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之误——我是第一个来这里的报社记者
抚边乡旧属底木达县，现位于小金县抚边河左岸，境内有粮台老街、万里城和象鼻山等，因地势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要塞。乾隆三十六年（1771）金川战事再起时，大将军温福由汶川出西路，尚书桂林为四川总督率师由打箭炉出南路，夹攻小金川。抚边是小金川门户，清军在这里遭到藏军顽强抵抗，1773年温福战死于抚边象鼻山，另有2000清兵阵亡。清廷震怒，换帅增兵，加大了对大小金川的强烈攻势，以致血流成河、万户萧疏。
时隔一百多年后的1935年6月18日至23日，毛泽东率中央机关进驻抚边，在这里留下许多动人故事以及上百件文物。但长期以来，抚边一直在媒体关注之外，无论是国内媒体还是国外如索尔兹伯里等，都将抚边边缘化了，以至于我成为红军过境70年后，第一个来这里采访的报社记者。
抚边：有一种幸福你永远不懂
我到达抚边乡前，报社已有同仁打电话给我，说我身后有不下5家报纸和两家电视台也在走长征路，让我抓紧点，“另外，还有一队马来西亚老兵的越野车队，也在走长征路。他们追得很紧呢！”
我想，抓不抓紧要看采访对象的厚度，真要讲快，我一天就可以撵到甘肃腊子口去，可那还有啥意思？
但抚边乡我却差点错过了。从小金到抚边，沿抚边河向北走。上午，山谷里的太阳实在太好。自跨进小金境内，没有一天不阳光明媚。这也印证了靳东的话，小金的日照全国少有。山谷右边是次生林，树不大，但茂密、整齐。后来在马尔康，州林业局高工周天乾告诉我，原始森林与人工林的最大区别，不是看树的大小，而是看是否长得整齐，“原始林的树大小不一，人工林是统一栽的，大小差不多。”
抚边河左岸树少，不时冒出一片片农田。屋舍多藏式结构，碉楼却不多见。这条南北走向的河谷是当年清军南下大小金川的通道，每一步都曾洒过鲜血。阳光在山谷间一闪一闪，听着车中刀郎的《喀什噶尔的胡杨》，人在光影中就有些恍惚，不觉进入假寐，突然惊醒好像上天有灵，就那一瞬间，我蓦地睁开眼，车已经快从抚边乡穿街而过。我问小刘师傅这是哪儿，他说不知道。我抬眼向左边一瞥，一行红字一闪，我赶紧叫停车。下车一看，果然有戏。
那行字是“抚边乡红军旧址和古战场由此去”。
抚边老街远离公路。山上，四野开阔，山下是成片的田土。抚边古称粮台。“这儿是方圆百里的粮仓呢。红军当年在这里筹到几万斤粮，很了不起吧？”说这话的是抚边乡木坡中学原校长、现抚边“九人红军文化纪念小组”的宣传组长郭贵忠。
3年前，抚边有9位老人自发成立了这个小组，通过他们的不懈努力，寻访了数以百计的抚边老人，终于将70年前红军在抚边的历史重现天日。这段历史，恰恰在党史和军史中鲜有记载，众多作家、记者却长期忽略了抚边。郭贵忠对我说：“你们是来抚边的第一家报纸，我要感谢你们！”
其实，更该感谢的是这9位可敬的老人：郭贵忠、刘顺忠、李太富、马林发、马树才、姚碧诗、罗秀品、金吉华、彭兴德。
1935年6月18日傍晚，中央红军军委直属部队进驻抚边，个穿灰布长衫的高个子带着警卫住进破碉村罗茂才家。罗当年们余岁，务农。罗听战士们喊长衫者“先生”，便跟着喊，后来才知先生姓毛，叫毛泽东。
郭贵忠强调，现在的影视作品表现毛泽东长征时，要么穿军装要么披军大衣，“事实并非如此，罗茂才亲眼见到毛泽东在抚边直穿长衫。”
毛先生待人客气，但他说的湖南话罗茂才和邻居们都听不懂，毛就放慢语速，用大白话给大家讲道理，“我们穷人要团结，要打倒那些为富不仁的坏人。”正说着，警卫员喊开饭了，罗见毛与战士们吃的只有包谷糊糊，就进屋端出一碗咸菜，毛先生不受，推不过，收了。后来离开罗家时，毛叫战士给罗留下两块大洋。罗的邻居赵海山见红军清苦，就问警卫毛先生吃不吃狗肉，警卫说不吃。赵没听，硬是把看家的狗打了，炖好后给毛先生端去，毛再三感谢。
19日夜，红军总政文工团在老街城隍庙戏台演节目，两盏煤气灯把舞台照得雪亮。演出前，毛先生登台讲话，台下有一千多群众，“抚边乡能来的人都来了。”郭贵忠说，“毛先生怕群众听不懂他的话，说得很慢，最后说：抚边有志气的青年，请跟我一起北上去！”
