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向来就有尊敬老人、孝敬老人、赡养老人的优良传统。这既是古代民间风俗习惯的长期留存，又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伦理道德的历史积淀。儒家古代经典《礼记·祭义》篇里即有关于上古之时尊老敬老的时代风俗：“昔者有虞氏贵德而尚齿，夏后氏贵爵而尚齿，殷人贵富而尚齿，周人贵亲而尚齿。”这就较为鲜明而具体地反映了被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所崇尚的上古三代文化观念与价值取向的变化过程。但无论上古各代怎样变化，尚齿（即敬老）是被沿袭下来并发扬光大了的。在古代虞舜之时，统治阶级所贵重的是人的品德，而在品德高尚的人之中，年岁大的又更受到尊重。而夏代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按照唐人孔颖达的疏解是夏代世风开始变得浅薄了，其时的观念是并不贵重道德而崇尚功爵，功高则爵位也高，地位也就更尊荣了。可是，在功爵相当的人中，年纪大的居前列。殷商时代与夏代又有所不同，孔颖达认为，殷商离上古淳厚的风俗更远了，社会风气比夏后时代还不如，那个时代人们所看重的既不是较理想、较空洞的德，也不是功爵，而是富贵，但在富贵者中，年高者又受到尊重。至于周代，变得要求实际，而淡化了理想色彩和伦理内容，有亲属关系的被格外看重。当然，在亲者之中，年高者居前。虽然自虞舜至周代，经历了较长的历史演变，时代风尚和价值观念也随着产生了显著的变化。这正是生产力开始提高，经济有所发展，启动了历史缓慢前进的车轮的结果。尽管舜、夏、殷、周各朝有不同的发展变化，但在尊重年纪大的人这一点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尊老、敬老的传统被完好地赓续下去，保留下来，形成了上古时代特定的敬老习俗。这就是《礼记》里所说的“年之贵乎天下久矣”的含义。从远古原始公社时期对部落长者的尊重，到夏商周时代对老人的重视的风俗，经过先秦时期漫长的历史年代，依然保存下来，不仅对于儒家敬老养老思想产生巨大影响，而且也是中国民间敬老养老风俗的一个重要来源。
先秦到秦汉时期对老年人的重视与赡养，主要表现在如何对待老人的衣食住行以及知识经验的传授方面。
对待老年人的饮食起居，中国古代民间有一些流行的风俗习惯，根据南朝时宗懔的《荆楚岁时记》记载，每天清晨鸡鸣之后，子女就要立即起床，侍候老年的父母梳头洗漱，并为长辈准备好衣物鞋帽，请安问候，然后才伺候老人用膳。如果过年过节，这种仪式就更为庄重，比如，过腊一日的小岁，晚辈这天早晨起得更早一些，伺候老人梳洗之后，就要拜贺老人，并且奉上胡椒浸泡的酒，请老人饮用。据说，饮用这种酒，使人能耐老。
九月九日重阳节，一般百姓都要登高赏菊，饮宴晤友，佩戴茱萸，食饵。特别要向老年人敬献菊花酒，传说饮了这种酒就能使人健康长寿。
起居如此，对待老年人的饮食，晚辈也是很恭敬的。贵为诸侯的周文王，作为家庭的成员，对待他的亲老是十分尊敬的。据《礼记·文王世子》篇记载，每天周文王于早、中、晚三次向自己的双亲请安问好，不管政事如何繁忙，都没有丝毫的松懈怠慢，而且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生活秩序。每日三餐，也是首先把做好了的饭菜送给双亲吃，并且极为关心他们的进食情况，胃口如何，正是文王如此在家树立了榜样，他的儿子武王对待他，也是如此。文王患病不适，武王终日为之忧虑，并且日夜侍候，悉心照料。文王如果因患病而食欲不振，每日只用一餐饭，那么，武王也只吃一顿饭。