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讳言，文艺作品中的张士贵是一个反面人物。世人之所以说张士贵是“奸臣”，都是受文艺作品的影响。那么，是那些文艺作品歪曲了张士贵的形象？其目的意图何在？这里，我们仅就掌握的资料作一探究。
目前所知，张士贵形象被扭曲的最早作品是《薛仁贵征辽事略》。此书撰述者不详。据考证约为元初人的话本作品（赵万里编注《薛仁贵征辽事略·后记》、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第十七章第三节、谭正壁《古本稀见小说汇考》编一）。
此话本为明《文渊阁书目》卷六“杂史”类最早著录。赵万里于五十年代，曾据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藏《永乐大典》卷5244“辽”字韵（摄影本）中移录并加以编注，1957年交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排印行世。后来有中华书局影印《永乐大典》（缩印本）本行世。
《薛仁贵征辽事略》讲述的是唐太宗贞观十八年起兵征辽时，绛州义军薛仁贵在征辽途中摆行阵，上《平辽论》，设瞒天过海之计，攻取榆树林，屡建奇功等事迹。但都被妒贤嫉能的绛州兵马总管张士贵按下不荐，冒功为己有，甚至欲加害薛仁贵于死地。在鄂国公尉迟敬德、英国公李勣等人的明察下，真相才得以大白。此后薛仁贵随同唐太宗打败天山军，活捉辽将盖苏文，再立大功。唐太宗征辽取胜，加封薛仁贵官爵，班师归国。这就是话本的梗概。具体来说，书中与张士贵相关的记载有如下十余处：
一是薛仁贵投军。话本说绛州兵马总管张士贵到山西龙门募兵，薛仁贵受夫人柳氏相劝前去投军。张士贵因薛仁贵名字有“贵”字，似乎犯了他的讳，于是拒收。后经程咬金说合，张士贵才勉强收下。
二是唐太宗让各路总管摆阵，张士贵不懂阵法，是薛仁贵指挥布阵，结果受到唐太宗的赞赏。唐太宗问张士贵谁教的阵法，张士贵说夜梦神人所教。太宗又让上平辽策，张士贵让薛仁贵写好，却告太宗说是刘君昴所写，太宗则厚赏张士贵和刘君昴。
三是征辽时唐太宗令张士贵为前部总管。到了海边，太宗问张士贵如何渡海。张士贵一时无措，只好说回去考虑一下。后来，薛仁贵施法术乘船渡海，结果张士贵将此功据为己有。
四是在攻打凤凰城时薛仁贵冒雨冲上城头，此景被太宗看见。太宗问张士贵乃何人？张士贵告说是绛州义军都头薛怀义。太宗对薛怀义大加封赏，而薛仁贵却什么也没有。
五是太宗在凤凰山被辽兵围困，薛仁贵突围救驾，追杀辽兵至榆林城。张士贵上表却说是他打败敌人的。
六是太宗令攻榆林城，薛仁贵搭云梯攻城，并五箭射死辽将五人。太宗问张士贵放箭者何人？张士贵却说是绛州义军。尉迟恭知道后，拉张士贵见太宗，张士贵又改口说是薛延陀。
七是薛仁贵救出任城王，张士贵却说功劳是他的。
八是张公谨拉张士贵去见太宗，要张士贵推荐薛仁贵，张士贵却偏偏推荐了张公谨。
九是薛仁贵先后解皇太子和尉迟恭辽兵之围，而功劳却被张士贵和刘君昴夺取。
十是张士贵在天仙谷遭辽兵围困，薛仁贵将其救出。张士贵有恩不报，反把薛仁贵骗入谷口，并欲放火将薛仁贵烧死，幸被总管段志贤阻拦，遂不果。
十一是张士贵得知尉迟恭和段志贤将向圣上禀奏其冒功一事，遂与刘君昴密谋杀害薛仁贵。他们令薛仁贵到帐下，命刀斧手将薛仁贵推出斩首，幸尉迟恭赶到，才未得逞。
十二是唐太宗知晓张士贵诸多劣迹后，欲将张士贵斩首，因薛仁贵保护而幸免。
十三是薛仁贵与盖苏文交战时，张士贵、刘君昴拦住薛仁贵，放跑盖苏文。薛仁贵帯箭奔太宗处，张士贵认为大势不好，便将官印包好交与刘君昴，自己欲奔辽而去。结果被尉迟恭截获，刘君昴被斩，张士贵因与任城王联姻被太宗流放海岛。