毛先生讲完话，抚边的热血青年宋全胜第一个跳上戏台，挽起袖子高喊一声：“毛先生，我跟你去！”台下台上一片掌声，毛也鼓掌，笑了。抚边的老人们目睹这支军队不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是“霉老二，（对红军的蔑称），都愿把子女送来参军。据郭贵忠们调查，当地共有61位青年男女参加红军，多年征战后，只有三人回来过：邓玉兰，女，解放后曾任南京市委副书记，1962年回抚边，1986年去世，骨灰由子女送回抚边安葬，罗海清，参加红军后任机枪射手，1961年回过家乡，宋全胜，解放后回到阿坝汶川工作，己经去世，但他的儿女们每隔几年就要回来祭祖。”
“其他的人，大部分在长征路上和后来的战争中牺牲了，”郭贵忠说，“我们没查到他们的下落。”
毛先生等中央领导在抚边住了一周后，带着部队北上去了两河口，留下一支300人的“打粮队”。九人纪念小组成员彭兴德告诉我：“我们这里既然叫粮台，粮食就比别的地方多。红军打粮队在这儿共采集到粮食3万多斤，运到村民尹步真的水磨房去磨，尹家父子足足花了一个星期才磨完！”
村民徐广才父子懂中草药，先后收治21位红军伤员，治好20位，有一位因年龄偏大、伤势偏重，去世了。徐家父子把他安葬在云盘村自家坟地里。70年过去了，年年清明，徐家的子子孙孙遵从祖训，还在给这位不知姓名的红军上坟，“他们已经把那个红军当成了自己的亲人！”
村民刘兴海家曾住了6位伤员，将息半个月后，战士们要归队了，这时大部队早已走远。刘担心他们找不到路，竟带着战士们翻过海拔4000多米的梦笔山，走了一两百里，才在卓克基追上大部队。临别前，红军对刘说，老哥，没啥送你的，这两把军刀留给你作纪念吧。
我见到了那两把军刀，70年了，依然沉甸甸，泛着寒光。它的昔日主人，如今安在？
我行走在抚边粮台老街上，时光仿佛正在倒流：城隍庙的戏台快坍塌了，但“大清嘉庆五年”的字样仍然清晰可辨；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的旧居保存完好，红军标语、漫画和石刻一如昨天……头顶太阳高悬，70年前火热的情怀似在身边涌动。“1986年，耀邦同志重走长征路时，曾回过抚边，他说他住的房子旁有两棵大树，不知还在不在。”郭贵忠指着一处院落里的两棵粗壮榆树说，“你看，它们愈发根深叶茂了，只是，斯人已去……”说到这里，老郭的眼睛又红了。我发现，他是一个很容易动感情的人。我虽感念其诚，但自以为冷静得多。
老人们自办的红军文化室设在老街文武庙里。9位老人为我们唱起了《十送红军》，他们的歌声热烈而清亮。歌声中，郭贵忠对我说，“你刚才问我们是哪个民族，说实话，我们也说不清，在抚边现有的4800人中，人口排序是藏羌回汉苗，大多数人是乾隆爷打金川时留下的军士后代，原先的任务是戍边，这从一些人祖坟的墓碑就可看到，老家有山东、江苏、浙江和广东的，现在惟一的身份就是抚边人了！”
歌声仍在继续：
三送（里格）红军，（介支个）到拿山，
山上（里格）包谷，（介支个）金灿灿，
包谷种子（介支个）红军种，
包谷棒棒，咱们穷人搬，
紧紧拉住红军手，红军啊，
洒下的种子，（介支个）红了天
紧紧拉住红军手，红军啊，
洒下的种子，（介支个）红了天
老郭说，“我们已把你们看成了亲人，大家想用这样的方式给你们送行。”
这让我很不好意思。我不敢沾红军的光。歌声继续着。我看着这些因歌唱而脸色红润的老人，突然被感动了。他们是山野间微小的生命。多少年过去了，有多少人记起过亲人？他们却从来没忘记曾经的亲人。哪怕他们卑微，穷困，却没半句怨言，每个人都活得那么坦然，那么实在。
这是一种幸福。在没有污染也没有干扰的地方，你才能见到这种幸福。它透明得像空气，让你能够呼吸到。但你无法抓住它，它只属于他们。我毕竟只是匆匆过客，来了，又走了。因此我无法更深地体会他们的怀念与幸福。当时间跨越这一秒时，一切都变成了回忆。我不知自己重新置身都市的尘埃中后，是否还能想起他们。
因此，他们的幸福我永远没法读懂。
告别时，9位老人把我送到村口，一遍遍握手、一次次叮嘱，“一定要寄报纸来！下次来时，请一定留下来，尝尝我们抚边的酸菜面块！”我们走得很远了，老人们仍在村口挥手，蓝色的藏衫在风中飘飘欲飞。
我心头一热。第一次，泪水洒在抚边滚烫的尘土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