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上海人确实瞧不起温州人。在他们看来除了上海，其余地方都是乡下；温州人也不怎么服气上海人，认为上海人太势利眼，嫌贫爱富；上海人太小心眼，太小市民。
如今这种观念已发生变化。上海人认为温州人为人豪爽，做生意也有一手，是值得交往和学习的。温州人认为上海人素质高，办事认真，效率高，上海的商机又特别多，也是值得交往和学习的，在上海还可以赚到大钱。于是双方都很喜欢对方，双方都以有对方做朋友为荣。
1.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温州与杭州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谳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柳咏的这首《望海潮》可以说是道尽了钱塘繁华，准确地概括了钱塘江的壮观、西湖的美丽和杭州的繁荣。相传，就是这首词引得金主完颜亮感慨万分，立誓跃马江南。由此可见杭州美景之迷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无愧于天堂之称。
对于温州人来说，杭州不仅有美丽的西湖，是游览胜地，而且还是省城，地方的最大都市。因此，官员晋级荣升要进杭州，百姓办理稍大的行政事务要上杭州。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温州人把去杭州看成是很必然的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温州没有一所正规大学，全省最高学府大都集中在省会杭州，许多温州学子在西子湖畔寒窗苦读学业有成之后才踏上人生之路——杭州给了温州人知识的钥匙。在过去，温州同杭州的关系极为亲密，且看这样一首宋诗：“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一个“小”字，杭州在温州人心目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但是，杭州与温州虽然同属浙江省，但一个在浙北，一个在浙南，不同的水土养育了两地不同的人文个性。温州人与杭州人存在着大大小小的差异。
先说语言的差异。杭州话与温州话虽然一同被划在吴语区，可在十里不同音的南方，温州人与杭州人同样很难交流。几乎所有的外地人都认为温州话难懂，仿佛是外国话，令人不知所云。而杭州话与吴侬软音的吴话方言又有些不同，掺有北方语音的成分，显得有些生硬，但比之温州话要好懂得多。这主要是因为杭州曾是南宋国都，大量的北方移民带来的语音混合了当地土语。如杭州话中的“儿”化现象就是受到了北方语系的很大影响。据说杭州话中的“儿”化甚至影响到温州话中，如温州人称的“油冬儿”青菜就是从杭州引进的。可见，杭州比之温州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要深些。
由于从小就与如诗如画的西湖在一起，因此杭州人多喜欢游山玩水：星期天或节假日，带上茶叶蛋、豆腐干、花生米和矿泉水，随父母骑上自行车，来到西子湖畔公园的草坪上，抖开塑料布，摆上带来的可口零食，全家席地而坐，细细品尝，享受天边风景和其乐融融的亲情。不论是在平平常常的还是在繁花似锦，游人如织的节假日，杭州人都这样生活在湖光山色里，悠闲地过着遍地诗情画意的日子。并且杭州人还把游山玩水演绎成了生活习俗，何时去何地、观何景，都有讲究。如早春孤山探梅，盛夏泛舟观荷，金秋湖山寻桂，冬日断桥赏雪等，让人叹羡不已。
