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前边论述的“两个利益集团的形成”和“两个信息失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可以合并证明，说明其一而其二自明的话，那么“两个割裂”却有着质的区别。笔者认为，割裂党的历史和现实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政策选择的错误，或者说是认识和方法的错误，而党和人民群众关系的割裂则是党的宗旨动摇和转移的表现，是党内既得利益集团形成的必然后果，是亡党的必然的、根本的因素。所以必须分而证之。
1.割裂了党的历史和现实的辩证关系
以往的现实成了历史，今天的现实承接了历史，今天是明天的历史。现实中的诸多问题，都能够在历史中找到原因，现实本身也可能成为未来问题的原因。这些大白话说明了历史的连续性，历史可以批判，但不应被篡改；可以求证，但不可以假设；可以为历史遗憾，但不可以因此而停滞不前。
苏共在对待自己的历史上就犯了割裂历史的错误，表现了十足的历史唯心义。而错误的症结，主要反映在对党的早期领袖斯大林的评价和对其遗留问题的处理上。
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中，建立了突出的功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第一，领导苏联人民迅速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使苏联这个落后的农业国一跃而为世界上先进的工业国。第二，领导苏联人民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捍卫和巩固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第三，领导苏联党和国家，积极支援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支援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和建设，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第四，在领导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在一些方面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但是，斯大林也犯了系列严重的错误。
第一，在经济方面。把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工业化的唯一道路并使之绝对化，造成苏联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长期失调，影响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也影响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违背自愿原则而强制推行全盘集体化，侵犯农民利益，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忽视农业基础建设，使苏联农业生产力受到破坏，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初，苏联的粮食产量还未达到 1913 年的水平。特别是经济体制存在着严重的弊病，表现为所有制形式过于整齐划一，部门管理体制过于集中，片面强调指令性计划，排斥市场机制，以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忽视经济杠杆作用。这些弊病的存在，严重抑制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活力和动力。
第二，在政治方面。愈来愈深地陷入不能自拔的个人崇拜之中。他违反和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个人专断，把个人的地位和权力置于党的领导集体之上，破坏了党内民主，使党内的封建家长制和一言堂现象日趋严重。不能正确对待党内斗争，把稍有不同意见的同志都当作敌人来对待，采取过火措施，甚至从肉体上加以消灭，错杀、错批了一大批优秀党员和干部。错误估计阶级斗争形势，混淆不同性质的矛盾，把许多无辜的群众当作敌人来对待，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政治体制上也存在着很多弊病，主要表现为高度集权，以党代政，干部委任制和终身制，法制不健全，民主无保障，缺乏有效的人民监督。
第三，在对外关系方面，存在着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以及大党主义的倾向。外交政策过于僵硬，在某种程度上造成自我封闭的局面。在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交往中，以领导中心和老子党自居，发号施令，粗暴干涉别人内部事务。对与别国的一些领土争端，处理不当，甚至恃强凌弱，吞并领土，瓜分势力范围。
这些错误的产生，有其复杂的根源。但无论如何，这些错误，不仅在当时就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而且对后来长时期内的苏联社会以及国际共运、国际政治，都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
