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白居易指出：“太宗凭借神武之姿，拨天下之乱。玄宗以圣文之德，致天下的繁荣。”从经济方面说，唐太宗拨乱反正，采取“与民休息”政策，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而唐玄宗则注重文治，贯彻富民政策，“致天下之肥”，把日渐发展的社会经济推向繁荣阶段。唐玄宗虽然没有系统的活跃的经济思想，但他与决策集团在实现“致肥”的过程中，留下了不少真知灼见。
“富而后教”。开元十二年（公元 724年），唐玄宗在制书中说；“人惟邦本，本固邦宁，必在安人，才能固本。”这些前哲至言，玄宗特别欣赏，说：“永言理道，实获朕心。”那么，怎么“安存”百姓呢？他认为，重要的一条是“食为人天，富而后教。”事情过了九年，他又一次颁诏云：“既富而教，奚畏不理！”
所谓“富而后教”，的确是唐玄宗的重要经济思想。“富”，要注重物质生产；“教”，要注重儒家彝礼。这两者之间有个谁先谁后的问题。古来多数统治者往往重“教”而以“富”为耻，存有“为富不仁”的传统观念，不怎么强调百姓的衣食之、“富”。唐玄宗是个比较务实的君主，他把“富而后教”提高到治国的高度，既兼顾了富与教，又置富于教之上，很有管子的“仓廪实而知荣辱”的经济思想遗风在富的内涵方面，还有一个国富与民富的关系问题。天宝二年（公元 743年），玄宗在诏书说：“古之善政，贵于足食；将欲富国，必先对人好。”把“足食”富民摆在“富国”的前面，体现发藏富于民的思想。因为只有百姓富足了，封建国家赋税才有源头，皇室贵族官僚地主才有挥霍的物质来源。凡是开明的政治家，没有不强调“家给人足”的重要意义。
唐玄宗对“家给人足”有一个逐步加深的认识过程。开元初，经历王室多难的动荡状况，他只是设想罢了，“思使反朴还淳，家给人足。”开元中，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出现了“开元之治”，认识也就到达了新境界：“为国之道，莫不家给人足。”到了天宝时期，他总结了“临驭万邦，迨今四纪”的统治经验，认为已完成了这个目标。温饱无虞，人易自重，教易收效，就像他在《天长节推恩制》里所说的：“衣食既足，则廉耻乃知”，就能实现“富而后教”了。
反过来看，“教”也能促“富”。所谓“教”虽然是指礼义，但并不全是空洞的理论，而是渗透到各种“劝农”的政策中去。早在开元二年（公元 714年），玄宗就督责州县“仍加劝课，循植农穑。”过了二十年，再次强调：“农桑之时，不妨碍剥夺他们的时间，州县长官，随时劝课。”如果劝课无效，则辅之以猛，对于游业浮堕与不勤稼稿者，则特令“惩肃”。这就从思想和法制两方面把致富的手段与目的结合起来了。
当然，发展生产是致富的最主要手段。唐玄宗和大臣强调：“赡人之道，必广于滋殖”，就指民务稼穑，才能丰衣足食之意，反映了他的发展农业生产是致富的根源的思想。只有把生产搞上去了，才能为公私提供足够的消费财富；而劝农，就是催促农民发展生产的思想环节。由此可见，劝农致富的教育，在唐玄宗经济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济生人为意”。北宋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李觏，以前总结过“开元之治”的历史经验，指出：唐玄宗“为了安天下，济生人为意，这就是为什么所以兴也。 ”所谓“济生人为意”，就是“惠养黎民”思想的表现，这是开元时期经济政策的一个特色。
开元元年（公元 713年）冬十月，玄宗亲自接见京畿县令，“戒以年成不好惠养黎元之意。”开元三年（公元 715年）盛夏，他身居避暑台榭，感慨道：“天其养生，在物最灵，惟人最贵。”天地之间人最贵，由此出发，自然地要引申出体恤思想；而从恤人思想又会引发“惠养黎元”的政策措施。具体地说，主要有灾蠲赈济与恩蠲惠免两种类型。
其一，灾蠲与“富教”有内在联系。农民遭灾，已成贫民，先要济贫，然后才能致“富”，就是玄宗所说的；“将给小康，必弘厚贷。”在“必弘厚贷”方法中，设置义仓就有这个意思。他说：“义仓元（原）置，与众共之，将以克济这个人，岂徒蓄我王府。”义仓积谷，并不是为“王府”而设，作为防荒备灾之用。这是取之于民、还之于民的一种公共设施；例如排除贪吏舞弊，不能不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济贫救灾措施。州县除义仓外，有时也动用当地仓储来帮助他们。如开元十四年（公元 726年）秋，全国发生水灾加旱灾，玄宗诏遣御史中丞宇文融检覆“赈济”。至于京师逢灾，则动用太仓赈济。如开元二十一年（公元 733年），关中久雨害稼，京城闹饥荒，诏出太仓米二百万石，目的是赈济贫民。这是京师无偿赈灾发粮最多的一次。