假使文王一日用两餐，武王也只吃两餐，以此表示对自己父亲的尊敬爱戴和对文王的病的关心。父母生病服药，做子女的要先尝药是否可服，这种习惯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一直持续到整个封建时代。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定都关中。父亲太公思归故乡丰地，凄怆不乐。汉高祖密问左右，侍者回答说：“太公平生所好，皆家乡风土人情，如屠贩少年，酤酒卖饼，斗鸡蹴□之类，今皆无之，故不乐。”刘邦为让父亲高兴，于是在长安城东仿丰地街巷筑城，并迁家乡故旧居此，取名为新丰，以娱太公。（《汉书·地理志》）汉高祖敬爱他的父亲，可以说是竭尽封建帝王之所能了。
至于那时的各级学校，都必须用隆重的仪礼祭祀先圣先师，这也包含着尊老的含义。在祭完先圣先师之后，就要对当地的年高德尊的人表示恭敬和尊重。学校内设置的太傅和少傅，也是遴选德高年长的人担任。而太傅和少傅，主要就是讲授君臣之道和父子之礼的。古人认为：“天生时而地生财，人其父生而师教之。四者（天地父师）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于无过之由。”（《礼记·礼运》）所以，在我国古代祭祀时是以天地君亲师为极则。对待亲老，在具体做法上，有许多明确的规定，要求子女鸡鸣即起，洗漱完毕后就到双亲的卧室，和颜悦色地向父母嘘寒问暖，然后进退有序、行动谨慎地搀扶着老人，把他们的洗漱用具准备好，待父母洗漱完毕之后，就要问双亲需要什么，接着就按照双亲的意愿去准备，态度诚恳。待到父母进完餐后，才能离开。对于父母的起居卧室，每天早晨父母起床之后，作为人子就要把父母的被褥枕头之类的卧具收拾整理好。晚上双亲就寝之前，又把这些卧具按照老人的生活习惯和意愿，重新整理布置好。对于父母的被褥，穿的衣裳，使用的器具，后辈不能任意挪动，更不能随便使用。为长辈准备的食物食品，晚辈不能动用。（《礼记·内则》）
此外，长辈的居室，没有父母的同意，不能进去。如果父母有事呼叫，应该立即答应，并且很恭敬地回答长辈的问题。举止行动要谨慎得体，不能在父母长辈面前嘻哈打笑，喷嚏咳嗽，哈欠伸腰，斜坐伸腿，两目乱视。甚至要求晚辈在长辈面前就是感到寒冷也不能随便加衣服，不准搔痒等等。还经常要给双亲打扫卫生，清洗衣物，为他们准备好洗澡水和换洗衣物用具。
西汉孝景帝时的大臣石奋一家，正是古代社会中实行这些礼仪准则的典型例子。石奋和他的四个儿子，都官至二千石，被当时称为“万石君”。其家以孝谨闻名于当时，即使以礼仪著称的齐鲁儒生，也自叹不如。石奋的次子石庆，年已过花甲，官至郎中令，而他的父亲仍然身体健旺。石庆每次休沐回家看望父亲，一进房门，就悄悄问侍者父亲的身体健康与否，并为父亲洗涤贴身内衣内裤，还不敢让父亲知道。有一次石庆因醉酒，回家进大门时没有下车，这在当时是不礼貌的行为。石奋知道后，拒绝进食。石庆非常恐慌，肉袒向父亲请罪。石奋仍然不宽恕他，直到石庆的哥哥石建和宗族里的其他小辈一起向石奋肉袒赔罪，石奋才饶恕了石庆的过失。石奋一家，可以说是把儒家的敬老思想发挥到了极致。（《汉书·万石君列传》）
此外，如果发现父母做错事情或有过错，子女也应该态度和悦，出言恭敬谨慎地加以劝谏。如果父母心情不好，发怒鞭打子女，即使打得皮开肉绽也不能有怨言。（《礼记·内则》）像汉代的韩伯俞犯了过失，他的母亲鞭笞他，伯俞悲伤哭泣。母亲很奇怪，问道：“往日打你时，从未见你哭泣，今天为何这样呢？”伯俞回答说：“今天您虽然狠狠地打我，我却并不感到疼痛，使我想到母亲已经年迈体衰，所以才悲从中来。”（郑瑄《昨非庵日纂》卷四）韩伯俞此言，可以说是爱戴父母的典型。所以在当时被称为孝子。
