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古诗十九首》位隆声远，盛誉空前。齐梁刘勰的《文心雕龙》称之为“五言之冠冕”；南朝梁钟嵘的《诗品》赞其“一字千金”；宋代张戒的《岁寒堂诗话》称之为“古诗第一”；明代王世贞在《艺苑卮言》卷二中将之誉为“千古五言之祖”；明代陆时雍在《古诗镜》中推崇其为“诗母”；明代王世懋的《艺圃撷余》方之为“五言之《诗经》”；明末清初金圣叹在《唱经堂古诗解》中称之为“韵言之宗”；清代陈祚明在《采菽堂古诗选》卷三中褒之为“千古至文”；清代潘德舆的《养一斋诗话》卷三颂之为“圣于诗者”；清代朱筠的《古诗十九首说·总说》用“独高千古”做赞语；清代郎廷槐的《师友诗传录》称之为“五古之原”……古来大家通儒，无不对《古诗十九首》推崇备至。上述简略的回溯，已经清楚地说明《古诗十九首》的崇高地位。
《古诗十九首》是一部堪与《诗经》比肩的诗歌集萃，她已经成为不朽的经典，一千多年来一直好评如潮。与其他文学经典的沉浮际遇相比，《古诗十九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直较为稳固。探寻《古诗十九首》的历史踪迹，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使《古诗十九首》成为伟大的文学经典？评论家大都说《古诗十九首》蕴涵着这样那样的好处，但仅仅自身的好处就能解释清楚《古诗十九首》成为经典的奥妙吗？促成《古诗十九首》伟岸现象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确实，一种文本成为经典，首先在于她自身具有成为经典的素质。《古诗十九首》这一组极具审美魅力的诗歌集萃，是与中国人之人性觉醒同步的文学表征，是人性诗的高峰与极致。从中国诗史的角度看，《古诗十九首》汇融“三百之性与离骚之情”，是继“风体诗”与“骚体诗”之后一座“古体诗”的艺术高峰。但是，假如没有历代诗人的爱慕与模拟，没有众多诗论家的评点阐释，没有普通读者的口传户诵，即便真美巧夺天工，也不会发出耀眼的光芒。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很赞同伽达默尔阐释学和尧斯接受美学的思想。
文学经典是具有巨大阐释空间的独特文本，作为文学经典的《古诗十九首》，是历代“价值阅读”累加的结果。它诉诸阐释者主体性的发挥，是被历史地、文化地建构起来的。阐释使经典展现为充实的经典，读者的参与让经典大放光辉。
一存在方式与路
“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是文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理论核心。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理解，决定了文学研究的不同方法与思路。语言的智慧向我们指明“存在方式”与“路”是如何在本书的研究方法与思路上展现其意义的。
古今中外文论家们都在有意无意地探讨着“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各种文学理论都有自己的切入点。西方学者更是清晰地提出问题并直面问题，力图构建自己的文学理论框架。罗曼·英伽登（波兰）在其著作《文学的艺术品——对存在论、逻辑学、文学理论之界线的研究》（张旭曙译）中首次将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引入文学研究。英伽登认为文学作品“既不是实在性客体，也不是观念性客体，而是一种‘意向性对象’。文学作品‘在本体上是他律的构成’”，“由于它和它本质的存在方式，文学作品便指向本质上不同的经验历史，指向不同的精神主体，把它们作为它的存在和表现方式的必要条件，而在它存在历史的记载里，则指向那些读者、观赏者或听者所组成的整个团体”。英伽登虽然强调文学作品本身内在固态结构的存在，但已开始关注作为“精神主体”的读者的“经验历史”。他的这种文学思想开启了西方文学研究的新方向，后来的文学阐释学、阅读理论与接受理论等挹其理念，尽其支流。美国当代著名学者勒内·韦勒克和奥斯汀·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第四部分辟专章探讨“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问题，认同英伽登的观点并进行了深入探讨。