灾蠲不局限于发放救济粮，还有采取减免当年与来年租税的措施。如开元五年（公元 717年），河北发生涝及蝗灾，颁令不用缴纳今年租。过了六年，河南府遭水灾，玄宗下敕说： “（今）不支济者，更量赈给，务必使他们安全的生存。 ”开元二十三年（公元 735年），玄宗于东都亲耕籍田，特地下制云，“天下诸州损免处，税地先矜放，其非损免处，有贫乏没有缴纳的人，并一切放免。”
其二，恩蠲，一般说来，与灾情无关，多属玄宗喜赶上重大庆典时的特殊蠲免，颇具推恩意思，并不常有，但一旦恩蠲则遍布全国，惠及周流。开元天宝时期，全国性的恩蠲主要有三次：第一次为开元二十七年（公元 739年），玄宗加“开元圣文神武皇帝”尊号，下敕曰：“百姓间有时有乏绝，不自支济者，应须蠲放和救济。”第二次为天宝七载（公元 748年），玄宗受册加“开元天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尊号，大赦天下，百姓免来缴租庸。第三次为天宝十四载（公兀 755年），玄宗颁《天长节推恩制》，宣布“天下百姓今载租庸，并宜减半。”
以上所说的措施，反映了唐玄宗“济生人为目的”，维护稳定的社会经济秩序。蠲免赈济虽然不是主要的、直接的致富的方法，但是仍算得上是间接的致富手段。正如玄宗本人所说：“比岁小有僭亢，颇非丰稔，遂使开仓赈济，空圄恤刑，兼蠲徭省赋，所以得家给人足。 ”显然，“家给人足”局面的出现，也是跟“惠养黎元”的措施紧密相联。
“男耕女桑不相失”。大诗人杜甫《忆昔》一诗称赞“开元全盛日”时，尤其提到“男耕女桑不相失”。征之史实，并非虚语。这是唐玄宗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我们都知道，男耕女织是封建社会小农经济最根本的生产形态与劳动分工形式。耕桑及时，就会获得丰收。历来开明的政治家都强调“不夺农时”，唐玄宗也是这样。他认为，“衣食本于农桑”，当不容忽视。“农事伤则饥之本，女功害则寒之源。”养民之道，必须以耕为本，辅以之织，使耕织一起进行，粟帛兼顾。要做到这个，一要不失农事，二要不妨农事。
怎样做到不失农事呢？唐玄宗除了颁诏劝农外，还命御史督察，去往各地，巡行劝课。直至天宝十三年（公元 754年），他还重申县令须加视察：“至于上敷朝政，下字淳人，亲其农桑，均其力役。”妨农的举措莫过于力役，玄宗为了不让力役扰乱人们，多次颁诏云：“农功不可夺，蚕事须勿扰”，强调停止妨碍农事的“不当紧的事”。
当然，唐玄宗对农业的重视，其实是关心赋税收入。因为封建赋税的实物方面，不外乎农产品与丝麻织品两类，玄宗依仍继承唐初的租庸调制，征收粮食与绢布。他关心男耕女桑，目的是防止小农家庭的破坏和逃户的出现。他频繁劝农，教诫官员切勿“扰以妨农”、致失农时，是与国家“钱谷不入，杼轴其空”，税利损失是有联系的。“男耕女桑不相失”，为农民创造丰收产品增加收入条件，也为国家增加税收，可以说是公私两利。这就不难理解唐玄宗把男耕女桑提到“为国之道”的重要地位，以及为什么强调“劝农务穑，国政攸先”的目的。
“我无事而民自富”。值得注意的是，唐玄宗执政于王室危难的时候，他曾选择摘取道家某些思想观点来治理经济环境，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早在唐睿宗时，谏富辛替否上疏陈时政，提出“以无为为妙，按照两卷《老子》”来治理天下。当时尊崇道家学说的潮流，对太子李隆基很有影响。玄宗即位后，除了尊崇儒学外，还大力提倡道教，弘扬玄元的作风。他曾对辅臣说：“同归清静，共守玄默。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 733年）正月，下令天下士庶家藏《道德经》一本，以此阐明“清静”之政。尔后，又亲自研读并注释《道德经》，总结了理国、理身的重点。
首先，根据经文，发挥了清静致富的经济思想。他引证经文所说：“我不做什么而人自化，我无事而人自富，我喜欢安静而人自正，我没有欲望而人自朴。 ”这里，将节欲、凡事简易作为治国的起点。从主体的无为、无事、好静、无欲，达到客体的自化、自富、自正、自朴，表现了道家“无为而治”的哲理。唐玄宗特地对“我无事而民自富”一句作了这样的解释：“上无赋敛，下不烦扰，耕田凿井，家给民足，所以说云而民自富。 ”这就是从道家思想中概括出的治国要领。
