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性条件与环境我国金融安全预警系统的运作已经具备了一些基础性的条件，主要是金融安全的信息监测机制的初步建立、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体系的构建、与国际惯例相适应的反洗钱的开展，以及金融监管当局应对金融突发事件能力的增强。
一、我国已有的金融安全信息监测机制
我国的金融安全信息监测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信息搜集渠道：
1.金融监管机构的例行信息汇总机制
金融监管机构主要是指“一行三会一局”。首先，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的基本业务经营情况有一个例行的信息收集汇总机制。这便于中国人民银行对全国的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情况定期掌握和分析。其次，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对各自所监管的金融机构的业务经营情况有一个例行的信息收集汇总制度。再次，国家外汇管理局对全国银行机构的外汇结售汇情况及时掌握，并通过银行间外汇市场关注着国内的外汇供求情况。这些信息收集汇总机制由于是一种工作制度的安排，所以其时效性较弱。
2.反洗钱及相关的信息监测机制
所谓“洗钱”，从狭义上讲是指掩饰或隐瞒犯罪收益的性质和来源，使其在形式上合法化的行为。其根本目的是使犯罪收益不被发现、没收，从而可以自由使用甚至再产生“合法”收入，并逃避法律制裁。近年来随着形势的变化，“洗钱”概念越来越广。2000年10月在温哥华召开的“太平洋周边地区打击洗钱及金融犯罪会议”认定，将合法资金用于非法用途（如把银行贷款通过洗钱变成某人的赌资）也是洗钱。从广义上讲，凡是与严重犯罪尤其是有组织犯罪相配合的金融活动，都应被视为洗钱。
反洗钱既是与国际惯例相适应的一种新的工作任务，也是出于对我国金融安全的考虑。反洗钱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对洗钱行为的信息进行甄别。而这种甄别必须建立在对资金流动的流量及去向等信息的及时监测的基础上。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反洗钱信息监测中心。这也是由于洗钱的特殊性决定的。洗钱犯罪具有特殊性。一般的犯罪，其结果或犯罪危害能被人直接感知，而洗钱犯罪缺乏可识别的受害者，其行为本身缺乏引人注目的可谴责性，难以引起人们的注意，所以要想直接发现洗钱犯罪往往是很困难的。洗钱又往往与高科技手段和金融创新有关，洗钱主体（自然人、法人）利用网上支付等非面对面交易方式，并得到受利益诱惑的专业人士协助，隐蔽性越来越强，执法机构难以直接通过监控犯罪主体来发现洗钱线索。但由于存在现金流通限制，绝大多数的“黑钱”都要在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间流转并留下记录，因此，对可疑支付交易信息进行收集、分析，监测资金交易的异常变动成为发现洗钱线索最重要的途径。1989年国际刑警组织通过的《有关洗钱和相关事项的决议》对金融信息在控制洗钱中的重要性给予了充分重视，强调利用金融信息可以成功起诉洗钱者。
根据国际通行做法，被统称为“金融情报中心”（FIU）的专门机构承担着这项反洗钱基础性工作，它被认为是各国反洗钱机制的组织框架中最关键的组成部分。根据金融情报机构的国际合作组织“埃格蒙特集团”（Egmont Group）的权威定义，反洗钱金融情报中心是指：一个经过授权或许可，集中接收、分析和分发与犯罪有关的金融情报或者依据国家（地区）法律规定报告金融情报的国家机构。该机构具有四项基本功能：收集大额和可疑交易信息，整理分析交易信息，向执法、司法等部门提交分析结果，开展情报交流。
二、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的我国银行业内控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内部控制属于公司治理结构问题。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内部控制是其为完成既定的工作目标和防范风险，对内部各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从事的业务活动进行风险控制、制度管理和相互制约的方法、措施及程序的总称。
我国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改善了法人治理结构。这方面的进展又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进行了股份制改制。国有商业银行明确了国有资本的法人委托管理，建立健全了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三会”体制，其中，监事会代表国家对资产质量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状况实施监督，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对国有商业银行高层管理人员监督弱化的问题；二是进行了“扁平化”管理建设。按照现代商业银行的要求重新划分职能权限，对内设部门进行重组和改革；三是在分支机构的设立上，正按照“有进有退”的战略，调整分支机构，减少管理层次。2000年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先后完成了对一级分行所在地的二级分行撤并，并对部分县级支行进行了撤并。
其次，整合了业务流程监控和管理。为加强对经营活动的控制，各商业银行对分支机构实行了“分级管理、有限授权”的授信管理制度，初步规范了分支机构的资金营运、贷款、担保、拆借、外汇买卖等业务环节的经营行为。各商业银行还普遍成立了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委员会，建立了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监测制度。在1998年我国取消贷款限额管理，实行“计划指导、自求平衡、比例管理、间接调控”的管理体制后，又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内部风险管理制度，加强了自我约束，以努力实现自求资金平衡，不断降低经营风险。
