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一颗玻璃心，正如一个玻璃天使
1849年10月30日，巴黎，一个晴朗的日子，玛德莱娜教堂（？glise de la Madeleine）正在举行一场葬礼，现场有三四千人。一阵乐声响起，是《降B小调奏鸣曲》，肖邦的曲子，而死者，正是肖邦。这首曲子结束后，一阵天籁般的女声响起，演唱的是莫扎特的安魂曲。这是肖邦自己的遗愿，但是莫扎特的安魂曲大部分都是由女性演唱，而当时举办肖邦葬礼的玛德莱娜教堂从不允许唱诗班里有女性。这使葬礼推迟了将近两周，后来，肖邦的朋友多次跟教堂交涉，终于使巴黎大主教临时同意让那些女演唱者在黑幕帘后演唱。
曲终，几个人起身去抬肖邦的灵柩，其中有两个流亡的波兰王子，几个肖邦的好友：法国画家德拉克洛瓦、德国作曲家迈耶贝尔（Giacomo Meyerbeer）、法国大提琴家弗朗肖姆（Auguste Franchomme）等。他们把灵柩抬上华丽的灵车，然后，几匹黑马拉着这个钢琴王子前往拉雪兹墓地……
今天，我们在拉雪兹看到了这座显眼的墓，一座高高的雕塑，那是一个抱琴沉思的少女，想什么呢？或许她曾经听过肖邦的演奏会，正在回味那美妙的乐声，或许她是爱恋肖邦的众多女子之一，正在一厢情愿构思一出爱的音乐剧。而少女底下的柱子上刻着肖邦的侧面雕像，写着“弗里德·肖邦（Fred Chopin）”
在铁围栏之外，常年鲜花怒放。这里，安葬着肖邦的遗体，而他的心脏，根据他的遗愿，运回故乡波兰，安放在华沙的圣十字教堂里。
巴黎旺多姆广场（Place Vendome），位于巴黎一区中心的中心，被称为“巴黎珠宝箱”，因为法国最高级的珠宝品牌在这里都有专卖店，全法国最豪华的丽兹饭店就在这里的15号，而12号的其中一间寓所，便是肖邦去世的地方。这个美轮美奂、代表着尊贵的房间，是肖邦去世前不到一个月才搬进来的，此时的他，已经是名扬天下，才住得起这么昂贵的地方。
1849年10月17日，凌晨两点钟，患病已久的他躺在华丽的床上，安详的死去，年仅39岁。死前，他交代了遗言，比如，要将他的心脏运回波兰，然后，据说，最后的最后，他说的是：“我多想再见见她啊！”她就是肖邦一生当中最主要的恋人，法国女作家乔治·桑（George Sand）。
自从1847年，两人分手后，几乎就再没见过，甚至，在他病重的时候，乔治·桑曾经派人来打听，却被肖邦的最后一个女人珍妮（Jane Stirling）拒之门外。而在此之前，是近10年的爱情，是肖邦1/4的人生。现在，就让我们回到他们最初相识的时候吧。
1836年，肖邦来巴黎已经将近6年，已经用他的音乐征服了整个巴黎。他是那个时候巴黎音乐厅的宠儿，也是全巴黎最时兴的钢琴教师，想收多少学生就有多少学生，而且学费是最贵的。他上课的时候总是由一个仆人陪同，乘坐马车而来。而他的外表，犹如一首忧郁的诗，削瘦、苍白、英俊、优雅、略带羞涩，穿得整整齐齐，戴着标志性的白羊皮手套，身上洋溢着一股特有的浪漫和梦幻气质。这副样子，该倾倒多少少女人啊！
这一年10月的某一天，另一个著名的音节家李斯特在巴黎的法国饭店（H？tel de France）举办了一个party，出席的名人雅士众多，我们的男女主角，肖邦和乔治·桑（George Sand，1840-1876）也在其中。
肖邦的演奏让闹喧喧的party安静下来，而乔治·桑，穿着一身男装，叼着一根雪茄，四处走来走去。在此，我们有必要先介绍一下这位名女人：乔治·桑，19世纪中后期，整个巴黎人气最旺的女人，是法国历史上第一位女作家，也是倡导女权主义的先驱。出身贵族的她在1832年以长篇小说《安迪安娜》（Indiana）一夜成名，顿时成为整个巴黎文艺圈的女王，无数圈中人拜倒在她的裙下，离经叛道、放荡不羁的她也成为欧洲近代史上第一个“用身体写作”的美女作家。她去世时，给世人留下了110卷作品，被喻为多产的“写作奶牛”。雨果为她写了一篇悼文，评价她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女性”，波德莱尔则骂她为“粪坑”，称她是“伤风败俗的典型”。
不管怎样，在演奏的空隙，他们经李斯特介绍而认识，但仅仅寒暄了几句。事后，她对肖邦赞不绝口，认为他身上有着“某种如此高贵的东西，如此难以形容的贵族气”。而我们高傲的肖邦则说：“多么令人厌恶的女人！她真的是一个女人吗？我对此很是怀疑。”
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不清楚乔治·桑用了什么办法来追求肖邦，总之，到了1838年的夏天，他们的恋情已经是巴黎一个公开的秘密了。我觉得这两个人其实是很相配的，属于互补型的，一个是男性化的女人、强势、果断、热烈，一个是女性化的男人、软弱、犹豫、冷淡。另外，比肖邦大6岁的乔治·桑还像妈妈一样照顾他，他真的就是一个孩子——他们的爱情让我想起了邓肯和叶赛宁的故事。