其次，要做到“我无事”，就必须“少私寡欲，以虚心实腹为务。”他引证经文曰：“不贵很难得到之货，不见可欲”，不以珍物为贵，见到想要的东西之物，当作视而不见、望而不想一样，不为小东西所动，当然知足为足了。人一旦知足了，就会没有私心和欲望与虚心实腹。唐玄宗有八句道诀云：“以不贪为宝，以知足为富。内保慈俭，外能和同。念身何来，从道而果。少私寡欲，夷心注元。 ”这就是从道家思想中总结出的治身之道。
第三，以《道德经》作为理国、理身的根本，是以“清静无为”融会贯通的，折射在经济思想上就是：“爱民者，使之突然死搏，役之不伤性；理国者，务农而重谷，事简而不烦；则人的一生都安定，不言而化也。此无为也。”这里，服役的百姓不受到伤害、务农去烦、使民乐生等三条构成了“清静无为”的大体内容，为推行富民政策与劝农措施提供了理论依据。
综上所述，唐玄宗孜孜不倦致力于“富而后教”、“济生人为意”、“男耕女桑”以及“清静无为”，自有很大的积极意义。虽然这些思想带有虚伪的骗人的色彩，什么“爱民”，什么“少私寡欲”，并没有那么一回事，而且唐玄宗本人向来以多欲奢豪为特点，但是，仍然不能否定玄宗经济思想多少付诸实践而取得很大的成果。
凡是提到开元盛世的，几乎没有不引杜甫《忆昔》诗的。诗人赞颂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百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都丰实。九州道路无豹狼，远行不劳吉日出……”美丽的诗句当然不是实录，但确实是盛唐的形象史诗。开元盛世，历来有口皆碑。唐朝著名的政治家陆贽说：“朝清道泰，垂三十年。”北宋欧阳修在《新唐书？玄宗本纪》赞曰：“开元之际，几乎是太平的。 ”明清之间的王夫之更从上下历史的比较中，得出了如此的结论：“开元之盛，汉、宋莫及矣。”的确，开元时期社会非常繁荣，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史上的黄金岁月。
社会经济的繁荣。开元时期社会经济的演进，大约分为两个阶段。
开元十二年（公元 724年）以前称为发展时期。唐玄宗即位于危难的时候，面临着长期政局动荡遗留下的各种问题，最要紧的是要采取各种措施来治理政治经济环境。他限制佛教势力，不允许新营佛寺，将僧尼还俗，目的是增加劳动力。一再颁诏体恤农民赈灾，强调不夺农时，劝以男耕女桑。推行括户授田，改革赋役，把流民列为编户，安置农业生产。罢除冗吏，去掉奢侈浪费；罢不急之役，以待农闲。这些措施的综合治理，都是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中心任务而展开的。至开元十二年，取得了大丰收，就像群臣上言封禅所说：“年谷屡登，开辟以来都没有。”
……从开元十三年（公元 725年）到开元末，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繁荣阶段。多年丰收，蒸蒸日上，一派富庶的景象。据唐朝杜佑说，天下没有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开元二十八年（公元 740年），“西京、东都米斛直钱不满二百，绢匹也是这样。海内富安，行者虽万里没有一个士兵。”
总之，开元时期的确是太平盛世，封建经济的高度繁荣，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阐明。
第一，“累岁丰稔”的农业。
衡量古代农业经济繁荣的标准之一是人口增长，因为劳动力是农业生产的必需的前提。唐朝前期的发展是和户口增长同步的，武德间全国户数只有二百余万户，贞观初不满三百万户，永徽三年（公元 652年）增至三百八十万户，这实际上是反映贞观末的户数，表明“贞观之治”二十余年间增加了近百万户。中宗神龙元年（公元 705年）又增至六百十五万户，也就是五十六年间增加了二百三十五万户。据宋代苏辙说，“开元之初，虽号富庶，而户口并没有升降。 ”经由括户，至开元十四年（公元 726年）户数为七百零七万。开元二十八年（公元 740年），增加到八百四十一万余户，即十四年间增加了一百二十六万户，为唐朝前期增长速度最快的阶段。
