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建立“国家技能标准委员会”，以推动技能标准、职业标准的编订和采纳。同时，推行证书制度，以保证未来的美国工人处于世界上最好的训练之中。
(5)帮助各州和地方社区，包括政府官员、教师、学生家长、学生以及工商企业界领导人，更多地介入学校的计划和改革之中，特别要致力于教师专业水平的发展提高。
(6)增强各州和学区的机动性、灵活性，摒弃那些可能妨碍教育改革的繁琐的规章和其他要求。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克林顿提出了一项为美国教育的发展而积极行动的计划。该计划将遵循如下十大原则：
(1)国家将制定教育标准。
(2)一流的学校必须有一流的教师。
(3)必须作出更大努力，帮助所有儿童提高阅读能力。
(4)重视儿童的早期教育。
(5)每个州都应该给予家长为其子女选择合适的公立学校的权利。
(6)学校必须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
(7)更新和改善校舍与设备。
(8)美国必须普及13年和14年的教育，其中包括不少于2年的大学教育。
(9)在21世纪，必须扩大人们一生中学习的机会。
(10)必须把信息时代的力量带进所有学校。
克林顿总统的这份国情咨文，是美国在20世纪内对教育问题阐述最多，最为重视的，为美国教育的改革勾画了一幅美好的蓝图，指明了美国21世纪教育改革的发展方向。
（第五节）日本近现代教育制度
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日本的工业化历程最短、发展最快，被西方称为“亚洲的凤凰”。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火车头就是日本的教育。日本近现代教育的发展可概括如下。
一、明治维新前日本的封建教育制度
日本是亚洲东部的一个岛国。自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日本经历了长达1200年的封建社会时期。其间，在12世纪之前，是天皇统治时期，由天皇和大封建贵族掌握国家政权。12世纪后，一些地方封建领主依仗私人武装不断扩充实力，形成武士领主集团，并由控制地方政权最终发展到取代天皇、独揽国政，到12世纪末开始了军事封建贵族独裁的幕府政治统治。从1192年到1868年明治维新推翻幕府，称为日本封建社会的幕府时代。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日本在学习中国古代文化教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实际，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教育体系。
明治维新以前的260多年，在日本历史上被称为江户时代或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幕府是指以武将为领导的，独立于日本天皇之外的最高权力机关。17世纪，英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时，日本由德川家族所建立的幕府统治着，天皇完全处于幕府的控制之下。在地方，日本的封建主称“大名”，他们的领地称为“藩”。在幕府和藩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日本也相应在形成一种独特的崇尚勇武、坚忍、重名轻死的“武士道精神”和信佛敬祖、严守礼法的“神道教精神”，对日本政治、思想文化和学校教育的发展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日本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对日本教育产生较大影响的思想文化主要有儒学、国学和兰学。幕府时期，为了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对精神支柱天皇的效忠，日本非常崇尚中国的儒家文化，特别是中国宋朝朱熹的朱子学。日本人吸收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典章制度和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构成了日本封建社会教育的主要内容。当然，日本将儒学加以改进，更重视“忠”、“勇”，而不是“仁”、“孝”。
德川幕府时代，在日本思想文化领域中，与儒学对立而提倡“国粹”的国学也逐步形成。它提倡日本的民族精神——大和魂，认为研究8世纪日本古老的文史典籍，才是治学之正途。由于这些文史典籍中，包括有关神道等宗教传说，国学在思想内容上和神道教有相通之处，成为有利于神化和维护天皇统治的思想工具。
此外，随着西方天主教的传入，西方的文化思想也开始向日本渗透。为了防止欧洲殖民势力和文化思想的入侵，最初，日本采取了“锁国”的政策，反对一切西方宗教和文化思想。后来，又采取区别对待的禁“洋教”，不禁“洋学”的政策，只通过与荷兰人的交往了解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和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并将它称为“兰学”。“兰学”的传入，对于19世纪发展起来的日本反封建的启蒙思想有直接的影响。
幕府时期，日本的具有等级特点的教育机构逐渐发展起来，主要有以下3种类型：
