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的弊端导致了两个方向的改革：第一个方向是企业机制的转变；第二个方向是融资体制的转变。我们先从前者谈起。
国有企业的改革总的来说，是以放权让利为主线展开的，它的基本目标是在不改变国有企业制度基本框架的条件下“搞好搞活”企业。放权让利采取了三种主要形式，即“企业下放”、“扩大企业自主权”和“企业承包”。
企业下放是1956～1978年期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最主要的措施。所谓企业下放，就是把隶属于中央的企业下放给省级以及省以下各级地方政府管理。它的逻辑是，国有企业之所以缺乏效率，是因为管理国有企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政府，导致委托—代理链条过长，信息沟通不畅，从而难以做出正确、及时的决策。如果把企业下放给地方政府管理，则可以部分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改善经营决策水平。但是，由于这种权力下放仅仅涉及行政性分权，而没有触及更根本的经济性分权层面，因此没有从本质上改变政府和企业的关系。相反，由于依靠行政命令配置资源的体制天然地要求政令高度统一，行政性分权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集中计划体制的失灵和经济混乱。
1977年以后，企业界和经济界的大多数人否定了企业下放的国企改革方式。他们普遍认同孙冶方的观点，认为国有企业之所以缺乏活力与效率，是因为管得过多、统得过死，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对企业放权让利。1979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等文件，向全国推广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实行利润留成的改革措施。到1980年，它已经扩及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产值60%、利润70%的6 600家国有大中型企业。在改革的初期，企业表现出很大的增产增收的积极性，可是效率却没有明显的提高，而且很快就出现了经济秩序混乱、财政赤字剧增和通货膨胀等弊病。1980年末，中国政府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国有企业也由进行“扩权”改革转向强化企业对完成国家计划的“责任制”，等于又回复到改革前的体制。
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国企改革领导部门的主流意见是认为扩权让利不足，于是他们主张把农村改革的“承包”方式引入工商企业，实行企业承包。1986年12月，国务院提出要推行多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给经营者以充分的经营自主权，1987年中期掀起了企业承包的第二轮高潮，到年底，全国预算内全民所有制企业有78%（其中大中型企业有80%）实行了承包制。但是，承包制同样没有使企业获得充分的经营自主权，也不能实现政企分开和企业间的平等竞争。究其根源，是因为承包制这种制度安排具有本质性缺陷，即在把部分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交给承包者以后，使企业产权的界定变得更加模糊，发包者与承包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加剧，双方相互侵权的行为更容易发生。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除极少数例外，包括企业界人士在内的各界人士都不再认为企业承包制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良好方式。
总而言之，以放权让利为主线的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保持了社会、政治稳定的前提下，改革使国有企业逐步脱离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参与和适应与非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然而，其达到的成效是十分有限的，这主要是因为放权让利的改革没有改变国有企业制度的基本框架，因而未能解决国有企业的很多深层次问题，例如目标多元化的问题、权责不对称的问题、预算约束软化的问题和内部人控制问题等。
在这种情况之下，理论界和实务界逐渐认识到，国有企业的改革仅仅局限于放权让利是不够的，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制度创新，这种制度创新在经过反复争论以后基本达成共识，那就是国有企业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种现代企业制度指的就是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从1986年底就已开始露出苗头。1989年3月4日，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关于1989年经济体制改革要点》，指出：“稳步试行以公有制为主的股份制”，1991年底，大约有3220家成为所谓的“试点股份公司”，1992年以后按“规范意见”全面展开试点工作。1996年底，大约5800家国有工业企业完成其公司化改造，其中一部分已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与企业机制的转变同步进行的改革是国有企业融资体制的转变，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财政主导型融资阶段、银行主导型融资阶段以及引入证券市场融资方式阶段。
财政主导型融资方式的总体特点是：国家主要依靠财政收入以低廉或无偿的方式直接进行社会资金的集中和分配，企业的固定资金和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主要依靠财政资金来支持。财政系统成为资金运动的主动脉，信用融资活动受到抑制，银行业务完全听命于计划和财政部门的安排，并成为财政部门的出纳。企业是政府的附属物，企业的财务收支完全受政府预算控制，国家包揽了企业的全部资金供给。这种融资体制与集中的计划经济一脉相承，其负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由于企业可以无偿使用国家资金，企业对投资效果可以不负任何经济责任。资金的供需双方都不存在效益和自身利益挂钩的问题，盈利是国家的，亏损也是国家的，企业缺乏创新的动力和压力，缺乏追求经济效益的内在动力。（2）财政主导型融资体制必然导致对国家资金的粗放型使用，企业长期追求经济总量的扩张，为扩大产出而不计投入，结果造成了资金大量浪费，资金使用效率低下。这些都表现为企业的大量亏损和财政的不堪重负，比如1975年全国亏损企业亏损额达130.1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财政收入的15.95%；1976年全国亏损企业亏损额达164.8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财政收入的21.22%，扩大企业自主权的结果是财政收入中的企业收入项快速减少。虽然这段时间市场机制的引入使得税收收入相应增加，但是远不足以弥补企业收入的下降，1979年税收收入比上年增加18.54亿元，企业收入却减少79.09亿元；1980年税收收入比上年增加33.88亿元，企业收入却比上年减少57.66亿元，结果是1979～1980年财政连续两年分别出现170.67亿元和127.50亿元的巨额赤字。1978年以后以全国财政预算收入占GDP百分比表示的国家财力明显呈下降趋势，1995年下降到9.7%的最低点，以财政预算内外收入占GDP百分比表示的国家财力也显示了相同的趋势，财政已不可能再为孱弱的国有企业提供无偿的援助了。
