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标研究的述评一、我国经济安全状况测定的指标
关于我国经济安全状况测定的指标，前几年由赵英负责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国家经济安全监测、预警研究”所提出的指标比较有代表性。[2]参见谢晓霞：《2010年我国经济安全状况预测》，载于《中国工业经济》，1999年第2期，第21～25页。此外，邱丕群关于先行指标、同步指标和滞后指标的划分也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国家经济安全状况测定的五类指标
通过赵英、谢晓霞等学者的研究，他们建立的我国经济安全状况监测预警系统主要由指标体系、预警界限、数据处理和信号显示等几个部分组成，并将安全状态分为4种，即安全、基本安全、不安全和危机，相应的等级为A、B、C、D，且分别给4种状态规定不同的分数范围（分数越大，危险越大）：0～20、20～50、50～80、80～100，每种状态分配不同的显示符号：〇、◇、△、#。
其指标体系共分为五类指标（共53个指标）：（1）国内经济；（2）国际经济联系；（3）社会与政治因素；（4）国家防务；（5）生态环境。这五类指标组成了五个子系统。指标体系中的指标分为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定量指标有两类：一类是取其某一值时，安全性最好，而偏离这一值越远则安全性越差，如GDP增长率；另一类是数值越大（或越小）则安全性越好，数值越小（或越大）则安全性越差，如人均粮食产量（越大越好）和财政赤字（越小越好）。
他们在主要参考了国际公认标准、专家意见和历史数据确定相应的警限以后，这五类指标分别如下：[2]5.生态环境子系统（S5）
他们通过对上述指标的测算，推断出：2010年时，我国国内经济子系统S1、国际经济联系子系统S2、社会与政治环境子系统S3及整体经济系统S都处于“基本安全”状态，国家防务子系统S4处于“安全”状态，生态环境子系统S5处于“不安全”状态。
（二）国家经济安全状况测定的三类指标
1997年，邱丕群按照时序将国家经济安全指标划分为先行指标、同步指标和滞后指标。参见邱丕群：《金融预警系统初探》，载于《统计与信息论坛》，1997年第2期，第20～24页。
1.先行指标
是指在金融运行趋势变动前率先反应的指标。它可以在金融运行波动的不正常先兆出现之前，及时地、先行地发出预警信息。一般地，先行指标的运行同期应比金融基准循环领先3个月以上，而且先行关系比较稳定，其不规则现象较少。这里，金融基准循环是指金融基准指标的循环，可选择某一常用的，能准确反映金融运行周期规律的指标为基准指标，以基准指标的运行代表金融运行。先行指标都是敏感性指标，要满足超前性、及时性、灵敏性要求。如各项利率变动指标，就可作为金融监测预警的先行指标使用。
2.同步指标
是描述金融运行当前状况的指标。同步指标是对金融运行的未来状态以及对国民经济活动的未来状态进行预测、预警的依据。同步指标可以反映运行达到振荡点时系统的状态，它的数值可出现明显异常。从理论上讲，同步指标运行周期应与金融基准循环相一致、时间上应同步，但实际上可把某些领先时间很短的指标和落后时间很短的指标都作为同步指标使用。一般地，同步指标循环与金融基准循环的时差应保持在前后两个月以内，质量高的同步指标，时差可控制在前后一个月以内。常用的金融监测同步指标如各类存款额、各类贷款额等。
3.滞后指标
是指那些在波动发生之后才显示作用的指标。在时间上落后于同步指标。它们的“失衡”的标志，在金融监管活动中造成信息滞后。应认识并剥离滞后指标，并通过对其分析研究，达到对先行指标预警进行验证的目的。一般地，滞后指标的运行周期应比金融基准循环落后3个月以上。常用的滞后指标如各类逾期贷款等。
二、我国金融安全状况测定的指标
关于我国金融安全状况测定的指标主要有以下学者的相关研究：
1997年，中国人民银行湖北分行在其《金融风险监测、预警及防范对策研究》报告中提出，金融风险分为非系统风险和系统风险。为此，金融风险指标体系分为非系统风险监测指标体系和系统风险监测指标体系。其中，非系统金融风险监测指标体系包括：（1）信用风险指标，关键指标是呆滞贷款、呆账贷款，普通指标是逾期贷款；（2）流动性风险指标，关键指标是备付金比例，普通指标是资产流动性比例、存贷比例；（3）经营风险指标，关键指标是拆入资金比例，普通指标是各项资金损失率、自有资金比例；（4）资本风险指标，关键指标是资本/总资产比值，普通指标是资本充足率、同一贷款客户贷款余额。该研究还提出了每个指标的极值、预警值及变动区间。系统风险包括：利率风险、货币风险、政策风险和国际收支风险等。