垦田增加是农业发展的显著标志。唐玄宗继续执行支援农民垦荒政策，当为期四年的“括户”开始时，将括田、垦荒和他联系一起，加速了全国范围内垦荒的速度。开元十二年（公元 724年），玄宗下了所在闲田、劝农民开辟的诏令。耕者多占宽乡的闲田，都不定罪，体现了鼓励垦荒的精神。除均田外，屯田垦荒也是扩大耕地面积的重要方法。比如开元二十二年（公元 734年），“遣中书令张九龄充河南开稻田使，”后又“遣张九龄于许、豫、陈、亳州建了水屯。”总之，在支援政策的推动下，调动了许多民众的积极性，海内垦田大为增多，正如元结所说的：“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也满了。”
江南农业也得到了发展。因为人口与垦田的大量增加，为水稻集约经营提供了便利。双季稻需要劳动集约化程度更高，它的出现在水稻种植史上很重要。开元十九年（公元 731年），扬州改种双季稻达一千八百顷，后又在广东地区得到推广，稻米产量骤增。小麦虽已在前代传播到长江流域，但种植还没普及，唐玄宗大力推广麦稻轮作制。云南地区水稻与大、小麦隔开种植与轮种兼行，充分利用地力，增加单位面积产量。
第二，官私手工业与商业。
手工业主要有纺织、印染。矿冶、金工、造船、玉雕、木器瓷器、制糖；制茶、印刷、造纸、服饰、皮革等行业。技艺高超，分工细密。例如， 1970年在西安市郊发现了窖藏金银器，经考古确定，系李守礼邠王府的遗物。从出土的碗、盘、碟、壶、罐，锅、盒、炉等金银器来看，工艺非常细致，以焊为例，就有大焊、小焊、两次焊、掐丝焊等。器物图案，花形不同，鸟状各不相同，灿烂夺目，整齐中有变化，变化中有规律。镀刻也是巧夺天工，一件模仿皮囊形制的银壶，两面各铸一马，马身涂金，脖子上系着飘带，嘴衔一杯，昂首扬尾，形象逼真，生气勃勃，是盛唐金银器的著名作品。
私营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更能表明当时经济的繁荣。例如，定州何名远以纺织作坊主身份，购定绫机五百张，成为当地豪富。以行商走南闯北、货贩致富的有不少这样的例子。货币在商品流通中愈益重要，甚至产生了货币拜物教。名臣张说撰了《钱本草》一文，认为钱既是“善疗饥寒困戹”、“能利邦国”的惠贫剂，又是“污贤达”的腐蚀剂。在儒臣的传统观念中，钱神只要游荡官场，“贤达”也就难以保持洁白无瑕。因为这个，张说主张以儒制利。以“道”、“德”、“仁”、“义”、“礼”、“智”、“信”等给予约束。这种论调也许迂腐，不过，从中也透露出商品经济较前发展的潜讯。开元二十二年（公元 734年），货币问题专家刘秩针对市场铜钱短缺、私铸制造的质量不好的现象，主张压低铜价，多铸公币，这样“钱又日增，末复利矣。”他敢于冲击传统的轻末观念，提出利末而不伤农的观点，也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在思想上的反映。
兴修水利的成就。水利是农业生产的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兴修水利的成就反映了开元盛世的一个侧面。
据统计，贞观年间兴建水利工程共二十六处，唐高宗时期三十一处，武则天时期十五处。唐玄宗开元时期，兴修了三十八处水利工程，加上天宝时期八处，共计四十六处，是唐朝前期的最高数字。
水利建设以开元初、中期最为杰出，开元后期已比不上以前，天宝年间又不如开元时期。这种滑坡的状况，正是唐玄宗政治上走向昏庸的体现。不过，从全局来看，开元时期还是有唐代水利工程兴修最多的时候。建设的重点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唐玄宗在先人成就的基础上，完善了关中平原的灌溉系统，对调节气候和保持水土起了良好的作用。开元诗人李华歌颂“咸阳古城下，万顷稻苗新”，描写了古老的关中平原渠水潺潺、稻苗油然的肥绿状态。这种景象毫无疑问与唐玄宗重视水利关系是分不开的，也为盛唐的“累岁丰稔”创造了前提条件。
科学文化的异彩。科学文化大放光彩，是开元时期的兴盛景象之一。
唐玄宗十分关注翰林“学士院”与“伎术院”的建设，那里集中了两类专门人才：一是文学之士，二是伎术之士，供皇帝随时选用。玄宗给他们以优厚的物质条件，让他们彼此交流、切磋技术，这对于唐代科学文化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唐玄宗与杰出的科学家僧一行的交往佳话，治唐史者说得特别多了。确实，一行的科学成就，也离不开玄宗的支持帮助。例如，僧一行进行世界上第一次用科学方法实测子午线的活动，玄宗命大史监督协助。观测点分布范围至盛唐疆域的南北两端，如果没有中央皇权的支持，是很难顺利完成的。又如，唐玄宗鉴于《麟德历经》推步渐疏，僧一行考前代诸家历法，改写新历，于是一行推《周易》大衍之数，改撰《开元大衍历经》。可惜，新历写成人也去逝了，僧一行逝世后，由兼集贤殿学士的特进张说献上《开元大衍历》，唐玄宗传下正式颁行。唐朝前期，从傅仁均“戊寅历”到崔善写“校定历”，再到李淳风《麟德历》，再到僧一行《大衍历》，体现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