伴随杭州人成长的还有茶馆。在西湖边的每个景点，几乎都可找到茶馆，人们既可凭栏观景，又可喝茶聊天，不少外地游客从茶馆里品尝到名优特产后，从而认识杭州，留下美好的记忆。如今，星罗棋布的茶馆散落在西子湖畔，更是杭州人社交活动的首选地点之一。记得涌金门外一家茶馆有一副对联：“欲把西湖比西子，从来佳茗似佳人”，把杭州人上茶馆品茶的乐趣恰如其分地表露了出来。
而这种悠闲的生活，对于温州人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即便有空闲的时间，温州人也绝不会举家到郊外寻找一块草坪，摊开携来的塑料布，沐浴在阳光春风里，享受温馨的亲情，他们缺少闲情逸致的文化传统，关键在于他们更重视物质上的生活质量，何况温州也没有像西湖那样的风情万种妩媚动人的旅游景点。
事实上，这是区域文化的差异。当年宋高宗南迁建都杭州，岳飞坚决反对，理由是王室不可偏安，首都应建在虎踞龙盘的南京，有“帝王之气”，然而高宗却只为恋于湖光山水如诗如画的临安（杭州），早就没了收复旧山河的雄心壮志。南宋诗人林升脍炙人口的七绝：“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虽然讽刺的是南宋朝廷不思奋进，苟安杭州，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可生活在西子湖畔的杭州人，同样也享受到暖风醉人的惬意。妩媚的湖山铸造了杭州人的个性。上世纪30年代，鲁迅先生不赞成郁达夫移居杭州，也有湖山妩媚，不足迷恋之意。
无可否认，杭州确实是一座很是让人满足的城市。有学者分析杭州人有“西湖自恋症”倾向，不是没有道理。早些年，温州一家大企业在杭州招聘分公司副总经理，招聘广告刊登之后，别说土生土长的杭州人应聘者寥若晨星，即使是在杭州的外地人也会问道：“是不是要离开杭州？”难得来了一位杭州人，应聘时说得更到位：“我宁愿拿1000元的月工资，也不要拿4000元而要离开杭州的工作。”当时，温州老板听傻了，感慨杭州人真是不可思议。
从这里我们不难发现杭州人与温州人价值观的区别。在温州人看来，凡可赚钱的工作，凡有钱可赚的地方都是好工作、好地方，哪怕历尽千辛万苦，踏遍千山万水都是要干，都是要去的。在空气稀薄的青藏高原唐古拉山口，温州人开的小店就是例证。所以有人说，凡有温州人的地方就有市场，凡是太阳照到的地方就有温州人。这是温州人创造传奇的天生品格。当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杭州人处在风景秀丽，生活富足的山水城市之中，有着极为安定的生活，谁还愿翻山越岭，浪迹天涯？所以，当“温州模式”在改革开放初期方露峥嵘时，杭州人对其极为不理解，认为温州人简直是“大逆不道”，“离经逆道”弄不好连自己都会牵连，这不能不说是环境铸造了不同性格的结果。
此外，杭州人对待上海人不像温州人那样态度生硬：上海虽然发达，可是没有西湖，没有杭州有历史，有文化，杭州什么地方都比上海强？上海人不是经常举家来杭州度假的吗？爱便宜的上海人不是经常来杭州挑便宜货吗？其实这与对待温州人的态度是一个道理，也是“西湖自恋症”的表现，而且多少还带点自卑感。
与温州比较，杭州还是我国六大古都之一，山水之间文化底蕴丰厚。因而，杭州人多出儒商，在经商做生意时，不时地体现与文化的结合，喜欢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中谈买卖、签协议。这比温州的生意人要高雅得多了。在杭州，即使那些个户，小商贩也很重视文化气息的养成。在西湖边的小弄堂里，那些店面不大，装饰得体的小饭摊，一踏进去就使人感到满堂文雅，服务员个个都像是大学生，斯斯文文的，递送上来的菜单满纸文气，犹如杭州的文化气质。
由此来看，温州与杭州是有些格格不入的，虽然温州属于浙江，很多时候很多方面都要受到杭州的影响，但温州人却是不喜欢杭州的，他们更喜欢或者羡慕的还是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上海。
