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幼时便听过这样一句俗话:“天下文章一大抄。”稍大些才知道,古往今来许多名家的经典语句竟也都是从前人那里“抄”来的。
譬如:王勃《滕王阁序》中的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原本是脱胎于六朝文人庾信《马射赋》里的“落花与芝盖同飞,杨柳共春旗一色”;王实甫《西厢记》里《长亭送别》中的名段“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是从北宋文豪范仲淹的《苏幕遮》词中套化来的;毛主席著名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里“天若有情天亦老”一句,干脆是由唐朝诗人李贺的《金铜仙人辞汉歌》里生摘出来的。
不光是诗歌,小说中仿鉴前人的例子同样不胜枚举。明有冯梦龙“抄”宋话本,清有曹雪芹“抄”《金瓶梅》。到了现代,鲁迅更是“抄”到了外国,他的第一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从题目到构思乃至文章体式都“抄”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大师果戈理的同名小说。后来,鲁迅冠冕地称此类做法为“拿来主义”。
新派武侠小说家中运用“拿来主义”的情况也屡见不鲜,自金庸、古龙、温瑞安直到黄易无一例外都有此类记录。这里面既有对旧派武侠的传承,也有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像金庸笔下的“蛤蟆功”与“弹指神功”便是从白羽那里“拿来”的,古龙从日本作家吉川英治的《宫本武藏》里更不知“偷学”了多少招。
武侠大家中最突出的“拿来主义者”当首推梁羽生了。他的武侠处女作《龙虎斗京华》里丁剑鸣镖车被劫,娄无畏、左含英二人争恋师妹柳梦蝶等情节,都明显取自梁极为推崇的民国武侠大师白羽的名篇《十二金钱镖》。
《龙虎斗京华》的巨大成功让梁羽生尝到了“拿来”的甜头,在他早期的小说中不时地模仿以“北派五大家”为代表的旧派武侠作品。比如他就曾多次“拿过”朱贞木的“东西”。细心的读者发现梁羽生的代表作之一《萍踪侠影录》里关于玄机逸士、上官天野与萧韵兰恩怨纠葛的情节,与朱贞木的《虎啸龙吟》一书中陆地神仙、艾八爷与千手观音的那段何其相似,有些细节已近乎抄袭了。而梁的另一部大作《白发魔女传》里的女主角玉罗刹练霓裳,也是依据朱贞木的《罗刹夫人》中女罗刹和罗刹夫人这两个角色的形象与部分细节进行设定的。
此外,梁羽生也注意从西方文学作品中“拿来”。《萍踪侠影录》的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就明显是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模式;而《七剑下天山》对爱尔兰女作家伏尼契《牛虻》的模仿更是不争的事实,因为梁先生自己在《三剑楼随笔》中就讲过:他的《七剑下天山》是有意写成中国的《牛虻》。
不过,梁羽生比起古龙、温瑞安甚至金庸来,都称得上是位中国名士味很浓的旧式文人,他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极为深刻,因此他的作品中更多的是向“老祖宗”那儿去拿。
但凡读过些梁氏小说的都领教过其间星罗棋布的历史掌故和诗词歌赋,特别是梁对唐传奇的索取已到了“贪婪”的程度。红线女、聂隐娘、昆仑奴、空空儿、精精儿、磨镜老人等唐传奇中的人物在梁的《大唐游侠传》、《龙凤宝钗缘》、《慧剑心魔》等小说中通通出场亮相,有的甚至是书中的主角。那些“传奇人物”的故事也成为梁羽生创作的灵感来源。
