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中国社会陷入了空前动荡的深渊，从此中国一代代的志士仁人也开始了探索国家民族出路的漫漫征程。无疑，中华民族的出路在于走向现代化，这正如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口头政治报告中说的“得到全国的解放，全国人民的解放，建立一个新中国，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中国”。独立、自由、统一、和平、民主、富强，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所要追求的主要目标。中国要走向现代化，必须首先清除横梗于道路上的障碍，实现国家的独立、解放、统一、和平。因此，比起西方各国的现代化，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征程中多了一份重任、一份艰巨，即首先要创造一个国家独立、统一、和平的社会环境，否则，中国的现代化一切都无从谈起。
革命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前提，舍此别无他途。恩格斯指出：“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达到满足。”列宁也说：“革命是不能‘制造出来’的，革命是从客观上（即不以政党和阶级的意志为转移）已经成熟了的危机和历史转折中发展起来的。”没有革命的条件与革命形势，任何人、任何阶级、任何政党都不可能“制造革命”。这种革命形势，通常是指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苦难异乎寻常地加强，不愿照旧生活下去。统治阶级已经不能照旧统治下去。总之，革命发生与发展总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的。革命的阶级和政党的任务，只是认清革命的形势，把握革命的时机，不失时机地去迎接它。近代中国革命是民族危机深重和社会矛盾尖锐化的必然产物，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统治者逼出来的。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由独立的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列强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腐朽统治，使中国的领土被侵占，主权遭侵犯，经济文化发展受到严重束缚，严重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这两对社会矛盾空前激化，为革命创造了条件。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现象。塞缪尔·亨廷顿在1968年出版的《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也认为革命是第三世界当代政治的核心问题。占主要地位的工人、学生、城市中产阶级、农民等极端不满现实的社会力量为争取国家权力而掀起革命斗争。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从正规意义上说是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开始的。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尽管辛亥革命最终未能改变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但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成了20世纪中国第一次历史性巨变。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结束了中国100多年来任人宰割、受尽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历史。从此，中国人民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国家独立、统一和各民族团结的局面，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了前提。费正清“把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归因于它夺取社会革命领导权的能力”，这只是表层皮相之谈。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固然取决于各种客观情势与政治力量的对比状况，但从根本上说，在于它自觉不自觉地顺应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趋势。
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的主题、内容不一样，不能互相替代；但又息息相关，不能分离。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要改变民族遭压迫、人民受剥削的地位和状况，是要从根本上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解决生产关系的问题；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是要改变近代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地位和状况，是要充分发展以近代工业为主的社会生产力，解决生产力的问题，实现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前一任务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后一个任务是前一个任务的必然要求和根本目的，这实际上解决了困惑学术界多年的一个难题——近代中国历史的主线（或主题）问题。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则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永恒主题。
无产阶级在取得革命胜利之后，必然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不可否认，在建国之际和建国以后的一段时期里，毛泽东在理论上对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还是有所认识的。1949年3月，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今后党的工作重心必须逐步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在城市工作中，都要围绕生产建设这个中心，使我国稳步地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同年6月，他和朱德、周恩来、董必武联名致函张澜说：“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设。”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后，正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毛泽东又及时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阶级斗争胜利了的党，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向自然界作斗争，就是要搞建设。对党的八大提出的关于我国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的论断，起初他也是赞同的。1957年3月19日，他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现在处于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即使是在“反右”斗争、越来越深入地陷入到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误区之后，他还不停地强调发展生产力问题，并不像一些论著所说的：毛泽东在此后就只讲阶级斗争，不讲发展生产力了。在1958年1月毛泽东所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指出：从今年起，“把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发出“三项最高指示”，即“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也并非不讲发展生产力问题，而问题在于发展生产力和搞阶级斗争孰轻孰重及如何发展生产力的问题。正如后来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而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并不是很对头，如“抓革命，促生产”，甚至想通过搞阶级斗争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结果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究竟要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毛泽东在晩年对此问题的认识显然是复杂和矛盾的。由于历史条件和主观因素的制约，毛泽东整个思想框架的意识中心是革命，这种革命，主要表现为通过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方式来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阶级斗争这个命题在他心中重千斤，这是有复杂的社会历史根源的。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和杠杆，是解放生产力的一种工具价值性手段。但是，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之时，由于理论准备不足和革命救亡的需要，一部分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选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关注更多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对发展生产力问题有所忽视。即使是李大钊也不例外，他在1919年5月《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著名的长文中，在详尽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后，也说阶级斗争如“一条金线”贯穿其中。1941年9月，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中曾说：“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柯卡普——引者）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这表明，阶级斗争的学说，是当时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国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核心所在。这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合理的，因为阶级斗争学说适应了当时中国救亡与革命斗争的需要，在俄国十月革命中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因此容易被接受，但也留下了一些后遗症。这种观念影响和主宰了此后毛泽东的整个思维框架的核心意识，他一生的正剧与悲剧都与此有关。