2.温州人更倾向上海
温州属于浙江省，按理说应该与浙江省会杭州关系更为密切。但真实情况却不是如此，在杭州人看来，只有宁波才和自己是铁哥们，温州，他们是不放在眼里。而温州与宁波是兄弟城市，按理说应该是友好合作的，然而由于杭州与宁波的亲密，杭州对宁波的投资更多，距离也就人为的拉大了许多。
和温州联系最密切的还是上海。以前温州在生产、生活方面都仰仗上海，现在却是因为上海蕴藏巨大的商机。
过去，温州人第一要靠上海的是交通。那时温州没有铁路、机场，只有一条通杭州和福州的沙石公路，再有就是开上海的大轮船。温州到杭州是四百多公里，到上海是六百公里，虽说远了二百公里，但坐轮船远比汽车舒服，可以躺着睡觉的。而那时的汽车运行时速才三四十公里，沙石路又是灰尘连天，坎坷不平，与其坐十几个钟头汽车，一路颠簸，灰头土脸地赶到杭州，不如睡一夜到上海。何况上海是铁路交通大枢纽，你到上海就可以中转到全国各地，温州人要外出跑供销做生意，上海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还有坐轮船可以带很多东西，运费也便宜。
温州人除了要靠上海的交通外，在以前，其物资来源也倚重于上海。上海是中国市场含量最大的现代化都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上海的产品无论在质量上和美观土都代表了我国的最高水平。上海的纺织品和成衣是全国最时尚的，领导着时装的新潮流。
当时温州人虽然很穷但眼光却不穷，对待消费产品颇有些挑剔，因为温州有不少人在外国，华侨和港澳同胞会带来许多时尚信息，可除少数侨眷、侨属之外，别人根本无法得到舶来品，只能就近去上海采购。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温州年轻人结婚前非要到上海不可，不是去旅行结婚，是去采购必备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及诸如脸盆、痰盂、热水瓶之类的日常生活用品，就连结婚要散发的喜糖也得从上海捎带，当时上海的大白兔奶糖是温州新婚夫妇最为青睐的，还有使新房热闹的红灯牌收音机也是温州人结婚时所必备的。后来温州人开始改革，开始创业，这时许多生产原料要到上海采购，机器设备和配件要到上海选买。
以前温州人第三要靠的是上海的技术。上海既然代表了中国轻工产品的最高水平，上海工人的技术水平也就是最高的。温州要办家庭工厂必须学习上海的技术，一是走出去，二是请进来。这样，当时的温州人就必须经常奔波在上海与温州之间。
3.上海人瞧不起温州人
以前温州人和其它地方的人到上海采购，上海人牛得很，特别是营业员，好像是打发乞丐似的，看见外地人爱理不理的。说话也只用上海话，“侬要啥？”“没！”这是对外地顾客使用频率最高的。为了限制物资的外流，上海除了与其他省市一样的布票、粮票、油票等等之外，还搞了个专有的“上海专用券”，购买诸如棉布之外的化纤布，部分化纤成衣以及紧俏的日用品都要凭这专用券，这使得外地人常常只能对柜台内的紧俏货干瞪眼。
当时，流传于温州民间的一个笑话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说外地人到上海南京路的第一百货公司（上海人称中百一店）购物，看到一种颜色的布料，非常喜欢，就向营业员提出要购买。营业员懒洋洋地用上海话说了三个字：“专用券”，外地人不懂上海话，听成了谐音的“转一圈”，心里就犯嘀咕：买布料干吗还要转一圈？但在当时，外地人到上海本身就觉得矮一截，望着营业员冷若冰霜的脸色又不敢问，后来大概是想通了，以为营业员是要看看他的身材高矮胖瘦决定买多少给他，便在原地转了360度。营业员摇摇头，往门口一指。营业员以为他在找规定的告示牌，往门口一指意识是那里有通告，我们按规定办事。外地人以为要到门口转一圈，便绕着偌大的第一百货公司跑了一圈，气喘吁吁地回到化纤布柜台，又指着那块花色化纤布。营业员发脾气了，大声说：“上海专用券！”外地人苦笑不已，百货公司转一圈都累成这个样子，还得再绕上海转一圈，上海有多大！那还不累趴下了。
