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听着一面望后退，但驴上底人节节迫近前，她正在急的时候，手指一攀，无情的枪子正穿过那人底左胸，那人从驴背掉下来，一声不响，轻轻地摊在地上，这是她第一次开枪，也没瞄准，怎么就打中了！她几乎不信那驴夫是死了，她觉得那枪底响声并不大，真像孩子们所玩的一样，她慌得把枪扔在地上，急急地走进前，摩那驴夫胸口，“呀，了不得！”她惊慌地嚷出来，看着她底手满都是血。
她用那驴夫衣角擦净她底手，赶紧把驴拉过来。把刚才抢得的东西挟上驴背，使劲一鞭，又望北飞跑。
一刻钟又过去了。这里坐在树底下披着老羊皮的少妇直等着那驴夫回来。一个剃头匠挑着担子来到跟前。他也是从城里来，要回家过年去。一看见路边坐着的那个女人，便问：
“你不是刘家底新娘子么？怎么大雪天坐在这里？”女人对他说，刚才在这里遇着强盗，把那强盗穿的什么衣服，什么样子，一一告诉他。她又告诉他本是要到新街口去买些年货，身边有五块现洋，都给抢走了。
这剃头匠本是她邻村底人。知道她新近才做新娘子。她底婆婆欺负她外家没人，过门不久便虐待她到不堪的地步。
因为要过年，才许她穿戴上那套做新娘时的衣帽；交给她五块钱。教她进城买东西。她把钱丢了，自然交不了差，所以剃头匠便也仗着义气，允许上前追盗去。他说；“你别着急，我去看看到底怎么一回事。”他说着，把担子放在女人身边，飞跑着望北去了。
剃头匠走到刚才驴夫丧命的地方，看见地下躺着一个人。
他俯着身子，摇一摇那尸体，惊惶地嚷着：“打死人了！闹人命了！”他还是望前追。从田间底便道上赶上来一个巡警。郊外底巡警本来就很少见，这一次可碰巧了。巡警下了斜坡，看见地下死了一个人，心里断定是前头跑着的那人干的事。他于是大声叫着：“站住！往那里跑呢？你？”
他蓦然听见有人在后面叫，回头看是个巡警，就住了脚。
巡警说：“你打死人，还望那里跑？”
“不是我打死的。我是追强盗的。”
“你就是强盗，还追谁呀？得，跟我到派出所回话去。”巡警要把他带走。他多方地分辩，也不能教巡警相信他。
他说：“南边还有一个大嫂在树底下等着呢。我是剃头匠，我底担子还撂在那里呢。你不信，跟我去看看。”
巡警不同他去追贼，反把他抓住，说：“你别废话啦，你就是现行犯，我亲眼看着，你还赖什么？跟我走罢。”他一定要把剃头的带走。剃头匠便求他说：“难道我空手就能打死人吗？
您当官明理，也可以知道我不是凶手。我又不抢他底东西，我为什么打死他呀？”
“哼，你空手？你不会把枪扔掉的？我知道你们有什么冤仇呢？反正你得到所里分会去。”巡警忽然看见离尸体不远处有一把浮现在雪上的小手枪。于是近前去，用法绳把它拴起来，回头向那人说：“这不就是你底枪吗？还有什么可说么？”
他不容分诉，便把剃头匠带往西去。
这抢东西的女人，骑在驴上飞跑着，不觉过了清华园三四里地。她想着后面一定会有人来追，于是下了驴，使劲给它一鞭；空驴望北一直地跑，不一会就不见了。她抱着那卷脏物，上了斜坡，穿入那四围满是稠密的杉松的墓田里。在坟堆后面歇着，她慢慢地打开那件桃色的长袍，看看那宝蓝色孔雀翎帽，心里想着若是给大妞儿穿上，必定是很时样。她又拿起手镯和戒指等物来看，虽是银的，可是手工很好，决不是新打的。