再次，强化了内部会计稽核管理。近年来，各商业银行分别都在其各级分支机构中设立了直属总行、具有独立监督和执行权的会计稽核部门，配备了专职稽核人员。对银行业务进行日常监督和事后监督，运用会计手段强化风险管理。银行稽核工作由原来的“业务大复核”向效益稽核、风险稽核和经济责任稽核转移。
三、我国金融业反洗钱的实践
1.反洗钱法律制度建设情况
我国反洗钱刑事立法与国际反洗钱立法的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1988年联合国《禁毒公约》生效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0年12月颁布了《关于禁毒的决定》，规定了“掩饰、隐瞒毒赃性质和来源罪”。1997年修订的《刑法》，以专门条款规定了洗钱罪。“9·11”事件以后，我国最高立法机关于2001年12月在《刑法修正案》中，将恐怖主义犯罪列为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
我国相继发布了行政法规和一系列金融法规，确立了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银行账户管理制度以及大额现金管理等制度。2003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人民币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和《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简称“一个《规定》、两个《办法》”），明确提出了对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反洗钱监管要求，确立了我国反洗钱报告和反洗钱信息监测制度的基本框架。2003年底新修订的《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中国人民银行负责“指导、部署金融业的反洗钱工作，负责反洗钱资金监测”。
2006年10月31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该法第二条明确规定：“本法所称反洗钱，是指为了预防通过各种方式掩饰、隐瞒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等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洗钱活动，依照本法规定采取相关措施的行为。”将洗钱行为规定为刑事犯罪，以及金融业反洗钱基本制度的确立，标志着我国反洗钱法律制度体系已初步建立。
2.反洗钱工作开展情况
为履行反洗钱职责，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于2003年9月成立了反洗钱局，并于2004年4月，组建了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负责反洗钱情报的接收和分析工作。为加强金融系统内部的反洗钱协调工作，2004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组织召开了金融监管部门反洗钱工作座谈会，建立了以中国人民银行牵头，由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外汇管理局参加的金融部门反洗钱工作协调机制。2004年5月，经国务院批复同意，调整充实了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组织机构，使成员单位由原来的16个增至23个，进一步扩大了反洗钱监管领域。至此，国家反洗钱协调机制和金融业反洗钱协调机制初步建立并开始运转，我国反洗钱工作体系已初步形成。
从2003年3月“一个《规定》、两个《办法》”实施至2003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共收到经分支机构甄别的人民币可疑支付交易报告3061笔，经核查后将其中涉嫌洗钱的案件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处理。从2003年3月至10月，国家外汇局共收到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17.05万笔，报告金额97.20亿美元；通过核查，在2003年底以前，已将涉嫌外汇洗钱的案件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处理。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和外汇管理局还联合进行了打击地下钱庄的行动，2002年以来，在福建和广东两地打击地下钱庄的行动中，共侦破案件73起，打掉地下钱庄57个，捣毁地下钱庄窝点96个，逮捕或拘留犯罪嫌疑人员240余名，收缴赃款、赃物折合人民币8000多万元，涉案资金高达数十亿元人民币，有效遏制了通过地下钱庄进行洗钱的犯罪势头。
我国反洗钱工作仍然具有艰巨性和长期性。由于起步较晚，面临形势错综复杂，目前我国反洗钱工作还不能适应实际需要和形势的发展变化。主要表现为，反洗钱法律法规不健全，与国际惯例和我们的工作要求有较大差距，金融机构对反洗钱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有待进一步提高，反洗钱内控机制以及大额交易和可疑资金交易报告制度有待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一些非金融行业的反洗钱工作也亟待加强。随着经济环境的改变，洗钱的方法和途径也产生变化，洗钱手法日趋复杂化、专业化，通过互联网远程操纵的洗钱活动已经出现。
3.反洗钱国际合作工作情况
我国政府一贯重视反洗钱领域的国际合作。目前，已签署并批准了《联合国禁毒公约》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已经签署了《联合国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我国政府一直积极呼吁扩大反洗钱国际组织中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经国务院批准，2004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正式致函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提出我国加入该组织的申请。与此同时，我国与欧亚反洗钱组织筹备组进行了多方接触，中国人民银行和公安部派员参加了6月在俄罗斯举行的欧亚反洗钱组织会议。我国将争取成为“欧亚反洗钱与反恐融资小组”的创始成员。
