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人们有这样的印象，泉州在南宋和元代一直都保持着繁荣。然而最新学术研究（包括笔者的研究）表明，在13世纪末的世纪之交，闽南的经济开始出现问题，海外贸易中的问题尤为明显。这些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地经济的衰退？这仅仅是个偶然和暂时的衰退吗？这是否是全国性问题在某个特定地区（该地区已和中国其他经济发达地区形成紧密的联系）的反映呢？或者说，这是否意味着在闽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呢？在以前的一项研究中，笔者对从南宋至蒙古人南侵这段时期的闽南总体经济状况进行过回顾，对其中的一些问题也进行过论述。在本章中，笔者试图通过分析这一时期闽南社会政治的变化，来进一步完善和补充笔者的一些观点。
首先，笔者想强调，尽管有证据显示闽南经济发生了衰退，但这并不意味着闽南经济彻底崩溃，更没有显示闽南经济一蹶不振。在笔者看来，这种衰退只是因为在经济的某些关键领域出现严重问题而反映出的一种复杂现象。但闽南经济状况毕竟还是存在积极的因素，例如土地价格的上升等。我们需要对这种复杂现象进行多角度阐释，而不是特显个别原因的简单答案。笔者并非意图推翻其他学者对这种现象的解释。相反，笔者的目标是揭示闽南经济衰退的结构性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本章前两节将论述海外贸易的衰退；接着的两节将进一步考察这一问题的结构性因素，重点就国内贸易、农业商品化和货币体制展开论述；最后一节将论述地方势力的崛起，以及与经济衰退的关系。
第一节 财政危机的出现
13世纪初期，闽南各地官府遭遇财政困难，这是当地经济衰退的第一个信号。1217年，著名士大夫真德秀（1178—1235）被任命为泉州知州。在感谢朝廷任命的奏折中，他写道：
泉虽闽镇，古号乐郊，其柰近岁以来，浸非昔日之观。征榷大苛而蛮琛罕至，涝伤相继而农亩寡收。宗支之廪倍增，郡帑之储赤立。银溢于山者亡有，岁为旁郡而代输。粟生于地者几何，日伺邻邦之转饷。嗷嗷乎鞭朴之苦，盼盼焉帆樯之来（从两浙和两广各地运来大米）。
一般来说，新上任的官员会在此类奏折中夸大所面临的困难，以便预先避免此后政绩不佳的指责，或在情况好转后捞取政绩，但真德秀作为一名享有盛誉的士大夫不大可能这样做。另一份奏折是他被任命为福州知州时写的，书中除了表达他对朝廷任命的感激之情外，没有提到与他新职位相关的任何问题，这说明他不是那种喜欢夸大新职位困难的人。因此，这里真德秀对泉州面临财政困难的描述是可信的。
更多关于泉州财政危机的文献资料，可在《宋史·真德秀传》中找到。据记载，由于关税苛重，在真德秀任泉州知州前，前来泉州的外国船只每年减少到三四艘。经过一番努力后，真德秀和其他官员在第二年设法让前来泉州的外国船只增加到36艘。
1219年，真德秀离任泉州知州，但在1232年被再次任命，任期为两年。他在第二次任内写的奏折让人感觉到他离任期间的闽南经济形势已经恶化。第二次上任半年之后，真德秀呈交了一份奏折，请求朝廷额外增加发给泉州的僧侣度牒，以弥补因宗室经费支出给泉州造成的财政赤字。奏折这样写道：
富商大贾积困，诛求之惨，破荡者多而发船者少；漏泄于恩，广潮惠间者多而回州者少。嘉定间某在任日，舶税收钱犹十余万贯。及绍定四年，才收四万余贯。五年，止收五万余贯。
在另一份关于他处理判官的奏折中，真德秀流露出悲观情绪：泉州的财政问题变得非常复杂，以至于无法实施任何补救措施。显然，泉州财政状况在他的第二次任内远比第一次糟糕得多，早前的情况还是可以控制的。
毫无疑问，自13世纪初以来泉州的财政状况一直在恶化，这个问题直到南宋结束都没有被解决。两道朝廷任命泉州知州的圣旨足以证明这一点。第一道是1261年颁布的，任命吴洁为泉州知州。圣旨在说到泉州知州是个非常难当的职位之后，还提出了该州存在的四个主要问题：第一，在该州定居的外国人；第二，当地的权势家族；第三，地方财政的枯竭；第四，地方官员的腐败。第二道圣旨是在南宋最后20年的某个时间颁布的，任命胡侁（在地方志中没有找到有关胡侁的生平）为泉州知州。圣旨明确指出，泉州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这种暗淡的局面在一首写于13世纪60年代的诗中得到反映：
