告：尽情发挥人的潜能。这跟严复的说法是接近的。人生的意义在于发展独特的个性，但一个人真正的个性不是由特别或外在的生活方式表现出来，它需要的是内在的努力。内在的生命可以让人得到"有意义的生活"，而不是"机械式的生存"。同上，第74页。对徐志摩来说，这内在生命的精髓就是爱。徐志摩自己的一生和个性，便是这内在生命的完美体现。
胡适曾经把徐志摩的人生观归纳为"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胡适《追悼志摩》，《全集》卷1，第358页。梁实秋不用这三个理想来解释这"单纯信仰"，他用一个中心的理想来融合这三者："志摩的单纯理想，用其他话来说就是浪漫的爱"，而"这一个理想的实现便是对于一个美妇人的追求"梁实秋《谈徐志摩》，第35页。。徐志摩自己也多番表白，爱是他个性的标记、是他精神宇宙的主线："我没有别的方法，我就有爱；没有别的天才，就是爱；没有别的能耐，只是爱；没有别的动力，只是爱"。"恋爱是生命的中心与精华；恋爱的成功是生命的成功，恋爱的失败，是生命的失败，这是不容疑义的。"徐志摩《爱眉小札》，《全集》卷4，第273，308-309页。毫无疑问，他的一生都系于对爱的追求--爱作为一个人、作为人生的原则、还有无所不容的理想。徐志摩把爱视做一个人、作为人生的原则来追求，最明确是表现在对陆小曼的追求上，而把爱视为一个观念或理想的，则清楚展现在他的诗作里。
在徐志摩的诗作里，爱时常跟死亡扯在一起，死亡是爱的感情的最终顶峰。这样的主题在他一首名作《翡冷翠的一夜》中有力地表达出来：……爱，我气都喘不过来了，别亲我了；我受不住这烈火似的活，这阵子我的灵魂就像是火砖上的熟铁，在爱的锤子下，砸，砸，火花四散的飞洒……我晕了，抱着我，爱，就让我在这儿清静的园内，闭着眼，死在你的胸前，多美！
我就微笑地再跟着清风走，随他领着我，天堂，地狱，那儿都成，反正丢了这可厌的人生实现这死在爱里，这爱中心的死不强如五百次的投生……《全集》卷2，第191-193页。这首诗是以一个女人自我独白的形式写出来的，她完全被爱的渴望和热情所征服了。另外一段更长的独白，是来自《爱的灵感》里那个受到爱情伤害的少女。这是徐志摩最长的一首诗作，也是其中一首最后期的作品，在很多方面都表现了徐志摩的爱的信条。
诗作以一种倒叙的方式来讲述一个生动的故事。少女躺在床上，快要去世了，拉着爱人的手(他来迟了)，她开始了表白：她在第一次见面后便爱上他，但她觉得爱人是遥不可及，因此，她只能把爱藏着，任由家人安排，到偏远的郊外工作。透过对自然想像式的理解，她变得平静和成熟。挨过了三年艰苦的日子，她染上了疟疾，由哥哥带回家。稍为康复后，敌不过家里的压力，被迫结了婚，还生下了孩子，但孩子很快便死去。她一直把真爱埋藏着，在神志不清下，她无意中说出了这秘密。人们把这位她多年来深爱的男子召来，拉着她的手，让她作出最后的表白。西里尔·白之《徐志摩的中英文音尺》，AsiaMajor，新系列，卷8，第二部分(1961)，第280页。在她把表白说出来后，诗人以这样的诗句作结：现在我真真可以死了，我要你这样抱着我直到我去，直到我的眼再不睁开，直到我飞，飞，飞去太空，散成沙，散成光，散成风，啊苦痛，但苦痛是短的，是暂时的；快乐是长的，爱是不死的：我，我要睡……徐志摩《爱的灵感》，《全集》卷2，第573页。这故事隐现着茶花女的影子，而永恒的原型则使人联想到布莱克和泰戈尔。西里尔·白之：《徐志摩的中英文音尺》，第289页。