韦勒克在批驳了几种传统的文学观念后指出，“艺术品可以成为‘一个经验的客体’”，“它具有一种可以称作‘生命’的东西”。“一件艺术品如果保存下来，从它诞生的时刻起就获得了某种基本的本质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永恒的’，但也是历史的。”同时，韦勒克指出：“一件艺术品的全部意义，是不能仅仅以其作者和同时代人的看法来界定的。它是一个累积过程的结果，也即历代的无数读者对此作批评过程的结果。”韦勒克、沃伦相信文学作品“存在一种‘结构’的本质，但它具有历史性、动态性，文学研究也要对文学文本动态呈现过程进行考察”。
“文学作品的真正存在是什么？”伽达默尔的回答很明确：“我们可以回答说，这种真正存在只在于被展现的过程（Gespieltwerden）。”“艺术作品的存在就是那种需要被观赏者接受才能完成的游戏。”在伽达默尔看来，艺术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存在，它永远要求理解与解释的参与。艺术作品是一种动态的存在，是在改变经验者的经验中得以真正存在的，它具有游戏的一切特质：作为意义整体不仅可随时被任何人所表现，尤其重要的是它自身成为自身的主体。它是“一种精神性保持和流传的功能”，并“把它的隐匿历史带进每一个现时之中”。伽达默尔更关注的是文学作品的再现与阅读。
如何理解文学经典的存在方式？这个问题涉及文学经典性与经典化过程研究的理论基础，也涉及文学经典研究的基本方法。西方学者对文学作品存在方式的探讨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古诗十九首》是在作为文学经典的存在中敞亮自己、言说自己的。她存活于历代人的阅读中。她既是静态的，又是动态的；既是永恒的，也是历史的。
在走向经典之“路”中，《古诗十九首》的存在既是一个敞开世界的聚集与收拢，又是一个锁闭世界的解蔽与开启。“道路”是聚集与敞开的交融，是“结”与“解”的双向汇集，它“自行不息，且消隐、且敞开、且锁闭”。
本书探寻《古诗十九首》走向经典之路。如果遵循语言的遭遇方式，将对象放到一个意义网络之中来理解，此处的“路”交织在多义的网络中，乃“道路”，乃“道理、途径（达到或实现某种目标的途径）”，乃“在途中”等。
“路”之“道路”乃形而上意义上的“思之道路”。本书对《古诗十九首》的研究力图进入形而上层面的思考，在透解文史资料后进行多维反思，力图“从史实蒸馏出观念，从抽象过滤出理路，是思想归证后的文史”，从而达到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路”之“途径”乃方法论意义上的“研究立场与方法”。栾栋教授在其《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立场和方法》中谈到“真正的文学立场和方法是各种思想张力场的翕动”。本书试图立足本国的学术资源，吸纳外来的研究成果，以新视野审视旧传统，用旧传统融汇新学。在古今中外文学理论的涵养中，本书所持的是文学整体观和文学流变观，视文学本身是一个有机的动态系统。本书将《古诗十九首》放置于其所属文化传统与中国古代诗歌谱系中进行动态的考察，正是基于以上思路。
“路”还启示着《古诗十九首》的研究“在途中”。按照海德格尔的话，本书的研究也即“上路去经验（sich in das Er-fahren schicken）”，努力学会在途中去达到某种洞见。
二基本思路
本书尝试将《古诗十九首》放置于其所属文化传统与中国古代诗歌批评所构建的诗歌经典谱系中进行动态考察，重点以历代《古诗十九首》阐释文本为研究对象，围绕《古诗十九首》作为经学的诗歌经典与文学的诗歌经典的价值进行研究，以期为诗歌经典的经典性与经典化问题的理论探讨提供个案分析。
本书研究的基本思路如下：
本书分绪论、正文与结语三部分，其中正文共分九章。
第一章围绕“什么是文学经典”展开论述，是本书立论的根本。本部分首先考察文学经典的研究现状，梳理出几种对文学经典的不同说法。在此基础上，本书提出了文学经典五个必备特征与“审美、历史、谱系”三个基本要素。在“《古诗十九首》文本简说”一节中，对诸如断代、审美价值、中国诗歌经典谱系等基本问题作一交代。
第二章围绕着“古代诗歌批评谱系中的《古诗十九首》”展开论述。本部分先就“风雅”的内涵以及历史变迁、“风雅”与“风骚”之别、中国古代诗歌经典谱系的建构、《古诗十九首》在谱系中的位置等问题进行探讨。本部分重点在于对辨体与《古诗十九首》、汉道与《古诗十九首》等问题进行讨论，以期将《古诗十九首》放入中国诗学的辨体批评中动态地考察其走向经典的过程。