但他们的恋情在巴黎并不被看好，我猜，大家都认为火一样的乔治·桑会伤害水一般的肖邦。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和乔治·桑在一起之后，肖邦身上的音乐细胞彻底被调动起来，发挥出了非凡的创造力。
从1839年到1843年，每年的夏天，他们都在乔治·桑的家乡，法国中部小城诺顿（Nohant）度过，住在桑的庄园里，一个宁静美丽的地方，有风景优美的草原、古老的石头房子、牧羊人粗狂的歌声。肖邦为这一切兴奋不已，在此创造出大量的作品，如《升C小调谐谑曲》（作品39号）、《玛祖卡舞曲三首》（作品41号）、《G大调小夜曲》（作品37号之二）、《降b小调第一号奏鸣曲》（作品35号）和《升F大调二号即兴曲》（作品36号）等——对这位钢琴诗人来说，桑就是他的缪斯。
他进入了创作的全盛时期，名声也达到巅峰，人们如同赞美一个天使一样赞美他。德国著名音乐家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n）称他的音乐像“藏在花丛中的一尊大炮”，德国诗人海涅（Heinrich Heine）则写道：“他在钢琴前坐下来的时候，我觉得仿佛是一个从我出生地来的同乡正在告诉我当我不在的时候曾经发生的最奇怪的事情。有时我很想问他：‘家里的那些玫瑰花还在热情地盛开吗？那些树还在月光下唱得那么美吗？’”
但是，当他在音乐上越走越顺利时，他那脆弱的生命之花却渐渐的枯萎，肺结核一点一点的吞噬他的健康——他苍白的面容总让我感觉像极一个易碎的玻璃天使，而如今，这尊精美的玻璃人就要破碎了，肺结核像一片乌云遮盖了那颗忧愁的玻璃心。桑成了他的护士多于爱人，已经有两个孩子的桑把他当做第三个孩子，称他为“小天使”、“被深爱的尸体”。而肖邦在病魔的折磨之下，越来越忧郁，他对死亡充满了恐惧，总是处于恐怖的幻想之中，也越来越敏感。
1847年，桑发表了一部新小说《鲁克利兹·弗洛里安妮》（Lucrezia Floriani），这部关于一个女演员和一个病态的王子之间的故事，影射了他俩的感情生活，这个王子被描述成一个敏感、自私、冷酷无情又嫉妒心强烈的人。过分敏感的肖邦无法接受这一切，认为桑是在贬低、嘲笑他。同时，桑也对他不满，因为在她强烈反对女儿的婚事时，肖邦却跑出来支持她女儿，这甚至让桑怀疑他和她女儿有染。这一年的夏天，他没有去诺顿，之后也没再去，至此，他们10年的感情结束了。但其实，肖邦心里并没放下桑，在这年的7月28日，他还给桑写了一封信，结尾是：“时间将证明，我将等待，一如既往。你的忠诚的肖邦……”离开桑之后，肖邦再也没有写出过重要的作品来。
如今，在巴黎，我们还能去到他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比加尔16号（16，rue Pigalle），他们在此住过一年，肖邦也在此教授钢琴课。新奥尔良广场9号（9，square d'Orléans），桑住在一楼（相当于中国的二楼），肖邦则住在地下层（相当于中国的一楼），一直到1849年搬到旺多姆广场。
时光继续往前倒流，我们来到肖邦刚刚到达巴黎之初，那时，初出茅庐的他，住在相对便宜一些的鱼贩大道27号（27，boulevard Poissonnière）——随着他的身份越来越高，他的住处越搬越往中心区。而在这里五楼的一间房子里，举目远眺，就可以看到蒙马特高地一直到先贤祠一大片，几乎是半个巴黎的风光。他爱上了巴黎，兴奋的写信给家人，说巴黎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就是在这里，他开始了长达18年的巴黎岁月。
再往前，就是青春年少的他在波兰的日子了，关于他4岁无师自通能弹琴，7岁自己作曲，8岁登台表演轰动一时等等，都是如传说一般的了，在此就不再赘言。
最后，我想补充一点，在关于肖邦的90%以上的中文资料里，都极力宣扬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几乎把他神化为爱国烈士了但在英文资料里我却看到了完全不同的记载。在《肖邦的葬礼》（Chopin's Funeral）一书中说到，当时的肖邦，从来没有想要在国土解放的那一天回去，1833年沙皇大赦的时候他也没回去；当其他流亡的波兰人天天去教堂为祖国祈祷时，他也不去，也甚少流露出爱国热忱。这些做法导致当时很多波兰流亡者对他很不满，而他对这些人也很不屑，甚至称他们为“低能儿”。
不管怎么说，我认为，作为一名纯粹的艺术家，他到底爱不爱国真的不是很重要，他能把自己的艺术天赋发挥到极致，给我们带来美带来享受就够了，不是吗？而据我个人的感觉，人在国外，只要还有一点点良知，总是本能的会有一种民族主义感和爱国心态的，这也是为什么他死后会要求把心脏运回波兰，而且大多数人都会想着落叶归根的，也算是人之常情吧。所以，这完全是非常正常的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