此外，在上面征引过的《翡冷翠的一夜》中爱与死亡的联系，也是浪漫主义诗作中常见的"爱情就是死亡"的重现，济慈的影响是很明显的。正如白之所指出："我们仍然可以见到死亡作为升华这个基本概念，但对于徐志摩笔下垂死的少女来说，从'厌倦、疾病的烦恼'到死亡的解脱，并不是夜莺歌声中幸福的喜悦，而是爱情让她睁开了眼睛，从而对永恒有所理解和渴求。"同上，第288页。不过，放在徐志摩全部的作品里，这种形而上的主题只是次要的，我认为徐志摩对爱的观念，以及它跟死亡和自由的关系，正好是灌注了"夜莺歌声中幸福的喜悦"。当少女正期待着爱的力量来临之际，诗中的意象是一种正面肯定的喜悦和热情：我只企望着更绵延的时间来收容我的呼吸，灿烂的星做我的眼睛，我的发丝，那般的晶莹，是纷披在天外的云霞，博大的风在我的腋下，胸前眉宇间盘旋，波涛冲洗我的胫踝，每一个激荡涌出光艳的神明！再有电火做我的思想，天边掣起蛇龙的交舞，雷震我的声音，蓦地里叫醒了春，叫醒了生命。无可思量，呵，无可比况，这爱的灵感，爱的力量！徐志摩《爱的灵感》，《全集》卷2，第547-549页。雄伟的大自然意象，把爱的力量和自然的力量有力地结合在一起。正如白之所指出，这位受爱情伤害的少女想像出来的景象，其实是来自盘古那原始的、男性的意象。同上，第289页。盘古开天辟地，身躯化作大自然的神话，是中国少有的一种动力神话。当然，我们不能确定徐志摩在构思这些意象时究竟有没有想起盘古，但他的爱情诗中充满了力量则是无可怀疑了。因此，即使那些表面上是逃避爱情、甚至是形而上的爱情诗，也有积极的意义。去爱，是一种至高的真诚和抗争，剥下自己文明的虚伪，抛弃所有人为社会的外在限制，与自然愉快地融合在一起。爱的巅峰，虽然无可避免是死亡，也带来了最终的自由。披散你的满头发，赤露你的一双脚；跟着我来，我的恋爱，抛弃这个世界殉我们的恋爱！
我拉着你的手，爱，你跟着我走；听凭荆棘把我们的脚心刺透，听凭冰雹劈破我们的头，你跟着我走，我拉着你的手，逃出了牢笼，恢复我们的自由！
跟着我来，我的恋爱！
人间已经掉落在我们的后背，--看呀，这不是白茫茫的大海白茫茫的大海，白茫茫的大海，无边的自由，我与你与恋爱！徐志摩《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全集》卷1，第40-42页。总而言之，徐志摩最终的爱的形象是动态的，正如他最终的大自然形象也是动态的。爱情，跟自然一样，是无穷无尽的能量的来源。"我是幸福的，因为我爱，因为我有爱。多伟大，多充实的一个字！提着它胸肋间就透着热，放着光，滋生着力量"。徐志摩《死城》，《全集》卷4，第119页。
回到我们感情的主题，其实徐志摩是走了很远的路。他不但坚持对感情的颂赞："我是一个信仰感情的人，也许我自己天生就是一个感情性的人……感情，真的感情，是难得的，是名贵的，是应当共有的；我们不应得拒绝感情，或是压迫感情，那是犯罪的行为"，徐志摩《落叶》，《全集》卷3，第16-18页。还把爱提升到感情的最中心的表述和至高无上的全体。诚然，郁达夫也把爱情视为生命的中心，但徐志摩却注入了一种雄奇的动力。如果我们说林纾强调爱的正确性，苏曼殊在爱中漂泊，郁达夫制造了爱的幻象，那么，徐志摩则是把爱本身充分体现出来了。
感情之旅其实也是西化的过程。林纾、苏曼殊，甚至郁达夫都主要从书本中接触西方，但曾经在美国和欧洲住过的徐志摩，便是透过阅读和亲身的体验来学习。他的个性和观点并没有多少传统中国的成分，他的使命感是他在前往西方的途中萌芽出来的，而他要以自己的生命和著作来宣扬的信息，也主要来自西方。