南泉昔乐土，画戟深凝香。今为凋瘵区，盐米忧苍皇。
这场财政危机意味着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确定造成这场危机的原因。财政问题源于收入和支出的失衡。土肥祐子倾向于强调支出的因素，她根据1232年真德秀奏折的描述，考察了当地财政支出对皇族宗亲的影响。她认为，皇族宗亲花销巨大是泉州财政枯竭的其中一个原因，土肥祐子的结论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她的观点并不是建立在对文献充分分析的基础上，因此她遗漏了许多重要信息。
真德秀确实谈了皇族宗亲花费增加的问题，但这份奏折总体上是陈述泉州的财政赤字主要是由于税收的减少，而不是支出的急剧增加造成的。他证实，皇族宗亲的数量在1232年达到2 314人，这个数字在1129年是349人，到12世纪末增至1 740人。尽管支出的增长速度与皇族宗亲人口的增长速度并不一致，但皇族宗亲的总支出相应增加了。起初，皇族宗亲的花销是由泉州和福建转运司共同分担的。此外，朝廷每年还给泉州批准一定数量僧侣证的发放权以补贴地方财政支出，但在12世纪的最后20多年，转运司所分担的宗亲支出份额大量减少，而且由度牒发放权带来的财政补贴也被终止了。在这种情形之下，宗亲的财政支出只能由闽南地方财政担负。真德秀认为，在1195年之前，泉州对皇族宗亲的财政支出负担并不影响整个地区的收支平衡，因为当时闽南还很富裕，从土地税收和海外贸易中获得的收入足以弥补皇族宗亲支出造成的财政赤字。他推断，尽管宗亲花费是泉州地方官府一个沉重的财政负担，但当时的财政困难主要是由于1195年之后土地税和海外贸易收入的大量减少而造成的。对真德秀所列的数字作进一步分析，也有助于说明这一点，皇族宗亲的人口数量在泉州发生财政困难很久之前就已经开始增长了。根据真德秀的描述，1129—1195年皇族宗亲的数量在泉州增长了500%，1195—1232年增长了132%。依此计算，1129—1195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而1195—1232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因此，在13世纪30年代的宗室人口增加已经放缓，不致为1200年之后财政支出带来更多新压力。
从上述文献可以清楚地看到，泉州财政状况恶化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海外贸易受挫。由于海外贸易是地方经济的重要部门，也是泉州在13世纪之前繁荣的主要动因，所以当海外贸易受挫之后，地方经济遇到财政困难就不足为奇了。真德秀指出的另一原因就是土地税收入的减少（这一问题我们在后面还会论述），这说明除海外贸易不景气外，当地农业肯定也受到了其他问题的影响。
第二节 海外贸易的衰落
从真德秀的传记和他写的奏折可以清楚地看出，在13世纪最初的25年，泉州的海外贸易衰退迹象明显。市舶司的年收入（主要来源于海外贸易关税）在13世纪30年代初期，从几十万贯下降到约5万贯。由于通过泉州进行进出口贸易的船只必须缴纳关税，市舶司收入的下降显然是由于海外贸易的衰落。
此外，真德秀观察到，许多泉州商人遭受破产的打击，其他一些人永久性地移居广东。13世纪中叶刘克庄（1187—1269）写的一首诗可以证实这一点。诗的大意说，广州城郊商业区的大多数居民是福建人。他们当中的多数无疑来自于曾经最繁荣的海上贸易中心泉州。这种现象本身说明泉州的贸易环境非常艰难，更为重要的是，这也说明了广州与泉州有着迥然不同的境况。事实上，迄今为止，笔者还没有找到任何能够证明这一时期广州海外贸易衰退的证据。反倒有间接的证据显示，13世纪40年代广州的海外贸易欣欣向荣。刘克庄的另外一首诗写于他在广东路任职时，诗的开头生动描绘了广州沉浸在正月节日气氛里的繁荣景象，数不清的商船顺着季风来到广州，此景有如盛唐时的著名外商集散中心扬州城。即使存在文学夸张的成分，这首描述繁荣盛景的叙事诗所反映的现实，依然与当时泉州惨淡的境况形成鲜明对比。因此，泉州海外贸易的不景气显然是局部的，而不是全国性的海外贸易衰退。
