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政权都有它的维护者，日趋没落的曹魏政权同样也有。中国三国魏的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被称为“竹林七贤”，其中阮籍与嵇康是倾向于曹魏政权的代表人物。阮籍于魏高贵乡公曹髦在位时，封过关内侯这个虚职，任过散骑侍郎这个闲差；嵇康娶了长乐亭主，与魏宗室有姻亲关系，任过中散大夫。但从反抗精神来说，嵇康要比阮籍有血性得多。山涛（字巨源）与王戎最终选择了投靠司马氏集团。嵇康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公开与其绝交，而他最终因为这封绝交书被司马氏以“非毁名教”的罪名杀害。而阮籍亲眼目睹了这一桩桩因政见不同而进行的血淋淋的杀戮，他更多的是选择了沉默，后来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他佯狂脱世，选择了将心情托付于那些难懂的诗歌与琴音之中。
竹林七贤大多好酒，阮籍、嵇康与刘伶更是著名的酒徒。刘伶被称为酒圣，他所流传下来的作品也与酒有关。他常一边走路一边喝酒，身后跟个扛锹的童子，说要是喝死了好就地把他埋了。他一丝不挂待在屋子里，闯进来的朋友责怪他，他振振有词地说：“天地是我的衣服，你怎么闯到我的裤裆里来了。”阮籍比起刘伶来也丝毫不逊色，被称为酒仙。司马昭想让自己的儿子娶阮籍的女儿，但阮籍醉酒醉了足足六十天，婚事无法谈下去，司马昭也只好作罢。
虽然嵇康写信与山涛绝交，但这并不代表山涛的人品如何，事实上他是司马氏的纯臣，在政治上是以清廉与举贤而著称的。嵇康死前将儿女托负山涛抚养，而山涛也确实不负所托，由此可见嵇康对山涛人品的信任。
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政见不同以及嵇康的被杀，竹林七贤的短暂的快意生活结束了。阮籍随后便将人生的大部分时间用来醉酒与狂放不羁。对于司马氏集团来说，阮籍不会直接损害到司马氏集团的统治利益，杀了他有害贤之名，留着他却有爱护人才的美名，所以阮籍在随后的日子里并未卷入任何可能给他带来杀身之祸的政治斗争中。
有几个故事可以说明阮籍的为人。
《晋书，阮籍传》记载：阮籍四岁父亲去世，母亲是他生命中最亲近的人。有一次阮籍与朋友下棋，有人跑来告诉他：你母亲去世了。阮籍却一再要求朋友将棋下完。下完棋后他喝了两斗酒，然后放声大哭，“吐血数升”；出葬的那天，阮籍同样喝了两斗酒，然后“吐血数升”。若非心伤，岂能吐血？
阮籍的嫂子回娘家，阮籍与嫂子告别，这在封建礼教下是不允许的，别人指责他，他说：“礼岂为我设邪！”
东汉末年推崇的所谓礼法不知残害了多少名士，杀了多少人。阮籍将对礼法的痛恨表达得淋漓尽致，除了不谈论朝政，该做的事情几乎都做了。阮籍醉卧卖酒妇人身侧，妇人之夫什么都不怀疑；他求官成为步兵校尉只因为步兵营的厨房内有美酒；村里有个女孩儿死了，阮籍并不认识却去这女孩儿的灵前哭奠。
阮籍这样做只不过是在司马氏集团的高压下苟且偷安，其实他的内心并不平静。否则他不会夜晚不能寐，而将满腔心事交付于瑶琴，也不会驾着车任意东西，在没路时放声大哭。他在选择一条自己该走的路，或者说在为当时的士人选择一条路，但这条路最终没有找到，他如何能不放声大哭呢？
现在来看魏晋时期的这两位大师，阮籍在反应方面掌控得较为适度，而嵇康在反应方面却掌控得过度。于是，这两位身上便有区别和不同，也就成为后来中国文人延续下来的生存方式。
一种是像阮籍这样，不去找死，在统治者划定的圈子里，尽量潇洒地活。另一种就是像嵇康这样，不怕死，想方设法，要把一只脚踩到圈外，因此会付出生命代价。嵇康死前，一袭白衣随便穿在身上，却是那么得体；他很随便地在那里一坐，却又那样庄重；他很随意地一挥手，不绝的琴音就汩汩而来，弹的即为《广陵散》。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也只有他才能够弹得出了。
然而，侥幸存活下来的还得活下去。千金易求，知己难觅。别人垂涎官场，阮籍独好佳酒。在他眼里，佳酒就是最好的知己。他每天拿着官印敲碎酒坛，那里边流动着一种芳香，一种超凡，一种风流！东晋时代的殷浩说过一句话：“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意思是我的灵魂与身体斗争了很久，我宁愿做回我自己。这句话其实反映了包括了“竹林七贤”在内的整个魏晋时期士大夫阶层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