英雄和英雄崇拜尽管徐志摩是一位西化的诗人，但他却不能说是踏着西方同行的足迹，像艾特略、济慈或奥登一样，把诗歌引上"现代主义"的道路；他也并不接近于同时代的俄国诗人--他革命性不足，不能当中国的马雅可夫斯基，他在诗体上的试验，也没法跟形式主义者比拟。也许在菲兹·杰拉德的作品中可以找到较接近的气息，但二者相似之处是来自他们的个性，而不在于文学技巧。整体而言，休宁对菲茨杰拉德跟歌德的比较，也可用于徐志摩身上：他们都"这样俊秀，……马上便赢得广泛的赞许……对生命比对艺术更感兴趣，各人都是他自己那浮躁不安的时代的发言人和象征"。莱昂内尔·休宁《菲茨杰拉德》，见阿瑟·迈兹纳编《菲茨杰拉德：批评文集》(新泽西州，1963)，第16页。此外，菲茨杰拉德的爱情故事跟徐志摩的也很接近。
但我们只能找到这么多相似之处。内容方面，徐志摩是全然不同的作家。徐志摩诗作的灵感和知识取向的泉源并不是来自美国，而是欧洲；但也不是战后欧洲那种幻灭的情怀，而是那19世纪朝气蓬勃的欧洲。当中的原因在于他的个性与个人环境，而不是因为他在学院里对西洋文学的摄取。
据徐志摩自己说，他跟西洋文学的接触完全是随意和充满意外的："斐德(WalterPater)是一天在路上碰着大雨到一家旧书铺去躲避无意中发现的，歌德(Goethe)……是司蒂文孙(R。L。S。)介绍给我的，(在他的ArtofWriting《创作的艺术》那书里他称赞GeorgeHenryLewes的《葛德评传》……)柏拉图是一次在浴室里忽然想着要去拜访他的。雪莱是为他也离婚才去仔细请教他的，杜思退益夫斯基，托尔斯泰，丹农雪乌，波特莱尔，卢梭，这一班人也各有各的来法，反正都不是经由正宗的介绍：都是邂逅，不是约会"。徐志摩《济慈的夜莺歌》，《全集》卷3，第315-316页。当他找到一些西方的大家时，他会膜拜那些跟他自己个性接近的。他喜欢济慈，是因为《夜莺歌》里"低沉颤抖的调子"令他产生了特异的感觉，想起了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同上，第317页。(他把交响曲音译为"沁芳南")。他也很喜欢拜伦，他对拜伦的崇拜跟苏曼殊是相近的，他把拜伦看成是一个有热烈激情和无比勇敢的诗人。"他踏脚在浪花的顶尖，在阳光中呈露他的无瑕的肌肤，他的骄傲，他的力量，他的壮丽，是天上奕司与玖必德的忧愁。他是一个美丽的恶魔，一个光荣的叛儿"徐志摩《拜伦》，《全集》卷3，第266页。。在他那篇描写拜伦的长文里，他把这位英国诗人写成古希腊的神祇，却不提他的诗作。跟苏曼殊一样，徐志摩所迷恋的拜伦是一个利用了短暂的生命来创造历史的英雄人物。
徐志摩在读过丹农雪乌的《死城》后，在日记里记下了这些感受：3月3日，初读丹农雪乌--辛孟士(ArthurSymons)译的死城，无双的杰作；是纯粹的力与热；是生命的诗歌与死的赞美的合奏。谐音在大空中回荡着；是神灵的显示，不可比况的现象……有如大海的涛声，在寂寞的空灵中啸吼着无穷的奥义；有如云，包卷大地……有如风，狂风，暴风，飓风……伟大的烈情！无形的酝酿着伟大的，壮丽的悲剧；生与死，胜利与败灭，光荣与沉沦，帝国与虚无，欢乐与寂寞；绝对的真与美在无底的深潭中；跳呀，勇敢的寻求者！徐志摩《丹农雪乌》，《晨报副刊》，102：51，1925年5月8日。徐志摩对这位颓废和感性的意大利作家所作的激烈反应，跟他对一些较早期的浪漫主义作家如拜伦是很不同的。徐志摩英雄崇拜中那种动态的主调，使他跟郁达夫所创造的道生那般温柔、灰暗、颓废的幻象截然不同。在西方，丹农雪乌和道生都同被视为颓废的新浪漫主义作家，但徐志摩对丹农雪乌那种风暴式的赞叹，跟郁达夫对道生那种忧郁自悯的呓语，构成了两种不同的阅读，而二人都是透过同一位批评家西蒙斯(ArthurSymons)来认识这两位作家的。