正在翻弄，忽然像感触到什么一样，她盯着那银镯子，像是以前见过的花样，那不是她底嫁妆吗？她越看越真，果然是她二十多年前出嫁时陪嫁的东西，因为那蜀上有一个记号是她从前做下的。但是怎么流落在那女人手上呢？这个疑问很容易使她想那女人莫不就是她底女儿。那东西自来就放在家里，当时随丈夫出门的时候，婆婆不让多带东西，公公喜欢热闹，把大妞儿留在身边。不到几年两位老亲相继去世。大妞儿由她底婶婶抚养着，总有五六年的光景。
她越回想越着急，莫不是就抢了自己底大妞儿？这事她必要根究到底。她想着若带回家去，万一就是她女儿底东西，那又多么难为情！她本是为女儿才做这事来。自不能教女儿知道这段事情。想来想去，不如送回原来抢她的地方。
她又望南，紧紧地走。路上还是行人稀少，走到方才打死的驴夫那里，她底心惊跳得很厉害。那时雪下得很大，几乎把尸首掩没了一半。她想万一有人来，认得她，又怎么办呢？想到这里，又要回头望北走。踌躇了许久，至终把她那件男装大氅和皮帽子脱下来一起扔掉，回复她本来的面目，带着那些东西望南迈步。
她原是要把东西放在树下过一夜，希望等到明天，能够遇见原主回来。再假说是从地下捡起来的。不料她刚到树下，就见那青年的妇人还躺在那里，身边放着一件老羊皮和一挑剃头担子，她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只想着这个可给她一个机会去认认那女人是不是她底大妞儿。她不顾一切把东西放在一边，进前几步，去摇那女人。那时天已经黑了，幸而雪光映着，还可以辨别远近。她怎么也不能把那女人摇醒，想着莫不是冻僵了？她捡起羊皮给她盖上，当她底手摩到那女人脖子的时候，触着一样东西，拿起来看，原来是一把剃刀。这可了不得，怎么就抹了脖子啦？她抱着她底脖子也不顾得害怕，从雪光中看见那幅清秀的脸庞，虽然认不得，可有七八分像她初嫁时的模样。她想起大妞儿底左脚有个骈趾，于是把那尸体底袜子除掉，试摩着看。可不是！她放声哭起来。“儿呀”、“命呀”杂乱地喊着。人已死了，虽然夜里没有行人，也怕人听见她哭，不由得把声止住。
东村稀落的爆竹断续地响，把这除夕在凄凉的情境中送掉。无声的银雪还是飞满天地，老不停止。
第二天就是元旦，巡警领着检查官从北来。他们验过驴夫底尸，带着那剃头的来到树下。巡警在昨晚上就没把剃头匠放出来，也没来过这里，所以那女人用剃刀抹脖子的事情，他们都不知道。
他们到树底下，看见剃头担子放在那里，已被雪埋了一二寸。那边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搂着剃头匠所说被劫的新娘子。雪几乎把她们埋没了。巡警进前摇她们，发现两个底脖子上都有刀痕。在积雪底下搜出一把剃刀。新娘子底桃色长袍仍旧穿得好好地；宝蓝色孔雀翎帽仍旧戴着；红绣鞋仍旧穿着。在不远地方的雪里，检出一顶破皮帽，一件灰色的破大氅。一班在场的人们都莫名其妙。面面相看，静默了许久。
（原载1931年《小说月报》22卷6号）
解放者
大碗居前底露店里坐满了车夫和小贩。尤其在早晚和晌午三个时辰，连窗户外也没有一个空座。绍慈也不短到那里去。他注意个个往来的人，可是人都不注意他。在窗户底下，他喝着豆粥，抽着烟，眼睛不住地看着往来的行人，好像在侦察什么案情一样。
他原是武清底警察。因为办事认真，局长把他荐到这城里来试当一名便衣警察。看他清秀的面庞。合度的身材，和听他温雅的言辞，就知道他过去的身世。有人说他是世家子弟，因为某种事故，流落在北方，不得已才去当警察。站岗的生活他，已度过八九年，在这期间，把他本来的面目改变了不少。便衣警察是他底新任务，对于应做的侦察事情自然都要学习。