孔子的贤徒曾子也是一个很著名的孝子，他认为孝子的养老，要使老年人的心情欢乐愉快，而且，不能违背老年人的意愿，要让他们眼睛看到的和耳朵听到的都是他感兴趣的，令人高兴的事情。至于老年人的居处环境，应当是安稳而舒适的，所吃的东西应是可口的。（《礼记·内则》）这样就把子女对父母所尽的孝道表述得十分具体，要求也极为明确，而且，只要是真心奉养老年人的晚辈都是应该做到也是可以做到的。
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确立了儒家思想在传统文化中的主干地位。于是，先秦儒家思想中关于孝道的理论和具体主张，就逐渐成为人们思想、行为和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规范，为人们所遵循。因此，秦代主张子女与父母分家的思想也就失去了市场，自汉代以后，为了让子女能对父母恪尽孝道，便用法律的方式规定，当父母在世之时，子女不准与父母分居，否则，将判处徒刑三年。（《唐律疏议》卷一二《户婚律》）
中国古代民间敬老养老风俗的形成，首先是由中国长期农业社会所决定的。中国在封建社会产生之前，是持续时期较长的原始社会。就是中国历史跨入封建社会以后，由于生产力进步缓慢，经济发展也较缓慢，劳动主要是靠人力和畜力，生产工具也较简陋。加之其时的自然环境较为险恶，许多地方尚待开发。因此生产发展迟缓，社会变革缓慢。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比较容易满足于现状，从未考虑过自己将要过一种与父辈完全不同的生活，相反倒是对老一代人生活方式的肯定与赞许，他们的未来无非是他们上一代的现在。这就是西方当代人类学者米德所称的“前喻文化”。所谓前喻文化，就是指以农业生产为主要存在形式的社会文化，农业生产和简单的手工技术，创新与变革是很不显著的，更多的是对前辈经验和生产技能的继承和局部的、缓慢的发展变化。这种文化主要是晚辈向长辈学习。老一代人传授给年轻一代的不仅是基本的生产技能与经验，还包括他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对生活的理解，公认的生活方式以及精神追求、价值观念。这样的社会文化里，尊敬老人、孝养老人自然成为人们的一种最为基本的美德和社会舆论。米德这种划分倒不一定完全正确，但却有助于我们认识我国古代农业社会中对老年人的尊重与崇尚的社会基础，这是可以肯定的。
其次，我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无疑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而儒家思想十分强调君臣、父子、夫妇等最基本的人际关系的尊卑观念与长幼序列。孔子思想中关于“仁”的思想，就是以孝悌为根本的。《论语·学而》中即有“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就将孝的观念强调得极为清楚。有亚圣之称的孟子在述及人伦之时，也以父子关系为首要：“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儒家思想在强调父慈子孝的同时，也高度重视君臣关系，而且认为，在家为孝，才有可能事君以忠。这就是《孝经》中所说的“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之意，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在孝子中求忠臣的意思。在儒家学说支配与影响之下，逐步形成了中国民间的敬老、孝老和养老的社会风气。