很明显，徐志摩对这些西方偶像的接触，完全是一种"印象主义式"的，他要在这些偶像中寻找跟自己个性相近的地方。这只是情感上的反应，缺乏知识上的深度。这种态度也可以在苏曼殊、郁达夫和其他同时代的人身上见到。在这"感性"的偶像谱上，我们还可以见到尼采、歌德、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泰戈尔、甘地和罗曼·罗兰："这是罗兰，勇敢的人道的战士！……友爱与同情，他相信，永远是打倒仇恨与怨毒的利器；他永远不怀疑他的理想是最后的胜利者。在他的前面有托尔斯泰与道施滔奄夫斯基……他的同时有泰谷(戈)尔与甘地……他们的立场是在高山的顶上，他们的视域在时间上是历史的全部，在空间里是人类的全体"徐志摩《罗曼罗兰》，《全集》卷3，第286页。。
徐志摩从不掩饰他对偶像的崇拜。他曾经这样说："山，我们爱踹高的；人，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接近大的？"徐志摩《哈提》，见《诗刊》第9号，1926年5月26日，第61页。因此，对于他曾经见过的两位伟大作家：曼殊斐尔(KatherineMansfield)和哈代(ThomasHardy)，他的膜拜便更热烈了。
徐志摩是在曼殊斐尔去世前六个月的1922年7月某一天拜访了曼殊斐尔和她的丈夫麦雷的。《年谱》，《全集》卷1，第576页。从他自己的描述，可以见到麦雷夫妇把徐志摩看作一位客人，愿意让他跟已病重的曼殊斐尔作了二十分钟的晤谈。这只不过是一对受过高深教育的作家夫妇一般的客气态度，而曼殊斐尔也只是谈了一些文学上的问题，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在徐志摩的忆述下，这次会晤竟成了他生命中的一个里程碑。"我与你虽仅一度相见--但那二十分不死的时间"！徐志摩《哈提》，第61页。曼殊斐尔完全变成了美的化身："至于她眉目口鼻之清之秀之明净，我其实不能传神于万一；仿佛对自然界的杰作，不论是秋水洗净的湖山，霞彩纷披的夕照，或是南洋莹彻的星空，或是艺术界的杰作，培德花芬的沁芳南，怀格纳的奥配拉，密克朗其罗的雕像，卫师德拉(Whistler)或是柯罗(Corot)的画；你只觉得他们整体的美，纯粹的美，完全的美，不能分析的美，可感不可说的美"。徐志摩《曼殊斐尔》，《小说月报》，145-7，1923年5月10日。就是曼殊斐尔因为患了肺病以致声音轻弱，徐志摩也认为"又是一个Miracle(奇迹)"。最后，曼殊斐尔送他离开时，她那眼神和"妙乐似的音浪，狂潮骤雨似的向我灵府泼淹。我那时即使有自觉的感觉，也只似开茨Keats听鹃啼时的：Myheartaches，andadrowsynumbnesspainsMysenses，asthoughofhemlockIhaddrunk'Tisnotthoughenvyofthyhappylot，Butbeingtoohappyinthyhappiness。"引自同上，第8页。膜拜一位西方作家，就如膜拜大自然或爱一样，徐志摩流露出浓烈的迷醉。他高涨的情绪使他自然而然地在脑海中联想到"真、善、美"去。他那种疯癫狂喜的热情，掩盖了任何理性的成分。真的，只要在"那二十分不死的时间"里，只要徐志摩稍稍流露他那内心感情，卧病脆弱的曼殊斐尔便没法承受他那沉重的崇拜了。