苏共在对斯大林的评价上失去了基本的辩证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因而使许多评价缺乏公正，更谈不上全面，错误说过了头，批判不实事求是。特别是赫鲁晓夫，作为斯大林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不作任何自我批评，不承担任何责任（更不敢如邓小平言：“过去许多事，对的有我的分，错的也有我的分”），把错误片面地抽象地归结于个人品质。苏共于 1956 年 6月20日《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是在苏共二十大后四十多天公布的，仍然强调斯大林的错误是其“不好的性格”起了作用。1957 年，赫鲁晓夫在会见文艺界人士时说：斯大林的错误，“在许多方面是他的个性，他性格中的重大缺点造成的”。这是很常识的错误，人们不禁要问，在那个时候，苏共千百万干部、党员都干了些什么？没有了历史的条件，没有了体制的原因，所谓“个人品质”就发挥不了作用，因而“个人品质”说也就说服不了人，甚至说服不了自己。什么都不能说服的结论，必然会导致人们思想的混乱，价值观的混乱和历史虚无主义。当面目全非的党史呈现在苏联人民和广大党员面前时，人们就有了深重的被愚弄的感觉：人们信仰的党原来仅是被“个人品质”支配的党，人们崇尚的价值观原来是一种个人意志，人们深为自豪的党史，原来是一片虚假和黑暗。因而人们当然地失去了对党的信任，人们当然地不愿生活在这样的党的领导下，当然地不愿生活在这样的体制下。人们没有了方向，也没有了选择，有的只是等待、静观。苏共垮台时人民的“平静”，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历史一如既往地告诉我们，在恢复历史的真实时，不应该在历史上树立一个漫画式的斯大林，不然的话，就把这段漫长的历史以至我们自己漫画化了。
我们当然没有必要为斯大林遮掩什么，这样做只会使我们犯错误；我们也当然地不赞成夸大其错误，丑化其本人，尤其把错误仅仅归于个人的作法，因为那不仅是丑化了我们自己，而且犯了唯物史观上常识性的错误。现实的根深扎于历史之中，我们没法斩断历史，我们同样不能归罪于历史，所谓“历史造成”，请问又是谁造成了历史？历史是人的历史，现实是人的现实，一切都是人的创造物。“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成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斯大林的错误当然是人的错误，对斯大林评价的错误同样是人的错误。改造错误的人，改造人的错误，同样要靠人。“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所犯的错误中学习，从痛苦的检验中学习”信哉，斯言！斯人已长逝，斯党亦长逝。作为后来人，当铭记的，永远是斯人、斯党之教训。
2.割裂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
党不是同群众隔离的组织，党一开始就和群众有着密切联系。马克思主义政党尤其如此。因为共产党不是在议会体制内产生的，它的存在只能靠广大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因此，工人阶级政党要联系群众，并不是完全为了选举，而是由党的性质和历史使命决定的。共产党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是人民群众的公仆，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也不追求特殊利益，因此党把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唯一宗旨。共产党最大的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苏共在这个最不应该出问题的方面恰恰出现了最大的问题。问题的根本还是党内利益集团的形成。
尽管《苏联共产党章程》也承认“党为人民而存在，并为人民服务”，“共产党员的力量在于人民的信任，我们认为这是自己最大有政治资本，并力求珍惜它，而且要愈益加深这种信任。要永远牢记党的奠基人和领袖的卓越遗训：生活在群众中，了解情绪，了解一切。理解群众。善于接近，取得群众的信任。斯大林也把人民比作大力神的母亲安泰，以比喻党的力量源泉。
无论理论上是多么清楚、完备，甚至令人感动。但苏共的实际是：党内既得利益集团与广大人民利益尖锐对立。论题是“割裂”，实际上不仅是割裂、脱离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既得利益集团对人民是巧取豪夺，甚至只是“豪夺”。苏联已经从世界大战的废墟中重建起工业和军事优势的基础，成就震惊世界。“但是苏联人民生活的悲惨情况几乎仍同三十年代原始积累时期那样地令人惊心，甚至比那时更加难以忍受。广大人民靠洋白菜和土豆生活，穿得破破烂烂，住在肮脏的茅棚里。苏联最先进的机床厂，与美国同类工厂一样地有效率；但它一般欠发达的消费工业却比美国至少落后一个世纪。苏联公民消费的货物，只及美国的不到三分之一、甚至不到四分之一。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膨胀，住房问题简直无法解决。在一些首府所在的城市，通常是几家人合住一间房和合用一个厨房。政府对于人民的困境几乎没有做什么事情，因为重建被破坏城市的工作进行得太慢；在一片废墟和贫民窟的背景前斯大林又命令建筑了一些富丽堂皇的大厦和纪念物，它们装饰的不雅是无与伦比的，成为官场虚夸和粗俗的象征。最坏的还是农业情况。在斯大林统治的最后四年中，平均每年谷物的收获量仅为八千万吨，而 1940 年是九千五百万吨，政府以半价购买了近一半的谷物产量，但城市人口的粮食供应仍然处于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城市居民每周只消费不到半磅肉和四分之一磅的油脂。农庄缺乏人力、拖拉机、农机具、运输工具和肥料。”
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经济目的利用惩罚机关、法院、刑事判罪、监狱、劳改营，对饥饿的农民“偷拿”一小把麦穗或一小桶土豆，对工人因上工迟到 21 分钟以上，因生产质量差的产品，因在工厂中超过定额储备某些材料等等，而施加严厉的惩罚。
这些，说“豪夺”过分吗？
历史事实说明，不少政治集团执政后就利用手中的权力攫取本集团和执政官员的私利，结果形成了一个欺压人民、侵害人民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团。一个执政党内如果有了这样的特殊利益集团，着眼点和努力方向就会偏移，政党性质、党员干部的政治信念就会发生蜕变。正因为这样，最终会被人民抛弃。所以，党内既得利益集团是执政安全的根本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