说的是笑话，但对当时的温州人来说却都是真的，当营业员说，“转一圈”时温州人会真的到门口转一转，不过温州人是去寻找在外边倒买专用券的人，买了“上海专用券”再去购化纤布。上海的规定难不倒聪明的温州人。
上海人过去看不起温州人，称他们是“下只角”的。因为温州人新中国成立前在上海滩一般是干苦力的。如人力车夫、澡堂子里擦背、修脚的、扫地倒马桶的大都是温州人。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情况还是没发生多大变化，上海人最看不起的还是温州人，一提到温州人就联想起投机倒把，联想起做苦力。“迭格温州赤佬，就会投机倒把！”“迭格温州赤佬，只会弹棉花！”之类成了上海人谈论温州人的口头禅。同样是排队购船票，买宁波的，买青岛大连的，吆喝一声排好队就算，买温州船票的则会在排队的人身上用粉笔编好号，这让温州人感到很屈辱；同样是托运行李，温州人的行李要检查，经常是捆扎得好好的，检查后便一塌糊涂，要重新打包捆扎；同样是上海市场上能买得到的低档香烟，其他地方的人可以任意带，对温州人规定只能带两条，多了要没收，温州人在上海最倒霉，偏偏温州人又离不开上海。真是又急又气又无可奈何。
上海的福州路现在是全国有名的文化街，书店、文具店、音响店林立，但在新中国成立前还不叫福州路而叫四马路。说起四马路，许多年纪大的人都清楚，那就是“四马路的野鸡”。所谓“野鸡”就是下等妓女。有男人过来，只要你向周围看了看，她们就将你拖进了旁边弄堂里的小堂子，即使你不东张西望，你的帽子也会被她们抢走，你的拎包也会被她们夺走，你想要回帽子、拎包，你就被她们拉进了那些黑黑的小堂子。而当时温州人住的小旅馆据说就是新中国成立前的这种小堂子，房间都是小小的，一排排有如鸽子笼，楼梯走一步就摇个不停，就这样的旅馆还要排长队才有。更不舒服的是上海人听说你是温州人所投射过来的异样的目光，鄙夷，厌恶，不屑，不高兴的成分都有。
4.爱恨上海人
在以前，上海人瞧不起温州人，温州人对上海人也不怎么服气，在温州人看来上海人太势利眼，嫌贫爱富；上海人太小心眼，太小市民。上海男人个个娘娘腔，都是妻管严，每天都要被老婆支使着去刷马桶；上海的女人则总是惺惺作态，搔首弄姿，嗲得让人浑身不舒服；上海人还爱耍“流氓”，站在外滩当众亲嘴……总之在当时温州人的嘴里，只有将上海人说的一无是处这样他们才能出口闷气。
另外，在温州人看来，上海人也是喜欢耍嘴皮子功夫，没实际能力的。那时温州人骑自行车撞在一起，合就互相说声“对不起”然后走人，不合就拳脚相向，打完了不管输赢也马上走人。上海人则会锁好自行车，然后相互讲大道理，旁边围了大帮子人在瞎起哄。碰这种情况温州人会撇撇嘴不屑地说：“上海人又上教堂了。”温州人称上教堂听牧师传道叫“讲道理”。有时还会故意上去跟着起哄：“别总说了，手底下见高低，打啊！”
温州人对上海感觉用这样四个字形容是恰如其分，那就是“又爱又恨”，爱是因为离不开，处处都得上海人扯止关系，恨是因为被瞧不起，低人一等，只能以阿Q心态对待这位巨无霸。
同样，上海人虽然看不起温州人，却也很难离开温州人。上海人文化高，素质高，开化也早，七十年代就知道多吃植物抽对身体有益，但在那个物资匮乏，一切都要票证的年代，哪来的植物油？温州就有，只要多付点钱，自由市场上比比皆是。上海人喜欢吃虾皮、鱼鲞之类的海鲜货，温州盛产海鲜，小菜场里到处可以买到，价格还随行就市，货色多时价格便宜，货色少时价格就贵，但无论何时都可买到。还有上海人讲究穿着，温州人还在贩卖“平阳布”时，上海人已经是“的确良”、全毛华达，衣冠楚楚的。购买化纤布的“专用券”、纯棉布的布票，还可以通过调剂，赚点外快呢……