徐志摩对哈代的观感，也同样地渗满了他个人的偶像主义和偶像崇拜。1925年7月，在他第二次欧游期间，他拿着狄更生的介绍信去拜访了哈代。其实，哈代对徐志摩的态度是颇为冷淡的，他们随意谈了几分钟诗歌，哈代便带徐志摩到花园去，摘了一朵小花，送给徐志摩作纪念，然后便道别了。哈代1928年去世时，徐志摩写了一篇长长的悼念文章，以一种感激和崇敬的情怀来回忆这次会面。徐志摩《谒见哈代的一个下午》，《全集》卷6，第303-312页。对徐志摩来说，要把哈代对人世的悲观看法跟自己的串连在一起并不容易，但看来他没有留意这一点，他只把这种悲观理解为一些积极的投射，是来自一位具有惊人洞察力和独立自主的预言家的睿智警告。在一首纪念哈代的诗里，徐志摩写下这样的句子：为维护这思想的尊严，诗人他不敢怠懒，高攀着理想，睁大着眼，抉剔人生的错误徐志摩《哈代》，《全集》卷2，第469-470页。为了更强调哈代思想的尊贵，徐志摩又写道："哈代但求保存他的思想的自由，保存他灵魂拥有的特权--保存他的Obstinatequestionings的自由"徐志摩《哈代的悲观》，《全集》卷6，第317页。。他着意以英文征引哈代的"obstinatequestionings"("倔强的疑问")是很值得注意的。首先，这显示徐志摩接受哈代的悲观主义是来自哈代在其《道歉》中的说法："如今对本作者的作品所提出的'悲观主义'，事实上只是对现实探索上的倔强的疑问……这是修缮心灵，也是修缮人体的第一步"。哈维·C。韦伯斯特：《在黑暗的平原上：汤玛斯·哈代的艺术与思想》(康涅狄克州，1964)，第213页引用。第二，这显示徐志摩并没有多读哈代的小说，因为哈代的小说充满了"人类无助的感情"。帕特里克·布雷布鲁克《汤玛斯·哈代及其哲学》(费城，1927)，第159页。换言之，他对哈代的崇拜几乎是完全来自他的诗作的。徐志摩也许读了哈代的《无名的裘德》，因为他建议陆小曼去看。见《爱眉小札》，《全集》卷4，第346页。哈代诗作里那种熟悉的简朴以及"明确的诚恳"艾伯特·盖拉尔《汤玛斯·哈代》(纽约，1964)，第188页。赋予了徐志摩另一首有关哈代的诗的灵感：他可不是没有他的爱他爱真诚，爱慈悲；人生就说是一场梦幻，也不能没有安慰。徐志摩《哈代》，《全集》卷2，第468页。毫无疑问，就是哈代这种"深沉，动人，但又平易近人的个性"将徐志摩和哈代联系在一起。艾伯特·盖拉尔：《汤玛斯·哈代》，第189页。但徐志摩看来是忽视了哈代诗作的一个中心思想，这思想是跟徐志摩自己的个性完全矛盾的。正如一位哈代研究的专家所说，整体来说，哈代的诗作把生命描绘成"一连串轻微和平淡的挫败，是一种全无信心全无希望的坦率表白"。同上，第163页。很奇怪，徐志摩竟然能够把这位悲观哀伤、愤世嫉俗的诗人跟卢梭一起，放在同一个知识界传统里："在他(卢梭)的言行里现代'自我解放'与'自我意识'实现了它们正式的诞生。从《忏悔录》到法国革命，从法国革命到浪漫运动，从浪漫运动到尼采(与道施滔奄夫斯基)，从尼采到哈代--在这一百七十年间我们看到人类冲动性的情感，脱离了理性的挟制，火焰似的迸窜着，在这光眼里激射出种种的运动与主义"。徐志摩《汤麦士哈代》，《全集》卷6，第295-296页。
