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人天生不安分，每个温州人都有赚大钱、成大事的欲望。他们喜欢给自己打工，他们力求做到最好，他们有胆有识，他们异想“开天”……
他们的壮志雄心让世人为人动容。而也正是这种壮志雄心，使他们成为了中国最富有的一个群落，成为了“中国的犹太人”。
1.喜欢给自己打工的温州人
“自己当老板”似乎是温州人与生俱来的想法。老板是温州人的主要群落，温州经济的迅速发展及其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主要就是由这个群落造就的。温州的老板群人数众多，年龄阶层素质不一，因此有必要先来说一说温州老板的类型。
前些年，全国好讲深圳速度，在深圳有这样的说法：天上随便掉下个东西，砸到十个行人，有九个是总经理，还有一个是副总经理。这句话指的是深圳的经理人之多。还有一句话形容90年代初从商的热潮：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待开张。这两种讲法都很形象，当然也是有些的夸大其词的，但对温州人来说，“十个人中九个是老板，还有一个准备当老板，”这话却是恰如其分的，如果按占有量来计，可以说温州的老板绝对是全国最多的。
《辞海》对老板一词解释是：旧时称商店、工厂的所有者；又佃农称地主，雇工称雇主，也叫老板。现在，这个老板的叫法似乎还在扩大，机关中许多人把自己部门的领导也都叫做老板了。虽然有媒体发表文章批评这个现象，但好像干部们并不以为然，仍然这么叫着。不过我们这里要说的老板是指前者，你经营商店、工厂、公司，你就是老板。
在温州老板自然也是有大有小，大的如“庄吉”的老总，曾经的八大王之一郑文忠，报喜鸟集团的吴志泽等人，年营业额都在几十个亿之上，个人所得税也在成百万的上交。小的如开个理发店、杂货铺，夫妻俩自己进货，只雇一两个营业员，就可以成为小店的老板。在温州人的思想里，无论大小，都希望“给自己打工”，做老板是他们的目标，因为做老板和当雇工的感觉不同，是两码事。
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创业当老板外，代理品牌开店也是当温州人老板的方式之一，在温州，代理品牌的人不在少数。你的“康奈”、“美特斯·邦威”、“庄吉”或者“高邦”等等，都很有名气，是全国有影响力的品牌，我在某个省、某个市、某个县来代理你的品牌，开个专卖店或连锁专卖店，我借你的品牌当老板做生意，你依靠我来扩大你的市场占有量，相互依靠，各得其所。有段时间，“高邦”服饰的老板朱爱武戏称自己是“八一”老板，在全国各地，八天就会出现一个“高邦”连锁专卖店，而且越开越多，从北京、上海开到各个省的省城，再从省城开到市、县。全国两千多个县，千个县不只一间专卖店，这队伍有多大可想而知。温州的知名品牌又多，像“康奈”、“正泰”这种集团公司，之所以能做得这么大，销售额这么高，就靠这种代理商，这是他们的营销网络，几乎每个大公司都有这种营销网络。现在这种网络有向国外蔓延之势，与此同时，有些人也开始代理国外的品牌了。
开工厂当然是最为传统的当老板方式，温州又是靠家庭手工作坊起家的，这种老板在老板队伍中的占有量相当高。但办工厂的方式也不尽相同。有些人，稍微上了点年纪，不大想冒风险，自己又有某方面的技能，就办个小工厂，如摆放几台冲床、线切割机床什么的，代人加工零配件，自己既当老板又兼技工，雇一二位助手，坐山门“守株待兔”，总会有人送图纸过来加工的。没有技术科，也不需要营销部，这种老板要比打工好很多，日子过得无忧，又能让自己做主，这样做的人在温州有很多。
2.有胆有识，无所不敢的勇气
温州人在经商时有着敢为天下先、敢做第一人、敢闯全天下的勇气。温州人无所不惧，敢闯天下的勇气和精神，不仅在国内，甚至在全世界都是颇负盛名的。温州人在国内外商场上表现出的敢闯敢拼的精神，其实也是温州模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方面，当代商场中大批温州人闯荡江湖的成功范例就是明证。
在国内商界，温州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为经济学家们和各地商人所津津乐道、惊叹不已。改革开放后，富裕起来的温州人一不靠政府，二不求邻省邻市，不为当时的经营体制所限制，民间筹资建立起了温州机场，这在当时国内民航业方面无疑是开创了一个先例，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令人惊叹。因而温州机场可以说是温州人敢为天下先的一个典型体现。温州机场是温州人“敢”字当头的一个注脚，它的诞生是一个可以留传后世的传奇故事。