上一章已讲过，赵汝适编写过一部详细论述外国与宋朝进行海外贸易和关于海外贸易商品的著作。此书绪言的时间为1225年，因此，这让人觉得该书所描述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海外贸易活动就发生在13世纪20年代。如笔者在前一章所指出的那样（许多其他的学者也曾指出），赵汝适编写这本书的时间存在问题，因为他的著作大部分内容借鉴了早期前人的著作，如《岭外代答》等。我们从上文的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赵汝适担任泉州福建路提举市舶司时，泉州的海外贸易正在遭受不景气的打击。由此推断，他所描述的情景很可能发生在12世纪，而不是他所处那个时代的真实情况。不过，会有几个例外，如关于日本的描述。
是哪些不利因素影响了这一时期的海外贸易呢？正如真德秀指出的那样，当地官员的腐败和唯利是图无疑是重要的因素。方大琮为泉州知州王会龙（1240—1241年在任）写的一首诗，尤能说明这个问题：
造物忌声名之太早，抑公朝欲贤望之更深。睠青绅紫帽之巨藩，为皂盖朱之胜处。前此多更于仁牧，今焉又得此通儒。不买蛮琛，舶将群集。少镌税额，商自争来。食蘗则贪夫廉，拔薤则巨姓服。先声所至，舆诵交孚，何须燕寝之席？温已拜鸦，书之字湿，君门远无万里。
然而，这种阻碍因素自从市舶司在泉州设立以来就早已存在了。所以腐败虽然是个重要问题，但仅仅腐败还不足以充分解释当时泉州海外贸易遭遇的衰退。
有人提出泉州海外贸易的衰退，是由于南宋末年进口关税的增加，官方对进口货物购买的垄断，以及海盗猖獗造成。这些原因当然不能小觑，真德秀和方大琮都提到过高额关税对海外造成的负面影响。然而，对时间因素的认真思考让我们不能过高估计上述这些因素对海外贸易的影响。
例如，从宋初至12世纪中叶，官府对贵重商品如珍珠、象牙、犀牛角和香药征收关税的税率在6.6%—10%。也许是因为在和女真族签订条约后，南宋朝廷财政状况变得紧张的原因，1144年关税税率被暂时调高到44%，但是在1147年又被降到此前的水平。有证据显示，明州的地方官员在上任初期执行对贵重商品征收20%的高关税和全面增加官方采购的政策。为了恢复海外贸易信心和吸引外国商船来访明州，这种政策得到了矫正。因此，高关税不是一个普遍的政策。更重要的是，上述例证也可以清楚地说明海外贸易中存在的市场机制，它能够阻止地方官员通过随意提高关税来剥削外国商人的做法，因为只要他们这样做，外国商人就可以选择把船驶向其他港口。13世纪初，明州的地方关税被再一次提高到40%，但为了保证对外贸易的持续发展，1226年关税又被降低。没有资料显示南宋时期有大幅度提高普通关税税率的做法，也没有突然上调税率以至于危害到13世纪初泉州海外贸易行为。即使泉州地方官员任意提高税率，这种做法也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因为市场机制会自动纠正他们的错误行为。
海盗猖獗的因素也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泉州海外贸易衰退。根据我们掌握的关于宋代泉州海盗活动的资料，这一时期的海盗活动还不及上个世纪当泉州海外贸易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那样猖獗。例如在1135—1180年的45年间，袭击泉州及其附近地区船只的海盗案件有记录的只有6起。其中最后一起最为恶劣，导致泉州驻军首领的阵亡。相比之下，1206—1274年的68年间，只有3起海盗案件发生，而且没有任何一起有据可查的海盗案件对泉州造成的威胁，并能与1180年的那起海盗袭击相提并论。我们可以把海盗袭击的时间和频率看做泉州经济衰退的间接证据，因为在相同条件下，海盗倾向于洗劫经济繁荣的地区，其实他们也是理性的经济参与者。海盗袭击本身当然不是泉州海外贸易衰退的原因。