在描述从卢梭开始，到哈代结束的传统时，徐志摩实际上是以欧洲的浪漫主义角度来进行审视的。卢梭的《忏悔录》确实提供了"对独特个性表现的长篇分析，这个独特个性，即自我，不同于其他人的个性"，莫里斯·Z。施罗德《伊卡洛斯：法国浪漫主义中的艺术家形象》(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1961)，第26页。同时，卢梭也"宣布了人感情本性的善，以及感情作为行为指导的功效"。E。H。卡尔《浪漫的放逐》(波士顿，1961)，第63页。徐志摩那种"自我解放"和"自我觉醒"的观念，只不过是用来强调卢梭的其中一个传统：人类感情的浪漫主义。也许他也应该把斯塔尔夫人(MadamedeStaёl)和乔治·桑(GeorgeSand)加入这传统里，因为他们也说过"如果人类的感情是存有德性的话，那么，这感情最宝贵的部分便一定是爱；而去爱便一定是最崇高的德性。"同上。
徐志摩所钟爱的外国作家也总属于这浪漫的传统：卢梭、拜伦、雪莱、济慈、波特莱尔(他认为波特莱尔是"19世纪的忏悔者，正如离骚是18世纪的，丹德是中古期的")、丹农雪乌、尼采和罗曼·罗兰。徐志摩《波特莱的散文诗》，《全集》卷6，第406页。即使那些不能配合这类别的也会被徐志摩以自己的浪漫视角去照射，变成了浪漫主义的偶像。因此，他没有半点儿困难便可以把哈代、托尔斯泰、罗曼·罗兰、泰戈尔和罗素放在一起，说"他们的柔和的声音永远叫唤着人们天性里柔和的部分，要他们醒起来，凭着爱的无边的力量，来扫除种种障碍，我们相爱的势力，来……消灭种种束缚我们的自由与污辱人道尊严的主义与宣传"。徐志摩《汤麦士哈代》，《全集》卷6，第301页。
徐志摩这些西方偶像，很可以跟他在1925年第二次欧洲之旅中所提到的名字接合起来。他把这次出国称为"感情作用的旅行"，有两层意义：在感情方面，他要考验一下自己对陆小曼的爱情；在理智方面，他要在欧洲寻找他精神的伙伴。他原来是要再跟泰戈尔见面的，也要到法国去看罗曼·罗兰，到意大利去看丹农，还有到英国去看哈代。但最后只能跟哈代见面。《年谱》，《全集》卷1，第602页。他也特别改变行程，到柏林去看《死的胜利》，到伦敦去看《哈姆雷特》(约翰·巴里莫尔主演)，到巴黎去看《特里斯坦和艾索尔德》。他把自己想像成特里斯坦，陆小曼是艾索尔德，来与他见最后一面，那情死一幕的意念和音乐，使他联想到天崩地裂的环境。《志摩书信》，《全集》卷4，第382，384，392页。他还有时间去上坟：契诃夫、克鲁泡金、曼殊斐尔、茶花女、勃祁宁夫人、米开朗琪罗、梅迪启家族、丹德、法兰西士、浮吉尔，最后是自己儿子的坟。徐志摩《欧游漫录》，《全集》卷3，第576页。从这个名单，我们可以见到徐志摩对西方文学的兴趣：他在浪漫主义的历史作了一次"感情作用的旅行"。我们可以在这个名单上加上徐志摩翻译过的作家，包括拜伦、雪莱、济慈、罗塞蒂、泰戈尔、哈代、白朗宁夫人、柯勒律治、斯温伯恩、Schiller、惠特曼等人的诗作，丹农和曼殊斐尔的小说，还有比较意外的是詹姆斯·斯蒂芬斯(JamesStephens)的《玛丽玛丽》(ACharwomansDaughter)、伏尔泰的《赣第德》(Candide)以及弗里德里克·海因里希·卡尔(FriedrichHeinrichKarl)写的神话故事《水中女神》(Undine)。
飞天的伊卡洛斯徐志摩对欧洲浪漫主义的迷恋，也可看出一些心理上的问题。从他其中的一条日记，我们知道他重136磅，徐志摩《眉轩琐语》，《全集》卷4，第395页。而从他作品集中几帧模糊的照片，我们见到他温文和蔼，略带点女性柔弱的气质，眼镜那黑色幼细的框架，使那敏锐、炯炯有神的眼睛，还有那稍长和苍白的脸孔更形突出。他时常穿着一件长衫，半掩着下面一条西式裤子。这图像使人马上想起了我们所熟悉郁达夫的自画像。可是，徐志摩在作品和朋友前所展现的形象，却几乎跟郁达夫那种悲伤颓废的形象完全相反。因此，我们对于徐志摩精力充沛的内在世界跟毫不雄壮的外表之间的歧义，实在很感兴趣。