由于民航业早年的体制限制，民办的温州机场建成后一直没有长沙航班，而偏偏在湖南各地做生意的温州商人又非常之多，每年春节，总有大批思乡心切、归心似箭的温州商人干着急没办法，有钱使不上劲，从长沙回不了家。有人开玩笑说我们这么多人，可以出钱包一架飞机飞回温州了。说的人无心，在旁边听的王均瑶却动了心，事后就去实施，成立了天龙包机公司，包下国内几十条航线，成为全国首个民企参与一向由国家经营的航空运输的特例。加之写报道的记者很有创意，用了“胆大包天”的成语，非常形象地表述出王均瑶的一种商业行为，使王均瑶一下子名闻全国。其影响力之大，让人咋舌。可惜2004年王均瑶不幸病逝，年仅39岁。
事实证明，王均瑶不仅胆大包“天”，而且凭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入宝山岂可空手而归”的精神，在与民航沾边的行业上既不断扩大战果，同时又深挖潜力，经营触角不断伸展，经营项目涉及食品饮料、旅行服务、宾馆和房地产，乃至参与民航公司的重要股份，把自己原有的“中国第一家农民包机公司”真正做成了包天包地包吃包住包行的集团企业。一个“胆”字已经涵盖不了这位知名温商的经营思想了。
事实上，温州绝对是一块产生勇者的土地。从建国之初“包产到户”的最早临世，到20世纪80年代撬动金融铁板向银行存贷款利率开刀发难；从温州人打破经济体制的禁区，顶风推出“股份合作制”，到温州人当今跨越经营雷池，大演包天、包地甚至包海等让世人惊声一片的“胆大妄为”之举，温州一直就是敢于冒险、志在千里的温商们的乐园。由于“敢”字当头，在温商群体中，包天包地者有之，包江包山者也有之——永嘉县几个农民包国家级旅游区楠溪江，以及温州各县商人包水电站、包市区垃圾发电厂投资的故事，也是一段时期内国内媒体关注的热点。除此之外，温州人中有着数不尽的“敢”字当头的故事，其中一个令人称道的例子是法派服装公司所为。在2000年7月间，该公司的年轻决策人竟将电子邮件发到了美国白宫，以200万美元的天价，诚邀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担任该公司的形象大使。虽然这件事最终没有成功，但温州人的胆大由此可见。
如果说温州人经商的果敢精神是基于地理环境上的封闭，人们生活一穷二白的窘境的话，那么就不难理解他们的冒险很多时候是由于迫不得已的生存环境的促发，是他们对于命运的一种抗争。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却又正好相反，因为许多温州人的冒险往往并不是为钱所迫，而是主动放弃殷实与稳定的生活，主动选择成败不定的风险，这就不仅仅是“敢于冒险”四字所能完全涵盖的了。
原温州市永嘉县上塘镇委书记叶康松，就是主动冒险的典型人物，放着好好的国家干部不做，放着别人垂涎三尺的高位不坐，年近不惑时却弃官下海，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农业跨国公司，着着实实做了一回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中国的乡镇班子里镇委书记是最高的权力执行者，几乎可以说在本镇呼风唤雨，然而叶康松却毅然放弃了这种权利，而是选择闯荡海外，初涉足美国商界时，他不仅对美国知之甚少，而且连英语也都会不说，因而其生意可以说是举步维艰，他的这个险冒得够大。然而叶康松面对危机却不以为意，心不虚腿不软，一步一个脚印，稳稳当当地领着他的跨国公司在美国本土立下了根。
像叶康松这样的人，在温州还是很多。他们往往敢于舍别人之不愿舍，弃别人之不敢弃，将自己置身于绝境而后生。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更加明白：富贵险中求，置之死地才能后生；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比别人更加明白舍与得的道理：有舍方有得，有大舍方有大得。
3.“异想天开”，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异想天开，是形容人们去想那些根本无法办得到的事，是一个贬义词，但在温州人身上，这种“异想天开”在与他们的“大胆妄为”结合在一起后，竟然成了一种真实，一个褒义词。
