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宗具有很深的汉文化素养，写诗、书法、绘画样样精通，可以说他受汉文化影响之深超过了以往所有的蒙古皇帝。前已述及，文宗曾写诗自嘲。《元诗选》也收录了文宗的两首诗，一首是《自集庆入正大统偶吟》，一首是《望九华》，这两首诗文笔细腻，显示了良好的文字驾驭能力。文宗在至顺二年春正月己卯，亲自题写《奎章阁记》，史称文宗书法“落笔过人，得唐太宗晋祀碑风，遂益超异”。文宗还会作画，所绘《万岁山画》草图，“意匠、经营、格法，虽积学专工，所莫能及”。（《至正集》卷七十一《恭题太师秦王奎章阁记赐本》；《蒲室集》卷十三《恭题文宗帝御画万岁山画》；《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六《文宗能画》；陈得芝主编《中国通史》第八卷）
文宗当政期间，权臣燕铁木儿秉政，权倾朝野，这使得文宗很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此外，文宗统治时期，灾害频繁、社会动荡、财政困难，一大堆长期以来未能解决的问题在此时实已积重难返。或是厌倦残酷的政治斗争，或是倦于理政，深受汉文化影响的文宗对写诗、作画情有独钟。以往各朝蒙古皇帝对汉文化的接受，多专注于治国理政的思想，而文宗的汉化却走向了另一个方向。文宗通过设立奎章阁学士院以及修《经世大典》，来体现自己的文治思想。
奎章阁学士院设于天历二年二月，此时正值明宗南返即位，文宗准备让位给明宗之际。天历二年正月，明宗遣使至大都传话给文宗，曰：“朕弟曩尝览观书史，迩者得无废乎？听政之暇，宜亲贤士大夫，讲论史籍，以知古今治乱得失。”或是文宗参透了明宗话中含义，或是文宗自己兴趣使然，他马上设立奎章阁学士院，秩正三品，以翰林学士承旨忽都鲁都儿迷失、集贤大学士赵世延并为大学士，侍御史撒迪、翰林直学士虞集并为侍书学士，又置承制、供奉各一员。这以后，奎章阁机构的设置逐渐完善，地位也逐步提升。天历二年三月，文宗设奎章阁授经郎二员，职正七品，以勋旧、贵戚子孙及近侍年幼者肄业。同年八月，升奎章阁学士院秩正二品，更司籍郎为群玉署，秩正六品。至顺元年正月庚辰，升群玉署为群玉内司，秩正三品，置司尉、亚尉、佥司、司丞，仍隶奎章阁学士院。至顺元年二月，设奎章阁监书博士二人，秩正五品。
奎章阁学士院位于大都兴圣殿西，内收藏大量的文物，如书画、图书、宝玩等。文宗宣称奎章阁学士院设立的意图是希望学士们每日陈说祖宗明训、古昔治乱得失，但事实并非如此。可能是文宗本身缺乏对政治的干预能力，奎章阁学士们的讨论多为空谈，不敢过多干预朝政。至顺元年二月，奎章阁学士忽都鲁都儿迷失、撒迪、虞集请辞，至于请辞的原因，《元史·虞集传》说虞集“以入侍燕闲，无益时政，且媢嫉者多”请辞。虞集与大学士忽都鲁都儿迷失等进曰：“陛下出独见，建奎章阁，览书籍，置学士员，以备顾问。臣等备员，殊无补报，窃恐有累圣德，乞容臣等辞职。”
在权臣当政的情况下，文宗视奎章阁学士们为亲信，不愿他们辞职。其实这正是文宗的为难之处。作为受汉文化影响很深的皇帝，文宗也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能够大权在握。怎奈燕铁木儿的势力太大，自己又不愿或者说不敢与燕铁木儿发生政治上的冲突。面对奎章阁学士们的请辞，文宗只好竭力挽留、安慰，他讲：“昔我祖宗，睿智聪明，其于致理之道，生而知之。朕早岁跋涉难阻，视我祖宗，既乏生知之明，于国家治体，岂能周知？故立奎章阁，置学士员，以祖宗明训、古昔治乱得失，日陈于前，卿等其悉所学，以辅朕志。若军国机务，自有省、院、台任之，非卿等责也。其勿复辞。”估计文宗在奎章阁整天与学士们讨论政治的利弊得失，引起了权臣燕铁木儿的猜忌。为了消除燕铁木儿的疑心，文宗在至顺三年二月辛酉，以燕铁木儿兼奎章阁大学士，领奎章阁学士院事。这样，奎章阁学士院就又为燕铁木儿所控制，其参政、议政的作用更是无从发挥了。
文宗在奎章阁成立后不久，就任命奎章阁参与政书《经世大典》的修纂，来强化“示治平之久则”的正统形象。天历二年九月，敕令翰林国史院官同奎章阁学士采辑本朝典故，准唐、宋《会要》，著为《经世大典》。文宗对修《经世大典》十分重视。至顺元年二月，以修《经世大典》久无成功，专命奎章阁阿怜帖木儿、忽都鲁都儿迷失等译蒙古语所纪典章为汉语，任命赵世延、虞集等为纂修，而以权臣燕铁木儿为监修。至顺元年九月，以奎章阁纂修《经世大典》，命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诸司依次宴请奎章阁的官属。至顺二年五月，奎章阁学士院完成《经世大典》的纂修。《经世大典》共十篇，君事四篇即帝号、帝训、帝制、帝系，臣事六篇即治典、赋典、礼典、政典、宪典、工典。此书共八百八十卷，分别节录中央、地方官府的有关文件于各篇目之下。《经世大典》书成后，仅有“善写呈上”的写本，未有刻本，今不传。《经世大典》史料价值极高，但目前仅有散见于《元文类》、《永乐大典》、《广仓学窘丛书》、《海国图志》等中的少部分相关内容传世。（《元史》卷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文宗本纪》；《元史》卷一百八十一《虞集传》；《元文类》卷四十《经世大典序录》；陈得芝主编《中国通史》第八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