只要想到这些，上海人就不能不念及温州人的好处，在上海附近的城市中，只有温州的自由市场相对活跃，温州人可以提供诸如菜籽油、海鲜货等上海人喜欢的东西。也只有温州人在搞倒卖票证的行当，可以帮上海人弄点外快，所以说，上海人还真是离不开温州人。
5.用崛起赢得尊重的温州人
随着温州经济的快步发，上海人对温州人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先是强行指定温州人住“四马街”小旅馆的决定取消了，排队购船票在身上编号、托运行李特别规定之类的不公正待遇也没有了。上海人托温州人带的也不再是菜籽油、虾干之类的温州货，而是“东方表”、四喇叭收录机之类的舶来品，上海人对温州的评价也高了许多：“格温州赤佬还有本事，帮阿拉买的四喇叭还真（便宜）！”“迭格东方表是温州人送的，蛮灵格。”这些走私货的好处，使上海人的优越感受到了冲击。上海产的收录机本来也是不错的，但却贵，走私的收录机便宜，而且更好用。而曾经热销一时的上海牌手表在外来品时尚美观，廉价实用的冲击下，也失去了对上海人的诱惑力。而温州人手中就有这些价廉物美的东西，温州人的地位在上海开始提高。
温州的发展速度几乎可以和深圳媲美了。不久之后，原先在上海向“阿乡头”讨“专用券”的地方，也全部被温州人所承包了。再接着，温州生产的皮鞋、服装、打火机等小商品也成了上海市场上的抢手货。温州人去上海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可以抬头正眼看上海人了。
一个是被拉下了神坛，一个摒弃了盲目崇拜，双方一旦站在了平革的立场，也就产生相对公正的看法。上海人认为温州人为人豪爽，做生意也有一手，是值得交往和学习的。温州人认为上海人素质高，办事认真，效率高，上海的商机又特别多，也是值得交往和学习的，在上海还可以赚到大钱。于是双方都很喜欢对方，双方都以有对方做朋友为荣。
温州与上海来往非常之密切。比之上海人与附近的杭州、苏州、宁波关系要好得多。上海人提起杭州人论之以“杭铁头”，“刨黄瓜儿”。对宁波人则之平为“宁可听苏州人吵架，不听宁波人说话”，反过来又说“苏州人太嗲”。惟有对说话奇腔怪调，一句也听不懂的温州人最佩服。
以前温州人到上海，轮船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现在温州人做生意讲求效率和时间，坐船显然太慢了。
这时的温州人已经称得上富可敌国，自然不会为这个问题烦恼，国家不投资，就自己来，温州自己掏腰包修机场和铁路。飞机一通航，立即爆满，温州到上海由每天一班发展到每天六七个航班。未等铁路筑成，温州至上海的轮船航班就寿终正寝。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巨大作用。
如今，曾经是维系温州与上海关系的主要交通工具轮船已经消失，但温州与上海的关系却更为密切。如今大批温州商人去上海是为了投资。大企业家去上海划地办公司，建造工厂，如正泰集团、德力西集团、均瑶集团在上海都有规模不小的基地；小老板去上海则是为购房为增值，也为将来能在大上海有一席之地。上海的房地产因而让温州人炒得比天高。据说上海浦东陆家嘴的“滨江花园”是全国房价最高的公寓，而“滨江花园”的一半业主是温州人。上海许多高档楼盘的推出，大都要在温州造势做广告，有的还在温州设立长期的销售点。
总的来说，温州人选择上海是因为上海是我国的经济中心，国际性的大都市，在上海立足可以通过上海走向世界。同时也是看中了上海人的工作效率，严谨作风和廉洁精神，使自己的事业做得更大、更好、更顺利；上海人选择温州是因为温州人能干，有实力，能为上海的现代化进程、上海的繁荣与发展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