除了这些国内因素外，我们可以察觉到外部市场某些质的变化对泉州的繁荣起着至关重要作用。例如中国与高丽（一个泉州商人大显身手的地方）的海上贸易活动在12世纪末开始衰落。13世纪的前30年仅有几起中国舶商前往高丽的商旅记录，而且从13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高丽经受了蒙古人长达30年的侵略之苦。因此高丽对泉州舶商来说不再是一个有利可图的外贸市场。
相比之下，泉州与日本的海上贸易仍在继续发展。然而日本市场也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此之前，中日贸易的主角是中国舶商，其中包括泉州舶商。但12世纪末这种格局逐渐发生逆转，日本商人大量涌入中国成为中日贸易的主角。据赵汝适记载，13世纪20年代尽管日本人频临泉州并运来带来大量木材，但泉州商人却很少前往日本了。
随着东南亚的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南部的海外市场也变得不稳定了。在亚洲大陆，13世纪初期的吴哥王国正处在鼎盛时期，曾经是泉州重要贸易伙伴的占婆国向吴哥王国臣服。在13世纪20年代之后的数十年，高棉人疲于应付来自新崛起的国家暹罗的威胁，无力控制占婆国，但占婆又面临北部强大邻国越南带来的冲突。
同时，另一早前拥有制海权的重要国家是三佛齐。其首府巴邻旁是苏门答腊东南部的货物集散中心，控制着所有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船只。13世纪初三佛齐也逐渐开始衰微。尽管三佛齐拥有一直强大的海军，并继续对其他诸侯行使封建君主的权力，但东南亚海岛上的政治局势变得日益动荡起来。这种局面一直保持到14世纪海上强国满者伯夷王朝的出现才宣告结束，因为满者伯夷王朝成功地重建安全水道以改善贸易环境。第九章我们将进一步考察闽南与三佛齐海上贸易在历史发展中的意义。
占婆和三佛齐的国势衰微，给泉州的海外贸易带来一种复杂的效应。可以肯定地说，伴随着这些地区政治动荡的，是远洋贸易安全的丧失。总体说来，这些政治气候的变化给闽南商人带来了麻烦。
然而，单就这些不利变化，可以通过在南洋更换新的贸易伙伴或开辟新的贸易市场来化解。第九章将论述泉州在三佛齐的贸易环境中进行多元化可以有什么优势。换句话说，如果泉州商人能够继续保持他们活力，这些变化不再是构成他们追求利润的无法逾越的障碍，毕竟此时的广州商人依然分享着繁荣的海外贸易给他们带来的成果。因此，通常被用来解释海外贸易盛衰的各种因素，似乎无法对泉州海外贸易衰落作出解释。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当上述这些不利因素出现的时，闽南地方经济中是否存在结构性的缺陷而使问题更加恶化呢？笔者希望说明，闽南农业的商品化和货币体系的演化在海外贸易衰落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第三节 国内贸易和农业问题
在12世纪，福建沿海的农业专业化处于鼎盛阶段。如第三章所述，为了提供贸易所需商品，一定比例的农田被用于种植经济作物。一方面，为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大米进口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当地大米产量减少。这种情形不断加剧，到13世纪终于给地方农业带来了问题。
有一条学者们广泛引述的证据颇能明确说明这个问题。莆田出身的士大夫方大琮给嘉熙年间（1237—1240）任兴化军知军的项博文写过一封信。方大琮在信中留下了关于闽南农业专业化问题的重要论述。信中写道：
今兴化县田耗于秫穤，岁肩入城者，不知其几千万。仙游县田，耗于蔗糖，岁运入淮浙者，不知其几万亿。蔗之妨田固矣。
毋庸置疑，此时泉州及临近沿海地区的农业专门化和商品化水平已经得到高度发展。