(1)幕府直辖的学校机构。主要有昌平坂学问所、和学讲习所、开成所及医学所等。其中，1631年成立的昌平坂学问所是最重要的儒学传播的中心。它设有祭祖孔子的圣堂，重视学校研究，许多藩校的教师都来自于该校。1793年成立的和学讲习所是传授日本国学的中心，它排斥儒学、佛学和兰学。19世纪上半叶陆续开设的还有开成所是传授西方文化科学知识和西方语言的中心；医学所主要教授荷兰医学；讲武所主要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军舰操练所主要训练海军。
(2)藩学。藩学一般设在地方封建主“大名”的领地上，以培养藩国的武士为目的。藩学的教学内容最初是以教授汉学书籍为主，同时教以习武。1715年以后，逐渐增加了近代科学知识的内容，如数学、医学、航海和军事技术、西方语言等。也有的藩学重视日本的国学和日本历史的研究。
(3)民众的教育机构，包括乡学、私塾、寺子屋等学校。乡学分为大名的亲族或家庭为自己的子女开办的学校和庶民在乡村中设立的学校两种。前一种类似于藩学，后一种类似于寺子屋。私塾是由学者个人收徒授业的，有的以传授一家之说而闻名。寺子屋在幕府初期受佛教的影响多设在寺院。后来随着民众对文化需求的强烈，设在寺院以外的寺子屋逐渐增多，到明治维新前夕，已发展到2万多所。寺子屋的开办人最初多为僧侣，后来一些武士、医生和平民也加入了进去。寺子屋的学生称“寺子”，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其中以平民子弟最多。学习的科目主要是读、写、算和诵读佛经等。寺子屋作为一种初级的教育机构，具有广泛的大众性，为日本明治维新后初等教育的普及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18世纪中叶以后，日本的封建社会趋于解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步形成，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批反对封建制度、主张学习西方以自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福泽渝吉。福泽渝吉(1834-1901)出生在下级武士的家庭，自幼身受封建等级制度的压抑，年青时曾研究过汉学、兰学，并于1860-1867年间三次去过欧美，深受西方近代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思想和自然科学的影响。他强烈批评日本封建制度和文化的落后性，主张发展工商业，实行社会改革。他认为，深受儒学影响的日本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相比，缺乏独立心和数理知识。因此，他一生积极从事宣传新思想和培养新人的教育活动。在教育上，福泽渝吉特别重视个人独立性的养成，主张“以一身之独立，求一国之独立”。他强调，学校教育“不是传授知识的，而是开发人类天资的场所”。1858年，他创立的“兰学塾”(1868年改为庆应义塾)强调独立精神的培养，重视数理之学研究，为明治维新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福泽渝吉也重视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认为学校教育不重视家庭教育，犹如“枯木求花”。此外，福泽渝吉还积极从事着述和翻译工作，着作和译着达数十卷。主要着作有《劝学篇》(1872-1876)、《文明论之概略》(1875年)、《文明教育论》(1889年)。
二、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形成
19世纪中叶，德川幕府的统治危机重重。城乡劳动人民不断进行反抗幕府的斗争，中、下层武士、一些强藩的藩主，以及对幕府势力历来不满的皇族和京都大贵族，都不同程度地倾向于要求改变现状。与此同时，德川幕府还面临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的威胁，特别是它在外强炮舰政策威逼下，被迫开港、继而接受不平等条约后，日本民族经济遭到摧残，国家频于沦为殖民地的危险境地，社会各阶层对德川幕府更为不满。在这种形势下，“倒幕运动”迅速高涨，终于在1868年推翻了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成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合执政的天皇制明治政府。明治期间，明治政府所推行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史称“明治维新”。从此，日本进入了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历史时期。
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日本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教育方面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提出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改革目标。其中，“富国强兵”就是建立一个经济发达、军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殖产兴业”就是鼓励与扶持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文明开化”就是改变传统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发展近代科学技术文化教育。这三者确定了明治政府各项政策和措施的总方向。明治维新后的教育改革被称为日本近现代教育史上的第一次教育改革。教育改革既是明治维新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又是明治政府整个近代化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它包括以下内容：