当然,作为小说大家,梁先生绝不是仅仅停留在简单层次上的“拿来”,他对于那些借鉴来的唐传奇都进行了认真的加工和改造。笔者以为,梁羽生的改进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情节内容的丰富。比如:原本袁郊的《红线传》中写的“红线盗盒”的故事只是讲,唐朝潞州节度使薛嵩有个侍女名叫红线,才艺超群。当时的魏博镇节度使田承嗣打算吞并潞州,薛嵩一筹莫展,红线女自荐去魏博刺探,并说“一更时上路,三更便可复命”。结果不仅准时返回,还偷取田承嗣的金盒。薛嵩便派使者拿着金盒去见田承嗣,田见盒大惊,知薛有高人相助,便打消了吞并之意。但红线女是何来历,为何本领如此高强等问题均无交代。
而到了《龙凤宝钗缘》中,梁羽生将故事放置于“安史之乱”的大背景下,描写了大唐游侠段珪璋与进士史逸如相交莫逆,指腹为婚,并以龙凤宝钗为凭。后来史逸如死于安禄山之手,段珪璋夫妇亦在睢阳城破时以身殉国。段子段克邪为大侠南霁云的遗孀夏凌霜收养,史女史若梅则被安禄山部将薛嵩收养,并改名薛红线。此后薛嵩投降唐王朝,官居潞州节度使,薛红线亦成为官家小姐,但对自己的身世并不知情。待段克邪长大后持龙钗来寻凤钗,其间却与薛红线大打出手,产生了重重误会。之后是薛嵩的夫人对红线言明原委,为报养父母养育之恩,红线才夜探田承嗣府,演出“红线盗盒”的一幕。谁料段克邪也夜探田府,误以为红线前往报讯,又增误会。红线解了潞州之难后,恢复了史若梅的身份,并在困境中得到聂隐娘的帮助,结识了许多江湖豪杰,又经历无数坎坷艰难,终与段克邪结为百年之好。
如此一改,情节不仅显得充实丰满,也更为跌宕多姿、生动好看了。
二、人物性格的完善。许多唐传奇都刻意追求故事的神秘离奇,人物形象性格比较模糊,有的前后矛盾,有的正邪不分。如裴铏《聂隐娘》中的聂隐娘就是一个冷血杀手,后又做了朝廷官员的保镖,身上毫无侠气可言。而梁羽生则将其塑造为有情有义的女侠,多次帮红线女解除其与段克邪之间的误会。梁羽生还大量删除了原作中对聂隐娘的那些神怪妖术的描写。
同样在《聂隐娘》中冷酷自负的杀手空空儿,被裴铏渲染得更为神乎其神,说她“能从空虚而入冥,善无形而灭影”,“人莫能窥其用,鬼莫得蹑其踪”,行刺时若一击不中,便会飘然千里之外。而这样一个鬼怪似的魔女,在梁羽生笔下变成了神偷妙手,其性格也极富于变化。由起初在《大唐游侠传》中的不分正邪、自以为是,经过《龙凤宝钗缘》的情变,到了《慧剑心魔》受侠义道的影响感化,最终收敛心性,归入正道。
还有唐传奇中大名鼎鼎的昆仑奴摩勒,本只是书生崔公子府中的仆人,甚至可能还是位异族的黑奴。因崔生与一品勋臣的歌妓红绡相恋,而那权贵家防卫森严,无缘相会,昆仑奴便凭着惊人的神行术帮主人救出了被囚禁的红绡女,使有情人终成眷属,也就如此而已。可梁羽生却将这一人物定名为铁摩勒,并让其出身绿林世家,且武功卓绝、仁义豪侠,深得江湖好汉们的拜服,后来还被推上绿林盟主的宝座。
梁羽生的这些变动使得人物的思想内涵与审美价值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他在继承传统文化基础上的这种尝试和创意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
其实,大凡作家尤其初习写作者对前人进行借鉴和模仿都是难免的,从文学传承发展的角度来看,“拿来主义”也是十分必要的,正如鲁迅所讲:“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关键是要“拿”得恰当得体,能更好地为我所用,且要有革新、有创意,若能“化腐朽为神奇”则为最妙。
“拿来主义者”必须明白:借鉴模仿只是创作的手段之一,更重要的还是要有自己的“东西”。梁羽生先生便是在不断“拿来”的同时,逐渐摸索、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个人风格,才终成一代武侠宗师的。我们切忌原封不动的照搬和投机取巧的挪用,那便是赤裸裸的抄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