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际企业联盟存续的合理性进行经济学解释是国内外经济学家、管理学者的研究重点。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国际企业联盟的交易费用解释、博弈论解释、战略管理解释、网络战略理论解释和价值链理论解释。
1.2.1 国际企业联盟的交易费用解释
最早对国际企业联盟进行经济学解释的是交易费用经济学。其中，威廉姆森及其理论继承者的研究最具有代表性。
1.交易费用维度与威廉姆森的“中间边际组织状态”
交易费用维度是威廉姆森“中间边际组织状态”理论的研究起点。威廉姆森认为，交易费用理论存在着交易的不确定性、交易的市场环境、交易的频率等分析维度。以其交易费用及交易费用维度理论为基础，威廉姆森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创新理论，即企业与市场存在着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即后面所指的“市场—企业”二分法）进行了重要理论修补，提出了“中间边际组织状态”理论。威廉姆森（1986，1990）认为，当交易频率、资产专用性和不确定性较低时，市场的协调是有效的，当这三个变量都较高时，企业就会出现，处于二者之间是双边的、多边的和复杂的准市场结构。对于这种准市场结构，威廉姆森称为“中间边际组织状态”。从组织角度看，企业联盟就处于“中间边际组织状态”。与“中间边际组织状态”相对应的治理，被威廉姆森（1990）称为“混合结构”或“混合治理”（hybridgovernance）。一般认为，威廉姆森的“中间边际组织状态”理论，是从组织角度研究国际企业联盟、虚拟企业的开始。威廉姆森对处于市场、企业之间的“中间边际组织状态”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并认为处于市场、企业之间的“中间边际组织状态”是一种“混合制”治理。这种混合制治理包括“长期契约、互惠交易、管制、特许经营”等形式。
2.交易费用理论扩展与“三分法”分析框架
查理得森（Richardson）、波费费尔（Pfeffer）、萨兰赛克（Salancik）等人继承了威廉姆森关于“中间边际组织状态”的研究。他们认为，企业之间活动的互补性、资源的依赖性可以使企业通过多样化的契约安排来实现彼此间协调，企业间长期契约安排可以降低交易成本、生产成本，推动技术开发。拉尔森（Picard Larsson，1993）集威廉姆森、查理得森等人的研究成果，建议用市场、组织间协调和科层企业三级制度分析取代市场和科层企业二级制度分析框架，并称组织间协调为“握手”。我国学者曾繁华所提出的“大陆架”（2001）概念与“组织间协调”在内涵上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随着企业组织结构扁平化趋势加剧，以及企业联盟、虚拟企业等新型组织的大量涌现。“市场—组织间协调—科层组织”三分法逐渐得到学术界与企业实务界的认可。在“市场—组织间协调—科层组织”三分法的理论框架中，企业联盟是“组织间协调”的重要形式。作为20世纪2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组织创新形式，西方学者对联盟的内涵、形态、管理、维系等问题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P。Chemawat，G。Hamel，C。K。Prahalad，1986；V。Pucik，1988等），对联盟从新制度经济学、管理学层面进行理论解释（Picard Larsson，1993）。“市场—组织间协调—科层组织”三分法逐渐取代“市场—企业”二分法。
3.国际企业联盟交易费用解释简评
（1）交易费用理论对企业联盟解释的一般逻辑
战略联盟属于威廉姆森“混合制”或“中间组织状态”的特殊形式。沿着威廉姆森交易费用的分析框架和“有限理性”、“机会主义”、“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市场环境”、“交易的频率”等分析维度，国内外多数学者多对交易费用理论进行扩展，用于解释企业联盟存在的合理性。即：第一，联盟伙伴战略目标的一致性使其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联盟之间荣辱与共，“有限理性”得以抑制；第二，联盟伙伴之间资源互补共享、信息交流相对对称充分，不确定性得以减少；第三，联盟成员间交易的长期性、交易的频繁性以及彼此间的“人质效应”，将在很大程度上抑制联盟成员间在交易中的机会主义倾向；第四，联盟伙伴之间以稳定的交易关系替代市场机制，可以有效降低交易费用与市场风险；第五，联盟成员间的资源互补性和彼此间的“人质效应”，使彼此间专用性资产相互渗透。资产专用性越高，联盟各方保持长期稳定性越有意义，企业之间合作的意愿也越强；第六，缔结或参与战略联盟，可充分利用联盟组织的相对稳定性抵消外部市场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减少由不确定性所引致的交易费用。
