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霖
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是抗战时期组建的一所著名大学。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教育部命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同年10月25日开学；1938年4月再迁云南昆明，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5月4日开学。西南联大先后设立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院26个系。抗战胜利后，1946年西南联大停办，三校分别复员回北京、天津复校。
与其他大学在抗战时期纷纷内迁相似，西南联大师生也经历过长途跋涉之苦。而与其他大学有着显著不同的是，西南联大是三校合作办学的产物。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这三所颇负盛名的大学联合组建而成。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但“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强强联合，有效地发挥了整体优势，培养出了包括杨振宁、李政道等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一大批杰出人才、知名人士。西南联大，是现代教育史上一颗光彩夺目的璀璨明珠。她像一颗流星，转瞬即逝的光芒常常令人久久难忘。
西南联大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克服了种种困难的基础上，教学和科研工作硕果累累。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三校能够几经变动，在昆明重开教业，已属不易，然而开学之后面临的困难同样前所未有：经费短缺，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严重匮乏，师生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国民党加强思想控制，进步师生屡遭打击。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联大师生不畏艰苦，不惧强暴，以“刚毅坚卓”的精神，取长补短，将各校原有的民主自由、严谨求实、活泼创新的传统融为一体，形成了这一时期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共有的一些特点。一是重视基础课教学，强调给学生打下宽厚、扎实的基础。联大的基础课不仅面广、量大，而且基础课的任课教师也多由学术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的教授担任，闻一多、朱自清、陈岱孙、周培源、杨石先等教授都担任着基础课的教学工作。二是学术自由的气氛浓厚，课程安排灵活。家学渊源和治学传统各不相同，学术观点和政治倾向大不一致的专家、学者云集，因此就出现了在讲坛上、在科学研究和指导学生课外活动中各派学术观点自成一家，各抒己见的“争鸣”局面，联大学生大饱耳福。三是定期的学术报告会和不定期的学术讲座既为教师们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心得提供了舞台，也成为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四是对学生严把质量关，要求甚严，陈岱孙先生就曾令一位将《国际贸易》之“际”字写作“济”和“暨”的学生改修“大一国文”，学生中因为成绩不合格而被淘汰的比例很高。西南联大为学生打下的坚实基础以及灵活而又严谨的教学方式，给当年的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使他们获益匪浅，念念难忘。杨振宁教授曾称他一生最幸运的是在西南联大读书，“因为西南联大的教育传统是非常好的，这个教育传统，在我身上发挥了最好的作用”。
联大成就的另一方面在于它本身就是民主运动的堡垒，进步师生在联大掀起过一次又一次的爱国民主风潮。联大初期，就建立了中共地下党支部，几个公开的进步社团，如“群社”、“冬青社”、联大剧团等组织，利用壁报、演讲会、时事座谈会等形式，开展了一系列的进步活动。联大学生运动的大爆发始于1942年初的“倒孔运动”，这次运动对大发国难财的孔祥熙作了猛烈的批判。而1945年的五四风潮则是联大民主力量的一次大检阅和大示威，民主教授和进步学生一齐涌上街头，齐声高呼，同声歌唱，震慑了反动势力，团结了各阶层群众。最为惊心动魄的当属“一二·一”运动，国民党特务慑于对联大师生反内战浪潮的恐惧，竟对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下了毒手，4名学生死亡、25人受伤的惨剧震惊了国内外，前后持续四个多月的“一二·一”运动在短短的西南联大史上添上了最为光辉的一笔。
抗战胜利后，各校回迁复办。
西南联大的成功留给了后人无数的启示：为什么在异常艰苦的办学条件下却能够人才辈出？为什么这种条件下名校的合作能够硕果累累？为什么民主的旗帜高高飘扬，学习的热情也能空前高涨？为什么……西南联大有着无数的迷，她本身就是一座需要不断开掘的宝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