统治阶级对“孝”的提倡与鼓励，也使得“孝行”成为中国古代敬老养老风俗的重要特征，并且不断发展和长期延续。西汉武帝元朔元年（前128），武帝刘彻发布诏令，为推广教化，移风易俗，要求各地二千石（郡太守）推荐孝廉之人到中央授予官职。（《汉书·武帝纪》）这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举孝廉”之始，从汉武帝以后，成为封建王朝选拔官吏的重要制度，对于“孝行”的鼓励和深入民心，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汉宣帝则从另一个方面鼓励孝行。他在地节四年（前66）颁布诏书说：“导民以孝，则天下顺。今百姓或遭凶灾，而官吏仍迫使他们离家服徭役，伤害了孝子之心。我非常怜悯他们。现在规定：今后百姓有祖父母、父母丧者不必服役，使他们能收殓送终，尽其子道。”（《汉书·宣帝纪》）汉宣帝以减免徭役的方式鼓励对父母的养老送终，得到百姓的欢迎，无疑对民间敬老养老风俗的形成产生了良好的作用。同时，汉代还多次对“孝悌力田”的人加以奖励，仅据《汉书》和《后汉书》中历代本纪的统计，两汉时期对“孝悌力田”的赐爵和赐帛就有二十三次之多。
随着时间的推移，历代王朝对于孝行的提倡方式也不断增加，除了汉代传统的减免徭役租税之外，还有赐予孝子居地美名、表门闾等。如像南朝刘宋文帝时，会稽郡诸暨人贾恩的母亲去世，贾恩居丧过礼。母尚未葬，忽然邻家失火，火势逼近，恩与其妻子桓氏嚎哭奔救，得到邻居的救助，才使亡母的棺木未被烧毁，而贾恩与桓氏却因救火而被烧死。当地官府奏报皇帝，改其里名为“孝义里”，并免除三年的租布，又追赠贾恩以“天水郡显亲县左尉”的官职。（《宋书·贾恩传》）萧齐时的晋陵郡无锡人华宝，父亲被北朝军队俘虏，失去音信，华宝直到七十岁仍不加冠和结婚，要等待父亲归来。齐高帝萧道成下诏给予表门闾的荣誉。（《南齐书·华宝传》）所谓表门闾，就是在孝子所居的里门刻石立碑，以宣扬孝行，表彰孝子。这种做法，到明清时代进一步发展成树立“孝义牌坊”的表彰方式。统治者通过各种物质奖励和舆论宣传，对民间的孝行予以鼓励，自然使孝敬父母的思想行为深入民心。
唐代君主则特别注意宣传儒家关于“孝道”方面的理论。唐太宗让著作郎萧德言教授儿子晋王李治《孝经》，太宗问德言说：“此书中何言为要？”德言回答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君子之事上，进恩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太宗大喜说：“如果能做到这样，足以事父兄，为臣子了。”（《旧唐书·高宗本纪上》）既然提倡“孝行”不但能稳定家庭和社会，还能巩固统治，作用有如此之大，难怪唐代皇帝对于读《孝经》乐此不疲。唐玄宗更进一步，亲自为《孝经》作注，并为此作《孝经注序》，序中说：“我听说上古时代，风俗简朴，虽然有孝敬父母之心，而尊敬父母的礼仪还很简略。到儒家提倡仁义，敬老养老越来越被人们称赞，圣人知道孝行可以教育民众，所以教导人们要尊敬长辈，爱戴父母，使得人们由顺从父母长辈而达到忠诚于君主，使由此立身扬名的准则得到公认。正如孔子所说：‘我志在《春秋》而行在《孝经》。’可见孝行是道德的本源。”（《全唐文》卷四一）
除了大力提倡学习儒家经典《孝经》，以达到教化人心的作用外，唐代还继承汉代对有孝行者给予减免赋役的优待方式，在《赋役令》中明确规定：“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同籍者，皆免课役。”（《新唐书·食货志》）以经济优待和思想教育的方式，双管齐下，使对于父母和长辈的孝行不断受到激励，从而在民间产生巨大影响。这种影响的强化，使中国古代的敬老养老风俗逐渐被纳入封建伦理道德的范畴，形成了一种社会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反过来，这种以孝敬父母长辈为中心的敬老养老行为规范一旦确立，成为社会的强大道德力量，又使得孝敬父母的民间敬老养老风俗得以长期延续。