企业联盟的交易费用解释是对交易费用理论进行扩展并适用于企业联盟的结果。以交易费用理论对企业联盟进行经济学释义的简单逻辑过程可以表述为：联盟伙伴之间资源互补共享、信息交流充分，彼此间交易频繁，在共同的经营目标、高速的信息传递和惩罚机制的监控下，联盟各方的机会主义与有限理性受到抑制，对不确定性的应对能力增强，交易费用得到有效降低，交易效率得到提升。
（2）企业联盟交易费用理论解释的缺陷
“市场—组织间协调—科层组织”三分法分析框架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认同。以交易费用维度解释国际企业联盟的产生与存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并为交易费用理论的适用性赢得了新的空间。然而，国际企业联盟的交易费用解释框架仍然存在一定理论缺陷。
第一，交易费用理论本身尚不成熟和完善，存在着一定偏颇和缺陷。至今，关于“交易费用”仍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其内涵与外延都相当抽象，难以度量。交易费用理无法解释为什么在相同的市场中，有的企业不断扩大规模、有的企业逐步缩小规模甚至倒闭。在交易费用的理论分析框架中，企业内部的许多因素，如企业生产经营的类型、管理人员的素质，生产技术创新水平、组织结构被抽调；企业外部的市场结构、国家产业政策等被抽调，交易费用成为唯一的研究方法（程恩富，2000）。
第二，交易费用对国际企业联盟的分析是静态的，主要发生在两个企业之间。事实上，企业联盟的构筑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具有多维性，即一个企业根据战略目标，可以同一系列的企业结成同盟，形成一种战略网络体，享受多边利益。
第三，国际企业联盟的交易费用分析以交易费用的维度为基础，即联盟间交易频率大、交易周期长、资产专用性高将有助于降低交易费用。但国际企业联盟的交易费用解释仍非尽善尽美：其一，联盟成员间的合作关系不能抹杀其团队性质，即联盟是合伙性质的团体，联盟团队内部仍然存在偷懒现象和机会主义动机。其二，联盟的缔结，使联盟成员间既存的委托代理关系仍然存在，并可能产生新的代理形式，例如，法律上的表见代理。有代理，就必然会产生代理成本。
第四，国际企业联盟的交易费用解释忽视了联盟成员激励、联盟内部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联盟对市场结构的影响与法律态度等问题，忽视了联盟成员之间的“盗窃”行为。事实上，如果将联盟中的文化冲突、联盟的目标等因素完全抛开，单纯的交易费用理论很难解释为什么大量的联盟组织会在短期内解体。
第五，在威廉姆森的“混合制”分析框架内，包括企业联盟的“中间边际组织状态”激励不如市场强烈，合作不如企业强烈。这使包括企业联盟在内的“中间边际组织状态”仅仅是市场与企业形态的过渡环节，是企业间暂时性的权宜之计。这于现代企业联盟的战略性、全局性、持久性特征显然不符。而且，如果考虑企业联盟作为一种网络体，所体现的不仅仅是要素结合，还要求联盟成员相互信任，着眼于未来收益的开放性和约，则威廉姆森所提出的中间组织状态激励不如市场强烈，合作不如企业强烈的论断将有必要进行修正。
1.2.2 国际企业联盟的博弈论解释
博弈论（GameTheory），是研究博弈局中人各自所选策略的科学，是应用于互斗局势的抽象模型的数学理论方法（张维迎）。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泽尔滕、纳什等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博弈论受到经济学家前所未有的关注。8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企业联盟不断涌现，国内外有学者开始用结盟博弈、合作博弈理论对国际企业联盟进行经济学解释。
1.联盟的竞合性质与“囚徒解放”
国际企业联盟具有竞合性质，即国际企业联盟是一种竞争合作型联盟，联盟成员间既合作又竞争。联盟的竞合性使国际企业联盟与博弈论之间有了基本结合点。因为，博弈也有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之分，结盟博弈与非结盟博弈之别。结盟博弈与非结盟博弈、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的区别在于人们的行为相互作用时，当事人之间是否达成一个有约束力的协议。当事人之间如果能达成一个有约束力的协议，该博弈是合作博弈或结盟博弈；否则，就是非合作博弈或不结盟博弈。合作博弈强调团体理性、强调效率、公正、公平；非合作博弈强调个人理性与个人最优决策，尽管其决策结果可能是效率的，也可能是非效率的（董军，2001）。非合作博弈的博弈双方一般处于“零和竞争”状态；合作博弈的博弈双方处于一种“非零和竞争”状态。国外学者对合作结盟博弈的分析集中于20世纪50年代，例如，纳什（1950）和夏普里（Shaliey，1953）的“讨价还价模型”就属于合作博弈模型（张维迎，1996）。
（1）“囚徒困难”及其前提假定
“囚徒困难”（prisoners，dilemma）是不合作博弈的典型例证，但对其假定条件的研究却是实现“囚徒解放”的前提。因为，“囚徒”要获得“解放”，实现利益最大化，必须改变博弈条件，变更博弈策略，实施结盟或“合谋”战略。