在徐志摩的诗作里，爱情时常是用一种动态来描述的，此外，它又被幻化作女人，真实的如陆小曼；还有虚假的，像《爱的灵感》和《翡冷翠的一夜》中爱情独白的述说者。在这两种情形里，女主角都拥有燃烧着的热情，跟郁达夫或苏曼殊小说里那些脆弱和受迫害的女主角很不同。但他对女主角感情上的认同还不止于此。他两篇同名的散文《浓得化不开》罕有地展露了他的性幻想。作品描述了两个梦境，其中一个看来是在香港发生的。男主角跟随一个谜一样的妖艳女子进入神秘的山洞时，他的色欲给撩动了，但当他从山洞跑出来，失了女子的踪影时，他突然面对大自然的美丽景色，一切肉欲都融化了，升华了。收在《全集》卷4，第101-107页。在第二篇散文里，地点移到炎热潮湿的新加坡，相同的男主角又遇上了一个艳丽、很像妓女的"朱古律"女子，她一步一步地把肉体压向男主角脆弱和大汗淋漓的身躯。同上，第91-99页。如果我们把那两首诗跟这两篇散文放在一起去看，便可以见到渴望和恐惧是糅合在一起的。徐志摩曾经透过一个想像出来的朋友对自己进行了"心理分析"："正为是你生活不得平衡，正为你有欲望不得满足，你的压在内里的Libido就形成一种升华的现象，结果你就借文学来发泄你生理上的郁结"徐志摩《自剖》，《全集》卷3，第398页。。这就是《翡冷翠的一夜》里女主人翁的渴望。在那难忘的一夜里，当这位在翡冷翠的故事里的女主角正在让热情燃烧掉之际，徐志摩自己正在给追求陆小曼的热焰燃烧着(徐志摩在1925年5月27日写给陆小曼的信里这样说："我在这里只要上床一时睡不着，就叫曼，曼不答应我，就有些心酸。")。《志摩书信》，《全集》卷4，第395页。
徐志摩的偶像崇拜也展现类似的主题，他的偶像形象也具备了真实或想像的力量和雄奇。我们很容易便留意到在他笔下，拜伦是一个年轻的异神神祇，在太阳底下展示着一身完美无瑕的肌肤，这使人马上想起托马斯·曼(ThomasMann)的《死在威尼斯》(DeathinVenice)。徐志摩既渴望能成为拜伦式的英雄人物，但又缺乏一具粗犷的男性躯体，于是，他颂赞了一些外国热情奔放的英雄人物，作为心理上的补偿。因此，他那种有意识的、理智的认同于欧洲浪漫主义，是同时有着心理上的需要的。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见到徐志摩确是能够从真正的艺术原型--伊卡洛斯的形象--来跟欧洲浪漫主义接触。
徐志摩时常都想飞。在一篇著名的散文《想飞》里，他写着："是人没有不想飞的。老是在这地面上爬着够多厌烦，不说别的。飞出这圈子，飞出这圈子！到云端里去，到云端里去！哪个心里不成天千百遍的这么想？……这才是做人的趣味，做人的权威，做人的交代。这皮囊要是太重挪不动，就掷了它，可能的话，飞出这圈子，飞出这圈子！"徐志摩《想飞》，《全集》卷3，第430-431页。
这段隐喻性的文字描述的当然不只是他渴求肉体上飞天，我们可以从西奥菲尔·戈蒂埃(TheophileGautier)在19世纪30年代法国浪漫主义高潮时期所写的一段文字中找到几乎是相同的描述："伊卡洛斯的命运并没有吓怕任何人。翅膀啊！翅膀啊！翅膀啊！他们从四方八面叫喊着，即使我们会掉进海里。要从天上掉下来，便得先要爬到那里去，就是只有短短的一刻，总比一生匍匐在这地面上美丽得多。"施罗德文中引用，第217页。