唐玄宗还对文化事业很热心，被后世史家称颂为“好文之君”。“贞观开元述作为盛，盖光于前代矣。”看来，开元更“盛”超过贞观。太宗时，粲然毕备的“秘府图籍”，经魏征等校定分类，确立了“经、史、子、集”四部体制。开元初期，玄宗下令在东都乾元殿刊校图书，“大加搜写，广采天下异本。数年间，四部充备。”后来，成立丽正修书院继续工作，到开元九年（公元 721年）完成《群书四录》，一共有书四万八干一百六十九卷。开元十三年（公元 725年），改丽正修书院为集贤殿书院，由宰相张说负责，著名人士徐坚为副，重文之举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及至开元二十三年（公元 735年），宰相裴耀卿“入书库观书”，忍不住赞叹：“圣上好文，书籍之盛事，自古未有。”
至于其他方面如唐诗、书法、绘画、雕塑等，也是万紫千红，体现出开元时期的盛唐气象。这里不一一列举了。
“受报收功，极炽而丰”。上述农业、手工业、商品货币、兴修水利和科学文化的繁荣，充分地表现了盛唐在中国古代史上的地位，算得上黄金时代。如果翻阅一下世界历史，作横向比较，还会知道，盛唐帝国是最昌盛强大的国家，比当时世界强国法兰克、拜占廷和阿拉伯等还强。
为什么会出现开元盛世呢？所有社会经济文化从初步发展到繁荣昌盛，都要经历很久的历史时期。汉初，经由“文景之治”到汉武帝时出现繁荣，花了七十多年。唐初，经由“贞观之治”，又历唐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直到开元时出现极为繁盛，花了近百年。社会繁荣总是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决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这是历史的真理。
中唐思想家韩愈说到开元盛世的历史原因时，指出：“高祖、太宗，边除边治；高宗、中（宗）、睿（宗），休养生息；至于玄宗，受报收功，极炽而丰。 ”真是真识灼见！就算最杰出的人物，在他谱写历史的新篇章时，不能只凭一张“白纸”。玄宗正是基于前代的“休养生息”，继承着留传下来的生产力，才能创作出“极炽而丰”的盛世强音。
众所周知，“贞观之治”是推行“休养生息”政策的必然结果，当时社会经济处在恢复与发展阶段，还算不上繁荣盛世。唐高宗时期，继续贯彻均田、赈济、轻徭薄赋等政策。武则天执政，更是采用“务在养人”的重农方针，督令州县长吏“务在田蚕”，只要“田畴垦辟，家有余粮”者晋级，反之，“若为政苛滥，户口流移”，是全给予贬职。她亲自删除修定《兆人本业》，颁示天下，指导农桑生产。这样，社会经济发展到了新的水平，户数增加速度超快。如武则天下台那年（公元 705年），全国户数六百十五万户，比贞观末年增长了快一倍。当时粮价便宜，耕地面积也不惭扩大。
显然，武则天晚年弊政丛生，但伤不及下；酷吏打击的是政治上反对派，没有破坏社会经济秩序。接着，唐中宗、睿宗时期，“王室好多都去逝了”，长达七八年的内乱造成了唐初以来最黑暗的政治局面，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但是，内争限于封建统治集团上层，局限于宫廷，乱不于民。广大乡村的农业生产仍然在发展，只是增长速度慢了一些。韩愈说：“高宗、中、睿，休养生息。”就唐高宗与武则天时期来说，确实是这样。至于唐中宗、睿宗，并没有采取新的“休养生息”政策，但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基本上沿用从前的旧政策，也就是说，仍然处于“休养生息”之中。
总之，唐玄宗即位时，唐朝近百年的发展已经创造了非常高的生产力水平。开元时期的社会发展，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果经济上千疮百孔，亦或是说是一张“白纸”，绝对画不出又新又美的图画。韩愈说玄宗“受报收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时势造就了盛世之君，某些封建史家把一切都归功于唐玄宗，那就错了。