“囚徒困难”矩阵显示：在个人理性的支配下，给定囚徒A坦白，囚徒B最优的选择是坦白，反之亦然。坦白成为囚徒的最优选择。
在“囚徒困难”博弈模型中，尽管“坦白”不是最优决策，但却反映出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在该模型中，除了对“囚徒”的“理性人”假定外，“囚徒困难”的实现还有赖于下列假定条件：①当事人之间没有协议，或当事人之间即使有协议，但缺乏外在的强制执行力，合约背离惩罚机制不完整，威胁不可置信，承诺行动（commitment），即当事人的威胁变得可以置信的行动，尚未展开；②当事人之间信息传导机制不健全，信息传递不畅，或信息传递扭曲；③当事人之间缺乏“信赖”，由于信息不对称，博弈双方对博弈对方的性格、人品等缺乏更深层次了解；④不考虑博弈的频率和博弈的次数，当事人之间的博弈是简单的一次性博弈。
（2）“囚徒解放”：合作博弈替代非合作博弈
在非合作博弈的模型中，“囚徒困难”中的“坦白”决策是博弈参与人在假定条件下的最优选择。换言之，“坦白”实质上是一种次优，是在一定条件作用下的最优抉择，串通或“共谋”抵赖才是其最优决策。我们不否认个人理性的有限性和博弈中的道德风险，但是，如果我们将“囚徒困难”的假定前提进行修正的话，博弈的结果将有质的变化，囚徒的抵赖与合作将成为最优决策。
“囚徒解放”基于下列假定：第一，当事人之间存在周密的协议；第二，当事人之间的协议具有外在的强制执行力，合约惩罚机制完整，威胁置信。合约惩罚机制可能是正式的约束，例如司法，也可能是非正式约束，例如行规或私人暴力。然而，无论是何种约束机制，该机制强大而有效，当事人违约必究；第三，当事人之间的信息传导机制基本健全，信息传递基本畅通，任何一方的背约行为都会为对方了解；第四，当事人之间信息交流充分，博弈参与人对博弈对方的性格、人品等有较大程度的了解；第五，当事人之间的博弈是长期的、重复进行的，博弈的频率较高，博弈的次数较多。
对“囚徒困难”假定条件的修正，将得到下列结果：博弈参与人的机会主义受到抑制、道德风险受到控制，个人理性趋向集体理性，“抵赖”成为最优抉择，“囚徒”得以“解放”，合作博弈正式取代非合作博弈。国际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博弈就属于合作博弈的典型例证。
2.国际企业联盟博弈论分析的理论精髓
博弈策略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国际企业联盟的博弈论解释也分为国际企业联盟的合作博弈解释和非合作博弈解释。
（1）国际企业联盟的合作博弈解释
传统经济学强调竞争，忽视合作。创新经济学集大成者熊彼特也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损益经济，或者成功，或者失败（卢现祥，2003）。然而，20世纪中后期，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市场结构的寡占态势更加明显，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大规模研发所需要的资金和研发风险使单一跨国公司难以负担。跨国公司逐渐认识到“达尔文式”竞争并不是实现企业战略目标的唯一手段，或最佳手段。
“非零和博弈”和结盟博弈给跨国公司极大启示，他们纷纷从“零和博弈”、“不结盟博弈”转向“非零和博弈”和“结盟博弈”，试图从结盟和合作中取得利己又利人的“双赢”的效果。根据布兹·艾伦·汉密尔顿咨询公司的调查结果，企业联盟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昔日的竞争对手变成了盟友，在过去的两年内（1995~1996年间），有52%的联盟是在竞争对手之间建立的。
企业界层出不穷的合作行为促使理论界对合作博弈进行重新审视，并赋予合作博弈新内容，合作博弈与战略联合不再是“垄断”或“图谋垄断”的代名词。Axelrod（1981，1984）指出，博弈双方通过相互合作可以获得比单方背叛或相互竞争更高的经济利益。Brandenberger和Nalebuff（1995）也曾指出，在长期内，企业可以改变博弈伙伴，变更博弈风险、回报支付、改变博弈规则以及博弈范围等方式获得正常的收益。受合作博弈理论启发，乔尔·布利克和戴维·厄恩斯特在其《损人利己时代的结束》一书中提出“协作型竞争”概念，并对协作型竞争的产生、内涵、管理、绩效进行了详尽分析。合作博弈从企业策略层面转入企业战略层面。
将博弈论引入企业竞争战略也引起中国学者的兴趣。简兆权、李垣（1998）曾发表“战略联盟的形成机制———非零和合作博弈”一文，对企业博弈战略管理进行分析；宋华（2001）教授在其“网络化经济时代企业战略联盟的竞争力分析———兼论中国企业的战略合作行为”一文中，对企业联盟的“竞合”性质进行初步分析。卢现祥教授（2003）从市场经济是交换经济角度看，将市场竞争分为三个层次：最高层次是在竞争中利人又利己；其次是损人利己；再其次是损人不利己。“利人又利己”是企业间的协作竞争与合作博弈，是对“零和竞争”的放弃。卢现祥教授认为，利人又利己型竞争是竞争的最高层次。