大碗居里头靠近窗户的座，与外头绍慈所占的只隔一片纸窗。那里对坐着男女二人，一面吃，一面谈，几乎忘记了他们在什么地方。因为街道上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绍慈就转过头来偷听窗户里头底谈话。他听见那男子说：“世雄简直没当你是人。你原先为什么跟他在一起？”那女子说：“说来话长。我们是旧式婚姻，你不知道吗？”他说：“我一向不知道你们底事，只听世雄说他见过你一件男子所送的东西，知道你曾有过爱人；但你始终没说出是谁。”
这谈话引起了绍慈底注意。从那二位底声音听来。他觉得像是在什么地方曾经认识的人。他从纸窗上底小玻璃往里偷看一下，原来那男子是离武清不远一个小镇底大悲院住持契默和尚。那女子却是县立小学底教员。契默穿的是平常的蓝布长袍；头上没戴什么，虽露光头，却也显不出是个出家人底模样，大概他一进城便当还俗罢。那女教员头上梳着头，灰布袍子，虽不入时，倒还优雅。绍慈在县城当差的时候常见着她，知道她底名字叫陈邦秀。她也常见绍慈在街上站岗，但没有打过交涉，也不知道他底名字。
绍慈含着烟卷，听他们说下去。只听邦秀接着说：“不错，我是藏着些男子所给的东西，不过他不是我底爱人。”她说时，微叹了一下。契默还往下问。她说：“那人已经不在了。他是我小时候的朋友；不，宁可说是我底恩人。今天已经讲开，我索性就把原委告诉你。”
“我原是一个孤女，原籍广东，那一县可记不清了。在我七岁那年，被我底伯父卖给一个人家。女主人是个鸦片鬼，她睡的时候要我捶腿搔背，醒时又要我打烟泡，做点心，一不如意便是一顿毒打。那样的生活过了三四年。我在那家，既不晓得寻死，也不能够求生，真是痛苦极了。有一天。她又把我虐待到不堪的地步，幸亏前院同居有位方少爷，趁着她鸦片吸足、在床上冗睡的进候，把我带到他老师陈老师那里。我们一直就到轮船上，因为那时陈老师正要上京当小京官。陈老师本来知道我底来历，任从方少爷怎样请求，他总觉得不妥当，不敢应许我跟着他走。幸而船上敲了钟，送客的人都纷纷下船，方少爷忙把一个小包递给我，杂在人丛中下了船。陈老师不得已才把我留在船上，说到香港再打电报教人来带我回去。
一到香港就接到方家来电请陈老师收留我。
“陈老师、陈师母和我三个人到北京不久，就接到方老爷来信说加倍赔了人家的钱，还把我底的身契寄了来。我感激到万分，很尽心地伺候他们。他们俩年纪很大，还没子女，觉得我很不错，就把我底身契烧掉，认我做女儿。我进了几年学堂，在家又有人教导，所以学来进步得很快。可惜我高小还没毕业，武昌就起了革命。我们全家匆匆出京，回到广东，知道那位方老爷在高州当知县，因为办事公正，当地底劣绅、地痞很恨恶他。在革命风潮澎涨时，他们便树起反正旗，借着反清的名义，把方老爷当牛待遇，用绳穿着他底鼻子，身上挂着贪官污吏的罪状，领着一家大小，游遍满城底街市，然后把他们害死。”
绍慈听到这里眼眶一红，不觉泪珠乱滴。他一向是很心慈，每听见或看见可怜的事情常要掉泪。他尽力约束他底情感，还镇定地听下去。
契默像没理会那惨事，还接下去问：“那方少爷也被害了么？”
“他多半是死了。等到革命风潮稍微平定，我义父和我便去访寻方家人底遗体，但都被毁灭掉，只得折回省城。方少爷原先给我拿包东西是几件他穿过的衣服，预备给我在道上穿的。还有一个小绣花笔袋，带着两枝铅笔。因为我小时看见铅笔每觉得很新鲜，所以他送给我玩。衣服我已穿破了，惟独那笔袋和铅笔还留着。那就是世雄所疑惑的‘爱人赠品’。
“我们住在广州，义父没事情做，义母在民国三年去世了。