古代敬老的故事不少，有的还很感人。辅佐刘邦得天下的谋臣张良敬老的故事，是很著名的，这里就不细述。西汉廷尉张释之，为一代重臣，他在老人面前并不以官自居，事迹亦很感人：
王生者，善为黄老言，处士也。尝召居廷中，三公九卿尽会立，王生老人曰：“吾袜解。”顾谓张廷尉（即张释之）：“为我结袜！”释之跪而结之。既已，人或谓王生曰：“独奈何廷辱张廷尉，使跪结袜？”王生曰：“吾老且贱，自度终无益于张廷尉。张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结袜，欲以重之。”诸公闻之，贤王生而重张廷尉。（《史记·张释之传》）
这是一则描绘汉代社会老人的地位的重要史料。处士王生，以擅长黄老之学说而受到征用，但其地位和作用，并不是很大的。他为了能给张释之廷尉做点贡献，采用了当众辱慢大臣的做法，叫张释之在百官会集之时为他系上要掉下来的袜子。袜子不消说是又脏又臭的，可是贵为名臣的张释之不仅不嫌脏臭，也不顾忌当众丢丑，而很恭敬地给他系上袜子。当时许多人都不知道王生这样做的用意。待到王生道破之后，众人才如梦初醒。这段见之于信史的资料至少折射出汉代的下述几方面的问题。首先，汉代老人的社会地位是很崇高的。如果汉代老人在社会上不受人尊敬的话，王生绝不敢倚老卖老，更不敢在三公九卿面前叫廷尉给他系袜子。其次，汉代社会的敬老尊老已形成社会风气与群体意识，这当然与汉代很多皇帝多次下诏敬老、养老和优待老人的措施密切相关。正是因为汉代尊敬老人已经蔚然成风，王生才敢以老自居，叫极有身份的廷尉给他系袜。此外，王生叫张释之给他系袜子，并非是要张为他做点小事，更不是想以此来侮辱张释之，其实他真正的目的是想通过这件小事为张释之赢得敬老尊老的社会声誉。如果汉代社会老人的地位不高的话，尊敬老人又如何能为张释之赢来声誉呢？
其实，尊敬老人、孝敬父母不光是汉代的风气，可以说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习俗。《世说新语·德行篇》记载王祥对待后母的孝行是很感人的，他的母亲在严冬大寒天气想吃鲜鱼，王祥解衣卧冰的故事是人所共知的，王祥也因此而成了一代名人。南朝梁代昭明太子，论地位、论权势在当时都是很不一般的，但他却对老年人特别尊重。当时他手下的中舍人陆襄的母亲年将八十，就很受到优待。昭明太子经常派遣大臣关心、问候老人，并赐给不少的食品和衣物。（《梁书·陆襄传》）
在《南史·始兴王憺子亮传》里有一则史料颇为典型，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包括有地位的人）对老年人的态度以及老人的特殊的社会地位：
新渝县侯□为北徐州刺史，在任弘恕，人吏怀之。常载粟帛游于境内，遇有贫者，即以赈焉。胜境名山，多所寻履。及征将还，钟离人顾思远挺叉行部伍中。□见甚老，使人问。对曰：“年一百一十二岁，凡七娶，存子十二，死亡略尽。今唯小者，年已六十，又无孙息，家阙养乏，是以行役。”□大异之，召赐食，食兼于人。检其头有肉角长寸，遂命后舟载还都，谒天子。与之言往事，多异所传，擢为散骑侍郎，赐以奉宅，朝夕进见，年百二十卒。
侯□对百姓宽容厚爱，关心他治下人民的疾苦，济老赈贫，极有治绩。钟离老人顾思远，年已一百一十二岁，子孙略尽，家庭生活发生了困难，所以在垂暮之年还为刺史服役，由于当时百岁老人极为稀少罕见，所以侯□才将顾思远作为珍品一样进献给皇帝。而皇帝还给予官衔、宅院，经常召见。