企业联盟的“非零和博弈”可以用下图表示。企业A与企业B合作，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双方从中受益，博弈受益分别为15、15；为有限的资源展开“零和”竞争时，双方两败俱伤，受益为5、5；一方竞争，对方合作时，合作方受益为0，竞争方受益为18.合作成为最优决策。
（2）国际企业联盟的非合作博弈分析
联盟竞争是企业竞争的最高类型，企业缔结联盟的目的是为了竞争，而非消灭竞争。因为，在联盟内部与联盟之间，竞争与合作在时间与空间上并存。联盟的竞争性意味着联盟中与联盟之间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共存，非合作博弈对结盟企业仍然适用。博弈策略模型中，存在着四种非合作博弈模型，即“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3.国际企业联盟博弈论解释简评
将博弈论引入企业联盟的分析框架，是企业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创新。多数经济学者也认为合作比纯粹的竞争更能带来效率。因为，经济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的建立可以减少市场经济中的不确定性，降低市场风险，可以大大降低交易费用。然而，国际企业联盟的博弈论解释也并非无懈可击。
第一，合作博弈矩阵主要适用于对企业A和企业B来讲都是崭新的领域，或不相同或不相关联的产业，合作博弈不能使合作各方完全摆脱“左手挥拳，右手握手”的局面，合作不能完全取代竞争；尽管企业联盟的合作博弈解释并不排斥非合作博弈在时空上并存，但如何实现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的结合，现有理论并没有进行深入探讨。
第二，合作博弈的当事人之间存在着大量的隐性协议，其约束机制更取决于商业信誉、商业道德，而非正式的约束，例如司法强制力。合作博弈关于当事人之间存在周密协议假定和合约惩罚机制完整，威胁置信假定在实践中尚无充分例证，联盟解体的概率极高。在联盟内部，如何形成科学的联盟冲突机制成为联盟所面临的首要问题。
第三，合作博弈模型中，合作博弈双方关于信息披露的范围与程度存在两难选择：披露范围小、程度低，将被视为对联盟缺乏诚意；披露范围过宽，则有可能泄露商业信息与技术秘密。如何保证联盟合作的长期性，保证联盟博弈的多次性和重复性，是联盟维持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第四，在国际企业联盟的博弈分析框架中，企业联盟体现为一种合作博弈、同盟博弈。博弈策略、博弈技巧成为对博弈各方的基本技能要求。然而，现实竞争中，局中人的博弈收益不仅取决于其博弈策略、博弈技巧，更取决于局中人（联盟成员）的博弈能力，即核心竞争力，联盟成员在联盟中的地位和从联盟中获得的收益主要取决于其核心竞争力的有无和强弱。具有核心能力的企业处于联盟的中心，成为“联盟盟主”，缺乏或具有较少核心能力的企业处于联盟网络的边缘。
第五，在国际企业联盟的合作博弈分析框架中，联盟各方于信息交流充分，理解和承诺是合作博弈成功的关键。然而，学者研究发现，联盟成员间的理解和承诺（Holm，1996），联盟成员间的相互信任（Birnberg，1998）固然可以延长联盟的延续时间，但机会不对称、道德风险和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欺诈背德行为是联盟面临的首要问题。联盟离不开“猎枪规则”和“价格竞争”（Minehart，1999）。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有限理性、机会主义的永存特性并不因为联盟缔结而得以解决或缓解，联盟的生命归宿表现为或者解体，或者通过并购走向一体化。
1.2.3 国际企业联盟的价值链解释
价值链理论是迈克尔·波特教授的理论创造。迈克尔·波特在其代表性著述《竞争优势》（1985）中，将企业界定为“用来进行设计、生产、营销、交货以及对产品其辅助作用的各种活动的集合”，而企业的价值创造过程可分解为一系列互不相同但又相互关联的增值活动，其总和构成“价值系统”。其中每一项经营管理活动就是这一“价值系统”中的“价值链”。国际企业联盟的价值链解释认为，缔结联盟，改造企业价值链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战略举措。
1.迈克尔·波特的联盟竞争战略与企业价值链管理
（1）价值链与企业竞争策略：缔结联盟
根据迈克尔·波特的价值链理论，价值链由两种价值活动构成，即基本价值活动和辅助价值活动，但“价值链”并不是独立价值活动的简单算术集合，“价值链”各环节、各种价值活动之间的协同互动，彼此影响，任何一个环节的运行质量、运行效率都直接影响到其他环节的效率和效益。
以价值链及价值链各环节的联系为出发点，在迈克尔·波特在其竞争战略中引进了战略联盟的概念。迈克尔·波特将战略联盟定义为企业之间的长期协议，该协议使企业间的关系既超出了正常的市场交易，但又未达到合并的程度，这种长期协议包括技术许可证、供应协定、销售协定和合资经营等形式。战略联盟的价值链解释以价值链“节点”的联动性和单个企业价值链“节点”优势的有限性为基础。在迈克尔·波特的价值链理论框架中，企业组建联盟，不仅必要而可能。因为：