邵奇星如今是温州市海螺工业集团的总经理兼公司党委书记。
1982年，温州市制伞厂面临倒闭的危境，这是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工厂。邵奇星接任了厂长之职。他首先打破原有的工资结构，使收入和贡献挂钩，企业当年扭亏为盈。
1985年，海螺公司兼并温州市食品三厂，在温州开创成功兼并企业的先例。1992年，又兼并已停产三年的温州汽水厂。随后一路兼并，直到把战刀直指自己的上级单位，在全国开创了“下级兼并上级，集体企业托管国有企业”的先例。这又是一个温州创造的第一。
下属的单位多了，融资很不方便，他们就办起了城市信用社——汇海信用社。
1987年，海螺公司搞专业化协作。把产品下放到厂外加工点去生产，利用总厂的资金、技术、销售优势。没有增加厂房、没有增加人员，就扩大了生产规模。这也是及时吸收了温州民营企业成功的经验。
1993年，邵奇星在公司中实行租赁经营，在用人机制上实行“三四三制”，即30%优秀者保持稳定，40%的人属须提高者，30%的不适合者淘汰。这听起来是很残酷的。美国通用电气的杰克·韦尔奇，也采用相似的政策，所定的比例只是“二七一”，这已经让基层的具体执行者颇感于心不忍了。可见在“三四三”的比例下，每个员工会感到多大的压力，仿佛天天都有只吃人的恶虎在背后狂追不已。
海螺公司的传统主营产业是制伞。1991年，邵奇星到日本参加一个国际贸易展会，日本有“制伞王国”之称。邵奇星受到了刺激。他发现自己精心生产的伞，与日本伞一比，自己的货简直是垃圾。日本伞设计考究、做工精细、撑收巧妙、品种花色繁多。他断定，自己的伞，与日本伞至少有30年的差距。
但是，邵奇星不想用30年来弥补这个差距，他要尽快，要最快。
于是，他投资数百万元用于产品开发。开发晴雨伞。面料从布到尼龙，又从尼龙到进口防水缎面。伞骨表面处理，从涂银粉到镀乌金。骨架材质，自己的研究所研制出玻璃钢材料。一共开发出400多个品种，在国内外市场打出了一片天地。
海螺牌晴雨伞走向了世界。最令邵奇星满意的是海螺伞打进了日本市场。还有日本的公司前来谈合作意向。
他抓出口很有一套妙法。他用抵押代销的方式，先让华侨把伞带出去，顺利地打开了外销的路。后来，有外商找上门了，他摸清了网络，自己设批发公司。再后来，他们以集团的名义和外商合资办贸易公司，直接从事进出口业务。先后在美国、巴西、波兰、香港等地建立了自己的销售网络。
每个大的举措，邵奇星总是想了又想，反反复复地想，想到最后总是“异想天开”：自己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益，并且还要让合作者有利可图。
他分析，世界制伞王国，60年代在日本，70年代在台湾，80年代在徘徊，90年代在中国大陆，这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基地变迁的必然趋势。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时机，顺趋势而动，大搞雨伞基地建设，发展规模效益，提高竞争力，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温州成为世界制伞基地——生产中心、销售中心、信息中心。
1996年，温州市商委决定，将海螺集团的原上级部门——温州市商业工业公司撤销，其下属的九家企业一并划归海螺集团名下。
邵奇星并不满足于“制伞王国”的建设，他总是在不断自我超越，不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他在建设“制伞王国”的同时，又投入亿元资金，建立高科技高档酱油、血液制品两大生产基地。引进日本高盐稀态发酵工艺、生产高品质酱油。与浙江省血液制品所合资创建海康生物公司血液制品生产线，生产人血蛋白等高科技生物制品。如今已经建成了制伞、调味品、生物三大生产基地。
邵奇星并不满足于生产和贸易。1998年，在浙江省和温州市政府的参与下，海螺集团参股创建了海外投资实业总公司，在世界第五大城市的巴西的圣保罗，开办了浙江第一个海外市场——巴西“中华商城”。
人们回顾海螺的发展历程，惊奇地发现，它从一个快要倒闭的集体制伞小厂，已经发展成为跨行业、跨地区、跨国的集团公司，年产值由35万元向10亿元迈进。
邵奇星像一只兼具哲学思维和商业智慧的猎鹰，总在商海大潮里巡遨不已，总是在寻求最佳商机，他甚至组合了各种体制的最优之势为我所用。最有传奇色彩的大手笔就是跨所有制兼并和托管、创建海外商城。依他的思维惯性，他绝对不会行止于此。
