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观是指对所处国际环境的阶段性本质和内在逻辑的理性抽象与概括，是对特定历史阶段国际社会基本态势、结构和力量对比特点与走向的把握与认识。它是一个国家制定国际战略与对外政策的根本依据。
1.时代主题的转换
所谓时代主题，是在一定时期内在世界上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它反映时代的基本特征，揭示世界基本矛盾的本质内容，并预示时代发展总趋势。它是世界范围内亟待解决的最重要、最突出、最活跃的主要矛盾和根本问题，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主要任务。
中国共产党人对时代主题的认识，深受列宁思想的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宁根据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的现实，冷静地分析了世界形势和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指出帝国主义阶段存在着三大矛盾，即垄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之间的矛盾。各种矛盾日益激化，终将导致帝国主义战争。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及其他论著中，深刻分析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战争的不可避免性。而帝国主义战争一旦发生，便为无产阶级革命准备了条件。革命潜伏在战争中，并从战争中发展起来。其结果是，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在这个时代中，“战争与革命”是世界政治的中心内容和时代的本质特征。列宁关于时代特征的判断在后来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得到了验证。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俄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以及欧亚一系列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均表明了列宁关于时代主题论断的客观性和正确性。列宁关于时代主题的这一论断，由于其强烈的实践指导性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分析判断国际形势、制定应对策略的重要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依据。
从新中国建立后到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一方面仍沿用了列宁的“革命与战争”时代主题的论断，另一方面又对国际形势、和平与战争等问题基本上作出了新的估计。1950年6月，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1955年5月，毛泽东在会见印尼领导人的谈话中，从中国历史和现实结合的角度，提出了“和平为上”的外交主张，指出：“就是西方国家，只要它们愿意，我们也愿同它们合作。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打仗总是不好的，特别是对西方国家没有好结果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1959年10月，他在接见外宾时强调：争取和平是我们的共同目的。现在我们还不能说和平可以永久地维持，我们先说维持十五至二十年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此后，毛泽东在多次谈话、讲话中，指出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但他们要打世界大战并非易事，因为世界和平民主力量在发展壮大。中国人民渴望和平，中国的建设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毛泽东的上述论点不仅表明了他对战后世界发展大趋势的深刻认识和敏锐的判断力，而且提出了经过斗争，世界大战可以推迟、甚至可以避免的重要观点，坚定了中国人民争取和平和制止战争的决心。
但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由于国际形势对中国周边环境的影响，加上主观上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也存在一些问题，我国对时代主题的认识也出现了某些偏差。表现在：一方面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并且“迫在眉睫”，另一方面又突出强调“世界革命”。
关于战争问题。面对美国势力介入后的台湾海峡两岸的复杂形势、美国发动侵越战争对中国南部的威胁、中印边界问题、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陈兵百万于中苏边境等等，对中国的安全确实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在近现代历史上曾长期饱受外国侵略者践踏、奴役的中国，对外敌入侵保持高度警惕性也是必然的。195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马祖，以表示维护一个中国和反对美国侵略行径的坚定决心。到60年代末，中国对中东、印度支那、拉丁美洲的巴拿马和多米尼加等地人民反对美国的侵略压迫的斗争，给予了政治声援和可能的物质支持。1964年1月，毛泽东号召“所有受到美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要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在当时的确存在着战争与和平两种可能性，我国对外敌入侵和战争的危险性、紧迫性保持高度警惕是必然的，但对战争形势也作出了过分严重的估计与过火的反应，提出了“备战、备荒”的方针和这一方针指导下的“三线建设任务”。1966年3月20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一封信中提出：农业机械化应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起来，第一是备战，第二是备荒，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后，毛泽东在4月28日中共中央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要准备打仗”的要求。8月28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各级革命委员会、各族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边疆全体指战员，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防备敌人突然袭击。9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庆祝建国20周年的口号中，毛泽东亲自加上了一条：“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中指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后来的事实证明，美苏两国针对中国的战略意图是“军事遏制”，而非大规模的武装入侵；当时的世界尽管动荡不定，但其基本矛盾并未激化到爆发世界大战的程度。这是因为，二战以后，饱受战争之苦的各国人民对此进行了深刻反思，爱好和平、追求发展的呼声此起彼伏，并逐步汇聚成影响时代发展的主导性因素。
关于革命问题。我国强调支持民族独立，突出“世界革命”形势。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如火如荼，先后有90多个国家宣告独立，挣脱了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枷锁。面对这种形势，中国高估了发生世界革命的可能性，强调推进“世界革命”，争取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完全胜利。1965年1月5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世界革命”的口号和任务：坚决反对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为世界革命、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把“世界革命”当成国际活动的现实理想。70年代初甚至提出：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不是革命制止战争，就是战争引起革命。应该看到，五六十年代出现的战后民族独立运动的浪潮中，只有古巴、越南等少数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更多的国家则在经济上不同程度地依附于原来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宗主国，其政治态度也呈多样性，因而它们只不过是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同盟军，并不是摧毁帝国主义的主要力量。同时，战后资本主义各国在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中，纷纷调整内外政策，世界上的各种矛盾有一定程度的缓解，民族革命的浪潮进入70年代后已基本过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继续强调“世界革命”，使中国在国际活动中出现一系列“左”的言行，造成所谓的“光荣孤立”局面。在几乎整个60年代，“世界革命”问题吸引了中国相当大的一部分精力。从现实的国际关系来看，各国应该实行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只能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显然，强调“世界革命”的做法相当程度上脱离了当时的客观实际。