1998年，陈秀英在《金融危机预警指标体系的建立及应用》一文提出的金融预警指标体系包括20个指标参见陈秀英：《金融危机预警指标体系的建立及应用》，载于《北京统计》，1998年第8期。实际GDP增长率，财政收支差额/GDP，经常项目差额/GDP，国内信贷增长率，外汇储备可供进口月数，短期外债/外债总额，呆账、坏账/银行总资产，进出口额及进出口贸易增长率，（FDI+经常项目差额）/GDP，实际利率，货币供应量（M2）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实际汇率及其波动幅度，贸易差额/GDP，外汇储备/GDP，外汇储备/短期外债，外债总额/GDP，短期资本流入额/GDP，资本充足率和股市价格指数波动幅度。这些研究中所提出的指标，对于判断金融风险具有一定的价值。金融风险虽然是国家经济安全或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国家经济安全或风险并不就是金融风险，两者存在明显的差别，金融风险只是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并不是全部。
从1998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开展了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专题研究，提出了《中国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研究（征求意见稿）》，从国家经济安全的定义界定开始，到指标体系的设计、对中国经济安全的演变和评价、对改进国家经济安全的建议，以及实证分析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提出了5大类、15小类、共计33个指标，作为反映国家经济安全的指标体系。但该指标体系在涵盖方面还存在不足，有些指标还不具体，难以操作。
1999年，王蓉、乔红涛在《金融危机及其风险监测预警指标体系》一文中，从界定危机的类别开始，从三个层次建立金融风险检测指标体系：一是反映货币危机的指标。主要有：GDP的实际增长率、国际国内利率差、短期外债比例、真实汇率偏离幅度、投机压力指数。二是反映银行业危机的指标。主要有：银行资本充足率指标、银行流动性指标、银行资产质量指标、银行赢利状况指标、贷款投向结构指标。三是反映债务危机的指标。主要有：偿债率指标、负债率指标、外债余额与GDP比率、一国当年外债还本付息额占GDP的比率、外债总额与本国黄金外汇储备额的比率。在三类指标基础上，把监测指标的实际值与其预警值比较，若有半数以上指标超过预警值，则认为有较大的可能性发生金融危机，并以超过预警值指标个数除以总指标个数作为危机发生的概率。参见王蓉、乔红涛：《金融危机及其风险监测预警指标体系》，载于《上海金融》，1999年第8期。
2001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何建雄在《建立金融安全预警系统：指标框架与运作机制》一文中建议使用IMF三个层次的指标体系（即微观审慎指标、市场指标和宏观审慎指标）作为中国金融安全预警系统的预警指标。参见何建雄：《建立金融安全预警系统：指标框架与运作机制》，载于《金融研究》，2001年第1期。
2001年，贺晓波、张宇红在《商业银行风险预警的建立及实证性研究》一文中，将我国商业银行风险划分为流动性风险、信贷风险、利率风险和管理风险。针对这四种风险设计了下列指标体系：（1）反映流动性风险指标，有三类：一是资产方面：备付金比率、二级准备金比率；二是负债方面：核心存款比率、净拆入资金比；三是资产负债结构指标：流动比率、中长期贷存比率、短期负债依存率。（2）反映信贷风险指标，有三类：一是保证性指标：抵押（质押）贷款率；二是收益性指标：利息回收率；三是质量性指标：次级、可疑、损失贷款率。（3）反映利率风险指标：利率敏感比率（短期生息性资产与短期生息性负债之比）。（4）反映管理风险指标，有三类：一是盈利性指标：资产利润率、银行利润率；二是效率性指标：营业费利用率、资产利用率；三是综合性指标：风险加权资产比率。参见贺晓波、张宇红：《商业银行风险预警的建立及实证性研究》，载于《金融论坛》，2001年第10期。