全汉升和斯波义信的研究表明，整个南宋时期闽南进口大米（尤其从广南路进口的大米）的数量在不断地增加。方大琮的另外两篇手稿可以证明，闽南与其他区域间的物流交换是十分活跃的。第一篇是他写给何式一的一封信，信中说：莆田县在每个丰收年份的大米产量只相当于当地人口需求量的一半，所以急需从广东大量进口大米。另外一篇是任广州知州时（1242—1246）写给广州百姓的一则鼓励他们生产棉布的告示：
吉贝布，海南及泉州来，以供广人衣着。近见舶司有捉泉布为南布透漏者，亟与辨放。泉亦自种收花，然多资南花。但南船至广为近且多，至泉为远且少。泉能织以相及，此[地]岂不能织以自用？……近闻南妇能缲。能纺以为纱，则织而为布甚易。虽曰绸，曰，曰蕉，皆是女工。若更推力及此，可使阎闾细民俱暖，有布自着。虽不必抑泉可也。故劝织妇。
由此可见，闽南除了自己种植棉花外，也从海南进口原棉。
鉴于闽南和其他地区在专用农产品与粮食交换方面十分频繁，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13世纪闽南的国内贸易仍然继续繁荣发展。换句话说，这暗示着泉州及其腹地的商业活动重点，正从海外贸易向国内贸易转移。这时市场对特殊农产品的需求持续高企而大米进口有巨利可图，海外贸易投资渐渐失去往日的吸引力。因此闽南人可能把更多的资源投向了国内贸易。然而，国内贸易的交易商品主要仍是农产品，这带来的一个可能结果，就是对土地投资的增加。
如前几章所述，直到13世纪，泉州及其内陆的寺院依然拥有大量耕地，这有利于促进农业专门化的发展。在这种现象的背后，隐藏的是农民对土地需求相对较低的现状。在13世纪之前，尽管占有土地是商人的共同目标，但商业投资很可能依然吸引着泉州繁荣贸易中的大部分财富，因为商业投资周期短、利润大。对于这一点，我们缺乏直接的证据。但有间接证据显示，12世纪70年代，一些地方望族争相投标，打算获取泉州此前废弃的寺院田地或被官府没收充公土地的租赁权。然而，他们的报价甚低，以至于先前为寺院耕种的佃农也拿得出同样的报价条款。由此说明，即使是那些渴望财富和权势的家族对土地占有的欲望并不太强烈，这可以反映出12世纪泉州富商，总体上对占有土地缺乏兴趣。
然而，从13世纪开始，土地分配格局开始改变，土地迅速集中到有权有势的地方家族手中。1233年真德秀写的一份奏折清楚记录了这个变化：“（庆元以来二三十年间）寺院田产与官田、公田，多为大家巨室之所隐占，而民间交易串减落……经界未行，版籍难考，不坍落者，指为坍落，非逃亡者，申为逃亡，常赋所人，大不如昔矣。”另有资料显示，13世纪初，有一个来自邻近州（很可能是泉州）的地方豪族非法占有漳州一所寺院的大量地产，逃避土地税。至南宋末期，一些权势家族已拥有相当数量的土地，这里有个鲜明的例子：在1270年前后，泉州官府没收了当地翁、林两大家族的土地，他们的土地每年足以生产10 000石粮食。
这种现象意味着什么呢？权势家族对占有土地兴趣的日益增长，也许是因为海外贸易收益日渐减少或者是因为国内贸易风险增大，这些我们将在下文论述。不管怎样，人们对土地的需求在不断上升是个事实，而且由于权势家族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力巨大，他们逃避了土地登记和土地税收的缴纳，也许这有助于解释土地税收减少的原因。土地税减少必然会对地方官府的财政产生消极影响。土地所有制的变化对社会政治的影响将在本章最后一节中进行深入探讨。
第四节 海洋经济中的货币
宋代的货币体系是个很大的课题，不能在这里详细论述。我们所关心的是这种货币体系对泉州经济，尤其是对本章所述这一历史阶段的影响。
北宋时期，铜钱是闽南及中国其他地区的流通货币。尽管四川发明使用了一种叫做“交子”的纸币，而且11世纪这种纸币在中国北方也开始使用，但没有证据显示这种纸币曾在闽南流通过。从这个角度来说，闽南的货币体系很简单，即12世纪中叶之前，闽南流通的是金属货币。1045年，闽南曾引进铁钱和铜钱同时流通的双货币体系，但没有成功。一位名叫高易简的福建转运使私自决定在泉州建立铁钱制造厂，因为那里有丰富铁矿。高易简认为，在泉州流通铁钱可以节省出更多的铜钱在内陆地区使用。使用低质量的铁钱节省铜钱的主意在闽南并不新鲜，五代时的闽国就采用过类似措施，它不但成功保持了海外贸易和地区间贸易的繁荣，而且保证了充足的铜钱供应量。然而，大宋朝廷不接受这项措施，高易简受到降级处分。