应当指出，当时我国在战争与革命问题上的判断，在军事对抗加剧、周边环境恶化、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是难以避免的，不能苛求，而且中共领导人在主观上也是从维护国家安全、促进世界革命的发展的良好愿望出发的，但问题在于对战争危险和世界革命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在实践中作出了过火的反应，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60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基于新的世界战争很快就要爆发的判断，多次提醒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以应付敌人对我国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1965年9月至10月间，中共中央在讨论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时，确定其基本方针为：以国防建设为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此后，国家建设的重点从解决人民吃、穿、用转变为备战，在全国范围内大搞“三线”建设，而且选地要按照所谓山、散、洞的原则，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冲击了经济建设的正常进行。同时，中国在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进行大力援助的同时，对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一概排斥和反对的态度。这不仅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外交的回旋余地，而且不必要地刺激了西方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扩大了打击面，加剧了自我封闭的状态，阻碍了我国走向世界的步伐。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中国与世界，特别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基本处于隔绝的状态。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与我国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偏差及采取的一些“左”的外交政策不无关系。
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认识的根本性转变，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根据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逐步形成了新的判断。邓小平先是提出，国际形势是好的，我们有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同时，我们也要防备别人早打、大打。后来，随着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多极化发展与国际局势进一步变化，邓小平开始思考当代世界的和平问题和发展问题。他认为，国际社会在反对霸权主义、反对战争威胁，为争取世界和平而斗争的同时，还必须始终不渝地关注和解决人类的发展问题。经过多年的冷静观察和缜密思考，邓小平突破了被实践证明已经落后于时代发展的关于“战争与革命”的主题的认识。1984年5月他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说：“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二是南北问题。这个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在这里，邓小平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的思想。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正式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的著名论断。他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邓小平关于世界两大根本问题的思想一经提出，就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引起了广泛的反响，获得了世界范围的广泛支持和赞赏。1987年，党的十三大确认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这一深刻论断，使之成为中国制定对外政策的基本理论依据。
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发生的政治风波，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面临的一次严峻的考验，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挫折。针对一些人对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观发生疑问的情况，邓小平仍然坚持对当今时代主题的判断。他说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不能看成一片漆黑，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应该看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世界上各个不同国家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两极格局结束，世界向多极化发展。这个判断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一直沿用至今。
纵观邓小平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其基本点是：第一，从“和平与发展”的角度揭示了世界变化的未来主导趋势。当今世界由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存在，世界仍不安宁，局部战争时有发生。“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世界的绝大多数人都希望和平，不管谁要发动战争都得不到支持，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世界战争是可以避免的，我们有可能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邓小平还从发展的角度来认识维护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他说：“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发展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它实际上包括世界各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和地区在内的发展或再发展。第二，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邓小平反复强调：“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第三，和平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世界和平是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前提条件，各国的共同发展则是保持世界和平的重要基础。第四，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并不意味着这两个问题已经解决。要清醒地看到，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一个都没有得到解决。