如果没有读过史书，不了解历史真相的话，看了上面的描述，谁都会说张士贵确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嫉贤妒能、阴险毒辣的小人。而且受此影响，之后的小说、戏剧等文艺作品，凡涉及张士贵的情节，几乎如出一辙，全是贬低张士贵的笔调。如《薛仁贵荣归故里》、《唐书志传通俗演义》、《隋唐演义》、《薛仁贵征东》及许多戏曲。特别是《薛仁贵征东》一书，还给了张士贵一个荒谬的结局：造反，欲自立为帝，最终被尉迟敬德用鞭打死在午朝门外。
然而，只要你翻开史书，这些被编造的故事便不攻自破。
据《旧唐书》和《新唐书》记载，薛仁贵为绛州龙门人，家境贫寒。唐太宗征伐高丽时招募士卒，薛仁贵的妻子劝他前去应募，通过战功改变地位。薛仁贵听从了妻子的话，便投军到张士贵的帐下。安市城会战前，张士贵曾令薛仁贵去救援被敌军围困的部将刘君昴，薛仁贵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因此颇受张士贵的青睐。东征回师后，薛仁贵一直跟随张士贵守卫玄武门。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张士贵致仕，薛仁贵接替了守卫玄武门的重任。
史载，薛仁贵参加辽东战役共5次，贞观末年随太宗亲征一次，其余4次皆为高宗时。“三箭定天山”也发生在高宗时对西北突厥的战役中，而不在太宗时的辽东之战。显庆三年（658），薛仁贵二次东征高丽时，张士贵已经离开了人世。因此，根本不存在张士贵加害薛仁贵之事。
那么，为什么话本、小说和戏剧里会出现张士贵迫害薛仁贵的故事呢？据史料记载，安市城会战后，唐太宗曾对薛仁贵说：“朕诸将皆老，思得新进骁勇者将之，无如卿者；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唐太宗说得也是事实，在安市城会战中，张士贵已经是60岁的高龄，在战场上拼杀时自然没有年富力强的薛仁贵威猛。唐太宗的这一即兴说法，可能也给后世留下了贬低张士贵的口实。
更重要的是，张士贵迫害薛仁贵的故事出现在北宋以后，那时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关系紧张。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朝中的一些老将为了保住自己的富贵，不仅主张妥协讲和，还压制一些主张抗战的青年将领。针对这种情况，当时一些有正义感的通俗小说和戏剧话本作者就以历史人物为依托，编撰故事针砭时弊，抨击权贵。于是，以张士贵暗喻腐朽老臣，以薛仁贵比喻主张抗战青年将领的故事便出现了。
其实，这种创作手法在历史通俗小说和戏剧中经常应用。例如，人们所熟悉的《杨家将》，就大肆贬损北宋名将潘仁美，说他迫害抗敌保国的杨家将。其实，根据历史记载来看，潘仁美和杨继业之间并无仇恨，将帅之间关系正常。
当然，张士贵的人生记录中也有在当时被认为的“劣迹”，“大业末，聚众为盗，攻剽城邑，远近患之，号为忽峍贼。”或许正是因其有为“盗”的“不光彩”历史，才使民间平话中将其塑造成窃取功名的丑角。
此外，文艺作品有时为衬托英雄人物起见，也用褒张贬王的手法。甚至可能完全颠倒是非黑白。如有的文艺作品，把仇犹国灭亡的历史，改成仇犹与晋国握手言和，让人啼笑皆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