闽南对铜钱的依赖，容易产生常见的货币商品化问题。北宋时期朝廷制定过严格的规定，禁止在海外贸易中使用铜钱。但1074年此规定被废止，结果导致铜钱加速外流，国内铜钱严重短缺。尽管在北宋末年和整个南宋时期国家都三令五申禁止铜钱外流，但由于海外贸易对铜钱需求巨大，所以，这些禁令很少能得到真正有效的执行。那么，在这背景下，闽南会发生什么情况呢？由于海外贸易是铜钱外流的主要渠道，而海外贸易又是闽南经济的支柱，因此肯定会有大量铜钱流失海外。
当12世纪闽南商业还很繁荣时，大量铜钱流向海外并没有严重影响闽南铜钱的供应和流通。闽南商人从海外运回的珍贵国外商品在国内其他地区以更高价格转卖，因此赚取了更多铜钱，这导致大量铜钱从中国其他地区流向闽南。此外，由于闽南海外贸易的经营者都是当地人，这些商人把赚取利润的大部分都储存起来或者再投入地方经济。如全汉升指出的，北宋时期铜钱外流导致铜钱流通量急剧下降，进而造成商业的衰退。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在泉州及其腹地发生。与中国其他大部分衰退地区相反，泉州的商业欣欣向荣。
12世纪中叶之后，货币体系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其中一个变化就是在中国东部地区，包括两浙和福建引入一种名叫“会子”的纸币。泉州商人不仅在当地或在区域之间的交易中必须使用两种货币，甚至在缴纳税款时也要使用两种货币。尤其重要的是，闽南地区当时还受到铜钱和纸币之间兑换率不稳定以及这两种货币相对购买力不同的影响。
这一点可说明如下：假设在国内贸易中一半的交易使用纸币，这意味着泉州商人在中国其他地区转卖进口商品获得的一半利润要换成纸币。而另一方面，由于海外市场不流通纸币，所以纸币不能用于海外贸易。直接的结果就是，在闽南的贸易总收支中流出的铜钱量超过流入的铜钱量。因此，闽南逐渐耗尽了当地的铜钱储备。
但这并没有立即影响到泉州商人，因为12世纪末之前的官方和私人市场上的纸币价值（纸币与铜币的兑换比率和它的购买力）保持了一个稳定水平。然而，从13世纪初开始，纸币价值开始动荡并迅速贬值。货币贬值通常会导致通货膨胀，在13世纪前75年，宋朝的纸币贬值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但同时，作为基本流通货币的铜钱变得越来越稀少，越来越贵重。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这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结果，其中铜钱铸造的大量减少和宋代铜钱的持续外流是两个最为显著的因素。
不管这一时期的海外贸易衰落与否，但泉州的铜钱外流并没有停止。这是因为非常住泉州的外国商人，如上文提到的日本人，仍经常来到这个港口进行贸易活动，但这类海外贸易对当地人来说绝无利益可言，只能导致铜钱的持续外流。此外，为了保证必要的大米进口，闽南必须把大量的铜钱用于国内市场。我们可以推测，在这种情况下，泉州的铜钱变得更加昂贵，而且由于商品价格是用纸币来衡量和支付的，所以，物价剧烈上涨。这正是全汉升从南宋双货币体系中观察到的货币外流造成的结果。
这种不稳定的货币体系肯定会对商业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当时，商人在海外和国内贸易中都面临着巨大风险，贸易投资也是如此。这种日益不稳定的货币体系，造成很多商人破产，尚能维持者则对土地占有欲望日益增强。面对如此复杂的经济困境，地方精英遂逐渐开始对地方政治权力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
第五节 地方精英和地方化的国家权力