我那时在师范学校念书。义父因为我已近成年，他自己也渐次老弱，急要给我择婿。当时虽不愿意，只为厚恩在身，不便说出一个‘不’字。由于辗转的介绍，世雄便成为我底未婚夫。
那时他在陆军学校，还没有现在这么荒唐，故此，也没觉得他底可恶。在师范学校的末一年，我义父也去世了。那时我感到人海茫茫，举目无亲，所以在毕业礼行过已后，随着便行婚礼。”
“你们在初时一定过得很美满了。
“不过很短很短的时期，以后就越来越不成了。我对于他，他对于我，都是半斤八两，一样地互相敷衍。”
“那还成吗？天天挨着这样虚伪的生活。”
“他在军队里，蛮性越发发展，有三言两语不对劲，甚至动手动脚，打踢辱骂，无所不至。若不是因为还有更重大的事业没办完的原故，好几次我真想了结了我自己底生命。幸而他常在军队里，回家的时候不多。但他一回家，我便知道又是打败仗逃回来了。他一向没打过胜仗：打惠州；做了逃兵；打韶州，做了逃兵；打南雄，又做了逃兵。他是临财无不得、临功无不居、临阵无不逃的武人。后来，人都知道他底技俩，军官当不了，在家闲住着好些时候。那时我在党里已有些地位，他央求我介绍他，又很诚恳地要求同志们派他来做现在的事情。”
“看来他是一个投机家，对于现在的事业也未见得能忠实地做下去。”
“可不是吗！只怪同志们都受他欺骗，把这么重要的一个机关交在他手里。我越来越觉得他靠不住，时常晓以大义，所以大吵大闹的戏剧一个月得演好几回。”
那和尚沈吟了一会，才说：“我这才明白。可是你们俩不和，对于我们事业底前途难免不会发生障碍。”
她说：“请你放心。他那一方面，我不敢保。我呢，私情是私情，公事是公事，决不像他那么不负责任。”
绍慈听到这里，好像感触了什么，不知不觉间就站了起来。他本坐在长凳底一头，那一头是另一个人坐着。站起来的时候，他忘记告诉那人预防着，猛然把那人摔倒在地上。他手拿着的茶杯也摔碎了，满头面都浇湿了。绍慈忙把那人扶起，赔了过失，张罗了一刻工夫。等到事情办清以后，在大碗居里头谈话的那两人已不知去向。
他虽然很着急，却也无可奈何，仍旧坐下，从口袋里取出那本用了二十多年的小册子，写了好些字在上头。他那本小册子实在不能叫做日记，只能叫做大事记。因为他有时距离好几个月也不写一个字在上头，有时一写就是好几页。
在繁忙的公务中，绍慈又度过四五个星期的生活。他总没忘掉那天在大碗居所听见的事情，立定主意要去侦察一下。
那天一清早他便提着一个小包袱，向着沙锅门那条路走。
他走到三里河，正遇着一群羊堵住去路，不由得站在一边等着。羊群过去了一会，来了一个人，抱着一只小羊羔，一面跑，一面骂前头赶羊的伙计走得太快。绍慈想着那小羊羔必定是在道上新产生下来的。它底弱小可怜的声音打动他底恻隐之心，便上前问那人卖不卖。那人因为他给的价很高，也就卖给他，但告诉他没哺过乳的小东西是养不活的，最好是宰来吃。
绍慈说他有主意，抱着小羊羔。雇着一辆洋车拉他到大街上，买了一个奶瓶，一个热水壶，和一匣代乳粉。他在车上。心里回忆幼年时代与所认识的那个女孩子玩着一对小兔，她曾说过小羊更好玩。假如现在能够见着她，一同和小羊羔玩，那就快活极了。他很开心，走过好几条街，小羊羔不断地在怀里叫。经过一家饭馆，他进去找一个座坐下，要了一壶开水，把乳粉和好，慢慢地喂它。他自己也觉得有一点饿，便要了几张饼。他正在等着，随手取了一张前几天的报纸来看。在一个不重要的篇幅上，登载着女教员陈邦秀被捕，同党底领袖在逃的新闻。匆忙地吃了东西，他便出城去了。