第一，不同企业对优势“节点”的占有状况不同要求企业缔结联盟。
根据价值链理论，不同企业处于价值活动的不同“节点”，各个“节点”对企业整体价值链、对企业基本价值活动和辅助价值活动的贡献度不同，而不同企业对优势“节点”的占有状况也不相同。通过缔结联盟，改善对优势“节点”的占有状况是企业实现竞争目标的可行性选择。在迈克尔·波特看来，梳理、整合、培育企业价值链成为企业竞争优势提升的关键。因为，企业“竞争者价值链之间的差异是竞争优势的一个关键来源。一个产业中企业的价值链可能会因为产品线的不同特征、买方、地理区域或分销渠道的不同而有所区别。然而，一个企业的这种次级的价值链是密切相关的，而且也只能在业务单元价值链的范围内被认识”。
第二，价值链的各个“节点”互相联系，联动互进。
价值链的各个“节点”并不独立，各个“节点”互相联系、互动促进。价值链各个“节点”的相互联系为企业通过缔结联盟培育竞争优势提供了机会。迈克尔·波特曾举例说明，供应商价值链和企业价值链之间的联系为其竞争优势提供了机会。因为，供应商联系意味着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不是“零和游戏”，而是一种各方都能受益的“正和游戏”。企业通过影响供应商价值链的结构，或者通过改善企业和供应商价值链之间的关系，常常有可能使企业和供应商双方受益。以价值链为基础，迈克尔·波特将企业联盟分为横向联盟和纵向联盟。生产企业与营销企业之间的合作与互补属于横向联盟，供应商、销售渠道的价值链之间的联盟属于纵向联盟。
（2）缔结联盟与企业竞争策略实现
根据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和竞争战略理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基本战略有三种：成本领先、标歧立异和目标集聚。迈克尔·波特同时认为，联盟是扩展景框而无需扩展企业，联盟的优势至少表现为：其一，联盟使各种活动共享而无须进入新的产业细分市场、地理区域与相关产业；其二，联盟是无须实际整合而获取纵向联系的成本或歧异优势的一种方式，它可以有效克服完全独立企业之间协调的困难。因为：
第一，缔结联盟有助于实现成本领先战略。在迈克尔·波特看来，成本领先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基本竞争战略，是企业赢得竞争优势的基本手段，而价值活动的成本行为受规模经济、学习、生产能力利用模式、价值链联系、企业内部与其他业务单元的相互关系、价值活动的纵向整合、时机选择、自主政策、地理位置和政府法律工会、本土化规定等机构等因素驱动。对企业而言，获取成本优势的方法有二：控制成本驱动因素和重构企业价值链。控制成本驱动因素，是指企业可以采取有所不同、效率更高的方式来设计、生产、分销或销售产品。重构企业价值链，是指企业通过对其价值链的审视、梳理和整合，使价值链变得更加有效率。
缔结联盟，重构价值链是实现成本领先的重要途径。因为，确定企业的价值链是成本分析的起点。企业在识别其价值链之后，必须把营业成本和资产分摊到各种价值活动中，即营业成本应分摊到它们发生的活动中，资产应分摊到使用、控制或对其使用影响最大的活动中，共享价值活动的成本和资产应分摊到业务单位的价值链中。通过缔结联盟，生产工艺、分销渠道、新原材料供应等价值链“节点”的成本将会得到有效控制。
第二，缔结联盟有助于实现标歧立异战略。标歧立异主要是指产品的独特性。标歧立异驱动的因素包括政策选择、企业内部之间的联系、企业与企业的联系、供应商联系、销售渠道联系、时间性、位置、学习和模仿、一体化、规模与制度等因素。经营歧异性来自于企业的价值链。企业通过自己的价值链，例如，产品、后勤系统、定货系统、销售队伍等影响买方价值链，减少买方成本、提高买方效益、响应买方价值观念，发现全新的价值链以增加标歧立异的可能性。缔结联盟是企业实现标歧立异战略的重要途径。因为，通过缔结联盟，企业能快速发现消费新趋势、产品新趋势，实现差异化经营。
第三，缔结联盟有助于实现目标集聚战略。迈克尔·波特认为，企业价值链具有异质性，每个企业只能在价值链的某个环节或部分环节具有优势，不可能在价值链的所有环节都具有竞争优势。因此，各个企业应在审视自己价值链的基础上，实施目标集聚战略，将公司业务集中于公司最具有竞争优势的价值链环节。缔结联盟有助于实现目标集聚战略。因为，通过缔结联盟，企业可以将其优势资产、优势能力集中于价值链的某一环节，实现“归核化”经营。
2.国际企业联盟价值链释义扩展：“增殖伙伴关系”
价值链的各个“节点”互相联系、互动促进使国际企业联盟有了较为合理的理论基础。迈克尔·波特及其理论承受者多从价值链角度对国际企业联盟进行解释。约翰逊和劳伦斯（Johnsonand Lawrence，1998）在迈克尔·波特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增殖伙伴关系”的概念。约翰逊和劳伦斯认为，企业联盟的意义在于通过形成一种合作伙伴关系获取竞争优势。因为，单个企业所完成的仅仅是一系列价值增值活动的其中一部分，这些活动相互叠加将构成整条“增值链”。每个企业只有通过缔结联盟，调整自身的增殖活动以适应价值链上的其他公司，才能使拥有互补战略环节的企业之间在联盟中发挥整合优势。