就在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据当时担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克诚回忆，毛泽东问他：以后“党在城市的中心工作是什么？”黄克诚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当然是生产建设。”毛泽东这时摇摇头说：“不对，是抓阶级斗争。”1957年2月，他在内部的讲话中明确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但是到6月公布这一讲话时，又对这一结论做了重大修改，认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强化了社会主义改造后还存在阶级斗争的论述，增加了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的论述。这与当时国内外政治形势息息相关。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秘密报告，全面否定斯大林，导致国际共产主义思想的大地震，随后又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一些西方国家掀起一股反苏反共浪潮。1957年，国内也发生了“反右”运动。毛泽东认为，国内“右派分子”的进攻与国际局势遥相呼应，因此对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估计日趋严重。2月的讲话稿中还说，匈牙利事件以后，中国的局面很巩固，只有一点小风波，如“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但到5月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时认为，阶级斗争形势已不是“吹皱一池春水”，而是右派分子“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庄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台风”，因此在6月份发表的讲话稿中增写了上述关于强化阶级斗争的论述。9-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作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错误结论，打断了在1956年下半年提出的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变进程。此后，他就越来越深地陷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误区，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迷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严重干扰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这也是导致他晩年悲剧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由。
邓小平对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任务十分重视。如果说毛泽东整个思想框架的核心意识是“革命”的话，那么建国后邓小平思想框架的意识则是“发展”。早在1950年5月，他在西南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就说：“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切都要引导到发展生产力”。20世纪60年代初，他又从发展生产力着眼，支持“包产到户”、“责任到田”的做法，但遭到了毛泽东的批评。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面对我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局面，又提出全国全党面临的大局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全党要服从这个大局，要硬着头皮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并着手对军队、交通、农业、工业、教育科学事业等各方面的全面整顿。这势必导致对“文化大革命”的整体否定，因而又遭到了毛泽东的反对。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重新确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确定了以发展生产力为全党的工作重心，从而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历史性转变。
“发展才是硬道理”是邓小平的一句名言，在他的理论中，把发展提到无以复加的战略高度，是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也是中国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可以说，发展问题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和主题。
综观当今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邓小平以全球战略的眼光精辟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和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两者互为前提，相互促进。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而核心问题是南北问题，也就是发展问题。欧美国家和日本等发达国家面临着继续发展问题，第三世界国家则存在着生存发展问题，处理好南北关系关联着全人类的发展。因此，他认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问题是个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要发展，一方面不要闭关自守，另一方面主要靠自己，要靠自己来摆脱贫困，靠自己发展自己。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尤为重要，它不仅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国家主权的维护，关系到人民生活的提高和社会的昌盛，同时也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和中国应当对人类作出的较大贡献，总之，它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成为当今中国的主题。因此，发展问题自然也成了邓小平理论的一条主线。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为此，他反复强调，“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自己的发展”，“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总之，“我们所做的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要发展自己”。他还明确地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形成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称之为“中国的发展路线”。
在中国现代化主题问题上，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关于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合理内核，继承了把我国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积极思想成果，继承了毛泽东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理想，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迷误，把发展生产力看做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则、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党的最根本的政治路线，并把发展生产力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这是个理论上的巨大突破。
1989年全国性的政治风波发生之后，中国政治发生裂痕，社会形势紧张，经济发展滞缓，在国际上孤立无援。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江泽民回忆说：“我还能回想起来北京（1989年）时的情景，那时真的很难。”当时“左”的思潮重新泛滥，围绕着所谓姓“社”姓“资”问题大做文章，对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任务都产生了疑问，频频发难，把矛头直指改革开放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1991年6月5日，北京某大报发表长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说全党和全国人民现在有“双重任务——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有的文章甚至说，当前我国的阶级矛盾“比建国以来任何时期都要鲜明、激烈、尖锐”。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正当极“左”思潮四处泛滥，人们心头疑云密布，改革开放面临着“雪拥蓝关马不前”的关键时刻，1992年1月至2月，邓小平以88岁高龄，毅然南巡，发表讲话，高屋建瓴，拨开姓“社”姓“资”问题的满天阴霾，严肃批判了这种极“左”思潮，重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丝毫不能动摇，一百年不动摇，一个字都不能动，使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再度涌起。1992年10月，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对这种极“左”思潮也作了一针见血的批评，指出在把握“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问题上，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左”的表现“主要是否定改革开放，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威胁来自经济领域，甚至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和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回想起来，如果没有当时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中国目前是一个什么面貌，的确是个未知数，无法想象。极“左”势力在我国十分顽固，是改革开放事业的巨大绊脚石，我们要警惕右，更要反对“左”。
1989年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多次强调发展是我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则是党的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并把发展生产力与党的执政能力相结合，这是一个新提法。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其中主要还是经济发展。这些都是对中国现代化主题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