2002年，上海交通大学的冯芸和吴冲锋在《货币危机早期预警系统》一文中从长期、中期和短期三个层次构造预警指标体系。该文将影响汇率运动的变量划分为短期、中期和长期三种类型，指出它们对汇率变化的影响具有不同的时间特性。由于国内生产总值、投资、政府消费和经常项目余额涉及到实物领域的生产和流通，其作用周期往往以季度或年度来衡量，因此，将它们归入长期预警指标中。信贷、股价、货币供需、国际储备、汇率、外债等涉及到金融资产的流通，其作用周期明显小于上述长期预警，可以用月度来衡量，因此归入中期预警指标中。短期预警指标中仅有一项波动率指数。波动率指数是外汇市场波动状况的一种度量。由于危机本身就是一种波动，而且是一种异常的、极端的波动，但从正常波动向异常波动的变质过程中，有一个量的累积，如果将这一过程进行阶段（或级别）划分，那么危机就处于该过程的末端，而处于前端的若干阶段可作为危机先兆的判断依据。从这一角度来理解，波动率指数不仅是衡量外汇市场波动状态的指标，同时也是预示危机的短期预警指标。参见冯芸、吴冲锋：《货币危机早期预警系统》，载于《系统工程理论方法应用》，2002年第3期。
2002年，顾海兵认为，测定金融危机的指标有5个：币值稳定程度、汇率稳定程度、股指稳定程度、外债严重程度和资产不良程度。（1）币值稳定程度。通常用消费价格环比指数代表。通常是指通货膨胀程度，个别时候也指通货紧缩程度。一般当年度价格指数上涨超过4%时就认为有了金融危险，当年度价格指数上涨超过20%时就认为发生了局部金融危机。（2）汇率稳定程度。汇率稳定程度是币值的对外稳定程度，一般指人民币对外币的比值下降程度，即人民币贬值程度。当人民币的日贬值程度大于5%时，就可以认为有了金融危险；当日贬值程度大于10%且具有持久性时，就可以认为发生了局部金融危机。（3）股指稳定程度。一般来讲，当股价指数（包括债券、基金指数）日波动在正负10%以内时不属于金融危险区间；当股指日变动连续每日变动10%，或者每日变动5%、累计周波动达到20%以上时则进入金融危险阶段；而超过30%且具有持久性时，就可以认为发生了局部金融危机。（4）关于外债严重程度。它取决于偿债率、负债率、债务率、短债率和债储率等几项指标。国际公认的危机警戒线是：偿债率为20%、负债率为25%、债务率为100%、短债率为20%、债储率为100%。（5）资产不良程度。金融不良资产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坏账、呆账，是不能偿还的贷款。结合金融机构的法定准备率、备付金率、资本金率，银行的不良资产一般应不超过其总资产的20%。超过8%（资本金率）即是进入危险区间，超过20%就进入了危机区间。这5个指标，如果任何一个指标的数值达到了极为异常的情况，即可以认定发生了金融危机；如果没有一个指标达到公认的危机程度，则需要加权或不加权综合处理，判定金融危险的程度。这如同检查一个人的健康状况，只要他的主要器官或系统有一个出现了严重问题，如肝癌、艾滋病等，医生就可判定确实患了重病；但如果每一个器官都没有大病，而小毛病不少，则就需要综合考虑他的健康程度了。参见顾海兵：《中国的金融危险程度——当前估计与中期预测》，载于《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4期。
2003年，湖南省统计局在《我国金融风险监测预警指标体系研究》中，从金融风险的根本原因的类型上来构建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按此设想，将子指标体系设计为三个：（1）引致型金融风险指标体系。引致型金融风险的根源产生于基本面经济因素的变化。它是三个子指标体系中最为关键的一个。因为一个国家金融的稳定首先是由最基本的经济因素所决定的。这类金融风险又是由不同的原因造成的，故又将其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主要是与扩张的货币政策有关。主要有货币供给（M2）增长速度、国内信贷/GDP、对公共部门的信贷数三个指标进行监测预警。第二层次是由于不合理的政策搭配造成的金融风险。主要有两个指标，即将通货膨胀率和实际汇率作为其风险监测指标。第三层次是由不合理的经济自由化的顺序造成的金融风险。主要有GNP与M2的比率、GNP与金融机构贷款比率、外债总额、资本外逃与外债总额的比率。由于资本外逃数很难准确计算，用国际收支平稳表中的误差与遗漏项目近似地反映。第四层次是扭曲的经济结构造成的金融风险。主要有银行坏账率、市盈率和股票流通市值/GDP等指标。（2）选择型金融风险指标体系。政府出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考虑，放弃汇率平价而导致的金融风险，称之为选择型金融风险。主要选择利率、GDP增长率、失业率、广义货币与总储备的比率几个指标进行监测预警。（3）自发型金融风险指标体系。自发型金融风险是指金融风险与基本的经济因素无关，而是由外汇市场运作失误或外来冲击造成的。由于自发型金融风险具有较强的偶然性，所以均为一些软指标，只能由专家根据经验得出的分数作为权重。