国际企业联盟的价值链分析和“增殖伙伴关系”理论在国内学者的研究中也具有重要地位（秦斌，1998；陈耀，2002；黄丽薇等，2002）。其中，史占中（2001）先生的研究可能最为系统，最具有代表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其研究成果可以视为国际企业联盟的价值链解释基本范式的延伸。
史占中先生在其所著《企业战略联盟》一书中，经过对迈克尔·波特的价值链理论进行初步分析，指出，企业建立企业联盟的原动力是为了达到“双赢”的协同效果。史占中先生的研究同时表明，联盟成员在核心专长的价值链环节展开合作、进行互补，将使整个价值链的价值得以在更大程度上得到创造。因为，共享价值链的企业通过建立联盟关系，在对相关业务活动中相互合作，可以大幅度降低协调成本；联盟伙伴间的战略协同，可以减少共享价值活动总的妥协成本；联盟的松散性和灵活性，可以避免共享中的僵化成本；联盟企业的合作还会产生显著的规模经济和学习效应。总之，联盟中的企业在共享价值链上将获得更多的“净竞争优势”。
3.国际企业联盟价值链解释的新进展：“归核化”
“归核化”理论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归核化”（re-focusing），是指将企业的业务建立在最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价值链部分。“归核化”理论同时认为，一些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总想增加、扩大业务，例如新的计划、新的系统、新的战略、新的课题。然而，其结果则是给自己套上枷锁。而撤退、放弃一些业务，则可以与增加一些业务的行为媲美。“归核化”战略的要旨是：（1）把公司的业务归拢到企业最具有竞争优势的行业上；（2）把经营重点放在核心行业价值链上自己优势最大的环节上；（3）强调核心能力（corecompetence）的培育、维护和发展；（4）重视战略性外包的地位。企业归核化战略可以分为主动型归核化和被动型归核化。前者是指为确保领先竞争者的地位，而主动实施归核化战略，后者是指在内困外忧下被迫实施归核化战略。
价值链理论与“归核化”理论的同质性。因为，任何企业都只能在“价值链”的某些环节上拥有优势，而不可能拥有全部的优势。为达到“双赢”的协同效应，彼此在各自的关键成功因素———价值链的优势环节上展开合作，可以求得整体收益的最大化，这是企业建立战略联盟的原动力。而企业归核化战略要求把公司的业务归拢到企业最具有竞争优势的行业上，把经营重点放在核心行业价值链上自己优势最大的环节上。从这种角度上讲，“归核化”与价值链理论一脉相承，“归核化”与价值链在理论上具有契合性。即价值链分析是企业实施“归核化”战略的基础，而“归核化”是价值链理论的实践形式和战略运用。
首先，价值创造的“节点”性质要求企业发展自己最具有增值潜力的环节。因为，任何企业都只能在“价值链”的某些环节上拥有优势，而不可能拥有全部的优势。企业为赢得战略优势，必须整合价值链上的价值活动，实现成本领先、标歧立异和目标集聚。如前文所述，约翰逊和劳伦斯（Johnsonand Lawrence，1998）的“增值伙伴关系”和“增殖链”，同样要求企业通过缔结联盟调整、确定自身的增殖活动环节。可以认为，处于企业价值链环节各“节点”的企业，对其价值链的整理与归并过程实质上是企业实施归核化战略的过程。
其次，“归核化”具体措施的实施过程也是企业价值链的优化过程。企业实施归核化战略的措施具有多样性，包括：（1）出售非核心业务和撤销相关机构；（2）收购；（3）分拆，即为强化核心业务将公司分拆；（4）战略性外包等。然而，无论选择哪种形式，企业必须对自己的价值链进行分析，确定其独特的、具有竞争优势的价值“节点”，并对独特的、具有竞争优势的价值“节点”进行培育与强化。
4.国际企业联盟价值链解释简评
迈克尔·波特（1985）的价值链理论及其价值系统分析工具，为战略联盟理论的构建确立了一个基础性的分析框架。作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管理理念创新，价值链理论风靡一时，并成为国际企业联盟理论解释的起点。
国际企业联盟价值链解释的合理性主要体现在：（1）价值增值是企业多种价值活动的集合，这种价值活动，可能发生在上游，可能发生在价值创造的下游；可能发生在基本价值创造环节，也可能发生在辅助价值创造环节。企业竞争优势的培育可以通过基本竞争战略，即成本领先和标歧立异，得到实现。而对企业价值链进行梳理和整合是企业实施成本领先、标歧立异和目标集聚战略的前提与关键；（2）企业不可能在价值链的所有环节都具有竞争优势，为实现价值增值最大化，企业应细分价值链，确定最具有增值潜力的价值“节点”；（3）价值链理论与“归核化”理论具有契合性，不少巨型跨国公司通过整合价值链，实施“归核化”战略取得了巨大成功；（4）企业价值创造活动及其“节点”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协同互动。企业在明晰其价值链基础上，可以通过联盟是扩展竞争景框，使竞争从“零和”走向“非零和”；（5）基于价值链理论的企业联盟解释为企业网络理论的产生起了启蒙作用。因为，从系统的观点看，众多企业价值链的两两合作、多边合作将组成了一张价值网，价值“节点”上的企业和联盟成员有可能被看做网络的“节点”。