“开元之治”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当然，盛世的出现，也是跟唐玄宗和臣僚们的努力分不开的。唐玄宗的历史功绩，是不能否认的。
首先，清理政治环境，维护内外安稳局面，保障了经济文化的顺利发展。开元初期，唐玄宗果断地采取各种措施，巩固皇权，清除祸乱因素；同时任用贤能，尊信旧老，克己从谏，终于出现了“开元之治”。“朝清道泰，垂三十年”，这是社会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国防形势也非常有利，没有一个强大的番国或民族肯定会威胁到盛唐的安全。边境少事，“人情欣欣然”。史称：“天下大治，河清海晏”。“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亘地万余里，入河隍的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好一派“开元盛世”的繁荣景象。
其次，推行富民政策，加快了经济发展的进度。前面说的“富而后教”和“清静无为”等，虽然没有比唐太宗的经济思想先进，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予以实施，却取得了较显著的成效。唐玄宗重视地方官吏的选拔，依靠他们贯彻富民措施与“清静”的治理力量。模仿汉初物色“循吏”的做法，任命了一批尚清静、务简易的干吏。如：倪若水为汴州刺史，“改治清静，人吏安之。”宋庆礼兼检校营州都督，“数年间，营州仓廪颇实，百姓生活日渐富裕。”姜师度以水利专家而受到重用，拜为河中尹，“疏决水道，置为盐屯，公私大收这的好处。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见，全国各地经济的发展，有赖于“良吏”们的努力。而这，也正体现了唐玄宗的英明。
继“开元盛世”之后，天宝时期社会经济仍旧是繁荣的。人们所说的“盛唐”，包括开元与天宝两个阶段。《开天传信记》序云：“窃以国朝故事，没有盛过于开元、天宝之际。”诗人刘禹锡唱咏：“重见天宝承平时。”可见，天宝是后人所羡慕的时代。当然，与“开元”相比较，又有所不同，正如诗人元稹所说：“天宝之后，一天天衰落。”
政治昏暗与经济繁荣的反差现象。从开元后期起，唐玄宗由明而昏，懒于处理政事，在政治上走下坡路了。天宝时期，沉溺于享乐和美色，志求神仙，委政于李林甫与杨国忠，政治上昏暗是人们都知道的。但是，经济上却呈增长趋势。社会繁华，歌舞升平。这么鲜明的反差现象，是有事实可以证明的。
第一，户口继续不断上升。开元二十八年（公元 740年），全国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户，共有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九人。天宝元年（公元 742年），户八百五十二万五千七百六十三，口四千八百九十万九干八百。天宝十三年（公元 754年），户九百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万四百八十八。十多年间，增加了五六十万户，增长速度虽不是很高，但户口数字却是唐代最高的记录。元代史家胡三省评说：“有唐户口之盛，最盛的也就在这了。”
第二，耕地面积相应增加。天宝中，唐政府掌握的垦田数是六百二十余万顷。因这隐户隐田不少，所以，实际上耕地面积大大超过。据汪筏先生估算，约在八百万顷至八百五十万顷之间（依唐亩积计），比西汉时的垦田数稍微高点。这一点也说明盛唐为汉所不能比的。元稹描述“四海之内，末耜亦满”时，是将“开元、天宝”并称的。其实，天宝中垦田之多就超过了开元时期。
第三，储粮更为科技情报殷实。天宝初，两京“米粟丰贱”。天宝五年（公元 746年），斗米钱十三，青、齐间仅只三钱，绢一匹钱二百。如果跟开元中对比，几乎一样，反映了社会经济生活的长期稳定。天宝八载（公元 749年），州县仓库丰实，据杜佑记载：“天下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万二千二百二十石，诸色仓粮共计千二百六十五万六千六百二十石：（其中）北仓六百六十一万六干八百四十石，太仓七万一千二百七十石，含嘉仓五百八十三万三千四百石，太原仓二万八千一百四十石，永丰仓八万三千七百二十石，龙门仓二万三千二百五十石。 ”这是玄宗朝国家最高的储粮数，体现了农业连年丰收的硕果。安史之乱前一年，边远地区的陇西，人口一年年在增加，土地日辟，桑麻遍野；至于中原地区的繁庶可以想像。