2003年，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汪莹提出了“五系统加权法”预警模型。它主要由指标体系、预警界限、数据处理和灯号显示四部分组成。首先是建立一套能够科学、合理、敏感地反映金融风险状况的监测指标体系；然后根据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以及参考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确定各指标的预警界限值；运用专家评价法对各子系统及其内部指标进行了二级赋权；然后运用指标值映象管理办法，对各指标的取值进行得分处理，得出金融风险的综合指数和相应的风险等级；最后用灯号来显示金融风险状态。该指标体系涉及宏观经济环境、金融企业经营风险、泡沫经济风险、国债风险、外资冲击风险等五个方面，17个监测指标。每一类指标组成一个监测子系统。这5个子系统，比较全面地从五个方面反映了金融危机：宏观经济环境子系统从经济运行的大环境的角度来总体预测、反映金融危机；其他金融企业经营风险子系统、泡沫经济风险子系统、国债风险子系统和外资冲击子系统分别从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来预警金融危机。参见汪莹：《金融危机预警模型的构建——“五系统加权法”预警模型》，载于《西安石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2004年，刘锡良在其《中国经济转轨时期金融安全问题研究》一书中提出我国银行危机预警的21项指标，其中的金融机构对市场风险的敏感性指标、经济主体心理恐慌指数和某些无法预料的经济金融突发事件等三项指标为目前还不便于量化的指标。参见刘锡良：《中国经济转轨时期金融安全问题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年版，第428～431页。
2004年，国家行政学院的董小君的《金融风险预警机制研究》可以看作是集大成之作。她在借鉴国内外研究人员对金融危机预警研究中所涉及的指标的基础上，提出完善的金融稳定自我评估系统必须至少由三个层次的审慎指标组成：即在机构层次的微观审慎指标、宏观审慎指标和市场审慎指标。这三个层次包括33个监测指标，每一类指标组成一个监测子系统。参见董小君：《金融风险预警机制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年版，第186～190页。
2005年，厦门大学的高鸿桢在其《国家金融安全的统计分析》一书中提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的金融安全预警指标，共56个指标。参见高鸿桢：《国家金融安全的统计分析》，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版，第342～345页。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关于金融安全预警的指标体系可简要归纳。
综合以上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一是早期的研究大多针对金融危机或货币危机的预警指标的设计，并且未对宏观、微观指标进行分类。二是在金融安全预警的研究中，有一条线索是预警指标的设计思想沿用和发展了IMF三个层次指标，如何建雄、董小君、高鸿桢等学者。但是，IMF在对待金融危机方面更多的是侧重于事后的补救，而非事前的预警，所以IMF的这一设计思想仍需要改进。三是一些偏向宏观的金融风险预测预警研究的成果也与本项研究的思路不太一致，故其所设计指标也不便于借鉴。总之，本项研究侧重从经济安全的大范畴来探讨金融安全预警的思路在上述研究中基本上算是新的视角。至于对金融安全预警指标的借鉴，本项研究主要是沿用了IMF三层次指标中微观审慎指标，吸收并添加了刘锡良教授提出的三项暂未量化的指标，宏观和中观的预警指标的设计主要借鉴了董小君、高鸿桢等学者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