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中国居住过的那些人里会得出一个很普通的结论——这种认识越是表面，这个结论就越被强调——普通的中国人，无论是王公还是农夫，在他生活的每个方面对于西方观察者都是一个不可解的谜。事实上，他是一个长久的谜。或许人们会承认中国人属于人类，但除了他们独有的单音节语言，依旧处于隔离和孤绝的状态。
这个推论大部分基于一些错得离谱的例子。需要指出在很多事情上中国人对我们自己的看法也恰好如此——“外国人一定是一种相当奇怪的人”。这些“古怪”更多是来自于习俗，这对我们有效，也对他们有效。中国人或许会说我们，而且实际上就是这么说我们：“奇怪的人，那些外国人。他们的罗盘指向北而不是指向南，他们摘下自己的帽子让随从携带而不是自己戴着，他们从左边踩上马而不是从右边，他们进餐先从汤开始喝起而不是从甜点开始吃，结束时他们去吃甜点而不是汤，他们等冷了才喝葡萄酒而不是趁热喝，他们的书从后面结尾的地方开始，每页的行列不是水平排列而是垂直排列，他们的客人坐在右边而不是左边——虽然直到几百年前我们的做法和他们的没有两样。他们的音乐，也是一样滑稽，更像是噪声。而他们的歌唱，只不过是响亮的谈话。他们的女人也很不含蓄，在客厅中迈着大步，用她们称为舞蹈的陀螺般的样子和陌生男人拥抱，和我们男性舞者在孔庙中的庄严舞蹈区别太大了。他们的男人和女人握手，但是从我们《礼记》的教导来看，男人和女人间连相互传递东西都是不可以的，因为生恐他们的手会接触到。除此之外，所有的外国男人——有时还有外国女人——都带着文明棍，它们的作用不过是用来揍那些无辜的人。还有他们称为长官的人和其它一些人都是自己骑马划船，而不是让苦力为他们做这些事。他们真的是非常古怪的人。在制作精巧的机械工具上他们相当聪颖，比如说火轮船、火车、汽车，但性情极端凶蛮，几乎完全没有开化。”
这些并不夸张的图景显示了中国人对他们的谜团——外国人的精神态度。外国人要与中国人找到共同的人性简直是徒劳，仅仅是因为他没有看到他们的智慧，于是强辩说那里不存在智慧，其实智慧一直在那里。总的宽容原则，尤其是对邻人的义务方面、法律的约束甚至包括社交生活的规则——所有这一切在一个中国人青年时代以后他都多少得到过陶冶。当偶然的不同被扫除，东西方的共通之处就会浮现出来。很难理解这些教化如何会把一个民族的人塑造得和外国人截然不同，就像那些中国人通常被假设成的样子。任何对中国生活规则充分和真诚的遵从必然能导致一个比道家所谓“真人”更美好的人类社群。
就像已经说明或者暗示过的，中国人的行为动机就像其它人的行为动机一模一样。他们为占有财富和名誉而喜悦，同时也对两者易逝的特性充分清醒。他们比起其它人更渴望家族的昌盛，古老家族的谱系必须不中断地传下去。他们在家庭生活中、朋友的社交中、书籍中、山水中、园艺中、绘画中、还有收藏家和鉴赏家的特殊爱好中找到了主要的欢乐。虽然是一个苏格兰人会称为“酒鬼”的国度，中国人喜爱宴会时刻到了非常的程度，用他们的话说“人心的隔壁就是他的胃”。大概两三百年前，这个爱酒的国家开始受到鸦片的影响，对酒精的滥用降到了最低下限。比直接服食鸦片的害处要小很多的抽鸦片烟取代了酗酒的地位，成为了民族的丑恶之处。但鸦片对中国民族的伤害过于夸大了，它和西方世界酗酒的危害还不能相提并论。现在因为最近立法的缘故，鸦片可能会消失，对于这个结果当然我们没有其它想法，只有奉上最热诚的祝贺了。但事实上，更加邪恶和致命的事情正快速地取代它的位子。一段时间，有人认为酒精或许会恢复它的影响，或许还能分化人类对其它兴奋剂的渴求。可是现在的敌人成了吗啡，它让人不得不严重警惕并时刻关注，吗啡以各种各样迎合公众喜好的形式被大量运输到中国。从鸦片到吗啡——如果真会发生的话——比从煎锅到火烧的退化更糟。