他总是在“异想”，但关键是，总有一片又一片的“天”在为之而“开”。
4.天生不安分，温州人绝不安于现状
温州人天生就不是安分的人，世界上没有温州人不敢去的地方，只要有利益，有价值，同样，只要有必要，温州人敢做其他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不安分的温州人不安于异常艰苦的现状，为了生活得更好一些，他们不停寻找着每一个可以抓住的机会，一旦机会出现，他们就绝不放过。
洛克菲勒说过一句话：“我曾经穷过，我也曾富过，听我一句话，富比穷好。”
虽然大多数人口头上并不承认“金钱至上”，甚至许多人还认为金钱是丑恶的，但事实上中国人都会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有钱能使鬼推磨”。
温州人从不讳言对金钱地追求与热爱，“赚钱”是他们艰苦创业最根本的原因。而他们拥有财富之后继续拼搏的原因不一定是为了钱，但结果却是“赚了更多的钱”。总之，温州人清清白白做人，辛辛苦苦创业，勤勤恳恳赚钱，“商海无涯钱做舟”是他们总结出来的至理名言。
温州商人在赚钱上绝不会逊色于犹太人。他们是天生的赚钱机器，头脑灵活、观念常新；他们能准确地发现商机，没有太好的机会时，自己又能创造商机；他们什么赚钱就做什么生意，可以在服装、皮衣、皮件、建材、陶瓷、灯具、印刷、电器甚至汽车、房地产等行业中换来换去，可以涉足多个不同的领域；为了赚钱，他们又能放下面子思想，不怕吃苦，经常抛妻别子、背井离乡去创业，你说有这些特点的人，不是赚钱机器又是什么呢？
温州人特别善于模仿与仿制。让温州人做一件产品，最初的创业一般是靠模仿与仿制发展起来的。当然，在创业成功之后，他们就会创立自己的品牌。总之，温州人很好地践行了鲁迅先生所提倡的“拿来主义”。
当巴黎或意大利时装周展示了最新时装，不久之后，在温州市场上就会出现式样相似的时装，并随之销售到全国各地。他们是委托国外的朋友以高价购得新产品，坐飞机带回温州，连夜拆开研究，然后根据中国人的习惯加以改进。没几天，崭新的样式便可投放市场。
还有纽扣、打火机、眼镜、皮鞋等等，他们都坚持“拿来主义”。比如眼镜业，20世纪90年代，温州眼镜企业发展到一百多家，并以式样新颖、质优价廉吸引了外商。据统计，1997年温州眼镜业产值突破10亿元，1999年上升为15亿元，占全球销量的1/3，畅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温州大隆机器有限公司采用的是与外商、台商合作，引进模仿台湾及意大利鞋机生产厂商的技术，在此基础上进行技术创新。他们把这称为“与巨人同行”。1994年他们与台湾鞋机生产商益鸿公司合作，为其生产配件，两年后大隆将自己研制生产的鞋机推向市场。其后大隆又瞄准了意大利技术。他们选择了意大利的沙巴和BC作为合作伙伴，由意方提供具有国际水平的鞋机图纸，而大隆负责鞋机的生产和销售，很快跻身于世界一流的鞋机生产厂商行列。
有学者将温州商人这种“群起仿效”的做法称为“蜂群现象”。温州产的打火机风靡世界，就是成功一例。1985年初，一些旅居海外的温州人回乡探亲，馈赠日本打火机给亲戚。这种小巧玲珑，一打就冒出蓝色火焰的打火机要卖三五百元人民币。一些机灵的人动起了脑子，他们将打火机拆开，一个个零件仔细研究。然而关键的电子打火器却不是轻易能仿制成的。温州人就来到当时电子业最发达的上海寻找出路。也是天助温州人，东风电器厂刚在一个星期前攻克了这一难题。因为有了国产的4.7伏电容器，世界畅销的这种时髦的“猫眼”打火机很快在温州生产问世了。
时隔不久，不再冒明火的日本防风打火机出现了。这种打火机的外壳不是冲压而成的，连手工制作也难以达到如此精致。被称为温州第二代打火机的“王中王”防风打火机，是温州人李坚的仿真之作。李坚将其拆下反复琢磨，最终发现打火机的外壳是“锌合金”通过压铸而成。他与几个朋友买来相关设备和材料，经几个月努力终于获得成功。温州的能工巧匠从模仿起家，逐渐形成了分工明确的生产加工体系，如今温州每天有三种新款打火机问世，年产打火机5.5亿只，有大小打火机出口厂商3000多家，打火机款式超过1万种。
一个有意思的说法是，当美国人用他们的高科技迫使全世界为他们打工时，他们身上穿的却是温州人做的衬衣，听的是温州人做的半导体，早晨唤醒他们的是温州人做的闹钟，吸烟时用着温州人做的打火机，戴着温州人做的眼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