随着改革的继续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银行逐渐成为企业筹集资金最重要的渠道。1979年8月，国务院批准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建设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基本建设投资试行贷款办法报告》，从此开始在部分地区和行业试行国有资产投资由财政无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的办法。1984年12月，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部、中国建设银行联合下达了《关于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全部由拨款改为贷款的暂行规定》，决定从1985年起，除了科研、学校、行政单位等没有还款能力的基建投资仍由财政拨款外，其他所有由国家预算安排的具有偿还能力的基本建设投资，全部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这些政策实施以来，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中国家投资所占比重急剧下降。这一比重在1981年为28.1%，1990年下降为9.7%，1997年降至2.8%；相应的，银行贷款比重由1981年的12.7%，上升至1997年的18.9%。在流动资金方面，随着融资体制的改革，国有企业有90%的流动资金来源于银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筹集也逐渐由财政拨款转向银行贷款为主。
国有企业机制转变的滞后使得银行主导型融资方式并未能促进企业硬化预算约束，也没有使之成为独立经营的微观经济单位，负起独立经营者的责任。由于本身缺乏自生能力和存在着一系列政策性负担，国有企业一方面没有能力与非国有企业在市场上竞争；另一方面又可以以这种政策性借口，继续要求政府给予补贴。所以，实际上在实行“拨改贷”之后，国有银行承担着对企业进行补贴的职能，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在财政性明补逐渐减少的同时，从银行贷款的渠道获得越来越多的暗补。这种通过国有银行渠道获得的暗补具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通过获得低利率贷款而享受的补贴，1994年，企业补贴中来自金融渠道的比重高达43.6%；另一种补贴是通过拖欠银行贷款而实际得到的。由于国有企业具有政策性理由为经营不善开脱责任，又由于其承担着城镇大规模就业的保障作用，即使其大幅度亏损甚至经营失败，政府往往用继续贷款的办法维持其运转和开工。其结果是欠款越来越多，以致无力还本付息，很大部分成为银行的呆账坏账。国有企业过高的资产负债比率与国有银行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呆坏账比例就是这个问题的不同反映。
现代企业制度形式，即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要求要有一个证券市场来发行和流通股份，而传统银行融资体制的不堪其累也迫切需要有一个新的融资渠道来缓解银行所背负的沉重负担，同时继续担负起为国有企业筹集资金的重任。这两方面的客观原因促成了我国证券市场的诞生。
虽然已有学者考证过我国民间自发形成的证券市场，但一旦其被纳入政府的管辖和需求范围之内，它就注定了自己主要是为国有企业改制和融资服务的命运了。1990年5月下旬，国务院和国家体改委发布文件，将证券交易市场限定在上海、深圳及国有企业范围内。1992年5月15日国家体改委发布的《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第二章第十条规定：公司化仅限于国有部门，发起人必须是国有部门的中国法人，私人和一切非国有机构均被排除在外。由于担心国有资产的流失和国家控制权的旁落，《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还将股票划分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两类。证券市场这种明显的所有制歧视和为国有企业融资解困服务的政策意图即使在上海、深圳市场已成立并运行数年之后依然清晰可辨，比如中国证监会《关于做好1997年股票发行工作的通知》要求，“为利用股票市场促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1997年股票发行将重点支持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具有经济规模、处于行业排头兵地位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各地、各部门在选择企业时，要优先推选符合发行上市条件的国家确定的1000家重点国有企业、120家企业集团以及100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特别要优先鼓励和支持优势国有企业通过发行股票收购兼并有发展前景但目前还亏损的企业，实现资产优化组合，增强企业实力。”由中国证监会政策研究室编写的《中国证券市场发展报告（1999）》第二章的标题是“发挥证券市场功能，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各节的标题依次是：充分利用证券市场融资渠道，增强国有企业的实力；推动国有企业重组，帮助国有企业解困；促进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
这种政策意图在具体的制度和程序上也得到了切实的保证。比如我国的股票公开发行采取了行政审批制，即实质性审查制度。在2000年以前的长时期中，股份公司上市要经过省级政府推荐、中国证监会批准给予上市名额，然后确定上市额度和首发公募价格等多道行政审批。能够通过层层审批的，基本上都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很少能得到上市的机会。还有，为了让国有上市公司在发行新股时有较高的价格，以便筹到更多的资金，管理当局除了不时发表鼓励性言论，实行“政策托市”外，还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入手来调控市场；在供给方面采取的主要措施一是设立上市额度，“限制扩容”；二是划分“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只让1／3的股票上市流通。在需求方面的主要做法，则是鼓励和组织各种资金入市。证券市场在这种政府“有形之手”的操纵之下果然“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