对待老年人的爱护与尊重，一般说来，处于和平时期，只要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供给他们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与适当的生活条件，就算尊老敬老了。可是，如果在战争年代或动乱时期，尊敬老人、保护老人要付出重大的代价，有时甚至还要冒生命危险。在宋代周□《清波杂志》卷一〇中，记载了唐代末年爱护老人的一段资料：
有大将王绪，令军中无得以老弱自随，犯者斩。王潮兄弟，独扶其母。绪责之曰：“军皆有法，未有无法之军。汝违吾令而不诛，是无法也。”三子曰：“人皆有母，未有无母之人，将军奈何使人弃其母。”绪怒，命斩其母。三子曰：“潮等事母如事将军，既杀其母，请先母死。”将士皆为之请，乃舍之。亦以其辞正也。或免或不免，系于一时。未几，绪为潮所擒。
动乱年代，战争频仍，王潮舍命救母，是冒着极大的危险的。王绪制定军法，不许老弱随军，揆之以理，似也无可厚非。但是，要一个孝敬老人的军人王潮舍母从军令，当然抉择两难。王潮采取了违抗军令而救老母的办法。他这样做，当然是那个时代人们普遍孝敬老人的群体意识的支配，但也相当危险，说不定自己的命赔上还不一定能救出老母。王绪之所以赦免了王潮老母的死，当然是因为“将士皆为之请……以其辞正也”。这正好表明了尊敬爱护老人的社会基础和那个时代人们的共同认识。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期，封建时代的道德观念进一步地强化与完善，儒家思想以新的理学姿态出现，因此，宋代社会中儒家的思想和传统的伦理道德都有所加强，中国社会中尊老敬老的传统也在宋代继续发扬，并展现出时代的特征，那就是在保证供给年老长辈的生活必需品之外，更重视精神的安慰与儒家信奉的恪守。据宋人文莹《湘山野录》卷中所记，宋真宗准备在群臣里选择一个擅长弓矢、仪表不凡的人以陪伴少数民族派到宋朝来的使者去射箭。当时宋廷中具备这个条件的就只有陈尧咨了。但是，这时陈尧咨正以其文才受到擢升。宋真宗对翰林学士晏元献非常信赖，事情不管大小，都要和他商量。真宗对晏元献说，陈尧咨如果同意改文就武的话，就可授给武官的节钺，并要晏转告陈。此时，陈尧咨的母亲燕国冯太夫人还健在，门风严谨，管教子女也极为严厉。陈尧咨虽贵为大臣，但像这样的改文就武的事自己还不能随便做主，而要首先听从母亲的指示。当陈尧咨把真宗皇帝要自己改任武将的事禀告老母时，老母大怒，命人将尧咨打了一顿，并教训他说：“汝策名第一，父子以文章立朝为名臣，汝欲叼窃厚禄，贻羞于阀阅，忍乎？”这件事终于因陈尧咨老母的反对而作罢。这可以说是宋代尊老敬老的突出事例了。封建国家中最有权威的皇帝，要任命臣下做文官还是武官，这应当说是国家大事，与家庭琐事不可相提并论。而陈尧咨本来只需听命真宗，去做武官就相安无事了，可是陈母敢于教训儿子不遵君命，就是看准那个时代以孝治国的根本方针，而且这种违抗君命居然行得通，足见那个时代对老人意见的尊重。
宋代大文豪苏东坡，上孝于父母，友于弟兄是极有名的，但他对社会上老年人的尊敬与同情，似乎鲜为人知。明人郑瑄《昨非庵日纂》卷三有一段关于苏轼敬老怜老的记述：
苏东坡卜居阳羡，士人邵民瞻为公买一宅，缗五百。公倾囊仅能偿之。卜吉将入居。夜与邵步月至村落，闻一妪哭，甚哀。公与邵推扉入问故，妪言，吾有居传百年，子不肖，举以售人，数世旧业，一旦诀别，所以泣也。坡怆然问所在，即公以五百缗易老。因再三慰抚曰：“此居乃吾所售，不必深悲，当以还妪。”即命取屋券对妪焚之，呼其子迎母还，不索其值。公遂还毗陵，不复买宅。
苏东坡的文才和人品是为人所熟知而乐道的，而他在对待老年人，尤其是贫穷老人方面的事迹，我们除了见之于他的诗文创作之外，还可见于这类资料。苏轼为人正直，胸怀开阔，才能出众，而仕途却十分坎坷，他曾因人诟诬被陷于狱中，又曾两度遭贬黜，遭遇是很不幸的。又因为他为官清正，家境并不富裕。他为了购置一房屋，五百缗已使之倾囊，足见其清贫。可是，当他得知自己购买的房宅竟是一个孤矜老妇的居所时，他毅然放弃了自己的权利，而又不要售方还一点钱，这除了说明那个时代尊敬老人的普遍传统心态之外，更表明苏轼人格的伟大。
