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原是《礼记》中的一篇文章，是我国儒家经典的组成部分，指有关政治、哲理的高深而广博的学问。
据传，在周代贵族子弟八岁入小学，学习基础文化及武艺。十五岁入大学，又称太学，学习治理政事的理论。汉代郑玄说：“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礼记注释》）宋代朱熹说：“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四书集注》）
自汉代起，就有以《诗》、《书》、《礼》、《易》、《春秋》等诸经为“大经”，以《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合称为“小经”的提法。
在唐代，韩愈、李翱等把《大学》、《中庸》看作与《孟子》、《易经》同样重要的“经书”。
到宋代，程颢、程颐两兄弟祖述这种观点，竭力尊崇其在“经书”中的地位。宋代大学者朱熹祖述二程的观点和做法，特别尊崇《孟子》和《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使之与《论语》并列，从《礼记》中抽出《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相配，合称为《四书》。朱熹在淳熙年间（1174—1189），对“小经”进行注释并合编在一起，称为《四书集注》。从此以后，《四书》之名遂定，并成为儒家传道、授业的基本教材。
不少封建朝代以“四书”、“五经”开科取士，到元代延祐年间复科举，即以之取士。明朝初年更是如此，定制以《易》、《书》、《诗》、《礼记》、《春秋》为五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四书》与《五经》各成典籍，实始于此。
到了清代以《四书》取士，《四书》内容一直被列为科举考试的题目，成为天下士子们的必读之书，于是《四书》就成为民间最普遍的读本。此后西学东渐，学校之制兴，《四书》、《五经》被选出一部分为国文教材，而另立修身一科，其要皆取诸《四书》。
八百年来，《四书》在我国广泛流传，其中许多语句已成为脍炙人口的格言警句。如今，它仍是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必读书。
《四书》中之《大学》一书，孙中山先生称之曰：“中国政治哲学，谓其为最有系统之学，无论国外任何政治哲学家都未见到，都未说出，为中国独有之宝贝。”其三纲领，其八条目，对人生之目的以及达到此目的之步骤与方法，条理分明，阐述无遗。程子以《大学》为初学入德之门，诚知言也。以其本文有错简，而自作定本。朱熹又依程子定本，分《大学》为《经》一章，《传》十章，而作新定本。“经”是基本观点，“传”是对于“经”的解释、阐述。
《大学》依据孔子、孟子“仁政”的思想，阐明了新生的地主阶级“治国平天下”的理论。文中提出三条基本原则（三纲）和八个方法步骤（八目）。“三纲”是“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大学》认为，人生来就具有高尚的“明德”，入世以后，“明德”被掩，需要经过“大学之道”的教育，重新发扬明德，革新民心，达到道德完美尽善的境界。具体说来，就是要做到“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中，“修身”是根本，也是关键。前四目是“修身”的方法；后三目是“修身”的目的。
本书中《大学》的译注所用的底本系采录朱熹的《四书集注》，分章、分节也是以此为依据；程子（程颢、程颐）和朱熹所做的一些提示说明，对于理解《大学》有一定的帮助，因此也做了注释和翻译。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对于传统文化（包括《四书》）我们应该采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要批判继承我国悠久的文化遗产，毛泽东同志说得好：剔除封建性的糟粕，吸取民主性的精华。做到实事求是，具体分析，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