就像那些法国浪漫主义者"希望能升越了19世纪的庸碌和现实"同上。一样，徐志摩要升越20世纪中国"人生的悲欢离合，一切的斗争和生存"的生活。徐志摩：《想飞》，《全集》卷3，第652页。对徐志摩来说，飞也是取得完全自由，超越社会常规的方法。此外，徐志摩跟法国浪漫主义者一样，在空中高飞，也是个人所自诩的艺术优越性的象征，以艺术的天分和敏感作翅膀，高飞在俗世的凡人之上。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徐志摩和雨果都是梅礼博士所提"伊卡洛斯综合征""上升者"性格的典型性格，它的特征包括"激烈的热情、自信心急剧提升、想像的飞跃、兴奋得意、精神膨胀、难名的狂喜"。亨利·A·默里《美国的伊卡洛斯》，见阿瑟·伯顿及罗伯特·E。哈里斯编：《性格的临床研究》(纽约，1955)，第639页。此外，徐志摩还完全包含了梅礼博士所说的伊卡洛斯性格："心理能量前所未有地提升"(自然性、创作热情、自信和积极性)。同上。这些伊卡洛斯的特点不单产生了徐志摩"自剖"后所说的"理想化的现实"，他根本不满足于仅仅在创作里"理想化"他的心理能量。他那无穷无尽的感情、他在朋友间那种"旋风"式的行为、他"一阵阵呼喊和跳跃"、他情绪的波动--"突然忧虑，突然欢乐"--全都显示出他生活和个性中过度的活力，使他成为伊卡洛斯。在追求理想的爱情以及崇拜雄伟的偶像时，他实际在尝试摆脱自己"皮囊"。结果，在最终的飞行动作里，他个性中各种活力成分达到了巅峰，甚至把他推出了他自己的极限。
可是，在上升到感情的顶峰时，伊卡洛斯的命运便是在火焰中燃烧。徐志摩似乎也有这暗示。在《想飞》的结尾，他这样写着："忽地机沿一侧，一球光直往下注，硼的一声炸响，--炸碎了我在飞行中的幻想"徐志摩《想飞》，《全集》卷3，第433页。。他最后真的是得到伊卡洛斯式的死亡。
1929年以后，由于教学的关系，徐志摩经常坐飞机，首先是来往南京和上海，跟着是上海和北京。但那时候商营航空事业在中国还只是处于创始的阶段，坐飞机还是相当危险的。但徐志摩贪图它的速度和方便。此外，一位在航空公司工作的朋友能让他免费坐飞机。《年谱》，《全集》卷1，第663页。1931年11月19日，当他乘坐飞机从上海飞往北京，准备到北京大学教书时，飞机在浓雾中撞在山东济南附近一座山上，当时，飞机上还有两名机师。同上，第665页。就像年轻的伊卡洛斯一样，徐志摩在他"翅膀"的烈焰中死去。作为一位浪漫主义者，他重演了这原型神话。
徐志摩在还没有被绝望拉下去，创作力还正旺盛的时候去世，他是避过了欧洲浪漫主义第二部分的伊卡洛斯阶段--堕落的伊卡洛斯--回归到王尔德或波特莱尔所代表的自恋式颓废，借艺术从生命中寻找避难所。见施罗德，第七章。但在中国方面，徐志摩能够幸运地避免了重蹈郁达夫的覆辙：以自己的艺术来跟生活妥协、以自己的生活来跟社会妥协。他也不需要面对在艺术和政治之间作抉择的两难局面，这样的难题迫使了不少同时代的作家走上"左"倾的道路。
徐志摩去世后，他的友人写了很多诗作来悼念他，但没有一首比得上他自己所写的一首，更能贴切地表达我们的怀念之情：等候它唱，我们静着望，怕惊了它。但它一展翅，冲破浓密，化一朵彩云；它飞了，不见了，没了--像是春光，火焰，像是热情。徐志摩《黄鹂》，《全集》卷2，第424-4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