然而，企业联盟的价值链解释也并非尽善尽美，无懈可击。首先，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及企业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波特的价值链理论明显地显现出对企业内部认识的不足及对外部环境研究的静态局限（陈耀，2002），波特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分析限于企业成本、质量和营销等问题表层，企业的本原、企业的边界、企业能力等基本问题被忽略；其次，企业联盟的价值链理论局限于静态分析，对基于链条而产生的企业动态联盟网络缺乏深入研究；再次，价值链共享是联盟的原动力，但以联盟合作创造“净竞争优势”（史占中，2001），要求联盟成员信息交互和共享。价值链理论虽然隐含“信息即是价值”的新观念，但由于其分析方法的静态性，信息的重要性常常被忽略，处于战略联盟环节的成员成为价值链上的孤岛。
1.2.4 国际企业联盟的网络竞争战略解释
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组织行为学已经充分认识到网络的意义（李新春，2000）。在社会网络中，人是社会中的人，企业是社会中的企业。各个企业通过正式或非正式合约、通过股权或非股权相连接，就构成了企业网络。国际企业联盟是跨国企业之间的网络，网络竞争战略理论向企业联盟进行移植是国际企业联盟网络竞争战略解释的核心。
1.网络竞争战略：国际企业联盟网络释义的理论支撑点
长期以来，经济学界对企业网络的研究则相对滞后。究其原因有四：其一，组织和行为本身具有“不可琢磨”性（罗特里斯伯格，1977），在经济学上难以形成具有一般适用性的理论框架（李新春，2000）。其二，20世纪80年代以前，网络技术普及程度有限，企业间信息传递手段传统滞后，企业家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网络竞争的战略意义。其三，企业的交易费用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和价值链分析等学科尚处于探索与争鸣阶段，缺乏产生网络经济学的理论氛围；其四，全球经济处于一体化的发展和探索阶段，企业竞争空间相对狭小。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竞争”、“新技术”的出现，企业网络战略率先引起管理学者的关注。1988年，Jarillo在《战略管理杂志》上公开发表《战略管理》一文，激起战略管理学者对网络与网络竞争等问题的浓厚兴趣。一批关于网络管理的著述也先后问世。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网络与组织：结构、形式和行为》（N。NohriaandR。E。ccles，1992）、《联盟与网络》（P。Gulati，1998）、《转型中的网络》（Madhaven，KokaandPrescott，1998）等。网络、网络竞争、网络管理终于映入管理经济学的研究视角。
管理学界、经济学界对企业网络的广泛关注有着深刻的经济与技术原因。即网络型组织的兴起，网络竞争战略的广泛采用与“新竞争”、“新技术”、“新结构”息息相关，即“新技术”、“新竞争”、“新结构”分别为网络竞争战略提供了技术基础、战略理论基础、产业组织基础。
“新竞争”是与“传统竞争”相对立的概念。传统竞争模式的基本范式为：企业组织结构科层化，大型企业，特别是超大型企业、巨型跨国公司是国内外市场竞争的主体；科层企业的竞争优势主要依托自身的资金、技术、知识、经验、能力等内部资源，而非外部资源；科层企业竞争的竞争思维是达尔文式的“零和”竞争，你死我活，优胜劣汰。“新竞争”是对传统竞争模式的超越与创新，强调企业组织的柔性、扁平化和企业网络，强调企业间的正式与非正式联系，强调对外部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企业间资源互补与共享。在“新竞争”模式下，企业下组织特征主要体现为企业网络以及企业之间在纵向和水平方向上的联系（Nohria，1992）。企业网络内部以合作、资源共享的方式创造竞争优势，而网络外部则是一种动态的竞争关系。
“新技术”主要是指计算机与网络技术的扩散与广泛采用。20世纪70~80年代以来，高新技术，特别是通讯技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企业之间的联系更加便捷，企业统一决策，分散、灵活生产变的可能（李新春，2000），企业跨区域、全球化经营决策变得更加有效。网络成为企业决策、企业竞争的重要手段，甚至成为重要的竞争战略。“新技术”为“新竞争”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与支持。
国际市场结构的新变化也要求企业采取“新竞争”战略。至20世纪80年代，国际市场上已经历经4次大规模并购，国际市场结构呈现出网络型寡占态势，企业竞争出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格局。在网络寡占市场结构下，企业基础、竞争方式和管理与传统寡占都有所不同。企业之间通过正式和非正式安排，进行合作研发、设置进入的屏障、协同行业内的多样化布局、确定影响新产品标准的研究方向、选择商业化的时机和市场出售价格。