有一个问题常常被提及，但从来没有让人满意的结论：中国文明为什么而且如何持存了那么多个世纪？而其它文明——如果不是更加迫切，至少是同样追求永恒，但传承已经中断，从曾经兴盛的地方消失。埃及或许会夸耀在比中国媒体记录更遥远的时期，它已经有了高度水平的文明。我们可以诚实地承认在公元1000年前中国已经是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国家，比希腊文明开始的时间还要早一点。但中国文明现在还和我们共存，但不过是和西方野蛮人有所接触，而就像好多个世纪前那样，他们依旧过着同样的生活。
一些人让我们相信，把中国人连接在一起的是书面语：全帝国通用一种语言，任何人读来都只有一种意义，虽然语词的发音在各个的省不同，就像英语、法语、德语的区别那样。其它人则建议这该归功于孔子的教导，它超过了道家、佛家和其它信仰。中国应该感激这种把人心连在一起的纽带，这使得他们能够抵抗任何让他们解体的过程。这些理论可能有部分真理，但并不完整。我们或许该归功于中国个人自由的精神，在所有中国习俗里都充满着这种精神，它把人们联合起来抵抗各种形式的压迫。中国人始终相信君王的神权，另一方面，他们的君王必须表现得像个君王，就像他们声称自己的权力一样尽到他们责任。要是君王不尽自己的义务，他的臣民也没有尽他们义务的本分。只有当国家繁荣昌盛、免受战争、瘟疫和饥荒时，中国人才承认这是良好的政府。而糟糕的统治是上天收回对皇帝委任的明证，他已经不再适合去统治他的人民了。某个更受天意支持的人会取代皇帝，通常这意味着最终推翻这个王朝。
中国人强调他们处死一个邪恶统治者的决心，在公开场合宣扬这个原则既不必付出高的代价，也不是犯罪。哲学家孟子清楚地陈述了这些，他的著作形成了儒学经典的一部分，在每个中国青年日常的课程中教授。一个封建统治者告诉孟子800年前一个爱国的英雄攻击某位邪恶的君王，最后邪恶的君王在他宫殿中自焚。他问道：“当时这个英雄还是个臣子，可以把他的君主处死吗？”对此，孟子回答道，任何人如果侵犯别人天生平和心灵的，或者对邻人的责任失职，那么他和一个无原则的流氓没有区别，孟子强调他就是一个“独夫”。事实上，他们讨论的这种类型的皇帝不止一个最终覆灭。这也是一个需要记住的关键点，这里有着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漫长存在的真正秘密，它也指出了民主和自由的方向。国家最高的位置始终向任何人开放，经过竞争性的考试这个媒介，即使帝国最卑微的农民也可以上升到那里。它仅仅是天赋能力加上智力训练的简单问题。而后者，已经很清楚，即使最贫穷的人也有力量去负担。中国，根据某位高级的权威说法，始终在最好的民主国家之列。不只有一个人像拿破仑那么说：“合理的民主从不期待任何事情，除了所有人晋升的同等权利。”
中国人为了用最简单和最和平的方式行使他们的权利，稳定地发展了融合的艺术。他们用非物质和不可见的武器武装了自己，简单地同化了侵略者，最终还是他们自己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中国的罢工或者抗议最与众不同的地方是绝对的忠贞。如果有一处的船夫或轿夫罢工，所有的船夫或者轿夫都会罢工，没有工贼。如果一个屠夫拒绝卖肉，那么所有的屠夫都会拒绝，他们完全相互信赖对方的忠诚。外国商人如果因为一些行会不赞同的行为冒犯了这些实力团体，会立刻付出代价，他们的行为不会得到容忍。外国商人唯一的选择是从他们那个不合理的位置退下来，有时要付出较大的代价。这个品质的另一方面也颇具指导性。一些年前，大港口的外国茶叶商人为了控制过度收费，决定让中国的茶农自食苦果。他们联合起来对付茶农，一致不买他们的茶叶，直到茶农向他们屈服为止。然后茶农不为所动，还是一如既往地消极。不久之后，外国茶商发现他们的一些伙伴开始失信，为了自己的生意顺利，同意了茶农原来坚持的条款。