第四，百工兴旺，百货流通。天宝初，唐玄宗支持陕郡太守韦坚开凿广运潭，虽然以通漕运为出发点，但也与玄宗的加强物资交流的想法是有联系的。广运潭开成后，首先到达的是全国“轻货”，俨然是盛大的博览会。数百只新运船，满载着以江淮为主的优质特产，如广陵的锦、镜，京口的绫衫缎，会稽的铜器、绛纱，豫章的名瓷、酒器，宣城的糯米，南海的碡瑁、珍珠等等。这些产品虽然带有“上贡”性质，很受人欢迎，难道商人就不货贩畅销吗？广运潭的货利通航，正是天宝年间经济繁荣的一幅图画。
手工业发展也很出色。如丝织业，就有水纹绫、方纹绫、鱼口绫，绯绫、白编绫、绸、绢、八蚕丝、轻容、花纱、紧纱、宝花罗、花纹罗等花色品种，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也好。不少丝织物还以独具地方特色而引人注意。又如制瓷业，北窑向以邢州窑独享闻名，南方的越州、婺州、温州、洪州、岳州、饶州等郡，均为名窑，窑区之多已多列前茅，瓷质之佳也可与邢窑不，相上下。越州生产之瓷名闻遐迩，典雅精美，历来有邢一越二之说。值得注意的是，豫章郡也产名瓷，《新唐书？地理志》没有列入郡产土贡之内，很可能是民窑所产，几乎异军突起，韦坚开凿广运潭，汇集江淮各地名优特产时，不以越瓷、而以豫章郡“名瓷”展出，说明它必有自身独具的特点。
第五，驿驴运输的发达。“京兆府奏两京之间多有百姓僦驴，人们所说的之驿驴，往来速度很快。”东都、西京是全国商业中心，客商来往特别多，运输最为繁忙，城坊行肆比肩，百工争辉，万商云集，店铺林立，需要各地物资上市，行商货贩，需要沿途留宿歇脚或奔波代足。于是，私人模仿官驿制度建立私驿，经营客栈兼营畜力运输，超过开元天宝年间。开元中，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都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称为驿驴，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这种为客停止接送的新兴旅运业，便利经商，业务繁忙，经营有方，能致大富，天宝时有了新的发展。
第六，江南地区经济更加发展。开元时，江南经济已有很大的进步，天宝时期显露了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南方的水稻种植具有很优越的条件，双季稻进一步推广。经济作物如茶叶、甘蔗、柑桔等种植明显增多，如柑桔产区普及南方各地。唐玄宗喜欢吃柑桔，天宝十载（公元 751年）对侍臣说：“近日于宫内种甘子许多棵，今秋结实一百五十颗，与江南、蜀道所进不异。”丝织业与北方比较，不仅数量上领先，而且质量上也不差。制瓷业也表现出超越北方的态姿。扬州是冶铜业、铸造业、制镜业的中心，天宝年间北方流传的歌谣有“扬州铜器多”的辞句，正是江淮采制铜器发达、名列榜首的体现。
以上几点，从各个表现显示了天宝时期的繁荣氛围。天宝八载（公元 749年）二月，唐玄宗引百官参观宝货如山的“左藏”库，赐帛有差。历史上把这叫做：“是时州县殷富，仓里存的粮食，动以万计。”唐玄宗“以国用丰衍”，得意洋洋，陶醉在一片繁荣之中。
经济持续发展的原因。为何政治上日益昏暗而经济上继续发展呢？政治与经济是密切相关的，但也不是一回事。两者不相统一的时候。开元初、中期，政治的开明，让经济发展，彼此是协调和谐的。而天宝时期则是不同步的，政治状况日益“滑坡”，经济上却沿着原有的方向前进。这里，关键的问题是政治昏庸尚不构成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本书说过，天宝时期政治昏暗主要表现为：玄宗荒于理政，宠信李林甫（后来是杨国忠），用人不当，不纳忠谏，偏信谗言，制造冤案等等。这些，在某些方面也影响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并没有造成“天下大乱”，社会生产秩序仍还较正常地维持着，广大农民远远没有到了“揭竿而起”的地步。后来，安禄山爆发了叛乱，但没有爆发农民起义，这就清楚地说明，创造物质财富的千千万万劳动群众生活得还可以。正因为这样，天宝时期，社会生产力依照固有的上升方向前进，没有出现断裂、阻滞或者倒退的情况。