（一）确立教育改革的基本方针
1868年3月14日，日本以天皇誓言的形式发布了政府的施政纲领——五条《御誓文》，其中的“破从来之陋习”和“求知识于世界”两条，明确地表明了明治政府进行教育改革的基本方针，表明了日本新兴资产阶级放弃闭关自守政策，向西方学习的决心。与改革目标和施政纲领相适应，1871年，明治政府“废藩置县”，确保了中央政府对全国的直接统治。同时，改革中央政府管理体制，设置适应日本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的新的官制。其中，1871年7月，成立了文部省，统一领导全国的教育事业，着手进行改革日本教育制度的准备工作。
（二）颁布教育改革法令
1872年8月，在参考欧美教育制度和对日本原来的教育制度进行调查的基础上，文部省颁布了以仿效法国教育制度而制定的《学制令》。这是日本近代第一个教育改革法令，具体规定了日本的教育领导体制和学校制度。《学制令》由学区、学校、教员、学生和考试5大部分组成。在教育领导体制方面，日本仿效法国，实行中央集权的大学区制。在文部省的统一管辖之下，日本全国划分为8个大学区。每个大学区设立1所大学和32个中学区，每个中学区设立1所中学。中学区又分成210个小学区，每个区设1所小学，计划在全国设立57360所小学。教育行政管理上实行中央集权制，即在文部省的统一领导下，设立督学局。各大学区设督学，各中学设监督。督学有权与地方官员协商督办区内的学校。学区的监督负责管理和监督小学区的学务。为了改革旧的制度，建立新的制度，《学制令》规定废止寺子屋和乡学，开办8年制的、分为初级和高级两段各4年的小学校，接受普及义务教育。《学制令》的制定反映了日本教育改革的决心，但由于日本当时财政困难，百姓又不满征收过重的教育税和学费，日本的许多地方都发生了捣毁学校的事件，新学制的改革计划未能全部实现。
从1873年到1878年，日本的小学校数和学生数都有较大的增加。1873年，日本小学适龄儿童的入学率只有28.1%，到1878年巳上升到40.2%。但日本的教育仍面临着教育管理体制、学校制度和教科书等问题。
1879年，日本废除了1872年的《学制令》，颁布了《教育令》。《教育令》是日本参照美国的教育改革经验，第二次建立国民教育制度的尝试。其特点是中央放宽对地方教育事业的控制，给地方更多的自主权。主要内容有：废除大学区制，把教育行政领导权交给地方；实行选举制，由各地民众选出的学务委员会负责管理学校；改变学制，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的年限缩短为4年。由于《教育令》受美国的影响，强调地方分权和教育自由化，很快遭到反对。
1880年，《教育令》又作修改，中央政府又加强了对学校教育的控制，选举制又改为任命制，4-4分段的小学学制改为3-3-2分段的学制(即小学初级科3年，中级科3年，高级科2年)，其中小学初级科的3年为义务教育阶段。
19世纪80年代，日本资本主义在天皇制的国家政权的大力扶持下得到迅速的发展，日本的经济也转化为带有军国主义性质的、以特权商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为了适应日本政治和经济的发展，1885年，日本废除了太政官制，建立了内阁制，伊藤博文任第一任总理大臣。1885年，森有礼任文部大臣，开始了日本新的教育改革。森有礼接受了德国国家主义的思想，主张通过教育维护君主立宪制。他强调为了国家的富强，应当实施全民皆兵的军事训练教育。根据国家主义的教育思想，1886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学校令》，其中包括《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帝国大学令》、《师范学校令》。
《小学校令》规定，小学仍恢复1872年的《学制令》规定的4-4分段的学制，即设4年制寻常小学和4年制高等小学。小学实行收费制，前4年为义务教育阶段。
《中学校令》规定，中学分为寻常中学和高级中学。前者为5年制，由地方设置管理，属于普通教育学校。后者为2年制，属于大学预科性质，全国只设5所，由文部省大臣直接管辖。
《帝国大学令》规定，将日本的东京大学改为帝国大学，实行学院制。帝国大学由大学院和分科大学组成。大学院侧重学术和科学研究，分科大学侧重传授专门知识和培养国家应用方面的人才。分科大学设法、理、医、工、文五个学院，其中法学占有突出的地位，它的校长兼任帝国大学的总校长。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日本又成立了京都、东北、九州、北海道等几所帝国大学，原帝国大学改为东京帝国大学。
《师范学校令》规定，将师范学校分为普通师范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普通师范学校由地方设立，培养公立小学的教师和校长。高等师范学校由国家设立，培养中学教师和校长，也培养普通师范学校的教师和校长。师范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教员应具备的品德和学识。在品德方面，特别强调培养顺良、信爱和威重的气质。同时，还要对师范生进行军事体操训练，实行兵营式管理。以后，这种军事训练制度逐步扩展到大学、中学和小学，各级学校成为培养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