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年中行事，是指每年举行的时节恒例仪式。在平安时代的宫廷、贵族政治生活中，年中行事是仪式与时间的结合，具有维持国家秩序的重要意图。“年中行事”一词出现得比较晚，史料上始见于仁和元年（885）。这一年，太政大臣藤原基经献上了“年中行事障子”（屏风），并将之立在了内里的清凉殿中。依据现存的《年中行事御障子文》，藤原基经所献的“年中行事障子”上，写着一年中要举行的宫廷行事大约有近290项，显示出年中行事的成熟性。不过，年中行事的成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长期发展、演变而形成的。
根据《魏志》倭人传所引用的《魏略》记载，在3世纪以前，日本列岛上的人们并不知道“正岁四节”，只是依据“春耕秋收”的生产过程来计算一年的时间。6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历法通过百济传入了日本列岛。至推古朝（593—628）时，倭王权开始使用历日。在《日本书纪》所记载的推古十六年（608）的倭国致隋皇帝的国书中，就写有季节性的问候语——“季秋薄冷”。“季秋”一词指九月，是源自中国历的用语，由此也可以窥见中国历在推古王权的政治、外交等方面的应用。
7世纪以后，随着以大王（天皇）为顶点的中央集权体制一步一步地形成，与之相适应，中国的顺时行政的思想也逐渐运用至王权的统治之中。律令制国家成立后，规定每年的正月一日、正月七日、正月十六日、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十一月大尝日为国家的节日。此外，令制还规定正月十五日进薪礼，正月中旬射礼、二月·八月释奠等礼仪。每至节日之时，原则上，朝廷都要举行相应的礼仪及宴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而不举行节日行事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例如，因元明太上天皇于养老五年（721）的年末去世，翌年（722）正月元日，停止举行元日朝贺礼仪；延历十年（791）五月，因为“天下诸国频苦旱役”，桓武天皇诏令停止五月五日节宴，等等。节日行事的举行是以使用历日为前提的。根据令制规定，日本律令制国家的造历机构是阴阳寮，每年的十一月一日，阴阳寮将所造的翌年历送至中务省，由中务省向天皇奏上。上奏给天皇的历包括天皇用的御历和颁布用的颁历，其中，颁布用的颁历在上奏天皇以后，由太政官颁给中央官僚机构的诸官司，同时向地方的国司·郡司颁发颁历的抄本。十一月一日上奏给天皇的御历是具注历，即由历日和历注（列记历日的凶吉、禁忌等）构成的历。此外，天皇用的御历还有七曜历，是在每年的正月朔日上奏给天皇的。七曜历是记载日、月和土星、木星、火星、金星、水星运行的天文历。
阴阳寮造历时，所依据的历法是从中国传来的历法。推古十年（602），百济的僧侣观勒携带历书、天文地理书以及遁甲方术书至倭国，于是推古王权命令书生三、四人跟随观勒学习历法、天文、遁甲、方术。当时，观勒所教的历法极有可能是南朝刘宋的元嘉历。持统四年（690），持统天皇即位。其后不久，宣布并用元嘉历和唐朝的仪凤历（亦称麟德历）。文武元年（697），文武天皇即位后，元嘉历停用。天平宝字七年（763）八月，淳仁朝廷宣布“废仪凤历，始用大衍历”。大衍历是唐僧一行受唐玄宗之命编纂的历法，在唐开元十七年（729）至上元二年（761）期间，作为官历被唐王朝使用。显然，日本的天平宝字七年改历之时，唐王朝已经停用了大衍历。天安元年（857），历博士大春日真野麻吕向朝廷请求依据唐朝的五纪历造历。由此，五纪历开始与大衍历并用。五纪历是唐王朝在唐宝应元年（762）至建中四年（783）期间所使用的官历。贞观元年（859），渤海国使节给日本带来了当时唐王朝正在使用的《长庆宣明历经》。大春日真野麻吕试用唐的新历法之后，向朝廷奏请改历，建议使用宣明历。贞观三年（861），清和朝廷宣布停旧历，改用宣明历。宣明历一直沿用至江户时代的贞享元年（1684）。中国历法的长期使用，也就意味着在古代日本的时间意识中，存在中国因素的嵌入。
进入9世纪后，历注受到贵族社会的极其重视。大同二年（807），平城天皇以历注“并出堪舆杂志，非举正之典”为由，诏令删除历注。但是弘仁元年（810），公卿们上奏嵯峨天皇请求恢复历注，认为“历注之兴，历代行用，男女嘉会，人伦之大也；农夫稼穡，国家之基也”。由此可以看出，贵族社会把历注视为人们生活活动的原点，即历的时间观念已经深深地嵌入贵族的意识形态。与之相应，将礼秩序与时间秩序相结合的仪式编纂事业也被进一步推进。弘仁十二年（821），嵯峨天皇命令时任右大臣的藤原冬嗣等7人编纂仪式书，即《内里式》。在〈内里式序〉中，有如下叙述：
盖仪注之兴，其所由来久矣。所以指晓舆人纳于轨物者也。皇上虽以樽酌，节文未具。览之者多歧，行之者滋惑。（中略）於是，抄摭新式，采缀旧章，频要修缉，□斯朝宪，取捨之宜，断于天旨，起于元正，讫于季冬，所常履行，及临时军国诸大小事，以类区分，勒成三卷，庶其升降之序，隆杀之仪，披文即晓，临事靡滞，各修厥职，守而弗忘，众奂阅书，义近于此。
据此可知，在《内里式》编纂以前，早已存在有关诸仪式的规定（“仪注”）；编纂者们对“旧章”“新式”进行整理、汇总及补正后，由嵯峨天皇决定内容的取舍；《内里式》由3卷构成，依照一年的时间顺序，记载自正月至十二月在宫中举行的恒常·临时行事的仪式。尽管《内里式》是弘仁十二年（821）以前的宫廷行事的集成，但是至淳和天皇时代（823—833），宫廷行事的仪式又有了新的变化，为此淳和天皇命令时任右大臣的清原夏野等4人对《内里式》进行修订。天长十年（833）二月，清原夏野等人呈上了修订版的《内里式》。《内里式》的现存本中所收录的恒例行事主要有正月的元正受群臣朝贺式、七日会式、八日赐女王禄式、上卯日献御杖式、十六日踏歌式、十七日观射式，四月的奏成选短册式、贺茂祭日警固式、奏铨拟郡领式，以及五月五日观马射式、五月六日观马射式、七月七日相扑式、七月八日相扑式、九月九日菊花宴式、十一月进御历式、十一月奏御宅田稻数事、十一月新尝会式、十二月进御药式、十二月大傩式等。根据学者的研究，《内里式》现存本的内容只是原本的部分抄录或残阙本，原本的篇目多于现存本。与前述的令制规定相比，《内里式》所记宫廷行事的数量、内容都有明显的增加，折射出9世纪初期的年中行事的发展。
贞观年间（859—877），《贞观仪式》编纂而成。一般认为，现存的《仪式》即是《贞观仪式》。《仪式》由10卷组成，内含有关祭祀、恒例·临时行事等仪式共77项，无论是数量还是内容都比《内里式》更为丰富、详细。由此可以窥见宫廷行事逐渐扩充、细化的趋势。年中行事体系正是在这种趋势中被确立。
依据行事的内容，平安时代的年中行事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即政务系行事、节日系行事、神事·佛事系行事。限于篇幅的关系，以下选择节日系的若干行事为探讨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