消费刺激生产，也是一个原因。天宝风俗奢靡，皇室贵族、官僚地主骄奢淫逸、靡费不节、追求奇巧、觅取宝货，大大超过元朝。所以，消费品的生产比重增大，奢侈品生产特别兴隆。例如，丝织品有绸、絁、绢、绵、绫、罗、纱等，绫的种类又分细绫、两窠绫、瑞绫、熟线绫、独窠绫等。还有一种叫“轻容”的，它是纺织高档丝罗的优质原料。“蜀烟飞重锦，峡雨测轻容”，“轻容”指由这种高级薄纱精织而成的名贵罗绮。诗人赞不绝口的“轻容”，不是一般人用的。又如夜明枕，光照一室，不假灯烛，工艺是何等的高超。很明白，贵族官僚的特殊消费，刺激了手工业的发展，因而也使工艺技术的进步。
天宝时期货币政策的改进，有利于商品经济的流通，这也是社会繁华的因素之一。唐代常用的货币是铜钱，但官铸不足，钱不敷用。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一矛盾更加突出，私铸活跃，严禁也无济于事。开元晚期，唐玄宗似已意识到增加铸钱的必要性，但没有足够的铜源，也难以增铸。因此，他采取增开加置钱炉、铜矿的办法。天宝末期，置天下钱炉九十九，每炉年铸钱三千三百缗，费铜二万一千二百斤，全国铸钱总量可达三十二万七千缗。对唐朝而言中最高。每炉只役丁匠三十，既降低了成本，又提高了产量，让铸钱成为获利颇丰的产业，刺激了国爱投资冶铸业的积极性。而铸币的大量增加，加速了商品流通，使市场更加繁荣。此外，自然灾害较少，也是客观上有利的条件。杜甫《忆昔》诗云“百余年问无灾变”，抒写了唐朝从立国到极盛时期景象。当然，全无灾害不是事实，但也确无大灾或者特大灾害，就少灾而言，天宝比开元更为突出。
盛极而衰，危机潜伏。无可置疑，天宝时期是繁华的。但是，在“繁华”的背后，潜浮着社会危机。“气盛而微”，其理固然！一方面，各种消费激增；另一方面，社会财富丰实；这是当时封建国家财政经济的根本特点。军费日益增多：开元前期，每年边防费用不过钱二百万。“天宝之后，边将奏益兵浸多，每岁用衣千二十万匹，粮百九十万斛，公私劳费，农民非常痛了。”官僚机构耗费惊人：机构重叠，官员众多。唐初依品制禄，一品官月俸钱三十缗，职田禄米不过千斛。开元时一品月俸增至三万一千，而天宝时期的数字，又比开元时期要多。上述军费与行政费，可以说是正常开支。至于特殊的赏赐也不少，如天宝六载（公元 747年）十二月，“命百官阅天下岁贡物于尚书省，既而悉以车载赐李林甫家。 ”这样大的开支，这样惊人的浪费，不能不压抑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势头。
为了保障封建统治者极度需要，唐玄宗千方百计地搜括财富。正如宋代苏辙指出：“（宇文）融既死，而言利者争进。韦坚、杨慎矜、王鉷日以益甚，至杨国忠而聚敛极矣。”王珙身兼二十余使，杨国忠身兼四十余使，是历史少见的。这批聚敛之臣的出现，正是适应天宝经济繁荣而又潜伏危机的时势需要，是这时期形成的怪胎，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畸形儿。“聚敛”活动反过来又刺激了权贵的物欲胃口，让封建机体更加腐蚀。当然，后果是极端严重的。“盖玄宗在位岁久。聚敛之害在整个天下，故天下遂分。”封建统治阶级日渐贪婪，是后来爆发安史之乱的最大原因。
隐性的社会危机还表现在贫富差别。“海内富实”的局面，根本而言，是千百万劳动者创造的。历史上叫做“人情欣欣然”，一般是赞美的话。但劳动者的生活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大概也是事实。唐玄宗在位四十多年，没有发生农民起义，指明安定的社会生活。当然，开元天宝时期，越到后来，贫富差别日益明显。天宝十四载（公元 755年）十一月初，杜甫写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表达了农民的痛苦。注意！路“有”冻死骨，不等于哀鸿遍野的惨境。如何估计天宝末人民生活状况，恐怕不能以偏概全，而且是整个黑暗。那样估计，还没有符合盛唐气象的事实。贫富对立更加强烈，但还没有到了“揭竿而起”的地步。这就是叛乱发难于北疆而不渊源于内地的根本原因。
最严重的问题是“朱门酒肉臭”，豪华荒淫的生活方式和瘟疫一样。其中，特别以唐玄宗本人为最突出：晚期荒于理政沉醉于歌舞，“穷天下之欲不足为其乐，而溺其所甚爱，忘其所可戒”，最后走上了衰败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