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和煦骀荡的春风吹得芳草萋萋、桃红杏青的时候，清明便来到了。最初它只是一个岁时节气，逐步和寒食趋同合一以后，便成为人们最重视的佳节之一了。
据说春秋时，晋人介子推随重耳流亡，尝割股啖主。重耳历经艰辛，后回国即位，欲重赏从亡者，很多人竞相摆谱邀功，独子推不计功名，与母亲一道隐匿深山。文公（重耳）放火烧山，以逼其出山受赏，子推却至死不出。高风亮节使晋文公既深为感佩又哀毁至极。为了纪念他，把他隐居的山封为介山（在今山西省介休县），自己在介子推难日带头吃冷食，以示铭志不忘，同时令天下效行，如此遂有“寒食”之俗。至于节令时间，在长期演变过程中变化很大。初时自三九隆冬，冷食一月，后改为暮春，冷食三日。魏晋时正式确定冬至后一百五日为寒食正日，民间亦有称去冬一百四日为“私寒食”的。另据唐人韩鄂《岁华纪丽》自注“司烜”云：“周礼，司烜氏仲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为季春将出火也。”这就是说，按照周朝制度，仲春花暖，玄鸟翩飞之际，司火的官吏就要敲响木铎，提醒人们禁火的时间到了，就将火管起来。禁火的目的就是为了暮春将“出火”。显然，依“周之旧制”，清明有一个“禁火—出火”的周期，而后来的寒食节，同样有一个“禁火—出火”（以朝廷分赐新火为标志）的周期。虽然它们一是昭示物候，一是追悼人事，二者了无关联，但当寒食节延定于清明前一日后，二者便搅缠到一起，清明、寒食也作为一个节日相提并论了。
寒食清明，细雨霏霏；路上行人，几欲断魂。唐人诗人熊孺登有《寒食野望》诗云：
拜扫无过骨肉亲，一年惟此两三辰。
冢头草种有花树，春色不关泉下人。
拜扫即扫墓，华夏民族有祖先崇拜遗风，自西周始，已有“哭墓”、“展墓”、“式墓”等祭祀祖先、追悼亡灵的仪式（《礼记·檀弓下》），但长期以来皆无具体的拜扫时间规定。由隋入唐，在日益增进的现世福利面前，人们的生命意识勃然增强，加之佛教、道教的兴盛，荐亡、施鬼的流行，使人们的目光更注意那些苍莽历落的黄土墓丘，逐渐形成了寒食定期扫墓的风俗，在备具酒馔、修益坟墓、剪除杂草、培植新树的仪式中，表达对亡灵的哀悼和安慰。至开元全盛时期，这种祭奠活动臻于极盛，于是，唐玄宗在开元二十年（732）下诏，寒食期间，“士庶之家，宜许上墓，编入五礼，永为常式”（《岁时广记》卷一五）。终唐之世，寒食清明数日，在通往墓丛碑林的道路上，一片哀思，一片啜泣，确实颇有悲凉之意。
但十分有趣的是，一代唐人毕竟风流。他们在黄土墓丘前一洒泪水，尽抒哀思，但压根儿并没有让拜扫祭洒的一阵悲恸冲散纵情享乐的兴会情致，仍将寒食清明作为愉快的节令，心底奔迸着欢乐的激情。且看顾非熊《长安清明言怀》诗云：“明时帝里遇清明，还逐游人出禁城。九陌芳菲莺自啭，万家车马雨初晴。”在通往郊外的道路上汇成了一股踏青郊游的人流，车水马龙，熙熙攘攘，欢声笑语，如莺唱春。正因为清明时节可以如此狂欢，一般士人都翘首企盼着“一百五日又欲来，梨花梅花参差开”（崔鲁《春日长安即事》）的佳辰良景。妇女们在这风光妖娆的时刻也享受着特殊的游冶纵乐的权利。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天宝宫中至寒食节，竟竖秋千，令宫嫔辈戏笑以为宴乐，帝呼为‘半仙之戏’，都中士民相与仿之。”其实，岂止都中士民，当“满街杨柳绿烟丝，画出清明二月天”时，城乡各处都有“女郎撩乱送秋千”的倩影。除了荡秋千外，士女尚有拔河、蹴鞠、纸鸢、击球等丰富多彩的游乐活动。当然，最牵人情怀的还是再一次踏青游春。“鞍马和花总是尘，歌声处处有佳人”（卢延让《樊川寒食二首》之二），她们走出新插上青青柳枝的家门，相呼为伴，成群结队，尽览烟花春景，一展青春欢娱，即使春雨绵绵，也不减士女半分游兴。“雕阴寒食足游人，金凤罗衣湿麝薰。肠断入城芳草路，淡红香白一群群。”衣衫鬓影，如燕翩飞，点缀出无限风光，画出了春天的一道美丽的彩虹。
