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静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上发表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演说，发起了他所谓的重整道德、改变社会风气的运动，因为这一运动是从改造国民的生活习惯着手，所以命名为“新生活运动”。接着在短短的四个月内，蒋介石连续六次发表了长篇演说，并颁布了《新生活运动纲要》、《新生活运动须知》等文件。这些演说和文件，对新生活运动的目的、内容和方法作了详尽的说明，成为蒋介石关于新生活运动的理论和方针。
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并不是偶然的。1934年初，蒋介石政府面临内外交困的统治危机。首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已成燎原之势，红色政权遍布南方各省，并且日益扩大。其次，从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沦陷以来，日本侵略者向关内步步进逼，全国抗日反蒋的呼声不断高涨。同时，蒋介石认为，辛亥革命以后“社会秩序纷乱，邪说横行，人多陷溺，莫知所从”。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深感只依靠军事和武力是难以摆脱困境的，便求助于精神的力量。于是，以中国封建道德“礼义廉耻”为基本精神的所谓新生活运动登上了历史舞台。
新生活运动的目的，按照蒋介石的说法，就是通过恢复中国的固有道德“礼义廉耻”，来改造个人，进而改造社会，最后达到民族的复兴。蒋介石援引管仲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提出复兴民族的“最重要的根本前提”，就是恢复中国固有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实践“礼义廉耻”四维。他说：“新生活运动是一个以道德的复活，来求民族复兴的运动。”
新生活运动的内容：第一，以“礼义廉耻”为基本准则。不同时期为适应不同的政治需要，蒋介石对“礼义廉耻”的解释也不同。在新生活运动伊始，他解释为“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又作出了新的解释：“礼——严严整整的纪律；义——慷慷慨慨的牺牲；廉——实实在在的节约；耻——轰轰烈烈的奋斗。”其中，蒋介石特别强调“礼”为四维之首，并把“礼”解释为循规蹈矩、严守纪律，这同历代封建统治者崇尚“礼治”，以防止犯上作乱，维持封建秩序，是一脉相承的。其实，蒋介石的主旨就是以中国封建道德来规范国民行为，巩固其专制独裁统治。
第二，以改造国民“衣食住行”日常生活为实行起点，这是新生活运动的主要内容。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蒋介石把“礼”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礼貌相结合，并在《新生活须知》中作了具体规定。如“食具须净，食物须洁”；“集会入室，冠帽即脱”；“公开场合，遵守纪律”；“闻党国歌，肃然起立”；“约会守时，做事踏实”等。强调教育要“注重食衣住行四项基本生活”。客观地说，其中所包含的把日常生活作为道德教育起点的思想还是符合德育规律的。
第三，以国民生活的“军事化”为最终要求。这也是新生活运动的最终目标。所谓“军事化”，就是通过新生活运动，使全体国民的生活、行为以至于思想，都能够根据“礼义廉耻”的精神，按照“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六项标准，做到“整齐划一”的程度，所谓“绝对的团结，绝对的服从命令”。显然，这样的“军事化”，正是蒋介石巩固其政权所孜孜以求的。
可见，冠以“新”字的新生活运动，虽然贴有某些新式文明的标签（如资本主义的文明礼貌），其本质上却是复古的。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人们普遍追求民主自由，批判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新空气是格格不入的，所以难免其失败的后果。新生活运动的失败，也说明了道德不是超然的，在政治腐败、民生凋敝的情况下，企图只靠这“说教”的运动去改变“颓风败欲”，而让人民生活符合“礼义廉耻”，只能是统治者的一厢情愿。
新生活运动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从1934年2月南昌始倡至1934年7月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成立是创始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是创立运动的理论及制定各种章程。从1934年7月到1937年抗战爆发是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新生活运动虽然声势很大，可收效甚微。从1937年至1949年，这是新生活运动由衰落走向消亡的时期。这时，多数省市“新运”工作停顿，有的也只是点缀门面，虚应文章，终至彻底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