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社会上不可能是孤立地生存，我们有亲人，有朋友，有师傅，有同事，有千丝万缕的人际关系，同样，我们有欢乐，有痛苦，我们奉献爱心，有时也需要别人的帮助。即使是向他人寻求帮助，也不要显得太功利，否则会惹人反感。
试想，如果一个很久未与你有联系的昔日同事，突然打电话请你帮他贷笔巨款，恐怕你感到的不仅是为难，心中还有极大的不悦吧？
人在社会上不可能是孤立地生存，我们有亲人，有朋友，有师傅，有同事，有千丝万缕的人际关系，同样，我们有欢乐，有痛苦，我们奉献爱心，有时也需要别人的帮助。即使是向他人寻求帮助，也不要显得太功利，否则会惹人反感。
试想，如果一个很久未与你有联系的昔日同事，突然打电话请你帮他贷笔巨款，恐怕你感到的不仅是为难，心中还有极大的不悦吧？
钱钟书先生一生日子过得比较平和，但困居上海孤岛写《围城》的时候，也窘迫过一阵。辞退保姆后，由夫人杨峰操持家务，所谓“卷袖围裙为口忙”。那时他的学术文稿没人买，于是他写小说的动机里就多少掺进了挣钱养家的成分。一天500字的精工细作，却又绝对不是商业性的写作速度。恰巧这时黄佐临导演上演了杨峰的四幕喜剧《称心如意》和五幕喜剧《弄假成真》，并及时支付了酬金，才使钱家渡过了难关。时隔多年，黄佐临导演之女黄蜀芹之所以独得钱钟书亲允，开拍电视连续剧《围城》，实因她怀揣老爸一封亲笔信的缘故。钱钟书是个别人为他做了事他一辈子都记着的人，黄佐临40多年前的义助，钱钟书叙多年后还报。
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要想人爱己，已须先爱人。诸位当时刻存有乐善好施、成人之美的心思，才能为自己多储存些人情的债权。这就如同一个人为防不测，须养成“储蓄”的习惯，这甚至会让各位的子孙后代得到好处，正所谓“前世修来的福分”。黄佐临导演在当时不会想得那么远、那么功利。但后世之事却给了他作为好施之人一个不小的回报。
有人说，人生如戏，工作单位是一个大舞台，演戏的人不仅要台上功夫过硬，台下也少不了查漏补缺，打点准备。只有台上台下配合默契、相得益彰，才能真正获得掌声与喝彩。很多“走红”的“演员”常会利用舞台外的时间进行相关活动，希望回到台上后可以讨些好处。所以平时就要陪上司聊聊天，下下棋；到同事家串串门，聚聚餐。
中国人串门子落座之后常爱说这样一句话：“无事不登三宝殿”，言外之意是有事相求了。其实这正是台下功夫不到家的一个明显例子。会唱台下戏的人常常无事也登“三宝殿”，平日很注意与人保持联系——哪怕是一个电话也好，让别人知道，他们在自己心目中占一席之地，如果非到有事才找人，未免显得太过功利主义，未免惹人反感。八小时之外常到同事家做做客以加强联系沟通有无，看来还是必要的，但却要把握一定的分寸，懂得做客的学问。免得落个乘兴而去，败兴而归——太不拘小节，让主人反感，充当了一个不受欢迎的客人。我们来看一个王志的故事：
“在一次会议上，我邂逅了一位久未谋面的老朋友。休会期间，我们热情地攀谈起来。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已经两年多没见面了。聊着聊着，我不禁对他抱怨起来：‘我打过很多次你的手机，但一直都是停机。你也是的，这么长时间，怎么也不跟我联系？’他嘿嘿一笑，从嘴里蹦出四个字：‘又没啥事。’”
“？一日，我接到了他的电话，心中一阵惊喜。电话接通后，他一开口便要请我帮他推销产品。说了一大套关于产品的介绍之后，他又开始给我开出所谓的‘好处费’。我并非不知道‘朋友多了路好走’的道理，但就是这个电话，把我们的友谊击得粉碎。”
“我也有几个‘非功利性’的朋友，只要电话一接通，便问：‘去哪？’我们或是在温馨的咖啡厅，或是在开着野花的小山坡，半躺在地上，跷起腿来，让阳光直抵心灵。忘却了社会的压力，没有互相利用的心机，天南海北，侃侃而谈，好不快哉！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从别人嘴里听说一个朋友做生意赔了，急需用钱。我当然知道他不告诉我的理由，我刚买了房子，仍在还贷。我找到他时，他正埋着头抽烟。当我把两万元塞到他手里时，他看着我，没说一句话，只是紧紧地将我拥入怀中。有事才找你的，未必是朋友；没事也找你的，一定是知己。”
王志的故事就很说明问题，不要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才想起别人，朋友不是一日交的，关系不是一日确立的。另外就是，像友情一样，很多东西都是需要照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