第三、四章围绕“《古诗十九首》的经学阐释”进行论述。本部分首先辨析“教化、经典与风教”和“经典、经学与文学”两组概念，重点就经学阐释、教化性比兴解诗、《古诗十九首》的经学阐释史、教化性比兴解诗的价值与意义等问题展开讨论。
第五至第九章论述“《古诗十九首》的文学阐释”问题，是本书的重点。论述的核心是诗歌经典的审美性。本部分首先解析“诗母”的含义，探讨“厚”与“清”的诗学内涵。第六至第八章则以清丽、清真、清韵、清婉、清厚等诗歌审美概念为关键词梳理《古诗十九首》的审美阐释史。其中，第七、八、九章是《古诗十九首》阐释文本的细读批评。本书选取明清两代胡应麟《诗薮》、贺贻孙《诗筏》和金圣叹《唱经堂古诗解》为个案，对《古诗十九首》阐释文本进行细读批评，解析中国诗学中的“神韵”说、“化境”说和“辞达”说与诗歌经典《古诗十九首》的关系。
“文学经典”问题的研究涉及文学的经典性和文学经典化，是一个能够聚合多种视角的多维度研究框架，其论域涵盖范围极广，可能涉及文学的审美特征、审美理想、意识形态功用、权力、文化表征和文化资本等一系列或微观或宏观的话题。正是在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综合博弈下，借助于各种思想的碰撞与交锋，文学的基本理论和各种文学观念方可得以正视与反思。在此，作者希望借助于本书的研究，能够对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中诸如“风雅”、“比兴”、“神韵”、“化境”、“辞达”、“汉道”、“厚”、“清”、“诗母”等诗学范畴和基本问题有所反思，能为中国古代诗学理论研究添砖加瓦。
三研究的意义与创见
明代陆时雍在《古诗镜》中推崇《古诗十九首》为“风余”、“诗母”，可以说极其准确地描绘出了《古诗十九首》作为经学的诗歌经典与文学的诗歌经典的价值，但他并未作深入阐释。本书从历代阅读者的阐释文本入手，探讨《古诗十九首》的经典性与经典化过程。通过对《古诗十九首》经学阐释史与文学阐释史的梳理，尝试区分出经学的诗歌经典与文学的诗歌经典的不同价值与意义，将《古诗十九首》研究由过去的共时性、静态性、单向度研究，转入历时性、动态性、多向度研究，为古典诗歌经典研究开拓出更为宽广的路径。本书主要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索：
（1）诗歌谱系的构建与《古诗十九首》的经典位置。本书认为文学文本进入经典序列是建构性的文学谱系化价值评价行为，“价值在相互关系中具有一个‘级序’”，文学经典只有在一种谱系化的价值“级序”关系中才能呈现其“经典”的意义。中国古代诗歌经典谱系是在历代的辨体、源流与正变批评中建立的，是历史累加与动态演变的结果。本书以独特视角，将《古诗十九首》放入历代的辨体批评中，探讨其在诗歌经典谱系中的位置与价值。
（2）文学经典与文化的关系。本书认为文学经典是“价值阅读”与“文化阅读”的结果，因此将《古诗十九首》经典化问题的探讨放入其所处“经学时代”的文化背景中，并在对经学、经典与文学，教化、经典与风教等的关系进行辨析后，梳理了《古诗十九首》的经学阐释史，全新地解读“教化性比兴解诗”作为“经学诗法”的价值与意义。
（3）“清”、“厚”与《古诗十九首》的审美阐释。“审美”是诗歌经典的最本质的特征。梳理《古诗十九首》审美阐释史后，我们发现“清”与“厚”这两个审美范畴与《古诗十九首》阐释史关系密切，时而清胜出而厚隐潜，时而清隐潜而厚胜出，二者的矛盾性与差异性直到明清才呈现出融合倾向。从《古诗十九首》的文本出发，历代诗学阐释者围绕着清丽、清真、清婉、清厚等诗学范畴构筑了各自的诗学理论。“清”与“厚”的诗学思想与儒家崇尚“阳刚与雄厚”、道家及禅宗追求“清虚和空灵”的传统观念互相渗透、交相辉映，形成了兼刚柔、致中和、发神韵的“化境”与“辞达”理论。
（4）中国古代诗学理论范畴与基本问题的反思。本书选取胡应麟《诗薮》、贺贻孙《诗筏》和金圣叹《唱经堂古诗解》等为个案，通过对这些阐释文本的细读，希望加深对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中“神韵”说、“化境”说与“辞达”说的领会，尽力探求全新的解读。
“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希望本书的研究能为中国古代诗歌经典研究添砖加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