2.国际企业联盟网络战略解释的一般逻辑
国际企业联盟的网络战略解释可以从组织角度和竞争战略角度进行。从组织角度看，企业联盟是企业网络的实践形式。国际企业联盟的网络解释建筑在下列逻辑分析之上：企业联盟作为企业间纵向或横向联合的方式，是特定企业为了实现某种战略目标，以股权安排和契约安排的形式形成的企业网络，联盟成员分别成为企业网络的连接点，即在组织外观上看，企业联盟呈现出网络特征。从企业战略角度看，企业联盟是网络竞争战略的具体实践，即网络中的企业以正式和非正式安排，以实现技术研发、排除竞争对手、锁定未来客户、获准市场进入等公司战略。
一般认为，处于网络中的企业和企业网络竞争可以获得两方面的竞争优势（Gomes-Casseles，1996）：一是团体优势（group-basedadvantage），即企业从网络团体以及从网络的管理中获得的优势；二是来自于企业特定能力而获得的竞争优势（firm-basedad-vantage）。因为，网络具有“甩出效应”或“公共财”特征（李新春，2000）。
将企业网络管理理论延展至企业联盟，则企业联盟网络作为企业间的网络化系统，具有下列绩效：有助于提高本企业资源的使用效率，避免已有资源浪费，减少沉淀成本；有助于企业扩大对资源的使用界限；有助于降低转置成本，实现外部规模经济；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进入和退出壁垒，提高了企业战略调整的灵活性。同时，通过企业网络将组织的各部分松散地结合起来，有利于保持组织的灵活性，能够较好地适应市场因产品和技术周期缩短、竞争激烈所导致的动态发展要求，提高企业对环境、技术和市场急剧变化的适应能力。
从网络角度对企业联盟进行分析在理论界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战略联盟概念的创始人———简·霍肯兰德和家罗杰·奈格尔对联盟的初始定义就是以联盟网络为出发点。简·霍肯兰德和家罗杰·奈格尔认为，企业联盟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对等经济实体的公司，为了共同的战略目标，通过各种协议而结成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要素水平式双向或多向流动的松散网络型组织体。
国际企业联盟的网络解释偏重于管理学层面，将联盟网络与企业竞争战略相联系；国际企业联盟的交易费用解释侧重于企业经济学层面，将企业联盟与企业组织相联系。事实上，国际企业联盟的网络解释与交易费用解释具有同质性。在学者的研究思路中，企业网络、联盟网络是介于公平市场和层级组织之间的一种组织形式（Therelli，1986），是“组织化的市场”。以计算机信息网络为技术基础的企业网络可以有效降低交易费用。因为，处于网络中的企业可以缓解有限理性、抑制机会主义、降低不确定性、提高交易频率、降低资产专用性、改善市场环境（解树江，2002）。
3.国际企业联盟网络战略释义简评
联盟的网络特征是组织间活动联系的客观反映。国际企业联盟的网络解释作为一种重要的理论创新，具有经济学贡献。其主要贡献表现为：（1）国际企业联盟的网络解释模糊了企业边界，扩大了企业的活动空间，有助于联盟成员价值创造、资源共享、知识转移与信息对流。（2）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现代技术的发展为网络解释提供了技术基础。而国际企业联盟的网络解释也充分考虑到现代网络技术发展使企业间联系更加紧密、互动更加协调的现实。（3）国际企业联盟的网络解释具有技术与物质基础，但又突破联盟的技术因素与组织外观，将企业联盟网上升至为企业基本竞争战略高度，从而发展了企业战略理论。企业联盟是企业网络战略的实践形式，企业联盟的不断涌现使企业网络战略理论更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4）在某种程度上，企业网络竞争战略理论是价值链和交易费用理论的延伸。尽管国际企业联盟的网络解释偏重于管理学层面，国际企业联盟的交易费用解释侧重于企业经济学层面，但战略联盟的出现使交易费用理论、价值链理论与网络战略理论有了基本的结合点与实践平台。
然而，国际企业联盟的网络战略解释也存在一定的逻辑缺陷：（1）网络竞争战略是企业战略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产物，侧重于管理学学科。换言之，企业网络战略是实践的产物，以之解释企业联盟，有以现象解释现象的嫌疑，在企业经济学上，缺乏严谨性；（2）在国际企业联盟的网络解释理论框架中，虽然暗含着交易费用解释和价值链解释，但并不深入，即管理经济学和企业经济学虽然有了某种程度的结合，但从现有著述看，缺乏更深入的分析；（3）在国际企业联盟的网络解释理论中，信息传导机制被忽视，企业的资源基础被忽视，企业联盟最终没能与企业核心竞争力培育直接联系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