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成为我国反洗钱国际合作的重要内容。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公安部以及外汇管理局与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等国际组织合作，在反洗钱领域举行了一系列的研讨及培训活动。
四、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应对金融事件能力的加强
金融业对各种突发事件反应都比较敏感。在金融业的各类事件中，有大到国际上的重大金融事件（如金融危机、“9·11”事件对金融业的影响），也有在一国范围内的金融事件，有的还只是发生在一定的市场范围或地区范围的事件。这些金融事件对金融安全产生的影响或大或小，有的是直接影响，有的是间接影响。而当这些事件的负面影响没能妥善处理时，则可能会危及一国的金融安全。这也正是我们在此讨论金融监管机构应对金融事件能力的意义所在。
我国以中国人民银行为首的金融监管机构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在处理各类金融事件方面有了不少成功的实践，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这为今后在应对金融事件方面奠定了基础。
中国人民银行于2003年底着手研究金融相关领域应急机制建设问题。陆续起草、修订、制定和完善了十余项主要业务领域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会同相关部门完成《国家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起草工作。《金融机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支付清算系统危机处置预案》和《发行库、发行基金调运和供应危机处置预案》等部门预案正在陆续制定过程中。这些将为我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应对突发金融事件提供制度保证。
本章小结
金融安全预警系统以整个金融运行过程为对象，旨在获取超前预警提示信息，为宏观调控和决策提供信息支持。就其一般运作程序而言，大致经历预警指标的选择、信息搜集与整理、预警区间的划分、临界值的确定、确定综合评价、对进一步预警信息的跟踪监测和分析等环节。我国金融安全预警的具体任务是监测金融机构运行风险、资本市场风险、外汇市场风险、大额资金突发性跨境流动以及洗钱活动，提供预警信息。
至于我国金融安全预警的主体，可以首先以金融风险的发生是否具有系统性为简要的划分标准，以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为立足点，将金融安全预警的主体划分为营业性金融机构等内在主体和金融监管机构等外在主体。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金融安全预警的内在主体同样要听命于作为监管者的外在主体；内在主体主要是对自身的金融风险因素进行预警并接受外在主体的指令，而外在主体要对宏观和中观两个层次的金融安全预警直接负责。就我国目前的金融机构状况来看，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信用社、信托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都可以作为金融安全预警的内在主体。我国目前主要有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等金融安全预警外在主体。相关的机构还应该有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等机构。
现有的反洗钱工作机制是金融安全预警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它存在几点不足：一是反洗钱工作目前采取的部际联席会议方式不利于实际工作中的协调。二是部际联席会议的召集人有过变动，成员单位也有变化。这种带有临时性色彩的方式与金融安全预警的要求不尽一致。三是在中国人民银行内部，目前从事与反洗钱有关工作的是反洗钱局和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本外币反洗钱还涉及国家外汇管理局。这种现行的工作机制有工作环节之间相互割裂之嫌。
加强金融安全预警管理机构的协调，可以考虑在高于现行反洗钱工作机制的层次上成立国家金融安全领导小组，负责金融安全预警工作。该小组领导跨部门的相关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则具有工作协调的优势。
我国金融安全预警的过程包括四大环节：第一环节从寻找金融警源开始，而寻找金融警源离不开对金融风险生成机制的剖析。第二环节是分析警源和警兆。除了自然界突发事件以外，金融安全的警源可以分为内生性警源和外生性警源。警兆的表现形式是金融安全预警指标体系中的指标与其临界值作比较，警兆指标可以反映警情的萌芽状态。警兆分析因其与预警指标的联结，克服了单纯警源分析可操作性不强的不足。第三个环节是判断金融运行态势，主要对信贷风险、短期利率水平、外汇市场波动、投资者的“羊群行为”、国际游资的潜在冲击、财政赤字进行分析和研究，提炼出警示信息。第四个环节就是依据上述分析提出防范和化解建议。
我国金融安全预警已有的基础性条件主要包括：金融安全信息监测机制、金融机构内部控制机制、反洗钱的已有实践，以及应对和处理金融事件能力的加强。这些方面的进展表明，我国金融安全预警具备了预警和实施控制的基础。建立预警指标体系是金融安全预警的基础，一方面是因为预警指标对金融风险而言具有“报警器”的基础作用；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金融业自我防范和救治的现实需要。预警指标体系的设计宜兼顾充分性、规范性、灵敏性、可操作性、互补性以及开放性等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