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泉
清政府在内外交困之中，于1901年宣布实行“新政”，发起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教育改革是这次“新政”中的重要内容。它推动了中国教育向资产阶级方向发展，构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体系，由此掀起了一场兴学风潮。
立国治民，兴学为先。1901年8月，清政府颁布诏书，大力提倡兴办学堂。此后，各省陆续举办了一批新式学堂。据统计，至1904年止，仅江苏一省即有学堂99所。由此可以推知当时新式学堂已经初步发展。然而学制的建设却跟不上学堂发展的步伐，建立新学制以适应时代的需要便提上了议事日程。清末新学制开始于1902年的“壬寅”学制，完成于1904年初的“癸卯”学制，两者合称“壬寅·癸卯”学制。该学制详细规定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具体规定了学校系统、课程设置、学校管理、培养目标等方面的内容。“壬寅·癸卯”学制是中国第一个现代学制，它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官学、私学、书院等形式，奠定了我国新型学制的基础，是清末“新政”兴学中的一个核心内容。
“壬寅·癸卯”学制颁行后，为了全面贯彻新学制的精神，巩固学制建立的成果，清政府又在其他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
阻碍学校发展的第一道也是最顽固最根本的堡垒便是科举制的施行。20世纪初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形势，再也不能容许科举制的存在了。张之洞等大臣谨慎地提出递减科举取士名额，通过学堂取士的建议，以逐步削弱科举的地位和影响。清政府于1901年8月第二次明令宣布从次年起废除八股，改试策论。仅有这些还不够，张之洞等人又提出逐渐废除科举的计划，建议尽快建立新式学堂，发展新式教育。清政府迫于形势的发展，遂于1905年接受袁世凯等封疆大吏的奏请，宣布自1906年起停止科举考试，彻底废除了在中国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考试制度，解除了学校教育发展的束缚，宣告旧的取士制度、旧的教育制度在中国的结束，从此之后，中国开始真正进入了向现代教育方向发展的阶段。
废除科举制度之后，教育行政机构的改革便是人们关注的下一个目标。科举制度废除之前，由礼部主管教育行政工作，但礼部并不是管理教育的专门机关。自1898年京师大学堂开办以来，规定由京师大学堂统辖各省学堂，兼管中央教育行政工作，这是中国新式教育行政工作的开始。
为了加强对教育工作的管理，1905年，清政府应山西学政宝熙等的奏请设立学部，作为管理全国教育的行政机关，并将国子监并入学部，在清政府内部排位于礼部之前，表示对教育的重视。学部内分5个司，司下又设11科，各司各科皆有具体的工作职责与责任，以保证中央教育行政机构的正常运行。
在地方教育行政方面，1906年，清政府裁撤各省提督学政和1903年各省临时设立的教育行政机关，另外设立提学使司，专管全省教育事务，由此产生统辖全省的正式的教育行政机关。同年，在各府、厅、州、县设立劝学所，作为基层教育行政机关。1909年，颁布《视学官章程》，将全国划分为12个视学区。地方教育行政机关的设立及视学区的划分，使全国各地教育事务得到有效的管理与控制。从此，中国首次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统一的教育行政系统，为中国教育行政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02年以前，中国没有统一的全国性的教育宗旨，至“癸卯”学制颁行时才明确提出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方针的教育宗旨。1906年，学部重新拟定了“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此宗旨以封建伦理为本，强调“忠”与“尊”，又反映了现代教育发展的要求，通令全国各级各类学校都要依此遵行。直至1912年新的资产阶级教育宗旨确立，清末教育宗旨才被废止。
清末的“新政”兴学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实中进行的，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特征。但我们不可否认，这次兴学确实促进了中国新教育体系的建立，促进了中国教育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