毫无疑问，中国现在处于重大和严肃转变的初期。教育和科举的旧体制如果不是完全重塑的话，也需要重大修正。中国服饰要废除两种极有特色的样式——男人的辫子和女人的小脚。币制要改革得更符合商业的要求。行政法必须要改进——就像日本多少年前做出的那样——才能实现废除治外法权的愿望，这个条约义务让中国放弃了对居住外国人的所有法权，并且同意外国人无论在民事上还是刑事上只服从于他们原政府的法律体系。旧有的家长制政府形式——名义上的专政，事实上的民主——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已经不间断地过去了22个世纪了，也必须随着时代而变化。但愿新制度能开启一个和辉煌的过去中最好的时代并驾齐驱的新时代。
这里或许要对未来的景象作一个简单的概括。中国会追随大多数外国的潮流而拥有一部“宪法”。她的人民，曾经用于防御和抵抗的唯一武器，是联合大众对抗那些欺压他们的官员（虽然效率很致命），但很快他们就要享受到代议制的权利了。1907年颁布的帝国敕令确立了这个原则。根据1908年颁布的另一道敕令，该年年末在各个省和帝国其它部分会举行省议会以讨论当地政府的事务，这是通往宪政的第一步。省议会的成员通过选举产生，并附加了拥有一定小额产业的要求。每个议会的成员数目根据每个地区选举者的数量比例分配，大致从每1000个选举者中选出一名代表。下一年会进行人口普查，制定省的预算，颁布新的刑法典，以新的刑法典为依据的新刑部在第三年年末开始办公。到1917年前，会有一个上院和下院组成的国会或者议会，还有一位首相会被任命。
1909年10月14日这些省议会第一次召开，实际上1910年10月3日国会已经开幕。鉴于公众的情绪，一个月后颁布了一道法令，要求从当日起三年内制定一部完全的宪法。这是一个含有两院制因素的一院制国会。它由约100名成员组成。他们由从一些特权阶级选出并由皇帝任命，其中包括了32名高级官员和10位知名学者，以及同样数目来自各省的代表。获得席位的议员有3年任期，国家会支付他们的酬劳。它是个咨询机构而不是执行机构，它的功能是讨论诸如税收、年度预算的发布、法律的修订等等议题，这些议题都在提交给国会前需经过皇帝同意。国会也处理省议会提交，需要做出决定的问题。同样，任何要提出的决议建议必须有至少30名议员支持，然后由多数议员表决赞成才能通过，然后必须以备忘录的形式提交皇帝。如果国会通过或者提交那些任何议题之下的不合适的决议，通过帝国敕令国会可以被立刻解散。
到目前为止鉴于皇室控制国会的席位，国会中没有明显的党派。激进派、自由派、保守派，各种背景的人混合在了一起。前两排席位为贵族的代表预留，它们在最靠近主席台的左席和右席。接下来两排席位属于官员、学者和大商人。他们之后的四排议席，属于来自省议会的代表。于是，国会的前面是一个贵族院，而代表全国的平民院则在国会后面。前者的倾向，或许可以推定，主要是保守派倾向，而后者较同情那些进步的观点。同时，贵族中也有零星的激进派，平民院中也不乏持有过时（即使不能说反动）观点的人。
从上述计划看来，中国人民可以很清楚他们关于政府管理的意见非常受欢迎，但所有的立法权依旧在皇帝那里，像从前那样。我们首先窘迫地发现，这就像给别人一只手，然后拿回另一只手。或许在西方不止一个国家也使用这套体制。但那些在中国本土了解过中国人的人会知道，当中国人提出建议时，他们的意思是要采纳它。中国的伟大民主建立在世界仅有的伟大共和国上，比起过去的情况来，他们对于现在和未来的自由问题更加不允许有丝毫的模棱两可。那些坐在首都权利高位上的人还远远不熟悉他们国人的性情，他们不能理解当牵涉到重大利益时，中国人唯一不会选择的就是朝着建议的目标稳定而令人满意地前进。如果执政的满族人抓住现在手头这个机会，除了平息在帝国各处的风波，他们可能成功延续早年有着辉煌成就的法统，为中国做出重大贡献。如果他们忽视了这个机会，可能导致帝国经历历史上多次遇到的剧烈的暴力变革。中国会达到沸点，在这个过程得到纯净和加强，就像以前所有的历史一样，然后再次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