如第二章所述，闽南海上经济在10世纪中叶腾飞的主要原因是藩镇军阀的推动。这些藩镇是地方精英主导地方政治及经济的早期例证。进入宋代以后，中央有计划地清除了这股地方权势。尽管一些地方藩镇的子孙能够连续几代保持繁荣，但他们不再是地方事务中的一股重要政治力量。那些通过科举考试产生的新一代的精英，也没有构成重要的地方政治势力，因为他们大多数人似乎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国家政治中，而不是他们家乡的地方政治。北宋有两位出生于兴化的著名政治人物，他们的政治生涯很能说明这个问题。蔡襄（1012—1067）和蔡京（1046—1126）都是科举进士，这给他们带来了名望。但显而易见的是，他们从来没有通过自己的影响力来促进闽南的利益。在蔡襄担任泉州知州时，他的确在洛阳江上建造过一座福建最著名的桥梁，也修建过许多道路，但任何一位卓越的士大夫在担任地方官员时，都应该有这些作为。更有意思的是，即使那位恶名昭著的蔡京，也没有使用他巨大的权力来推动家乡闽南的地方利益。如果他做过这样的事情，肯定会在他倒台之后被别人在许多针对他的指责和批评中提到。证据进一步显示，11世纪末，当朝廷商议是否在泉州设立市舶司的时候，这项政策的主要拥护者之中，没有一人来自闽南。
南宋时期，闽南的精英阶层通过两种途径显著强化。首先，闽南科举考试的总体表现取得进步。分别从考中进士的人数和增长率来看，南宋时期的泉州和漳州都超过了兴化军。但整个闽南考中进士的人数从北宋时的895人增长到南宋时的1325人，增长率为48%。克拉克指出，闽南考中进士的姓氏数量相应地从58个增长到86个，增长率也是48%。他正确指出，进士姓氏的增加说明了南宋科举考试的社会基础拓宽了，这一切应得益于区域繁荣的扩大。尽管考中进士的数量不能反映社会流动和加入社会现有精英阶层渠道的全景，但毫无疑问，闽南的精英阶层已经扩展到新兴的富裕家族。其次，如第三章所述，12世纪20年代末期，大量的皇族宗亲开始定居泉州，他们除了占有大量的经济资源外，还具备其他各种优势，如他们在朝廷和地方官府中的影响力，以及在泉州南外宗学享有更多的教育机会。所以，他们是南宋闽南地方精英阶层中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克拉克和贾志扬都认为新兴精英阶层的崛起，离不开闽南的经济繁荣。他们得出这一结论的主要前提是：科举考试的成功需要丰厚的物质支持。闽南三个州在科考中表现出的共同趋势，似乎和这个前提很吻合。
但我们是否可以从此再进一步推论，认为这些新兴的精英阶层，会利用他们新获得的权力来攫取海上经济的利益呢？12世纪似乎不存在这种情况。他们很可能无需对地方政治施加干预，就可以拥有充足的机会从经济中获得利益。但重要的是，在13世纪以前，闽南的地方官员主要来自闽南之外的其他地区，由于他们在当地几乎没有什么利益关系和社会关系，所以在处理地方事务过程中比较公正。当地方精英与国家利益或国家政策出现矛盾时（如在执行沿海法律的过程中），他们不大可能会偏袒这些地方精英，而通常会按照国家政策——即朝廷的意志，来处理这些问题。
因此，这些地方精英基本上处于以地方官僚机构为代表的国家权力之外。他们既不用挑战地方官僚权力，也无须渗透其中，就可以释放经济活力，从而加强他们自身的实力。郝若贝和韩明士曾指出，南宋大多数地方精英不断介入地方事务，而不是国家政治。闽南情况与这个大趋势并不矛盾。因为闽南的动机结构十分独特。与其他地方的精英不同，12世纪的闽南地方精英阶层在政界和商界都享有广泛的机遇，而前者不具备这个条件。
实际上，考虑到这个精英阶层的社会组织，那就不难理解他们何以从商还是从政均没有重要障碍。这个阶层的主要成分是权势家族，而不是有权势的个体。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闽南（和其他许多地方一样）的世家大族犹如雨后春笋般不同程度地崛起、巩固。克拉克对闽南的一些世家大族作过深入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繁荣的海上经济是促进和加速这些家族诞生的原因。许多这样的家庭或家族都从事海上贸易和工业、农业生产。同时，他们也让自己的下一代接受昂贵的教育，希望他们能在科举考试中成功。在第十一章中，我们将再次论述交易成本与家族血缘组织的关系问题。现在，我们知道这一点就足够了：所有这些地方精英大约在各种机遇和每一种机遇必须付出的代价之间，都能权衡利弊。当12世纪经济处在良好状态时，闽南的政治经济就能从根本上保持稳定和平衡。随着困难时期的到来，这种形势也随之改变。