赵宋统治者开国之初便大倡宴乐，一代风俗实在奢靡，三春赏玩殆无虚日，清明是其中一大高潮。寒食前一日，都市人家都用麦面制作枣饼，用柳条串之，形如飞燕，插于门楣，称做“子推燕”。女子凡到及笄年龄的，都在这一天行笄礼，使她们能带着成熟的心态享受清明的欢乐。清明日依俗上坟拜扫，但这已完全成为一种形式，甚至只是一个郊游的话头。实际上，“宝马绣轩南陌路，笙歌举，踏青斗草人无数”（欧阳修《渔家傲》）。市郊四野如市，男男女女各携枣盿、炊饼及各种名花异果、山亭戏具、鸭卵鸡子，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尽情野餐逗乐，谓之“土门土仪”，哪里有半点悲蹙之意！北宋词人柳永《抛球乐》具体描写过都市士女少年踏青游乐的情景：
晓来天气浓淡，微雨轻洒。近清明，风絮巷陌，烟草池塘，尽堪图画。艳杏暖、妆脸匀开，弱柳困、宫腰低亚。是处丽质盈盈，巧笑嬉嬉，手簇秋千架。戏彩球罗绶，金鸡芥羽，少年驰骋，芳郊绿野。占断五陵游，奏脆管、繁弦声和雅。
那清明的芳郊绿野简直是一个天造地设的遣情纵乐的场所。一阵疏雨过后天气更新，艳杏绽开妆脸，新柳轻轻摇曳，芳草萋萋如茵，铺满池塘两岸，把郊野装扮得如锦绣画屏。东风送暖、管弦声雅，更激起摽梅女子爱的情愫。她们美丽的笑靥，为这幅清明郊野画卷更增添了几分多情的色彩。
南渡以后，清明风俗一仍北宋。此日“妇人泪妆素衣，提携儿女，酒壶肴罍。村店山家，分癢游息。至暮则花柳上宜，随车而归”，究其实，如果说是拜扫，还不如说是为了“寻芳讨胜，极意纵游”，为了那“野果山花，别有幽趣”（《武林纪事》卷三）。在“销金锅儿”的临安城中，“士女艳妆浓饰，金翠琛璃，接踵连肩，翩翩游赏，画船箫鼓，终日不绝”（同上）。西湖边上，男女杂沓，到处歌韵清圆，乐声嘹亮，“虽东京金明池未必如此之佳”（《梦粱录》卷二）。而农村各地，暮春三月，“桃杏满村春似景，踏歌推鼓过清明”，“媪引浓妆女，儿扶烂醉翁”（范成大《寒食郊行书事》、《清明》），在一片繁闹之中，妇女们也是分外快乐。
明清两代，清明繁盛远逊唐宋，尤其是北方地区，自满清入主，清明节俗更趋淡化。但从全国范围而言，仍保留了中古清明的许多习俗：
一、上坟拜扫。《帝京景物略》卷二记载明代北方清明时节，“男女扫墓，担提尊榼，轿马后挂楮锭，灿灿然满道也。”吴中此日亦“士女并出”，“道远泛舟具馔以往，近则提壶担盒而出。挑新土，烧楮钱，祭出神，奠坟墓。”凡新娶的媳妇，这一天都必须挈以同行，称作“上花坟”。蔡云《吴皒》歌咏清明风俗云：“柁尾飘飘挂纸钱，出城都是上坟船。荒原落叶何曾扫，胜地名花别有缘。”（《清嘉录》卷三）看来还是那种三分悲凉、七分欢快的唐宋之风。
二、插柳簪柳。柳对于清明具有象征意义。远在周代，便有暮春钻榆柳而改新火的习俗，后代每逢清明，家家插柳满檐，“虽小坊幽曲，亦青青可爱”（《乾淳岁时记》），宋朝人称之为“明眼”。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熙朝乐事》记载寒食清明人家不仅插柳，而且男女皆戴柳枝编的冠或柳叶环，民间流传谣谚说：“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可见清时簪柳已升华为女性一种美学情趣。清代清明时北方人家依稀可见插柳，南方家家房檐柳枝拂面，一片翠蒨。簪柳则是女子与儿童特有的乐趣。妇女们将垂柳嫩枝结成一个小球戴在鬓畔，与漾着节日的喜悦的红晕相映，恰如绿叶红花，吴中女子谓此为“红颜不老”。杨韫华《山塘櫂歌》云：
清明一霎又今朝，听得沿街卖柳条。
相约比邻诸姊妹，一枝斜插绿云翘。
这是描写吴中女子清明簪柳、含媚嘉悦的风情，也是整个江南女子的生动写照。
三、郊外游春。明末张岱《陶庵梦忆》中有一篇专门记载了扬州清明郊游盛况：“城中男女毕出……自钞关、南门、古渡桥、天宁寺、平山堂一带，靓妆藻野，袨服缛川。”明人王思任《扬州清明曲·序》说，扬州祭扫，“不得过一日。于礼极恪，于游甚狂。”女子是这“狂游”队伍中的一个部分。诗云：“绿女红儿踏踏肩，游人目语各心然。莫只平心看跌博，且来法海放风鸢。”另外，清明这天，南京“倾城士女，咸出南门”，“举国若狂”地涌向雨花台；无锡士女游玩惠山，“踏花归，鞋底香”；苏州士女骈集山塘，争相“看会”；农家女子还特别赶制“踏青鞋”，以便览胜。总之，杏花春雨时，江南女子汇成一股股热情亢奋的踏青人流，在各地郊野尽情地领略着清明风光，享受着大自然春天的惠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