就在郑瑄的书中，还记录了明代社会对老人的态度和看法。虽然明代已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晚期，封建思想、传统观念与道德伦理都出现了一些危机，但是，人们对老人的尊重还是被沿袭下来。据郑瑄讲，当时有个人叫娄护，他的友人吕公，年迈无子，家境艰难，于是投奔娄护，吕公与娄护相处，娄妻与吕媪同桌吃饭。天长日久，娄护的妻子颇有烦言，颇感讨嫌。娄护流着眼泪开导他的妻子说：吕公以故旧穷老，走投无路而依托我们，虽然会增添一些负担与麻烦，但从道义上讲，我们不管他们是行不通的。娄妻终于接受了娄护的意见，奉养吕公吕媪终身。
由于历代统治阶级的重视以及各地官吏的褒孝劝孝，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孝悌之家和孝子忠臣。清代大兴人舒铁云，为了在家孝敬年迈的母亲，甚至辞官不就，并说：“昔温太真，东晋之国士也，绝裾违亲，为论史者所惜。吾岂以五品官而置七旬垂白之母于八千里外乎？”从此，辞官居家。（《清稗类钞·孝友类》）一般地说，如果家境富裕，收入厚丰，要做个孝子贤孙并不是很困难的。只要尊重父母的意愿，听从他们的旨意，顺从长辈，经常关心老人的起居健康，嘘寒问暖，使老人舒适而愉快地度过晚年，就可以赢得孝子之名。可是，假如家境贫寒，生活艰辛，要尽孝道，做个孝子就很不容易了。《清稗类钞》里讲的清代太仓老闸镇的冯孝，似乎就不大容易。冯孝子出生于贫寒人家，从小孤苦，靠替人家耕作劳动获取微薄的收入来养活母亲。后来又遇上战乱，无田可耕，屋漏又遭连阴雨，只有靠行乞来养母，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挣扎度日。不久，老母死后，他又靠行乞讨得义冢，把死去的父母合葬在一起。然后，白天乞讨，夜晚住宿在双亲坟侧。每天还从很远的地方捎回一些石块，长年累月，终于靠自己捎来的石头，把双亲的坟地垒成了石垣。冯孝子的事迹实在难能可贵，无怪乎民间谚语中流传着：“家贫出孝子，国难显忠臣。”当然，像清代宁远人曹文清，在道光年间因少数民族地区出现战乱时，他携带老母躲避于山中，后来被乱军搜出，他为了保全老母的性命，竟受刃而死，母亲因此而获免的事，就更值得充分地肯定了。
我国古代民间敬老养老风俗习惯的形成和发展与完善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是我国社会伦理道德中值得肯定并应继承与发扬的内容之一。关于我国民间敬老养老风俗习尚虽然正史中有所涉及，但极为简略；而现存的各种载籍也感零星支离，而且语焉不详。但在官方着力提倡忠孝和社会各阶层普遍重视敬老孝老的社会风气的熏染之下，在我国历史上的确出现过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的孝贤可风的人物。当然其中不乏为孝而孝的沽名钓誉之辈，可是，真正对年老双亲尊敬、爱护、赡养的孝子还是占绝大多数的。此外，就是那些为孝而孝以孝取名的人也总比那些根本就不尊敬老人，甚至虐待、摧残老人的人要好得多。正是各个朝代、各个时期的诸多贤孝之辈的厚笃感人的行为风范，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这种影响积淀下来，起到了移风易俗的历史作用，对我国民间古代尊老敬老风气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例如，辅佐刘邦削平群雄、崛起于天下、一统山河的张良，他不仅尊敬自己的亲老，而且对社会上的老年人也很爱戴。