进入新世纪后，江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指出：“追求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经济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科学技术进步异常迅猛，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新的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甚至可以避免，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能的。但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世界还很不安宁，人类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局势发展的基本态势。
2005年9月，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进一步明确指出，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全球总体上保持和平稳定。但是，世界还很不安宁。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时代的主旋律。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和平是人类社会实现发展目标的根本前提，没有和平，不仅新的建设无以推进，而且以往的发展成果也会因战乱而毁灭。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一如既往地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这些都是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内容的新丰富。
2.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提出的依据和意义
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是战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邓小平对时代主题的确认和判断是建立在对世界基本矛盾和时代发展潮流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主要依据有：
（1）引发世界大战的因素在减少。冷战结束前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均势与“核恐怖平衡”，制约着战争的爆发。二战后，美苏为争夺世界霸权竞相发展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经过激烈的角逐，双方在各类核武器的性能、总量以及运载工具等方面各有千秋。从总体上看，双方势均力敌，并且都达到了可以毁灭对方许多次的超杀伤水平，从而形成“核恐怖均势”状态。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也不得不承认，核战争中没有胜利者。谁也不敢轻易动武，战争作为一种政治手段，也就失去了意义。邓小平对此看得十分清楚，他说：“就打世界大战来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而这两家都还不敢打。”“苏美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也多，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毁灭人类恐怕还办不到，但有本事把世界打得乱七八糟就是了，因此谁也不敢先动手。”苏美两家打不起来，就没有世界大战。
（2）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浩劫的各国人民，强烈反对世界战争悲剧的重演。尽管战后世界仍然存在着战争因素，但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邓小平在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基础上，对世界和平力量作了分析。这个和平力量，首先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是不希望战争的。其次，这个和平力量还应该包括美苏以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邓小平说：“日本人民不希望有战争。欧洲人民也不希望有战争。”再次，“美国人民、苏联人民也是不支持战争的。世界很大，复杂得很，但一分析，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
（3）政治多极化发展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是当今国际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无论是在全球还是在地区范围，无论是在政治还是在经济领域，多极化趋势都在加速发展。美国力图建立单极世界，确保美国在全世界的“领导地位”，并使21世纪成为“美国世纪”，遭到了其他大国和国家集团的强有力的抵制。当今世界力量对比虽然呈“一超多强”态势，但正逐渐朝着相对均衡的方向发展。从美国、欧盟、日本、俄罗斯和中国的政策走向、力量对比可以看出，世界多极化方向发展是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不断地向前发展。国际格局走向多极化，是时代进步的要求，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多极化格局使世界各种力量逐渐形成既相互借重又相互制约与制衡的关系，有利于避免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有利于遏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有利于实现各国人民对和平、稳定、繁荣的新的美好追求，也有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我们要顺应历史潮流，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推动多种力量和谐并存，保持国际社会的稳定。
（4）经济全球化把世界各国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的发展密切了各国间的经济联系，推动了国际协调与合作机制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的经济活动被纳入国际组织以及区域组织运行规则的框架之中，各国经济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制约程度进一步加深。这使得世界经济出现了多层面的相互依赖关系。其中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各国在经济竞争与合作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害关系，有了许多共同利益。这种情况下，国家之间一旦发生矛盾和争端，以非军事手段解决问题便成为当事国的首要选择。国际竞争的重点日益转向经济和科技领域。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竞争的重心日益转向综合国力的较量，而经济和高科技领域的竞争成为这场较量的关键。冷战时期起主导作用的军事因素尽管仍起着重要作用，但已不是具有绝对影响的因素，经济与科技因素在国际关系中地位不断上升。因此，由于军备竞赛不断升级而导致大战爆发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取而代之的是激烈的经济和科技的竞争与较量。
对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的科学揭示和认定，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这一论断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时代主题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也是社会主义面临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这一论断高度概括了当今世界的新变化、新特点，在理论上突破了我国建国以来一段时期坚持的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的观点，是在新的形势下对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极大发展。
（2）这一论断改变了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观点，在实践上为我国制定正确的内外政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在国内，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国际上，我国的对外政策作出了一系列重大调整，使我国的外交焕发出熠熠光辉。
（3）这一论断展示了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人民的共同目标和任务。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已成为时代的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