在13世纪经济衰退时期，泉州精英阶层（包括宗室皇族）的动机结构突然变得狭窄。随着商业活动吸引力的减退和土地占有欲望的高涨，精英阶层渐渐产生越来越强烈的愿望，追求政治权力和希望左右地方事务。这不仅能够帮助那些地主保护自己免得因为没有政治关系而受到地方官僚的剥削，而且也能增强他们获得土地的能力。达到这个目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渗透到地方行政管理之中。闽南人在地方官府中任职人数比例的上升就反映了这一点。
南宋末年参与闽南沿海核心州行政管理的闽南人比例在上升。郝若贝指出“1150—1250年间，福建沿海莆田县八个相互通婚的士族家族每一代至少出两个海关官员”。这里所说的海关官职是指海上事务管理中最有影响力的那个职位。闽南官府衙门官员的本土化在蒙古人入侵南宋时达到顶峰。如我们在下一章将详细论述的，在南宋临近灭亡的最后几年，泉州知州和市舶使也都是泉州本地人：知州是中国人，市舶使是外国人的后裔。这种现象意味着国家权力正日趋地方化。
皇族宗室日益恶化的财政状况，使争夺地方权力的竞争更加复杂。贾志扬对这个过程作过清晰地总结：1131年，每个宗室成员每年的官方俸禄是177贯，1231年缩减到63贯。与此同时，13世纪的通货膨胀促使消费价格上涨，尤其大米价格几乎是12世纪中叶的20倍。这就是说，1231年63贯钱的购买力还不如1131年4贯钱的购买力，这些皇族宗亲肯定会不择手段地设法谋生。如傅宗文所说，他们偏爱的一种方式就是参与海上贸易。他们代表了宋代泉州沉没货船最大的船主群体。他们偏爱的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想方设法地进入官府获得政治权力。贾志扬的研究表明，皇族宗亲在闽南人中出类拔萃。这两条出路相辅相成，为个人或族群的安定和繁荣提供了保障，即使在区域经济面临困难时期，亦复如是。然而，这两条出路不仅向皇族宗亲们开放，同时也是其他地方精英激烈追求的目标。结果加剧了地方精英小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为了有效获取地方政治权力，这些精英群体逐渐组织起来成为势力集团。
尽管国家权力地方化不可能成为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但经济和政治的相互渗透达到了自977年闽南藩镇投降大宋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不仅加速了经济衰退的进程，而且也解释了有些商人破产被迫移居广东寻找新的机遇，有些商人却依然在闽南拥有巨大的财富和权力。所以，仅仅拥有财富还是远远不够的，只有那些既拥有财富又拥有政治权力的人，才是闽南真正的人物。随着跨部门繁荣的衰退，机遇之门不再向那些没有政治权力的当地人敞开。一旦政治权力成为保障财富的决定性因素的时候，爆发大规模的内部权力斗争只是个时间问题。随着南宋统治的土崩瓦解，这个时刻也就到来了。
政治权力地方化对经济会产生什么影响呢？有趣的是，在闽南经济起飞阶段，藩镇是创造经济发展的原动力。相反的，南宋末期国家权力的地方化，却损害了经济发展。那么我们能不能认为政治权力既是个有利于经济发展，又是有损于经济发展的因素呢？但当我们考虑到如下事实时，这个矛盾就不复存在了。在第一种情形中，地方权力集中在一个藩镇的手中，战争和矛盾只有在政权发生轮换时才能爆发；在第二种情形中，地方政治精英获得的国家权力来自朝廷，科举考试或进入地方权力机构是他们获得权力的途径。但这些地方精英绝不像留从效和陈洪进那样拥有地方的自治权力，在动荡时期，大规模的结构性矛盾就会在不同精英阶层中爆发，而不是在雄心勃勃的个人之间爆发。这将成为下一章论述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