他年轻时落魄于下邳，遇见一个老人把鞋子掉在桥下。老人回头对张良说：“孺子，去把鞋给我拾上来！”张良觉得受了侮辱，握起拳头想打这个老头。但想到他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翁，又强忍住怒气，到桥下拾回鞋子。老人又伸出足说：“给我穿上！”张良又跪在地下为老人穿上鞋，老人才大笑着离去。（《史记·留侯世家》）如果当时社会上没有尊敬老人的传统习惯与时代风气，很难想象当时心境极坏的张良会对老人有那种恭谦尊敬的态度。这则故事，折射了我国古代人们对老年人普遍尊重的社会心态。当然，张良尊敬的老人黄石公，是向他传授了做帝王师的理论的长者，使之成就大业，但这实在不是张良当时所能预先知道的事情。
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古典文献载籍里，保留了一些我国古代民间尊老敬老风俗的资料。唐代诗歌《游子吟》中写道，“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表达了诗人孟郊对慈母厚爱的深切眷念，感动并唤起了一代代的晚辈对老母的深笃之情与报答之意，已传为文学史上的美谈。战国时期的亚圣孟子，也是一个对母亲极为孝顺的典范。就是小说《水浒传》里的造反英雄宋江、李逵以及阮氏兄弟等，尽管他们在反对那个封建制度和阶级剥削、阶级压迫时是那样的坚决果敢，而他们对待自己的亲老，又是那么的孝顺尊敬。宋江因卷入劫夺花石纲而被迫离家上山时，对乃父宋太公临别时一番剖白，令人感动。李逵路遇假李逵即李鬼时，本来将李鬼捉住，怒不可遏地要杀死李鬼，李鬼哀求地称自己家里还有八十多岁的老母，李逵也就手软了，并放走了李鬼。被称为我国古典小说里的高峰《红楼梦》更有不少地方涉及孝道。贾政恨贾宝玉不成器，常常责骂并毒打宝玉，但当贾母心痛宝玉而呵斥贾政时，贾政明知贾母护短，却仍只能赔笑脸，称不是。至于在中国杂剧、传奇、南戏等戏剧节目里，孝子戏更是多不胜数，如《琵琶记》、《安安送米》、《三娘教子》、《灰阑记》、《孝义士赵礼让肥》等等，都从不同角度描绘了那时人们对待亲老父母的尊敬、孝顺的心态。此外，在冯梦龙和凌□初的《三言》、《二拍》小说集里表现的当时人们对老人的态度与价值观念，都可看出民间敬老养老风俗习尚的不同侧面。
正是我国古代各个时期、各个阶层、各个领域的人们都很重视对老年人的尊敬与爱戴，因此，在我国传统道德中，尊老养老才成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而且，这种社会风气与道德观念，不仅广泛存在于神州大地的各个民族之中，而且影响所及几乎遍及整个东南亚地区。在日本、朝鲜等国，人们对老年人的尊敬与爱护，虽然与他们民族习俗、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地域观念等相联系，但受中国传统文化里的敬重老人、爱戴老人的风俗习尚的影响是毋庸讳言的。虽然现代物质文明高度繁荣，人们的价值观念、精神追求与生活习惯也与过去有极大的不同，人际关系和道德标准也和历史上迥然不同，可是，在当今社会里，仍然存在着老年人和老年社会。应当如何对待这些曾经在他们年轻时为社会的物质生产与精神文明上作出过应有贡献的老人呢？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中国古代社会里的尊老敬老与养老的一些积极内容，无疑是值得我们今天认真总结，予以弘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